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警惕美国贸易战暗中威胁中国金融安全底线

警惕美国贸易战暗中威胁中国金融安全底线

程恩富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党要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基本方略第十条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012年2月28日，即将卸任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公布了一份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以下简称“世行报告”)，而该报告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编著。世行称，该报告审视了中国到2030年之前的战略抉择，“旨在帮助中国实现向高收入社会的过渡”。有媒体报道称，这份报告在政府部门里反应不一。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报告给中国教育及卫生医疗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但上述报道称，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报告提出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建议违反中国宪法，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并要求与相关机构展开辩论。该报告最具争议的话题是国企私有化——报告体现佐利克、盖特纳等美国政府大员的意图。“世行报告”明确提出要将中国国企份额从当前27%缩小到10%。所谓“6000天计划”(缩减国企规模到10%)。很多人认为世行报告没有提“国企私有化”，他们理解的国企私有化，是指国企全部彻底的私有化。其实在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已经臭不可闻的今天，即便是铁杆的新自由主义者也不会愚蠢地主张国企的全面私有化了。在今天，即便是欧洲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保留不少国有企业。于是当前新自由主义者的策略是避免提出“国企全面迅速私有化”那样的一次到底的“休克疗法”，因为这种建议明显是愚蠢幼稚的主张，或者说是恶意的别有用心的毒药，而且“休克疗法”在苏联、东欧、拉美众多国家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部分新自由主义者退而求其次，他们主张分步骤、分批次、渐进的、逐步的私有化。具体地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不断要求缩小国企的规模，直至国企彻底私有化或者保留少量国企。这次2012年的世行报告，跟当年美国中情局建议苏联搞的“500天计划”(以及拉美各国搞的休克疗法)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世行报告意图颠覆我党我国根本的阶级基础。2013年1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383方案》，被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是对“佐利克报告”的翻版细化。最终三中全会没有完全采纳该方案。但是提出了国企混改。2014年2月份，美国财长在出席国际金融研究所的会议上表示，“即便有带来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风险，中国也应该加快实施经济改革计划。”他强调的重点是中国市场开放及金融改革。2014年7月1日，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要求加快落实三中全会决定，他说：美方的期盼跟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完全吻合。我看到三中全会文件提到了我们所有的担忧，双方也都认可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在这一点上是取得了进展。但是我不满的地方是落实这些目标的速度太慢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90页）中，早就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500天市场化改革使苏联解体了。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说：“如果在1991年，我知道祖国会发展到现在的状况。我宁愿斩断自己的双手，也不会签署别罗维日协议!!!!”俄罗斯历史学家О.А.普拉托诺夫在《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济会历史1731-1995年》一书第25章“共济会一览”中揭露，自1945年至1994年，原苏联体制内约有400名以上的党政高级官员加入共济会或隶属共济会的国际组织。该书披露大量事实，讲述了共济会秘密组织以及中情局(CIA是隶属美国共济会体系的情报和行动机构)斥巨资在苏联寻找和培养利益代理人的详细内幕，以及这些美国利益代理人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战略间谍在苏联解体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克格勃情报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上述培训美国利益代理人的机构，揭露这些机构培养的“毕业生”名单，但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叛变者的活动。不仅如此，他还千方百计为俄罗斯共济会“教父”A.H.雅科夫列夫打掩护和辩护，尽管来自情报部门揭露雅科夫列夫的铁证如山。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苏联解体后悲哀地指出：“199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情报和反间谍机构，从几个不同的可靠渠道得到了关于A.H.雅科夫列夫的令人极为担忧的情报。由于1991年8-12月政变，秘密犹太共济会组织在俄罗斯的计划实现了。

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需要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根据新华社发当地时间2015年7月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邀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部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经济体量大，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装备水平处于全球产业链中端，性价比高。而发达国家处于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阶段，拥有高端技术装备。中方愿将自身的装备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发达国家的优势结合起来，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后进国家工业化战略最基本的是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适应本国的情况。美国工业起步于从英国引进水力纺织机和蒸汽动力机，以后又从英国引进铁路、机车、机械制造和钢铁冶炼技术。美国人把引进后的技术加以改造和创新，将引进技术理论实用化、产业化，大规模大批量生产，并且重视通过引进人才来引进先进技术，在工业生产能力、工业技术和基础科学方面都成为世界中心。二战后的日本在20多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工业化，使工业用先进技术装备起来，主要工业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日本取得成功最重要的经验是技术引进并消化创新。从1950－1975年，日本从西欧和美国引进了25000多件先进技术和装备，选择吸收了各国的技术之长，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技术革新，形成更加先进的工业技术体系。

1841年，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虽然德国在1834年就成立了统一关税同盟，确立了共同税界，实现了国内贸易的自由，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还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当时，英国已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法国的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们竭力提倡在国际市场上开展自由竞争，以大量廉价的商品冲击德国的市场，使德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受到损害。针对这种情况，李斯特提出了生产力理论。

李斯特认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要重要许多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生产力的增长比眼前物质财富的获得要重要得多。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但是，当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或一群国家处于强有力地位，在国内外市场能够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处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于其他后进国家来说，如果采取自由贸易政策，那么，这个后进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就没有可能，工业化战略也很难达成。因为从国外进口便宜商品的结果，是损害本国工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本国处于落后和从属于发达国家的地位。

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全球化名义极力向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及苏联和东欧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使自身陷入国际金融危机之中难以自拔。其在中国主要表现为：鼓吹“市场万能论”，称我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反对公有制，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这些论调，实质是要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削弱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刘国光说，不端正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早晚有灭顶之灾。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但关系执政兴国的能力大小，而且关系党自身的生死存亡。对内要警惕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某些高层官员和一些学者，他们是主动与美国勾结和配合试图肢解中国的内奸和内鬼(如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和张育军落马，设计股指期货等便于空头恶意做空中国股市获取暴利与国际炒家勾结，证明了金融“股奸”和“内鬼”的存在，导致史无前例的股灾)。要警惕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7月18日视察吉林时指出：“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创新是企业的动力之源，管理是企业的生存之基，必须抓好创新、质量、管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维护好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积极构造和谐劳动关系。”(《人民日报》2015年7月19日)

