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陷入收入分配危机——评资中筠和张维迎以公益为名美化资本主义的言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7年之久，危机的余波未平，损害仍在。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矛盾日益尖锐化，最突出的是收入分配危机。就在此时，有人跳出来对资本主义大加赞美，否认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实。
一，连猴子都喜欢公平，何况人乎？
2003年，美国“自然”杂志刊登一篇关于猴子如何对待公平的科学实验论文。文章描述了对猴子进行心理实验的过程。首先，由实验者对猴子进行训练，让它们学会用筹码换食品：猴子捡起筹码交给实验者，才能得到食物。训练之后，进行了三组实验。第一组是条件公平的测试。凡是能够捡起筹码交给实验者的猴子，都可以得到一块西瓜。在参加测试的猴子中，95%的猴子愿意用筹码交换西瓜。这个结果说明，绝大多数参与的猴子对公平的条件是买账的。第二组实验是条件不公平测试，给予捡起筹码的猴子的水果不一样。一只猴子捡起筹码，实验者给它的不是西瓜，而是葡萄。给其余猴子的是西瓜，而非葡萄。一些猴子更喜欢吃葡萄，而不是西瓜，因而拒不接受西瓜的猴子高达50%多。这个结果说明，猴子对实验者给予的不公平待遇不满。第三组实验是由努力决定的不公平测试。在这个实验中，实验者允许一个猴子不必捡起筹码(即不必努力)就可以得到西瓜，其余猴子要得到西瓜仍然需要用筹码换。这时，拒绝的猴子比例高达80%多。这个实验说明，实验者给予的待遇的不公平程度越高，拒绝交易的猴子的数量越多。论文作者的结论是，猴子厌恶不公平。
连猴子都喜欢公平，何况人乎?向往公平应该是人类的天性，反对收入分配不公平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收入分配是人人都关心的问题。对个人来说，收入是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提高生活质量，是每个人都追求的目标。对社会而言，让每个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是社会和谐，国家兴旺的基础。不过，有人与常理相悖。他们或者故意歪曲事实真相，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并不存在，或者制定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政策，他们不情愿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平。难道我们当中的有些人连猴子都不如吗?
说到收入分配问题，避不开资本的力量。
作为研究美国的中国知名学者，资中筠女士说，资本的力量最强大。资本可以做很多很多好事，促进社会的繁荣。这段令人瞠目结舌的话发表在她的新书------〈财富的责任和资本主义的演变〉的首发式上。把她的话与书名对照，她所说的财富就是资本。资女士通过这本书赞美资本主义的本意十分清楚：由于公益事业的发展，资本的责任是把巨额财富捐献给社会，能使穷人变为企业家，实现财富共享，于是资本主义发生了演变。
我们不否认资本的作用。它解放了生产力，在20世纪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但是，不能忘记它还有一个面孔。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称为幽灵。他们认为，资本并非与生俱来，只是劳动力变为商品，它有了剥削的对象，才来到世界。因此，从娘胎中带来的特性决定它必然制造收入分配不公平。资本力量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不容否定，它剥削劳动者的本性根本没有改变。
在同一场合，知名经济学者张维迎为资中筠女士的观点做了注解。他对资本主义的美化更令人震惊。
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论断。他说，现在中国人关于财富，资本主义的概念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来的。因为这些经典作家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他们认为财富就是万恶之源，资本主义一定会造成富的越富，穷的越穷。我们知道很大程度上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否定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他说，今天的资本主义不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而是原来的穷人变成富人，原来的富人变成穷人了。他吹捧资本主义。他说，资本主义是可以使人类的慈善之心得到最大发挥的体制。他嫌这样的赞美之词还不够有力，进一步提高了调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恰恰是人的慈善之心发展到了最高的经济。按照他的腔调，资本的慈善之心既然已经达到最大和最高，岂有剥削他人之理，又岂能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这样的观点实际上不值一驳，之所以要较真，是因为他们的言论提醒了我们：收入分配不公平越来越严重。这可是关乎人类命运的大事。
二，我们正面临全球收入分配危机。
2014年，美国现任纽约市长白思豪在就职演讲中说，纽约发生过恐怖袭击、金融动荡和自然灾害。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场不同的危机——收入分配危机。
实际上，这场危机不只局限在纽约市，也不仅仅发生在美国。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动荡表明，收入分配不公平成为世界性现象，而且已经演变成了一场起源于美国的危机，美国的有关数据最能说明危机的严重程度。
收入分配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收入增长越来越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
