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的重庆实践-探索公有制更富效率的实现形式

　　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更富效率的实现形式

　　文|重庆日报记者 刘长发 杨永芹

　　在30多年的中国改革进程中，国企改革一度被称作“最难攻克的堡垒”，机制僵化、效率低下、包袱沉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动力不足……诸多体制难题长期困扰着国企。

　　而重庆差点儿拖了全国国企全面脱困的后腿： 2000年后全国整体扭亏为盈，但重庆国企却仍有70%的严重亏损，国有资产负债率高达80%以上，其中一半是坏账。

　　困境面前，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还是束于桎梏，灰飞烟灭?

　　当然是重生!在浴火中重生!!重庆丝毫没有犹豫地做出这样的选择。

　　10多年来，重组、上市、监管创新成为重庆国企改革的关键词。改革，让重庆在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更富效率的实现形式的进程中，迎来了“新国企”方阵。

　　如今，国有企业已成为重庆经济社会的中流砥柱——目前，44户市属国有重点企业，与2003年市国资委成立时相比，资产总额、净资产、利润总额分别增长11倍、8倍、12倍。重庆国资初步形成了适应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业、基础设施、地方金融、商贸物流、生产服务等五大板块。

　　重庆国企改革取得的成就，今年初就得到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现任国务委员王勇的肯定：“重庆国企在探索中发展，有理论有实践，为全国地方国企改革树立了旗帜、样板。”

　　三大重组激发企业内生活力

　　翻开重庆农商行2013年中期报表，你会发现，在9家H股上市的中资银行中，重庆农商行堪称是一匹名副其实的“金融黑马”—— 截至2013年6月末，作为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和营利能力的重要指标，重庆农商行的资产增幅、客户存款总额增幅、净利润增幅、净息差和拨备覆盖率等5项指标均位居9家H股中资上市银行首位。同时，反映重庆农商行资产质量的两项指标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连续5年保持“双降”，资本充足率在H股中资上市银行中名列前茅。

　　如今，重庆农商行已经成功跻身世界银行500强、中国企业500强和《福布斯》全球企业1000强。

　　这些，对于10年前的重庆农商行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10年前，包括重庆农村信用社在内的5户金融企业，曾是中央金融管理层的“一块心病”，更被银监机构定为金融高风险地区：不良率超过50%(账面35%-48%之间)，管理混乱，案件频发，股东急于脱身，濒临破产，老百姓存款安全得不到保障。

　　按照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必须承担起风险处理责任的要求，这些金融企业在多轮重组下均不成功。

　　如何激发金融企业内在活力、催生发展动力?

　　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廖庆轩给出的答案是：调动国有资本进行重组。

　　在市政府主导下，重庆市对五户金融企业实施了“三项重组”：

　　债务重组，通过渝富集团以市场化手段买断坏账变为股东，剥离债务，降低不良资产率。

　　资本重组，通过国企资金入股控股，带动香港大新、重庆南方、重庆隆鑫等进入，优化股东结构，增强资本实力。

　　班子重组，选派得力干部进入经营管理层，优化治理结构，规范经营管理。

　　重组让企业实现了“一举三得”：

　　一是五户地方金融企业起死回生，重焕生机，目前已全部成为西部同行业第一。

　　二是地方金融风险有效化解，增强了金融服务能力。对农户和中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占全市比重已达80%，对“八大投”的贷款余额仅占其贷款余额的1.9%。

　　三是改善了重庆的金融生态，增强了重庆的区域竞争力。目前重庆已经是全国金融生态最好的地区之一。

　　2010年重庆农商行成功登陆香港H股主板，成为全国首家上市农商行、首家境外上市地方银行，即是明证。

　　直辖之初，在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社会资金不愿进入，以重庆高速为例，重庆高速每公里投资是东部地区的2-3倍，而车流量只有二分之一，甚至更少。

　　而政府财力有限又不能举债赤字搞建设。如何将基础设施的欠账补上去，为重庆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硬件设施?

　　答案还是重组。

　　为此，重庆先后组建了8户投融资企业。近10年,“八大投”累计投入5413亿元,共承担了2000多公里高速公路、4000多公里高等级公路、10余座跨江大桥、143公里轨道交通和主城公租房、重大公益设施、供排水和水利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的建设。

　　同时，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市场主体”方向，重庆继续打造“八大投”：一是建投和高投集团已转型为工业、旅游企业，水投集团与水务股份已实现整合。二是现5户企业已拥有一批优质金融或实体企业的股权，其中水务集团的主体板块和城投集团的部分板块已上市。三是高速公路、供排水等已建成并具备持续盈利能力的部分项目,已与非公企业开展了大量合资合作。