这一重要讲话，澄清了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围绕着国有企业改革出现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也可以说是对自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公布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以来，国内有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6000天将中国国有企业规模缩减到10%（世行报告明确提出国企份额应从当前27%缩小到10%）这一要害内容的正面答复！佐利克的世行报告报告第三章《通过结构性改革强固市场经济基础》里面，基本否定了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重大决策。与此同时，该报告也体现了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中国政府消除作为美国“最大威胁”的中国国企的战略意图。这次2012年的世行报告，跟当年美国中情局建议苏联搞的“500天计划”（以及拉美各国搞的休克疗法）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中国和苏联以最快的速度搞完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但关系执政兴国的能力大小，而且关系党自身的生死存亡。对内要警惕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某些高层官员和一些学者，他们是主动与美国勾结和配合试图肢解中国的内奸和内鬼。要警惕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比如，有的人从社会制度分析，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从经济制度分析，继续推销新自由主义市场观点；从政治层面来看，只字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透过字里行间，还是要搞修正主义；从法律层面来讲，借“以法治国”之名，行“三权鼎立”之实。绕来绕去，拐弯抹角，归根结底，就是最终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要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者手中。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掌握了国家权力，才能带领人民群众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1895年5月，马克斯•韦伯在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说：“既得利益者为了自己及妻儿的利益，会与本民族的敌人结成盟友，联手反对本民族的未来。”经济政策最终必须为民族权力的利益服务。

在世界发展的某一个时点，有一批先进国家处于发达阶段，这些先进国家发展的历史，为其他后进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如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及至组织制度的变革等。后进国家以先进国家为榜样，通过学习和模仿先进国家，在技术引进和创新、规划未来的产业结构以及设立相应的组织体系等方面，就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从而实现赶超。这种现象被称为“后发优势”。

但是，这种“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要使这种潜在的可能变成现实，后进国家由于没有强大的财力，缺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就不能象先进国家那样自然地发展，而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也就是说，“后发优势”一定要在政府干预下才能发挥出来。

在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派中也有诸如赤字财政或类似凯恩斯学派补救失业政策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凯恩斯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力量来提高消费倾向和引诱投资。凯恩斯政策主张的最本质的地方就是国家干预，其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主张，是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两者共同配合，共同稳定经济体系。另外，凯恩斯还主张政府要干预对外贸易，实行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对世界各国政府与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的经济主张在他身前身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受到很多西方国家政府的青睐，为解决当时实际经济生活中的难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和西方国家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强调再工业化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表现。对于后进国家来说，进行工业化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作用的加强和集中。后进国家政府集中现有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投入战略产业，是实现“后发优势”的基本方法。因此，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

改革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凡是改错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中国应该尽快制定战略产业保护法

（一）首先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加强对战略产业的保护。近年来，中国人感到最自豪的就是中国高铁技术的异军突起和突飞猛进！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引领着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是国家的顶级战略产业！全体国民应该象爱护婴儿一样呵护中国的高铁。建议进一步做大做强高铁。我们可以学习美国对其国内战略产业保护的办法，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美国管理外国投资的专管部门，审查外国在美国投资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该委员会主席为财政部长，委员会成员包括美国16个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代表，包括国防部，国务院，商务部及国土安全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以下情况下会对并购项目进行调查：（1）委员会或委员会中一个成员认为并购项目威胁或削弱国家安全；（2）财政部指定的部门建议而且委员会同意应该调查；（3）是外国政府控制的收购项目；（4）收购项目的结果使外国政府控制美国或美国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委员会认为这个收购项目会削弱美国国家安全而且没有缓解办法。如2011年1月28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正式审查有关华为的一个小规模收购案。2015年7月26日，紫光集团收购美光科技的交易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后者有权阻止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并购交易。

（二）针对稀土、城市水务、盐业等战略资源和产业，建议成立国家垄断经营的产业集团独家经营。2015年1月8日，商务部宣布，正式取消稀土出口配额制度，企业只需凭出口合同即可申领出口许可证。这是自2010年中国稀有金属出口政策调整以来首次出现的重大变化。稀土，是战略资源，各种高端装备、武器，高端科技产品，高端材料都离不开稀土。我国的稀土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23%。然而，我国却承担了世界市场上超过90%的稀土供应，甚至一度超过97%）。邓小平在南巡时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就是说明中国稀土是中国可以凭借的战略资源，也可以由此提升中国的战略地位。受中国取消稀土出口配额管理、美国经济复苏等多种因素影响，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的稀土出口量增长较快。呼和浩特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共出口稀土2663.8吨，同比增长36.5%。其中，6月份出口稀土456.4吨，同比增长120%。今年上半年,美国和日本是内蒙古出口稀土的主要市场。其中，向美国出口稀土1365吨，同比增长40%;向日本出口稀土770.4吨，同比增长约130%;向越南出口稀土223.3吨，同比增长45.3%。在出口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上半年内蒙古稀土出口的均价同比却大幅下跌。上半年内蒙古稀土产品的出口均价为每吨3.2万元，同比下跌34.7%。其中，6月份的出口均价为每吨2.9万元，同比和环比分别下跌34.1%和4%，折射出近期国际市场的稀土行情依然低迷。稀土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核工业、冶金、化工、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被誉为“新材料之母”。内蒙古拥有全球最大的稀土矿山，目前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和冶炼加工基地。针对稀土这一战略资源，建议成立1个国家垄断经营的中国稀土产业集团，独家经营。鉴于假盐已经开始出现，建议保持盐业专卖制度。将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自来水收归国有，成立国家垄断的中国城市自来水集团，由国防部统一经营管理，安置复转军人。

（三）针对在我国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产业，做大了的各互联网企业必须让渡一定的股权给国家！据有关资料表明，中国主要网站几乎全部被外资控制。国际垄断资本为绕开中国法律控制中国网络公司专门发明了一种公司组织方式，就是VIE结构。即采用非控股方式也就是协议控制方式，避开中国法律和产业政策限制，控制中国互联网企业以及其他关键产业（既所谓VIE模式），是国际资本控制中国经济的一大发明。最初只是为了控制中国五大门户网站（新浪是第一家），现在已经完全普及开来，几乎控制了中国互联网所有企业，包括婚恋网站和购物网站，也都逐渐被外资协议控制。由于这种企业的实体资本在海外，一旦收归国有，除了一个公章和域名之外，中国将两手空空，身无分文。其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此。中国网络公司以及越来越多的新型产业公司，如同外汇储备造成人民币无论升值贬值都倒霉一样，同样使中国越来越处于两难境地：把这些公司收归国有，由于这些公司的资产在海外，中国一分钱都得不到；如果不收归国有，不仅财富继续外流，中国人民等于白干，并且越来越威胁到国家安全。这就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公司VIE结构的灾难性后果。这种企业创新模式如同金融衍生品一样，本身就是为躲避国家法律而产生的，单靠法律的完善难以解决（虽然需要法律完善），必须采用群众监督和官员担责的方式，才能有效应对。另外，互联网企业将完全掌控我们社会最广大的市场人群和企业的经济基础数据信息，我国经济、文化和政治对互联网企业再也毫无秘密可言。长此以往，结果不仅是中国国有银行业和企业被它们边缘化，而且因为它们控制了最终消费市场和金融，我国人民的社会生存与经济也就任它们搅风搅雨和予取予求。将危及国家安全。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也将危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因此，对于在我国经营的互联网公司，应该让渡10%到20%的股份给中国政府国有企业，成立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合作企业。