以传统方法看待收入分配不公平，用占人口10%的最穷的人与占人口另外10%的最富的人的不同收入水平衡量，强调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极少数人的收入增长过快，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增长极为缓慢。收入分配不公平体现在占人口99%的人群与占人口1%的人群的收入差距，体现收入集中程度的提高，而不再仅仅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占人口99%的人群包括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者。他们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劳动，可以统称为劳动者。基于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资本所有者基本成为食利者。绝大多数所有者把资本交给管理者经营。占人口1%的高收入人群。不仅有资本所有者，也有资本管理者。他们包括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鉴于他们都是资本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我们把他们称为资产者。
在美国，自1984年以来，资产者的收入增长速度每年平均达到3.5%，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速度每年平均不过0.28%。1982年至2012年，资产者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11%增加到23%。他们的收入与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比例从1984年的8：1增加到2012年的20：1。在将近30年的时间翻了一番多;如果按照同等速度变化，到2032年，即再过20年将高达38：1，可能再翻一番。1984年，占人口99%的劳动者的年均收入为4.7万美元，2012年为5.1万美元，2012年，占人口99%的劳动者的年均收入为5.1万美元;2032年，只可能增加到5.4万美元。在近50年的时间里，一共只增长了7000美元，每年也就增长100多美元。占人口1%的资产者的年均收入从1984年的38万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101万美元。2032年可能增加到197万美元。同样是近50年时间，资产者的收入增加了159万美元，每年平均增加3万美元。
过高的收入集中程度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了收入分配危机。按照传统方法计算，1976年到2006年，美国的基尼系数提高了6个百分点。按照占人口的资产者与占人口99%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计算，则提高了12个百分点。
这场收入分配危机之所以称得上危机，是因为它最终触发了全球金融危机。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过两次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皆因收入分配不公平。第一次是1929年大危机。第二次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根源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个人消费不振，为刺激消费实行了以债务推动增长的战略。
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居民债务不断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不足以满足日常生活消费开支，被迫增加借债和减少储蓄。越穷的人，债务负担越重。1989-2007年，占人口20%的低收入阶层的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增加了160%，占人口75%的中等收入阶层增加了93%，占人口5%的高收入阶层只增加了18%。在居民债务中，房地产抵押贷款增长迅速，其中的次级贷款面向收入较低的借款人，偿付保障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之上。当房市低迷，利率上升时，他们无力偿还贷款，次贷危机由此产生。
这场收入分配危机之所以称得上危机，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进一步恶化，导致世界经济一蹶不振。
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后果是极少数人获利，而全社会受害。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广大人民的消费水平持续下降。全球经济增长率从60年代和70年代的4-5%下降到80年代的3%和90年代的2.3%，2008-2013年进一步下降到2.2%。全球私人消费占全球生产总值比重从2000年的60.4%下降到2012年的57.6%。如果对资产者制造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行为听之任之，世界经济增长势必进入长期疲软阶段，国际经济矛盾将更加尖锐。许多人对世界经济前景表示悲观，绝不是杞人忧天。
三，资本的力量不断壮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力量的构成发生变化。一是出现了新成分：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的资本管理者控制和管理巨额金融资本，某些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参与各国政府的资本运作，他们成为资本力量的组成部分。二是原有成分的作用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之后，为资本代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代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西方国家政府和国会实行了有利于资本的市场自由化政策。这些力量作为资本代理人，有的不一定拥有资本，却能共同捍卫资本的利益，发挥集体的力量，合伙制造收入分配不公平。
第一种力量是资本管理者。由于经济活动被金融业主导，金融业被管理者控制，金融资本管理者成为资本集体力量的核心。
资本的力量依仗金融市场而不断壮大。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首次超过全球国民生产总值。 2006年，已经3倍于全球国民生产总值。金融资本利用如此庞大的财富，轻而易举地操控国民经济于股掌之上。伴随资产规模增长，资产证券化趋势加强。1980-2000年，美国的证券化债务增加了50倍，银行贷款只增加3倍。经营方式随即变化，资本所有者为了分散风险，把资本交给专业的管理者操办。以规避风险的名义，适应金融产品交易的金融创新大行其道。金融业出现经营集中化趋势。1990年，10家最大的金融机构占金融业全部资产的10%，2006年增至50%。面对错综复杂的金额产品和深不可测的金融创新，一般人如堕五里雾中，只有大型金融机构的管理者得心应手，从容操作，从而控制了整个金融市场。