　　更重要的是,现有5户投资集团资产负债率仅为57%，扣除政府性负债350亿元外，负债率只有53%，银行信用全部为2A以上并共储备土地29万亩，对外股权投资266亿元，去年实现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营业收费171亿元。依此三种渠道足以平衡其负债，而且还可以获取一定数额收益，作为今后几年投资的部分来源，实现“当期可承受、未来可持续”的目标。

　　银监、审计等机构在进行多次专项检查后，对重庆“八大投”作出“资产负债合理、五个注入到位、资源配置充足、资金管控严格”的评价。重庆基础设施板块企业的运作管理方式，更被世界银行评价为“欠发达地区城市建设可以借鉴的样板”。

　　对于传统工商企业，重庆还大规模推动重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近年共实施了实施上千企次的重组整合，缩短了管理链，减少了“出血点”，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了资本向优势行业，资源向优秀企业，政策、资金等向优秀产品集中的“三集中”。

　　通过一系列改革,重庆市国企内生动力有效释放。2012年，市属国有经营性企业实现经营利润245亿元，同比增长20%;投融资企业完成投资额940亿元，上缴财政土地收益220亿元;工商及服务业板块1/3进入中国500强。

　　整体上市解决国企发展难题

　　10月25日，重庆银行在香港公开发售股权。11月6日，重庆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交易。

　　在准备5年之后，重庆银行的IPO终于成行。业内认为，重庆银行赴港招股，将拉开新一轮内地银行赴港上市的大幕。

　　“5年来，重庆银行上市的战略并没有因其中的一波三折而改变。”重庆银行有关人士表示。

　　事实上，在H股之前，重庆银行一直在做A股上市准备。早在2007年就已递交了A股上市申请，但因各种原因上市计划被不断延期。

　　2013年8月，重庆银行正式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表。

　　根据重庆银行的招股文件，重庆银行此次发行的股份数目约为7.07亿H股，募集资金规模将不会超过46亿港元。此次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以补充公司的资本金。

　　重庆银行的成功上市，只是我市推动国企上市的一个缩影。

　　“过去10年的国企改革，主要围绕‘扭亏脱困’的主旋律，取得了显著成效。新一轮国企改革，主攻方向是‘市场化’。而推动整体上市，正是深化国企改革的基本路径。”重庆市国资委党委书记胡际权称。

　　来自重庆能源集团的消息称，该集团子公司有3家启动上市准备工作,重庆燃气正在积极推进上市进程，巨能公司和顺安公司也启动了上市前期准备工作。与此同时,集团也在积极准备整体上市计划。

　　重庆市国资委成立以来，以改革为抓手，在推进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的同时，坚持整体上市的国企改革路径。“通过上市，促进了这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了优质资源向优质国企集中，解决了国企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同时，抓住整体上市这个纲，国企深度的机制转换、企业发展、市场监管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廖庆轩表示。

　　2010年3月29日。重庆水务集团以高于发行价4.01元的开盘价格,成功在A股上市，一举成为重庆市国内A股市值最大的国有重点企业。

　　细细算来,重庆水务集团从成立、改革到上市,不到10年时间,就完成了漂亮的“三级跳”：成为一家市值突破了500亿元大关的上市公司，一举成为具有供排水一体化产业链和厂网一体化竞争优势的国内最大的专业水务上市公司;成为重庆市国内A股市值最大的国有重点企业。

　　数据显示，重庆市国资委共推动了8户集团整体上市，川仪股份、建工股份、医药股份也正加紧推进上市进程。目前, 重庆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已达13家, 位居中西部12省区市首位，且无一家ST公司。

　　“通过上市，推动企业实现了脱胎换骨。”重庆国企改革曾经的操作手、现任西南证券董事长崔坚称。

　　此外，上市也推动国资监管从原来单一的出资人监管进入到“六位一体”的市场监管。即除出资人监管外，还引入证监会为主的监管机构的监管;引入了交易所、协会等自律机构的约束;引进了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督导;引入了机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用脚投票的倒逼机制;也引入了各类媒体的舆论监督。

　　有专家表示，以整体上市为重点的国有资产“证券化”改革，极有可能成为我国经济改革中下一个最具效率、最具推动力的改革领域。

　　多种主体形成国企新格局

　　中国式改革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思想的争论与多方利益的羁绊博弈。近些年来，有关“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争论一直未停止。

　　重庆国有企业的强势发展，一度让市外一些民营企业感到不公，一些人直斥重庆“大搞国进民退”。

　　其实，重庆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进民也进”。重庆近年来非公经济占全市GDP的比重，由1997年直辖之初的26%提高到目前高于63%。重庆国资迅猛扩张的这几年，也是重庆非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不仅如此，通过股权合作，国企资产中的非公比重已达46%;通过产业带动，目前，有13.2万户非公企业与国企形成了产业链合作。