（四）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审慎开展金融业对等开放。前苏联虽然拥有上万件核武器和武装到牙齿的庞大军队，但是，由于在金融战争上的失败，一个超级大国瞬间就消失了!整个国家的重要产业、资源现在全部都在一群持有外国护照的‘经济寡头’们的私人手中，这是如何发生的?一个强大的超级大国被一场金融战争打得出卖了所有的‘家底’，而这些用来购买其产业的钱，却完全是这个超级大国政府和人民自己的钱，这个可悲可笑的金融战失败的案例值得中国人警醒！

2018年3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9日10时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为直播文字摘要。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记者:我们知道近年来，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越来越高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到要有效地开放银行卡清算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济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还有统一中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标准。请问，下一步对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央行有什么具体的打算?谢谢。周小川:您刚才自己也说出来了，关于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应该说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也是准备很多年了。中国实际上从90年代后期在准备加入WTO的时候，就开始酝酿在市场准入方面扩大对外开放，当时有亚洲金融风波，这个步伐在一度情况下稍微慢了一些。随后中国加入了WTO，在市场准入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实际上在加入WTO若干年后，我们也在准备，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但是不巧后来又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现在，我们进入新的阶段后，确实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外开放可以胆子大一些，开放的程度更高一些。易纲补充：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股比限制。实际上这是减少了对外资机构的歧视性待遇，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这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

中国社科院的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教授、政协委员张顺洪教授:建议修改“要取消外资对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企业的股比限制”。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要“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对此，我们有以下看法和建议：第一，近40年来，中国没有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金融系统实行了比较严格的管制措施，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的规模较小，他们还不足以与中国国有金融资本抗衡，进而还不能操纵中国的汇率、利率等资产价格，也很难影响我国的股市等金融市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危机爆发国造成的损失之大、危害之深、影响之久，是有目共睹和令人胆寒的。因此，我国的金融政策更应该充分体现“审慎原则”。第二，我国2015年的股灾造成的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加上其他金融问题的存在，至今仍然存在着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隐患。我国金融系统的资产负债结构并没有显著优化，房地产等高风险的贷款占比仍比较大。第三，如果我国在现有情况下，“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容易伴随外资的大规模进入而推动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这将对我国出口产业造成较大影响。1985年美国强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导致日本本土产业空洞化的悲惨教训，我们需要吸取。第四，世界发达国家的银行普遍不让外资控股甚至持股，因而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和关于防风险的攻坚战这些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建议在今后的文件中表述为“在国家绝对控股的基础上，放宽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第五，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时刻谨防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在关键领域联手对付我们。如果放开外资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金融领域的股比限制，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就可能伺机给我国股市等金融市场和人民经济生活制造混乱和社会动荡。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不希望看到和不得不防的大事!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在相当长时期内也是难以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集团抗衡的。因此，现阶段我国决不能对外资股份放开限制。

中央民族大学著名爱国经济学家张宏良撰文《不能逾越的改制底线：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认为，开放的程度必须对等，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的措施必须完善，任何改制不能以牺牲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为代价。中国银监会发布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比例限制。如果此方案通过，中国将成为世界大国中第一个丧失金融控制权的国家。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这标志着一个国家由此开始丧失经济和金融的主权。

在此之前，银监会就曾强令规定所有商业银行改制必须由外资参股，否则改制不予批准。银监会2006年1月第2号令，规定新建股份制银行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有外资参股。致使中国所有商业银行几乎全部由外资参股和控股，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特现象：在中国境内可以看到众多独资的外国商业银行，却找不到一家独资的中国商业银行。没有外国人参股就不准办银行，这是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外资全面进入我国银行，会严重损害我国经济主权，造成中外信息极不对称，我国经济对外单向透明，无密可保。后来在社会多方抗议下银监会被迫取消了这一规定，但已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利权外流――仅一年就因此而流失财富高达1.7万亿人民币。财富流失刺激了对方更大胃口，紧接着美国国会就通过决议要求中国银行对美完全开放，在此背景下，中国银监会出台了《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以前对外资控股不得超过25%的比例限制，在这份(征求意见稿)中彻底消失，形成了全面对外开放。

任何改制不能逾越的底线：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从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国银行对美国企业完全开放，到中国银监会发文取消限制，期间仅仅6个月时间。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了关于2个国家的决议，一个是伊拉克分治的决议，一个是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决议。后一个决议影响如此之快，让人想起了美国国务卿赖斯此前关于美国对外政策转变的一段话，她说：21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要从以军事打击和情报渗透为主，转向以培养对方国家的学术政治精英(美国鹦鹉)为主，以此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打开中国金融市场，就是21世纪美国鹦鹉外交最富成就的卓越胜利。这一点可以从整个事情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清晰看出。美国国会通过决议，为当年12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中美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定下目标，就是要求中国取消对外资在银行、保险及证券公司的持股限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通过控股中国银行来弥补次贷危机的损失。这一点从当时美国银行(原美洲银行)首席财务官普莱斯的讲话中反映的十分清楚，他告诉人们，2005年6月美国银行投入中国建设银行30亿美元，短短2年后的今天，美国银行在中国建设银行的直接和潜在获利已达到320亿美元，足以抵消该行在次贷危机中损失的近40亿美元。普莱斯的讲话人让所有美国人都激动不已，仅仅参股中国银行2年就有高达10余倍的惊人回报，如果直接控股中国银行，回报将会达到百倍千倍。面对这有史以来的最大金矿，国会迅速以404票赞成、4票反对的罕见结果通过了要求中国完全开放金融市场的决议。

决议通过的当天，美国前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便率领庞大的华尔街游说团飞抵上海，在上海摸清北京底细并做好周密安排后奔赴北京。飞机一落地，庞大的华尔街游说团便如同水银泻地般四散开来，按照各自专长和人脉关系，分别赴向商务部、银监会等国务院相关部委，赴向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等国有金融机构高层，以及部分最高咨询机构、研究机构和重点高校，游说中国彻底打开金融国门。美国本来通过埃文斯提出的要求是，把外资对中国银行的控股比例由25%提高到49%，结果却是中国干脆取消了全部限制，成为金融领域完全不设防的国家。

