吴铭：政府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政府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吴  铭

　　本想批评一下张某《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一文。可惜，网上找不到。我向一位朋友要了如下内容，只能就这些内容进行一下评说了。

　　以下是朋友介绍的张某的观点：

　　在谈到解决贫困问题时，张某写到，政府和慈善机构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可以有所作为，“但我们必须明白，扶贫的钱形式上是政府或慈善机构给的，本质上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张某指出，政府和慈善机构能做的只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里，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里，不可能无中生有，“正是企业家创造了财富，政府和慈善机构才有了可用于扶贫的钱”，如果企业家没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政府和慈善事业也无法扶贫。

　　张的文章想要回应两个大问题，首先是中国经济走向非市场化的趋势，他希望捍卫市场机制，防止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其次，是要反驳共同富裕不能靠三次分配来解决，而是要把注意力放在靠市场经济创造更多财富上。

　　本文只讨论：政府的钱，究竟是从哪来的？是不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答案是否定的，政府的钱，是发行的，发行权，是货币的灵魂；政府的钱，与企业家无关。

　　相反，企业家的钱，是政府通过各种政策送给的。

　　政府是干么的？历朝历代，古今中外，所有的政府，都自称代表全民的利益。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有些例外，只代表全国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利益，也是占99%以上的人的利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声称自己只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尽管私有制政权实质上代表少数剥削阶级的利益。

　　总之，所有政府，都理应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是声称代表全民利益。

　　周朝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臣”；自秦始皇起，中国的所有中央和割据政权都强调“官山海”，比“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又具体一步。就是说，这天底下的人力、物力，都归中央政权所有、支配，都是中央政权的财富，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经营权全归皇上。

　　皇帝、丞相等人不可能直接去自己或者亲自带着人去种粮食、做衣服、造兵甲、带军队、修长城、挖运河。怎么才能动员征集“普天之下”“官山海”的人力、物力呢？

　　货币。

　　货币是干什么的？货币是中央政权动员、征集、使用天下人力、物力的重要手段甚至是决定性手段。动员对象，通常有国有企业，比如秦始皇汉武帝的盐铁铜专营企业，汉朝的常平仓商业体系，还有私有生产者，普通农民，以及大中小商人。

　　请注意，中国古代王朝，没有银行；中国古代的货币，流通最广的是铸造的铜钱，不是黄金白银。铜钱，可以发行；而黄金白银，不能发行。

　　中央政权直接铸造货币，然后，以拨款的方式交给办事大员，去办理重大政治、经济、军事事务。办事大员所承办的事务，即是发行领域。比如，却生产武器装备，那就意味着发行领域是武器装备这个重工业领域；办事大员、承担武器装备生产的“企业”，属于发行对象。

　　中央政权还可以以拨款的方式把钱赏给自己的臣下，去采购自己需要的商品——这个发行对象、领域无法控制，但发行数量、发行时机可以控制。

　　粮食、布匹、丝绸之类的生活用品，中央政权并不用货币购买，而是通过税赋的方式，直接征收。人力动员，也是直接征调。这是政权的应有之义。

　　所以，请注意，我只是说货币是动员天下人力、物力的重要手段，甚至决定性手段，没有说是唯一手段。

　　如果中央政权与群众的关系好，比如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占压倒性优势、封建社会的国有制企业占国民经济的相当大比例，那么，在动员征调人力物力方面，对货币手段的依赖就小。如果中央政权与群众疏远，那么，在征调人力物力方面就相应地更加依赖发行货币这个手段。

　　中央政权发行的货币，在完成对人力、物力的征调动员之后，便相应地积累在私有企业和小生产者手中，这就构成了私有资本。

　　私有资本，也是可以征调相应的人力物力的，就是开办企业，或雇用工人、养奴隶，或者直接从市场上采购商品。

　　私有资本如果大到一定程度，必然形成尾大之势，冲击甚至大大压缩中央政权通过发行货币动员、征集天下人力、物力的空间，形成地区性或全国性的财阀、寡头，最终成为分裂和动乱的根源。

　　中国古代王朝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于是，采取了以下办法解决之：一是建立国有企业，比如汉朝的盐铁铜专营；二是建立国营商业体系，比如常平、均输体系，用国有商业体系，限制私有资本控制商业体系、操纵商品定价，并大量回收流通在民间的货币，防止大资本的形成；三是向大私有者征重税，减少他们的资本，削弱他们征用人力物力的能力；四是限制大私有资本的经营范围，限制他们对人力的控制，比如汉光武帝立法禁止打骂、杀害、禁锢家奴，限制家奴的数量。还有其他思想文化、宣传教育手段，兹不赘述。

　　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中央王朝与权臣、军阀、豪强、地方实力派争夺人力物力征调权的历史。法家，主张权归中央，法家也强调忠君，强调礼义廉耻；而儒家主张分权于权臣、军阀、豪强、地方实力派，虽然表面上打着忠君、礼义廉耻的旗号。儒法斗争，其实就是中央政权与其他实力派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集中体现在对天下人力物力的征调能力和权利的争夺上。

　　普及完货币及财富的常识之后，我们来看张某的观点：

　　第一句：“但我们必须明白，扶贫的钱形式上是政府或慈善机构给的，本质上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钱，是货币的表现形式。中央如果有货币发行权，当然可以发行货币，然后发行给扶贫领域（即把扶贫当作发行领域）、分给贫困农民（即把贫困农民当作发行对象），就是赋予了贫困农民使用相应人力物力的权利！而农民之所以贫困，可以归结为他们实际上没有享受中央政权的货币发行权利益。

