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政府、市场与社会，改革的三大抓手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崭新的表述。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而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关键抓手。《决定》指出，在“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时，强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时，则要求“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尽管文件理出了政府、市场、社会的头绪，但是通篇没有说明社会与市场的关系，更没有说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了人类就有了社会。荀子曰：“人力不如牛，走不如马，而牛马为之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作为命运共同体，社会不以市场、政府的存在而存在，相反决定着市场与国家的存在。即便未来国家消亡，市场消亡，社会理应一如既往地存在。社会是一切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的根基。近代欧洲向新大陆殖民，在北美13个殖民地政府出现之前，在市场生成之前，殖民者无论是在东部定居还是向西进发，都通过社会而生存而发展。

　　市场作为经济的一部分，长期内嵌于社会，发挥着商品交换的职能。资本主义之前的市场长期受到政府与社会的抑制。到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主导的市场逐渐取得了对社会与政府的优势，不断通过钱权交易、收买政客的方式操控政府，努力通过雇佣劳动与控制舆论而掌控社会，试图将一切产品与生产要素都变为商品，即商品化一切，进而资本化一切。市场(资本)愈是扩张拓展，其二重性也愈发突出，即一面作为“财富的魔法师”，而另一面便是“撒旦的磨坊”。作为“财富的魔法师”，市场将财富近乎无穷无尽“从地底下呼唤出来”。资本主义经由市场在近现代百年间所创造的财富，比已往所有时代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而作为“撒旦的磨坊”，市场则会将优质资源、优美环境乃至道德良知等很多美好搞得面目全非。

　　政府原本在社会关系与市场交换日趋复杂之后应运而生，代表着国家对各类社会和市场等进行协调管理。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政府越来越深地被资本主导的市场所操控，为市场亦即为资本的扩张服务，包括尽可能地自我约束——扮演一个“守夜人”的角色，以及抑制社会对市场扩张的反弹。社会对市场反弹力量之强大，令市场(资本)本身无法承受。因此，市场若没有政府的援手，寸步难行。历史上，一个个规模市场，无不是借助政府的力量得以建立。所谓市场秩序无不是通过政府的力量得以维护，政府的介入自始至终都是保证市场正常运行的关键。

　　家庭—私有制—国家生成后，社会—市场—政府便在国家这一高级共同体中长期共存，三者既有同一性又有对立性，即便是在无比专制的王权下也有社会与市场。但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市场—政府三者的力量分布并非均衡。孤立考察市场与政府，而不顾及社会对市场与政府的影响，一如当今的西方经济学及其以此为生计的学人，或孤立考察其中两者关系，而忽视第三方，只能是盲人摸象。只有理解和把握好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才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二者的关系。

　　国家性质决定国家治理方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有效克服任由市场调节的不良结果——一端是财富积累，一端是贫困积累，才能努力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周期性危机，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当然要超越一般的市场治理、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之上实施综合、系统、协调治理，发挥好“1+1+1大于3”的功能。而且，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我们更应发挥“社会”的积极功能，创新社会治理，“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确保社会安定有序。鉴于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上，有效率的市场、有作为的政府与有秩序的社会，一个也不能少。▲(作者是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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