金融被外资掌控后的严重后果。首先，一个国家的银行被外资控股，将会彻底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变成完全的殖民经济。这就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把银行视为国家命脉的原因。对现代国家而言，银行的控股股东就是是国家经济的真正主宰和社会政治的最终决策者。我国全部银行资产约50万亿人民币，按照巴塞尔协议8%的资本充足率规定，占有这50万亿银行资产需要4万亿资本，按照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过5%计算，实际上只需要2.5万亿资本，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持股比例达到25%即属于控股的规定，控股2.5万亿资本只需要6千多亿人民币，相当于9百多亿美元，就可以控股整个中国银行资产，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而目前美国银行(原美洲银行)、花旗银行等银行中任何一家的自有资本都超过9百亿美元，从逻辑上来说，它们任何一家都有能力控制整个中国银行业，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

控股银行实际上就是控制了整个国家经济，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虚拟化的现代金融条件下，银行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行，而成为横跨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领域，以衍生品的创设和交易为主业，触角伸向所有产业，网点遍布世界各地的现代金融巨无霸。无论它们的名称是叫银行，叫证券公司，还是叫其它什么，其传统业务都已经降低到微不足道的地位。新形成的主要业务，就是通过各种金融创新，不断整合各种经济资源，从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定价和再分配中获取收益。也就是说，我们社会中所有公司和个人的财富都集中到银行，这些财富最终代表多少价值以及这些财富流向哪里，完全由银行决定，即便是全部财富都流向外国，政府也无能为力，不仅无能为力，甚至事先不得而知。这就是现代金融业的特点，实际经济中的财富形式虚拟化了，财富流动不再和实物相联系，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财富形式，会将一个国家财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觉，从而使金融战取代传统战争，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并且这种掠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会引起被掠夺国国民的发现，当最后发现时，一切都已为时过晚。

可见，通过控股对方的银行，可以掌握对方全部社会财富，并按照自己的利益对对方的全部财富进行重新定价和重新分配，把对方国家全部国民都变成财富的名义占有者。这些财富流向哪里价值几何，都有各种各样的金融指数来决定，而这些金融指数的涨跌变化，完全由这些控股银行决定。所在国的全部企业和老百姓只剩下一个义务，就是拼命挣钱，然后通过银行、股票、债券、房产等把钱交给控股银行，控股银行再把这些钱同样以各种投资的方式送回本国，形成本国财富，提高本国人们生活水平。由此形成的所在国企业和老百姓的财富损失，只是表现为金融指数下跌，正常投资损失而已。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爆发信用危机，而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股市却暴跌45%的原因。美国吃饭，中国买单；对岸房屋着火，结果却是我们家被烧焦，这就是虚拟经济条件下新的经济殖民地特点。就目前中国人来讲，悲剧还不仅仅是为美国买单，更大的悲剧在于美国高消费和中国低收入之间的严重失衡，美国人点菜很多，中国人票子有限，被迫只好掏光腰包后再预支子孙后代的资源，结果是中国人子孙尚未出世，就已经欠下了巨额债务，这个债务就是未来巨大的环保投入。

其次，现代银行的信息中心和资讯中心地位，将使国家丧失政治主权和安全保障。

现代银行不仅垄断了社会所有经济资源，同时还垄断了社会所有的信息资源，以及社会政治，军事，安全、教育、文化等所有领域中所有单位和个人的全部资讯，大到国家军队调动，小到期货交易建仓，都在银行的监控之下。特别是随着现代信用体系的发展，社会所有成员的资料越来越集中到银行，银行正在成为整个社会的档案馆和资料库。银行被外国控制，也就是把所有社会成员都置于了外国机构的掌控之中，所有社会活动都在外国机构的监视之下，甚至连最后钦动核按钮的费用都要经过外资机构，还有什么国家安全可言！这等于是把整个国家置于了完全不设防的裸露状态。

金融开放为何不对等？看美国的金融保护森严壁垒。世界上对金融安全最为清醒的国家，就是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所以美国也是世界上金融壁垒最为强大的国家。早在金融证券业刚刚开始成为庞大的新兴产业的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就通过专门立法，对外资银行进入美国设置了强大的金融壁垒，形成第一道金融防火墙。主要包括：禁止外国银行在境内吸收美国居民存款，禁止外国银行加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系统;不支持外国银行收购、兼并或控股美国银行等。通过该项法案，美国拒绝外资银行进入美国市场，即便个别被认为安全的银行获准进入，也不允许插手银行核心业务，更不允许从当地取得资金供应。通过这种种法律限制，美国成功地把外资银行排斥在银行业的主流业务之外，完全剥夺了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开展平等竞争的条件，最终使外资银行要么就是根本进不去，要么就是即便进去也活不下去，从而保证了美国金融霸主地位的巩固和发展。

中美之间完全相反的金融开放政策就是典型例证：美国自1991年通过专门法案，到2007年11月8日招商银行获准在美国纽约设立分行，期间整整16年中资银行无一家能够进入美国市场；而与此同时，有20多个国家近80家外资银行在我国30多个城市建立了数百家分行和法人机构，参股控股中国银行的外资金融机构30多家，同时还有约150多家外资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在上述所有这些金融机构中，有三分之一是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美国是世界上金融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股市的市值就超过全世界股市总和，所有的金融规则都由美国制定，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来自美国，可美国金融市场却是壁垒森严，外人免进；而中国是金融市场最脆弱的国家，却是国门大开、放弃控制。

随着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中国金融控制的不断增强，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越来越明显和嚣张，数百架先进战机调往中国周边地区，在台独“公投”前夕，调动核潜艇、航空母舰威慑中国，美国国会连续通过关于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两个反华决议，欧盟也追随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反华决议，以各种公开和隐蔽的方式支持藏独势力，引发我国西藏地区“3.14”暴乱，煽动世界舆论抵制奥运会，在海内外华人的一致反对下，这些分裂中国的企图被遏止，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出让国家金融主权的后果将意味着什么。