　　一方面，重庆国资通过增值收益上缴财政，普遍降低了税率，起到藏富于民的效果，另一方面，重庆国资承担了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民营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

　　专家认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同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推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共同向前发展的两个有力引擎，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都会造成发展动力的偏废，导致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失衡。

　　推动“国民合作”，形成“国民共进”之势已成为各方共识。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传统的合作，主要表现为上下游产品买卖的市场合作，这种单一的合作形式并不能有效地促进两者资源的更深优化，难以激发出更多的合作效率。在市场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股权、技术、产业等层面都可以成为双方合作的有效途径。

　　重庆高速集团就是国企实施股权多元化改革、推动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案例之一。

　　重庆高速集团2010年在启动新千公里建设时，为突破融资瓶颈,通过实施股权改革，采用BOC+EPC模式。即投资人对项目部分股权进行投资，股权比例不低于40%时，可允许投资人对项目工程进行总承包。

　　通过此模式,重庆高速集团成功招商引资新千公里项目12个，总计组建完成9家合资公司，总里程683公里，总投资701亿元。共引入对方资本金79亿元，由合作股东方提供差额担保18亿元，减少集团直接负债527亿元。

　　实施股权多元化，不仅解决了资金难题，也让建设方作为股东的总承包人，与工程质量拴在一起。若高速公路质量保证不了，那么直接关系到今后对该项目的经营效益。

　　在实施股权多元化方面，重庆高速集团还积极探索。如在重庆高速公路服务区，引进了一批有特色的经营类非公企业,如梁平张鸭子、重庆市浙嘉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双河丝绸有限公司、重庆市飞洋饮食文化有限公司，使得服务区服务层次更为丰富。

　　与此同时，重庆国企还积极为民企和外企配置资源，“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通道的开通便是例证之一。

　　这条由重庆交运集团主导开通的货运通道全程只需两周左右，比海运快20天以上，但成本相当，服务对象主要是民企和外企。

　　在产业合作方面，重庆国企探索产融结合的发展路径，以工业企业和国有地方金融机构共同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专门服务产业链上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

　　据悉，目前重庆已经有四联、建工、化医等企业大型国有工商企业牵头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这样，重庆国企不仅给资金紧缺的民营企业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持，也加快了国有制造企业的产品周转速度，增进了双方的运行效率。

　　北部新区信汇产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就是重庆轻纺集团去年成立的具有国资背景的小额贷款公司，可为重庆轻纺集团上下游配套的几百家中小企业输血。

　　近年来，市属国企已从纺织、食品、冶炼、水泥等行业有序退出。市属国有重点企业所属二级及以下企业95%实现了产权多元化，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互为依存，相生相伴。

　　此外，重庆国企积极实施“走出去”，通过并购等方式参与全球资源配置。

　　近年来，重庆实施了发展境外优质粮油基地，收购澳大利亚磁铁矿、英国精密机床技术、加拿大蓝宝石工厂、法国汤姆逊半导体研发团队、德国萨固密集团、美国直升机项目等重大项目，有的已回投重庆实现产业化。

　　重庆实施走出去实际操作中，始终坚持了“三个必须”，即必须立足重庆产业短板和企业短板，重点围绕战略性资源和高端技术并购开展;必须坚持“走出去”与“走回来”相结合，走出“走出去”并购，“走回来”弥补产业缺陷、提升产业级次、带动多种经济发展的“一石三鸟”模式;必须有全面客观的政治、文化和经济风险评估报告，坚持量力而行、风险可控，有一组国际知名的中介机构参与。

　　重庆市的国企改革发展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国务院国资委的充分肯定。国务院国资委评价为“重庆的做法很好，很全面，有力地回答了当前社会上的不实评论。值得系统总结和全面推广。”

　　多项举措构建国企监管“防火墙”

　　短短10多年时间，重庆国企实现重生，专家认为，这与重庆国资委推动国资监管思路嬗变分不开。

　　随着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放开搞活，国资监管机构的职能发生了“监管国企——监管国资——监管国有股权“的动态演进。

　　在新的环境和形势下，需要新的国资监管思路。重庆市国资改革正是这种国资监管思路转变的写照。

　　重庆在推动国资发展中，创新国资监管模式，在全国率先实现司法诉讼资产进场交易，受到中纪委和中央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对出资企业建立了产权管理、财务管理的信息化系统，实行风险预警提示制度，较好地控制了风险。