资本管理者并不比资本所有者更仁慈，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获取更多的收入。美国国会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调查报告尖锐指出，金融公司明知创新的金融交易手段对投资者有害，但只要对自己增加收入有利，他们不惜隐瞒其中的玄机，欺骗广大投资者，为了逃避税收和监管而设计的金融创对社会效率造成了危害。1980-2008年，全美国的利润有将近一半被银行拿走。1980年以来，美国的财富有6万亿美元左右转移到金融部门。金融机构高管的收入几乎占了利润的一半。2005年，金融业高管的人均收入达340万美元，金融经纪人和经销商的人均年收入更高达700万美元。
第二种力量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收入分配公平加剧的30年，正是西方经济学家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时期，也是一些国家实行市场化自由化的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资本力量的代言人，他们主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工会组织被破坏，劳动者与资产者的谈判力量被削弱。在经营管理制度改革的幌子下，企业治理着眼于对企业经理人的物质刺激，企业收入向经理人倾斜。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为维护资本力量的起了很坏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张维迎说，“从社会观点来看，资本雇佣劳动是合意的，因为只有这样一种机制可以保证经营工作由称职的人选来承担。相反，如果劳动雇佣资本，企业家市场将会充斥着‘伪劣商品’。”“在这个制度下，富人的能力会获得一份剩余租金，而穷人的能力则只能获得到一个‘市场工资’。”他把劳动者斥责为伪劣商品，为资本力量帮腔造势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第三种力量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国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捡起一直被人所不齿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发动了一场市场自由化运动，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全球泛滥。市场自由化政策充分体现了资本力量的利益。资本管理者的超高收入得到政府和国会的鼓励。1992年，国会通过关于内部收入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如果高管的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只要能证明超过的部分是以“业绩为基础”的收入，就可以免税。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规定送给高管的股票期权不计入公司成本，他们用股票期权获利得到法律保障。
第四种力量是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他们管理和经营主要来自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资本，决策权也掌控在主要西方国家手中，这些机构成为资本集体力量中的国际成分。他们积极鼓吹资本自由化政策，起了为跨国资本鸣锣开道的作用。他们对资本力量制造收入分配不公平，或者遮遮掩掩，或者极力辩解。2006年，全球收入分配危机已经显现，世界银行在专门分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报告中大谈机会不平等，回避问题的实质。200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收入分配不公平归因于技术进步。对资本的作用则避而不谈。这两家机构把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作为贷款条件，致使接受贷款的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公平。
四，资本力量剥削劳动者使出新花样
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程度并非一成不变。在有些时期，不公平程度有所缓和，另一些时期，又有所恶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什么收入分配不公平会有短暂的改善?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的产品是为了卖给他人的。为了保持盈利能力，生产者最希望把产品卖出去，最担心无人购买他的产品。然而，生产者的希望往往会落空，产品过剩时而发生。当全社会的产品供给多于产品需求时，就会发生经济衰退，生产者被强制减少，甚至停止生产，从而蒙受重大经济损失。显然，谁也不愿意发生经济衰退，但它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资本的力量不情愿蒙受损失，有两条出路。一是减少生产。那么，利润总额会随之减少，损失仍在。二是增加生产。如果能提高工资，就可以鼓励个人消费，生产随之也会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供求关系的矛盾。基于保持盈利能力考虑，资产者不得不对劳动者做些让步。20世纪初期，福特就是这么干的。他提高了劳动者工资，使他们买得起轿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供过于求。1929年大危机之后，从避免经济大萧条出发，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改善劳资关系，强化社会福利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纷纷效仿美国的做法，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有所缓和。
但是，不要以为资本力量的本性会改变，他们对劳动者的让步只是权宜之计。一旦形势变化，他们就会重操旧业，甚至变本加厉，剥削的力度加强，广度拓宽。