金融安全专家杨斌同志提出银行控股争论参考阿根廷的银行开放与金融危机。作者认为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说明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金融危机的破坏作用也日益深化。阿根廷爆发引起激烈社会动荡的金融危机，跨国银行肆意掠夺广大民众存款侵犯私人财产权，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蒙受了巨大财产损失，与阿根廷盲目推行金融自由化并丧失银行控股权有密切联系。跨国银行所占银行业资产比重短短数年就超过了60%，结果导致政府丧失了监管和宏观调控能力，无法抵御金融恐慌制止资本大量外逃，难以阻止金融危机蔓延并触发社会混乱和政治动荡。当前，美国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施压中国开放金融领域，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进入中国银行业甚至控股，在金融界、经济学界的呼声日益高涨，阿根廷的经验自然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全球化加剧金融危机的危害性。随着“入世”后过渡保护期的逐渐结束，中国必然面临更严峻的全球化挑战，面对美国施加更大的开放金融领域压力，为了防范潜在风险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中国应注意吸取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阿根廷曾以金融自由化闻名于世，银行、证券领域的开放程度很高，是国际货币基金积极推荐的改革典范。阿根廷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也走得很远，实现了所有国有资产进入市场“全流通”，几乎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银行业、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私有化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私有化收入甚至比俄罗斯还高三倍，并将出售国企资金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当前，美国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施压中国开放金融领域，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进入中国银行业和股市，收购、兼并国有企业并且推动MBO，在经济学界、金融界的呼声日益高涨，阿根廷的经验自然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1998年，俄罗斯陷入金融危机狼狈不堪时，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曾向俄官员建议，“你们为何不效仿阿根廷的金融改革呢?阿根廷金融完全向跨国银行开放了，跨国银行通过收购占有很高份额，这样就能稳定金融解决银行坏账问题。”阿根廷是经济全球化的先驱国家，最先从民族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开始推行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经济开放的起步早、时间长，更为彻底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相比之下，亚洲国家尚在经济全球化的途中，譬如1997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才趁机要求泰国、韩国，向外商开放银行证券领域投资，允许外资收购25%以上的控股权，出售战略性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但是，这些开放要求对于阿根廷来说，早在二十年前就提出并开始实施了。中国有人认为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就是同国际接轨融入全球化潮流，但到达全球化的彼岸究竟会怎样，必须深入考察阿根廷等先驱国家，才有可能真正看的比较清楚。

阿根廷经历过曲折的全球化历程，既有开放初期遭受的强烈冲击，也有外资大量流入带来的经济繁荣，但最终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其造成社会贫困和经济破坏之大，引发社会抗议和政局动荡之强烈，不仅超过阿根廷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也令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形见绌。这表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金融危机的破坏作用也日益深化，全球化的彼岸未必就是“伊甸园”，大规模出售国企的私有化收入，未必就能改善社会保障维护稳定，银行金融开放更很可能风险重重，资本雄厚、经营规范的跨国银行，不仅未能确保阿根廷民众的存款安全，反倒带来资本外逃和存款冻结之害，其教训值得深入研究并引以为鉴。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尚未波及远在大洋彼岸的阿根廷，一些阿根廷政治家颇为得意，认为本国的经济开放进程更为彻底、规范，乃是受西方赞扬的全球化和私有化的楷模，没有裙带资本主义和政府干预过度，经济状况稳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有的阿根廷官员虽然担心全球化和过度开放，却总认为不会发生太严重的问题，到不了百姓挨饿和企业家跳楼的地步，而且阿根廷是美国在拉美的亲密伙伴，一直紧紧跟随美国的经济、外交政策，到了危难之时定会伸出援救之手。但是，2001年底爆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其引发的社会震荡冲击如此猛烈，却远远超过了数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面对阿根廷的激烈社会经济动荡，竟无动于衷地宣称阿根廷是咎由自取，坐视阿根廷经济局势恶化拒绝提供援助。

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媒体曾将其归咎于政府干预过多，存在着管理不善和裙带资本主义。但是，阿根廷是公认的全球化、私有化楷模，美国高官还亲自推荐阿根廷的金融改革，以同样说法解释危机未免牵强附会，人们难免不怀疑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否同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有关系。我所著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曾剖析了全球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同美国谋求全球霸权战略之间的联系，近年来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证据，一些知情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揭露的内幕，布莱尔外交顾问库柏提出的新帝国主义论，公开称国际货币基金为经济帝国主义的工具，以及这次阿根廷爆发的金融危机，为我著作中的分析、判断提供了有力支持。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近来撰文揭露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强迫推行的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正是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国际货币基金倡导的全球化结构调整改革，最终总让发展中国家落入地狱般的经济困境，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分为若干步骤，其中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准确的说是腐败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相对弱小，工业化很大程度上依靠国有企业，私有化直接意味着削弱民族工业的实力，逐步丧失战略性行业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丧失同国际资本讨价还价筹码和谈判能力，最终丧失经济主权被迫接受种种苛刻条件。由于私有化过程普遍存在着严重腐败，一个项目往往就有数千万美元回扣，存在着巨大腐败利益诱惑官僚阶层，心甘情愿出卖本国利益充当买办。单纯阿根廷本国的贪污腐败，会导致国内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但是，腐败同全球化和私有化相结合，意味着官僚买办阶层同外国资本勾结，贪婪腐败掠夺的胃口千百倍膨胀，私有化很快变成了外国化和腐败化，巨大的社会财富源源不断流失海外，不仅卖光民族先辈艰苦积累的祖业，还背上了令子子孙孙难以偿还的外债。难怪阿根廷推行全球化、私有化以来，尽管出售国有企业获得收入三百亿美元，但政府债务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增长，同期的外债总额猛增了一千二百多亿美元。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第二个步骤，就是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逐步丧失民族经济实力和谈判能力，国际资本就会提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逼迫发展中国家开放战略性行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金融领域自由化，向外资开放银行业和证券市场，这样国际金融资本就享有充分自由，能够不受约束地迅速流入、流出，随意操纵金融、证券和外汇市场，炒作各种金融泡沫并谋取投机暴利，直接威胁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稳定。私有化为出售大型国有银行开路，金融自由化反过来加速私有化，国际金融资本实力雄厚有操纵市场优势，一旦国有企业股权进入市场“全流通”，就能掌握充足筹码人为哄抬或压低股价，酿造金融危机并逼迫国有企业破产，更为廉价地收购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境内工业取代民族工业的舆论攻势，为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大开方便之门。阿根廷向外资开放资本市场，获得了一些短期的经济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却带来更大弊端，如外资流入虽然推动证券市场发展，阿根廷也颇以股票市场繁荣为自豪，但西方金融投机超级大庄家的进入，实力远远超过了本国的股市庄家，能够轻易操纵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哄抬本地上市公司股价吸引跟风，获利后抛售打压股价造成股市恐慌，导致本地中小股民蒙受重大损失，进而廉价收购兼并本地的上市公司，控制阿根廷的重要企业和战略行业。

阿根廷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就是推行大型国有银行的私有化，允许外资收购本国国有、私营银行。银行业属于战略性的金融产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国有银行，如二战后法国推行了银行业国有化，1983年在资产额800亿法郎以上的12家银行中，有10家属于国有银行，其中7家最大的银行全部是国有银行。韩国的国有银行也占有很高的比重，政府充分利用银行推动经济起飞。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美国及其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特别重视推动金融领域自由化，逼迫发展中国家向外资开放银行业。阿根廷开放战略性产业的投资后，外资进入银行业的速度非常之快，1992年，阿根廷由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在全部银行资产中占压倒优势的82%，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仅占12%，但是，到了1997年，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下降到了48%，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则上升到52%，这意味着阿根廷的外资银行比重，短短五年中迅速增长了四倍多，位居拉美国家银行业开放程度之首。但是，阿根廷政府对于外国控制银行业的趋势，丝毫不加担忧继续鼓励扩大开放，阿根廷民众和企业也纷纷将存款，转向资本雄厚的西方跨国大银行，从1997年至2001年间，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进一步从48%萎缩至33%，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则从52%进一步增长至67%，已在阿根廷银行业占压倒优势。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四年中平均每年下降了6%，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四年中平均每年增长9%，截至2001年，阿根廷十家最大的银行中，外资控股的银行占了八家，包括花旗银行、纽约银行、波士顿银行等著名美国大银行。外资银行能够全面经营阿根廷比索和美元业务，阿根廷经济出现了日益加深的美元化趋势，美元流通扩大存贷款业务不断增长，货币局和联系汇率制削弱了金融主权，阿根廷政府逐渐丧失了金融调控能力，难以利用金融杠杆刺激经济发展，外债迅速增长出现了金融失控的局面。