　　为什么张所说的企业和企业家会发达？因为他们享受到了货币发行的权利，他们利用自己得到的货币，可以征调人力物力，并在政策的许可以，获得了使用“官山海”的权利。比如，房地产商，如果政权不允许其征地，那么，他即使有钱，也发不了大财。再加上政府不再福利分房，而是把群众的住房问题交给了房地产市场，这就是政府瓦解了自己的公有制的住房供应体系。这样，因为以下原因：一是房地产商享受了中央政权的货币发行权，二是房地产商得到了使用“官山海”的特权许可；三是中央政权瓦解了群众的国有住房供应体系，这就使得房地产企业家自然而成为获利者，发了横财，成了富人。

　　张说“但我们必须明白，扶贫的钱形式上是政府或慈善机构给的，本质上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完全是荒谬的，是根本不理解货币的本质。企业家又没有货币发行权，凭什么能创造出那么多属于自己的财富？如果银行不给企业家贷款、不允许企业家开发资源、不允许企业雇用工人，企业家凭什么发财？凭什么创造出钱来？

　　说到底，企业家的钱，是政府通过让其享受货币发行权、赋予其使用“官山海”的特权、赋予其使用人力的特权，企业家才能发财。归根结底，企业家的钱，其实是政权送给的，并不是自己创造的。

　　有句话讲得好，站在大风口上，猪也能飞起来。什么是大风口？就是：一政权让你享受相当的货币发行权，把钱发行给你（贷款或拨款）的特权，二政权批准你使用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特权，三政权给予商品销售渠道和市场的特权。（请注意，这三个权利，本应属于人民或者全民，不应给予个人，给予个人，就意味着其享受了特权。）企叶家，也是猪，没有这样的大风，能飞起来吗？没有这些特权，哪个积极的企业家能“创造财富”？

　　第二句话，张指出，政府和慈善机构能做的只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里，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里，不可能无中生有，“正是企业家创造了财富，政府和慈善机构才有了可用于扶贫的钱”，如果企业家没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政府和慈善事业也无法扶贫。

　　其实与第一句没有什么本质不同。

　　企业手中的钱，是企业家获取了中央政权赋予的货币发行权，获得使用土地等本应属于人民的“官山海”资源的特权，并在政权提供商品销售空间的情况下，剥夺劳动者创造的财富，才形成的。

　　即使如此，国家用来扶贫的钱，也不需要于企业家手里的那点钱。

　　扶贫，可以算是中央推出的重大政治性的经济行为，无非就是转变一下货币发行对象和领域，从企业家转到偏向于贫困人口。所用的钱，是发行来的，还真是“无中生有”，与所谓“企业家创造的财富”一丝关系都没有。

　　如果企业做大、占据的人力、物力足够多，就形成不掉之势，必然严重损害中央政权调集人力物力，进行重大经济、政治、军事准备的能力。中央政权向企业征税，并不是为了补充扶贫之需要，而是限制这些企业资本的一种办法而已。当然，还有其他更加有效的、更加根本的办法，比如不再让这些企业享受拨款、贷款等货币发行特权，不再让其有使用国家土地、矿产等公有资源的特权，国家建立自己的相应商品提供体系直接为群众提供该商品，中止相关企业家的市场销售空间特权。还有一种办法，汉武帝用过，就是直接把这些富豪都迁到“五陵”，集中起来，玩闹去吧。秦始皇更狠一些，直接坑杀。向企业或企业家征税，其实是效果最差的一个办法。

　　我记得很多人强调“纳税人”这个概念，我再反驳一下：货币发行、自然资源、使用人力、国有制企业是政权的天然组成部分——封建社会就如此了——。那些所谓的纳税人，如果没有政权给予的货币发行、自然资源使用、人力使用、公有制工商业照顾，根本没有发财的可能。所以，纳税人已经享受了中央政权给予的特权利益，还有什么资格向中央政权再索要权利？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中央政权完全可以收回由公有、私有、混合企业即所谓纳税人享受的货币发行、资源使用、人力使用、市场空间特权！这是人民政权或者其他声称全民性质的政权的天然权力！

　　显然，张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第三句话，张的文章想要回应两个大问题，首先是中国经济走向非市场化的趋势，他希望捍卫市场机制，防止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其次，是要反驳共同富裕不能靠三次分配来解决，而是要把注意力放在靠市场经济创造更多财富上。

　　这句话其实是其他人对张的评论。

　　我想强调的是，共同富裕，根本不必依靠什么三次分配，根本不必依靠什么慈善、捐助、施舍，杀富济贫之类。

　　靠以下几点：一是把企业家享受的货币发行特权、使用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的特权、使用人力的特权、使用商品销售空间的特权，全收回来；二是把货币发行权、自然资源开发使用权、人力使用权、商品销售空间，还给劳动人民，重建公有制生产体系、把货币主要发行给公有制生产体系，即可实现共同富裕。

　　现在，中国的政权有货币发行权，能够按照人民群众的利益，自主决定货币发行对象、发行领域、发行方式、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吗？我看，这个问题有些复杂。似乎，主流经济学家有意无意忽视了中央政权本就独断的货币发行权，忽视得极其彻底。

　　（张某，即张维迎，就是那个提出市场不讲道德，死人没有名誉权，共产党没注册不合法等观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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