　　同时，重庆还对出资企业开展资产评估，经济责任审计，财务决算审计，改制、工程等专项审计中，实行由国资委委托中介机构，由国资委支付费用，解决了提升中介服务的公允性及中介机构对国资委负责的问题;建立了“外派内设”监事会制度，加强董事会建设，不断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与此同时，对“八大投”按照独立承担民事主体责任，“公共目标、市场运作”的方式管理，遵守“五三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企业风险。

　　即在政府注入土地、国债、存量资产、税收、规费等五方面资源，与下达的公共性任务相匹配，要求重庆国企业必须做到“三个不”、“三个平衡”：

　　首先，重庆市财政不直接为八大投资集团融资担保。假如“八大投”要借100亿元，重庆政府担保，那么“八大投”的风险全部变成了重庆政府的债务，这行不通。“八大投”之所以能在市场上融资，是凭借它们自己的资本金以及成功的商业运作，能够有这个信用去借到300亿元、500亿元的钱。

　　其次，“八大投”之间互相不能担保。因为互相担保，会掩盖矛盾，某个集团的情况很好，就会为别的集团做担保，等到一个集团出现问题，就会把八个集团都拉下水，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要防范。

　　最后，专项资金绝不互相挪用。因为投资集团中有些资金，是中央给的专项资金，在一个集团内，哪怕这个资金放在账上还有余，暂时还用不了，而别的项目可能资金很紧，也不能交叉混用。

　　同时，要求国企做到三个平衡：承担债务和注入资源平衡，资产和负债平衡，企业现金流要平衡。

　　在监管体制创新方面，重庆也充满了智慧。

　　重庆的国资管理体制，可以概括为：实行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实行工商产业、地方金融等经营性资产“一体化”管理。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部部长许保利评价说，过去国企搞不好有很多原因，其中重要一点是管生产的、管资产的和管人事的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部门，所以这个企业的死活，谁也管不了。

　　重庆市国资委并不会对国有企业发展方向上做过多的干涉，重点锁定在风险监管上。

　　这种体制成功破解了企业想融资融不了、想破产破不了、想搬迁搬不了等国企改革的“死结”，使得重庆市国资委可以在其监管范围内为重庆国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最大限度拓宽国有资本的运转空间和效率，提升国有集团整体协作能力，还为重庆国资拓展了资金、资源、人才的配置空间，推动了集团间的“抱团发展”，促进了优秀企业家的成长。

　　“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也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推进国企转型升级发展的必由之路。”胡际权称，按照重庆市委四届三次全委会的决策部署，下一步，将把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与进一步健全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机制结合起来，围绕“科学监管、依法监管”的要求，切实提高国资监管效率。

　　国企改革未有穷期

　　“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今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就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时明确表态。

　　这既亮出了公有制经济不容动摇的底线，也凸显目前国企改革活力仍然未能充分释放的现实;既是对过去十年国企改革实践的总结，更是对这场改革未来方向的进一步明确。

　　对重庆市属国企来说，这10年来已经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破浪前行，企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重庆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我市改革发展正处于最关键时期，更要发挥国企的特殊作用。”胡际权称。

　　但改革并非一蹴而就，重庆国企改革远未结束。从总体上看，重庆仍属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仍处于欠发达阶段。因此，重庆国企为经济社会发展投入较多，企业自身发展不足，仍在五方面问题：

　　布局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调整，治理结构有待健全完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负担较重，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国资监管体系、专业化程度和效率有待进一步创新和提升。

　　目前重庆市国资委已提出下一步深化市属国有重点企业改革发展的路径和目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全面深化国企改革，坚持把整体上市作为深化国企改革的基本路径;积极稳妥推进历史遗留问题综合改革试点，广泛引入各类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推进股权多元化发展，切实提高国企治理结构运转效率，改变企业管理“半行政化”状态。

　　构建市场化运作机制，通过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加快企业整体上市等，多渠道增加企业权益资本;健全市场化风险防控机制，坚决避免超过财务承受能力、过度依赖负债的项目上马，确保风险可控。

　　推进战略性结构调整，逐步加大竞争性领域国有资产退出力度。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大力推进国有企业重组和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向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优势企业集中。

　　拓展开放广度深度，在完全竞争领域，加大引进民资、外资力度和转让;深化与世界500强和中央企业的合作，提高合作层次和质量;积极稳妥实施“走出去”，注重对重要资源和关键技术的获取，加强境外投资监管，有效防控对外投资风险。

　　深化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如今，重庆国资正朝着“监管一盘棋”、“服务一盘棋”、“发展一盘棋”的方向抓紧推动。

　　发展无止境，改革无穷期。

　　相信在新的发展平台上，重庆国企将开启新的征程，将承载着强国富民的“中国梦”，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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