全球化初期阶段，阿根廷通过私有化出卖国有企业，能够吸引一定外资刺激经济增长，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阿根廷逐渐卖光了国有资产，外资流入趋缓而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难以通过资本账户盈余弥补贸易逆差，政府税源减少难以应付沉重的外债包袱，金融外汇市场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大，社会失业和经济萧条的阴影不断加深。阿根廷企业和民众为了躲避金融风险，纷纷将手中的阿根廷比索转换成美元，存入花旗银行等外资银行的本地机构，仿佛这样就能确保自己财产的安全，但后来爆发的金融危机却证明其实不然，外资银行不仅没有成为安全的避难所，反而通过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和洗钱活动，令阿根廷民众蒙受了惨痛的财产损失。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之后，阿根廷警方在联邦法院的命令授权下，于2002年1月16日，对外资银行进行了三十多起突击搜查，搜查重点针对一些著名西方跨国大银行，包括美国的花旗银行、波士顿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以及西班牙、法国的银行等等。阿根廷联邦法院和议会进行的调查表明，这些外资银行涉嫌违法的滥用资金和资本外逃，将阿根廷民众三百亿美元存款转移海外，其中一件特别可疑的资本外逃案件，发生在2001年11月末，有385辆装甲卡车将数十亿巨额美金，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际机场运往美国，还有大量资金通过其他较小的国际机场，运往的乌拉圭和巴拉圭等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一般都金融监管松弛，属于著名的全球金融洗钱中心。

阿根廷金融危机蒙受损失最大的，主要是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曾经对经济全球化抱有浪漫幻想，为外资流入的短期繁荣欢欣鼓舞，漠视蓝领中下阶层遭受的痛苦，没想到如今灾难也降临到自己头上，也效仿当年遭到解雇的国有企业工人，群情激愤地走上街头敲锅抗议示威。阿根廷的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曾经迎合潮流宣扬新自由主义，抨击民族保护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为私有化出谋划策卖光国有企业，现在大多数也沦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即使前经济部长卡瓦略这类的改革明星，还有梅内姆政府的腐败官僚买办，虽然出卖民族利益捞了不少好处，如今不是涉嫌经济犯罪沦为阶下囚，就是成为遭到民众痛斥的过街老鼠。阿根廷昔日被赞誉为全球化成功楷模，如今却是令人震惊的全球化失败案例，难怪阿根廷金融危机触发了拉美反全球化的新浪潮，2002年末巴西大选中，反全球化的候选人获得了近80%选票，赢得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其中包括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吸取阿根廷的教训，维护经济金融安全。阿根廷盲目地推行金融自由化，向外资全面开放银行、证券领域，结果仅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金融命脉控制权就落入西方手中，最终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昭示世人，经济全球化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稍有不慎就可能付出巨大代价。中国应充分吸取阿根廷危机的教训，对银行金融领域开放持慎重态度，因为，美国一直利用美元霸权和金融优势，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世界各国施压，强迫推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流动，看作其全球经济霸权战略的核心部分。日本曾拥有制造业的强大竞争优势，80年代初银行坏账率仅为0.5%，但美国胁迫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之后，出现了金融泡沫投机恶性膨胀，仿佛是从美国输入了“金融艾滋病”，90年代银行坏账增长了一百倍，从此陷入了历时十多年的经济萧条。一位曾积极主张全球化的中国学者，亲身考察了韩国的金融股市动荡之后，深刻体会到了全球化潜伏危险的另一面，指出盲目追随全球化和金融开放的潮流，可能给一个民族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他回国撰文对国内流行观点表示担忧，认为国内的学者、专家对全球化过于乐观，政府部门依照他们的意见制定决策，有可能导致很大的经济安全隐患。

中国入世后将加大金融领域开放程度，外资银行进入会增加外资企业的竞争力，增加政府对外资企业进行监督管理的难度，如外资企业常见的逃税、避税、转移定价，金融开放可能造成隐性外债、套利、逃汇等等。东南亚国家允许外国银行进入，开设的分支机构和离岸金融设施，是造成外债失控和金融泡沫泛滥的重要原因。据外电报道，以前中国在加入世贸谈判中，曾承诺2000年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但东南亚危机爆发后，中国才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这说明，对金融开放的潜在风险很可能估计不足，必须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深入分析，采取更为充分的相应措施防范冲击，如外债、外汇、金融市场的监管会面临那些困难，会有多少企业和居民的资金流向外资银行，如何避免国内银行经营困难加剧触发金融危机，应如何确保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有效控制，如何将引进外国银行限制在适当范围内，既能起到适度竞争的激励、示范作用，促进国内金融企业改善经营和服务质量，又不会造成失控局面丧失金融主权，等等。

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金融银行业属于战略性行业，是国际资本力争控制的重点，比较制造业开放具有更大的风险。金融银行业的联系范围广泛，涉及到各行业企业和民众的利益，一旦爆发危机方方面面都受牵连，即使竞争力很强的企业也难以幸免。银行、证券业的开放有利于吸引外资，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和股市繁荣，人们为短期利益迷惑容易麻痹大意，稍有不慎很快就会受制于人。阿根廷放弃保护民族工业盲目开放，先是渐进侵蚀市场受制于跨国公司，丧失谈判筹码被迫开放战略行业，允许外资收购兼并大型国有企业，银行、证券市场开放加快了私有化，配合金融泡沫投机制造大起大落，几个回合就迅速丧失经济控制权，外资银行占据了70%以上份额，最终经济陷入萧条爆发金融危机时，政府无力稳定金融制止大量资本外逃，广大民众存款横遭掠夺蒙受惨重损失。