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改革为名，解除对市场的管制，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力市场自由化。以劳动力政策过于僵化影响经济效率为借口，修改最低工资政策，破坏工会运动，削弱工资集体谈判，减少失业救济。20世纪80年代之后，资本的力量通过生产过程剥削劳动者的传统方式依旧。因此，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资产者剥削劳动者的力度加强。以美国为例，1980至2012年，劳动者收入比重累计下降15个百分点。只2012年一年，被资本剥夺的劳动者收入就高达1.8万亿美元。面对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谁还敢说资本力量能大发慈悲?正如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劳工部长莱克所指出的，他们(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反对提高劳动者的基本工资，反对为失业者增加失业补贴，反对向低收入群体提供医疗保险补贴，企图削减食品补贴，试图解散工会，不想为增加工作机会而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所有这些措施都是赢者通吃，零和博弈，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
为了攫取更多的收入，剥削的广度拓宽。资本力量盯上了劳动者的钱袋，美其名曰把劳动者变成投资者，把他们的储蓄拉入金融市场。例如，1978年，美国开始实行401K计划，号召劳动者用个人收入参加退休基金。英国采用个人股票计划和个人储蓄账户等方法鼓励个人参加退休基金。这些基金由机构投资者管理，投入证券市场。在美国，低收入劳动者持股迅速增加。年收入在1万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的股东比重增长最快。按持股者的职业划分，工人和农民家庭持股比重增长最快。1989-1995年，这一比重翻了一番多。
出于剥夺劳动者收入的目的，小布什提出建立“所有者社会”。他说，每个美国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住房，也有权建立自己的未来，灵活地选择自己的医疗保健和养老。他要求每个美国人都负起责任，建立自己的“投资-储蓄账户”。为此，调低收入所得税率、遗产税率、公司所得税率和资本所得税率，提高消费税率。美联储2001年关于消费者金融状况的报告表明，将近93%的美国家庭持有各种类型的金融资产。这意味着，在政府支持下，资本力量利用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把劳动者推向金融市场，把劳动者绑架到资本运作之中。
从表面看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分野变得模糊起来。在实质上，金融资本因劳动者参与变得强大起来，而劳动者却遭受了多重剥夺。作为劳动者，工资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作为借款人，受到住房信贷和消费信贷的盘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借款人不但失去住房，还身负沉重的债务。作为投资者，劳动者的金融资产受到金融危机的侵蚀，有的血本无归。资产管理者利用他们的资金赚足了利润，而且收入在金融危机之后有增无减。因此，劳动者受到资产者的三重剥削。
无论是资中筠女士所说的公益事业是在改革资本主义，还是张维迎所说的说资本主义的慈善之心发展到了最高，都无法掩盖资本为谋利而剥削劳动者的本性。公益和慈善之心的底线是不能触动资本力量的根本利益，也就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全球收入分配危机说明，资本的力量不断壮大，收入越来越集中在资产者手中。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说明，资本的力量把劳动者拉入资本所有者的队伍，利用劳动者的资金实现了变本加厉剥夺劳动者的目的。
面对这两场仍在肆虐世界经济的严重危机，我们不指望资本力量改变本性，但也不能姑息资本力量横行霸道。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把世界经济引人歧途的理论祸首，资本的力量是制造全球收入分配危机的罪魁。要坚决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自由化主张，坚持对市场的规范和对资本的约束。为缓解收入分配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危害，必须把纠正收入分配不公平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首位，方能通过刺激个人消费，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扭转世界经济长期疲软的局面。
2015年9月
附录：作者简介
姓名：侯若石
单位：退休人士
职务：研究员
现居：中国 - 北京
所在行业：学术/科研
擅长领域：经济学
详细介绍：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在北京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曾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伟伦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历任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律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北京大学泰国研究所理事。
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关系;各国经济政策和体制比较。
主要作品：福兮祸兮——经济全球化和大众福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突破观念的误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
战略选择与资源配置(时事出版社，1990年);
机会，还是挑战：发展中国家未来工业化，中信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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