中国推进银行业和证券市场的改革，不应搞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迷信“国际接轨”盲目开放市场。美国宣扬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貌似中性却暗藏强烈商业动机，譬如国内盛行一时“全流通”理论，主张任何行业的国有企业资产，都应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自由流通，由国内、外投资者自由地进行买卖，这意味着给股市形成巨大抛盘压力，必然导致股民恐慌和股市暴跌，结果深沪股市蒙受上万亿元损失，证券业陷入全行业亏损困境。有人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很快，说明现在开放资本账户的风险不大，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条件已经成熟。实际上，正如阿根廷、韩国、日本等国经验所表明，利用海外金融热钱促使股市暴涨，制造泡沫经济繁荣假象是饮鸩止渴，全球金融热钱日交易额上万亿美元，任何国家的外汇储备都是杯水车薪。放宽人民币兑换和外汇管理规定，引入境外合格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允许跨国公司收购、兼并国有企业，都应该先在有限范围内长期试点，观察利弊得失并探索有效管理办法，防止外资渗透削弱政府的监管能力，隐患积累最终导致失控局面，像阿根廷那样丧失经济金融主权。目前，中国应警惕国际资本的渐进性侵蚀，逐步削弱经济安全防线绕过政府管制，获得突破口后发动全面竞争攻势，来不及预防就迅速产生雪崩效应，像阿根廷等国那样突然爆发金融危机，进而触发政治危机和的社会动乱。

阿根廷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应防止形成官僚买办的利益集团，为获得腐败利益出卖本国的经济主权，开放过程中屈服于西方施压和苛刻条件，无视外来竞争对民族工业的强烈冲击，对美国的全球化、自由化建议言听计从，放弃政府对国际金融资本流通的监管，任凭外资控制银行、证券等战略行业。阿根廷官僚买办违反本国经济安全法，甚至同国际资本内外勾结并通风报信，协助跨国银行将巨额存款资金转移海外，导致金融危机深化触发了社会动乱，严重损害了民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开放中出现腐败的官僚买办利益集团，还会严重威胁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俄罗斯推行私有化的过程中，美国一面鼓吹私有化的灾难药方，一面暗中收集官僚买办的腐败证据，用于敲诈俄官员牟取战略利益。当叶利钦政府丧失人心失去利用价值，美国不提供避风港反而落石下井，操纵媒体大肆炒作其洗钱丑闻，还以邀请访问美国为名设置陷阱，逮捕了叶利钦前政府的总管博卢金，以涉嫌洗钱案罪名引渡到瑞士审判，据报道黑名单上还有叶利钦的女儿，美国还制造舆论威胁没收其非法财产，用于偿还欠西方金融机构的债务，暗中逼迫俄罗斯做出战略性让步，屈服于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压力。

美国收买第三世界国家的官僚买办，出卖本国经济金融主权和战略利益，并不是全球化时代才有的发明创造，早在19世纪殖民主义时期就广泛运用。旧中国，西方跨国银行曾广泛进入开设机构，其竞争造成大量中国银行倒闭破产，利用严重遏制了中国工业的长期发展。金融等战略服务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制高点，控制了制高点，则本国各行各业都暴露在对方火力之中。旧中国的腐败官员为了逃避监督和惩罚，总是将大量贪污、受贿的金钱存放在西方银行，西方国家曾利用掌握这些官员的把柄，谋求各种经济利益和谈判好处。阿根廷、俄罗斯、旧中国的腐败官僚买办，都曾利用外国银行的渠道逃避政府监管，导致大量资金、外汇非法逃往国外。广泛报道的俄罗斯官僚买办洗钱丑闻，以及十年来外逃资金两千亿美元，比较俄罗斯私有化收入高出数十倍，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危险的存在，外国随时可利用把柄威胁国家安全。中国入世后外资银行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应研究如何解决替客户保密的原则，同增强“透明度”和“反腐败”的矛盾，

中国著名改革战略学家夏小林建议坚决保护国资控股银行等重要金融机构。　　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要“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接着，央行行长表示，“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股比限制。实际上这是减少了对外资机构的歧视性待遇，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

吊诡的是，这事情各路媒体居然没有去“热烈炒作”，多持谨慎、保留态度。这不是新鲜事儿。之前，在2017年11月10日国新办举行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经济成果相关情况吹风会上，财政部副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朱光耀就说：中方决定先放宽银行等金融机构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比例限制，三、五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汽车业亦将开展放开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试点工作，等等。对这次《政府工作报告》的金融开放“新”说法，3月10日，昆仑策网发文：当下两会上，“中国社科院的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教授、政协委员张顺洪教授:建议修改‘要取消外资对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企业的股比限制’”。同月9日，乌有之乡发文，《邋遢道人：丢失金融主权中国将重新沦为半殖民地》，痛陈旧中国金融开放血泪史，亦涉当代的经典他国悲惨案例。其文曰：“凡是新兴市场国家，也就是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完成了金融自由化的，无一例外的是金融被外资控制。而且无一例外的被搞个金融风暴，民族资本被西方便宜买光。而且这都发生在最近，难道时代有什么不同了吗?”类似文章和呼吁还有一些，日后还会增多。

据此，作者将2017年11月《国资国企都要“做强做优做大”》中有于金融新开放内容拎出来，另立题目再发表，以策应之。此次聚焦点有三：

一是政府真会放弃国资控股大型商业银行等重要金融机构么?

此事此刻，亟需由有关方面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全国人民具体地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决不能含糊其辞地打官腔。这些极少数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业务量应占中国全部金融资产、业务量的一大半，是国家不折不扣的“重要”、“关键”、“战略”和“命门”单位，是国民经济的中枢神经所在，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凭什么要让美欧私人资本来全面地、彻底地控制和“收割”!为了迎合、遵循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从来都踩在脚下，随心所欲去操纵的WTO规则?!有领导人说，放弃后可通过“加强监管”来防范金融风险?但是，自有金融监管以来，如影随形的就是私人资本“俘获监管”，形形色色的金融危机或其他祸害接二连三、层出不穷。中国在这方面也不例外，有些方面还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的贪官污吏就有一箩筐，乱象频出，殃民祸国。不久前，党中央紧急行动，“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严治金融乱局。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人，现在还要设计、实施进一步的“金融开放”，然后他们近几年内再相继退休去当逍遥自在的“高级寓公”，把国家和改革之公信力当成了特殊小团体玩弄于股掌之上的“芭比娃娃”，这样做意味着啥呢?“你懂的”。

千言万语一句话，重复当下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教授、政协委员张顺洪教授的政策性建议，要“在国家绝对控股的基础上，放宽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修改“要取消外资对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企业的股比限制”。

二、美国为首的G7国家是否对中国承诺实行相应的、公平的金融业对等开放等？

即使如此(实际绝非如此)，那么，由于这种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平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对于实际上明显处于弱势的中国金融业和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来说，可能的风险和“负外部性”将是非常大的，且绝非到出现大问题后，仅靠处理少数责任人就能够“承担”“过关”的。例如，万一中国被金融“八国联军”“搞个金融风暴，民族资本被西方便宜买光”后，体制内摘几顶“乌纱帽”，来几个“无期徒刑”，就能够挽回损失，让全国人民重新“欢欣鼓舞”?引王小强博士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说，真有如此大好时机，帝国主义列强们还不赶快趁机把中国大卸八块。那几个惹大祸“责任人”算啥东西，微尘尔。君不见苏东巨变后，那几个当年的风云大人物，哪一个不是蝼蚁般的苟且偷生来着。只有几个靠偷窃国资当了资本家的人，才算搞了几个钱，其厚颜无耻的程度与拥有的巨额金银财宝交相辉映，实为“千夫所指”。

2017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等方面公然全面提升反制中国的锐度和力度，“欧日猪国”等密切配合，并在多个利益点上“最大化”的利用之，我们能够指望美国在G7国家或OECD成员国，乃至全球范围中发挥“克己奉公”“循规蹈矩”“公平正义”“和谐世界”的“高风亮节”么?人家不是刚刚说了，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先进技术坚决不能给;过去让大块头“战略对手”中国加入WTO都错了么?

三是如放弃国资控股大型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这等于在直截了当地冲毁中共中央、国务院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关于国资控股、“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核心内容，亦是在损毁十九大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重要决策。

因为，如果极为重要的金融国企混改都可以放弃国有资本控制权，让外国资本“无限制”进入，金融业带头不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企了，其他工商业等领域的国企还需要国资控股干啥呢?

至于由国内私人资本控股的金融机构等，尽管其在全部金融业资产结构中占比极小，但他们愿意卖光现股东的股份吗?比如，民生银行、浙商银行等能够出来走两步，宣称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带头向美欧私人资本出售全部或大部分股份么?他们能听政府的么?

如果国资控股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应该，也不能大规模卖光国有股，私人金融机构亦然，那么，《政府工作报告》中“要取消外资对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企业的股比限制”岂不成了空话。

再者，即使“政企不分”，任由“牵头”制定、实施企业(市场)开放和国企混改政策的国家发改委来“抓典型”，“坚定不移”地卖光一部分银行等金融机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央行等都俯首帖耳、言听计从，估计除了金融业有几家国企被卖光外，其他也就行不通了。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政策，在民主意识高涨的今天，能不受到方方面面的坚决抵制吗?

下面为今天拎出来的文字。

三、可以排队卖光的金融机构是谁？

十九大后，在2017年11月10日国新办举行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经济成果相关情况吹风会上，财政部副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朱光耀说：

“中方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措施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三年后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宽至51%，五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逐步适当降低汽车关税，在2018年6月前在自贸试验区范围内开展放开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试点工作。”

以上这些可由外资入股甚至是完全控股中方股份制金融机构的信息，也可以属于今天的国企混改范畴。即其也包括了国资控股金融机构(如大中型银行等)在内，而非仅仅是针对国内私人控制的各种中小微金融机构。既如此，下面作者就按各规模金融机构由大到小依次排序，并据此提问：

第一，国资控股的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政策性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含“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下同)，适用于这个开放“决定”吗?

第二，其他国资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特别是其中的大中型银行等股份制或地方金融机构，适用于这个开放“决定”吗?

第三，广大农村地区的由国资控股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适用于这个开放“决定”吗?

第四，可以假定，99%以上的私人控股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如民生银行、浙商银行、安邦系等)，是不会心甘情愿地将资本控制权向外资拱手相让的。如是，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主要由听政府指挥的国资控股金融机构在开放性的混改中，将尽其可能或“适当”地转变为由外资控制。其巨额金融利润也将转属于美国等的金融资本家，而非原“全民所有制金融企业”背后的全国人民(或财政部+社保基金等)?

第五，如果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及内部国有资本都已经“做强做优做大”了，还需要政府刻意允许外资来控股，以秀“开放”(而非普京式的“秀肌肉”)么?如果已经“做强做优做大”的国有金融机构都要，或可以卖给美国等的金融资本家，那么，由于这一块巨大的国有资本都被“杀鸡取卵”了，并会严重影响非金融国企的混改风向，到2020年时，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说的“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和“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还能够实现吗?

第六，如果外资真正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主力军即国有金融机构，中国金融业乃至受其严重影响的国民经济全局，将由谁来操控，等等。某人说过，控制金融就是控制了一个国家的命脉和未来。历史经验也证明，这将意味着早已被新中国抛到太平洋底的“殖民地经济”又将在神州死灰复燃。

WTO规则要求国与国之间应实行对等开放。包括美国在内的OECD成员国，或说G7国家，有谁家的金融市场对中国这般开放了?中国凭什么要实行不对等开放，有利于谁?

或者，这种决定只是一种国际贸易中的博弈策略：我准备好了，你们能对等开放么?但是，面对美国为首的G7国家或OECD成员国，即使哪一天他们口头上对中国承诺了形式上的对等开放，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也将面临一场实力有巨大悬殊的具有实质不平等的无情博斗。“生事”的高级公务员朱光耀们是准备退休，还是准备参与这次可能的以小博大、以弱博强、以寡博众的决定中华民族命运之大战?

且不管以上问题已经或将如何解决。由此引发的另一大国企改革迷题却是也浮出水面了。如果非常重要的国资控股金融机构可以允许外资来控股乃至独资经营，那么，2020年之前坚持党中央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关于非金融国企混改的重要决策，如国资可以独资经营、全资经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等规定，还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呢?因为，按照政府关于国内私人资本享受外资同样待遇，及国家确立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国内私人资本家参照以上朱光耀说的所谓“金融开放”规则，完全有权，也有理由要求金融国企、非金融国企也可由自己来控股乃至独资经营，而无需再顾及任何政策门槛(如“国资控股”“国资在关键、重要领域集中”等)的存在。否则，就是不平等、不正义，“歧视国人”，“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了。同时，美国等也可以紧随其后，要求享受这种“国民待遇”，从而进一步向中国的非金融国企索取控制权。

显然，上“吹风会”的朱光耀没有想到，他还需要回答这些明明是一环套一环的尖锐问题。是的，他回应了新华社记者关于美国是否会对中国实行对等开放的提问。但在这之后，人们仍然不清楚，美国等发达国家，准备怎样对等地回应中方如此具体的市场开放决策，及是否会对中国开放高科技出口、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等。(当然，至今这些问题已都获得了美欧日的否定性回答。)

四、结语

简言之，如2018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教授、政协委员张顺洪教授所建议，要“在国家绝对控股的基础上，放宽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修改“要取消外资对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企业的股比限制”。

拿破仑说过，从伟大到渺小，就一步之差。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也脱离不了这种铁定的宿命。中国的崛起，需要正确、正确、再正确。而前提之一是，要善于修正错误，坚持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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