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私有化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就简单了，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对此我们只要看一下西方发达国家制度的发展与演变以及目前状况，同时也可以看一下推行私有化后的原社会主义国家。也许反对者会说，所有问题的产生并不是私有化的问题，而恰恰是私有化不到位，半途而废的缘故，如果不是政府对市场的干涉，私有化会不负众望，那么，果真如此吗?
市场资本主义是西方国家制度的核心，主张市场最大化，政府干预的最小化，那么市场资本主义完美吗?无疑它在创造财富方面是无与伦比的，西方之所以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原因就在于此，但是资本主义在另一方面有两大致命的弱点，一是社会不平等，它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贫穷。二是供需不平衡，表现为经常性的经济危机。国家资本主义是对市场资本主义的一种小心翼翼的修正，主张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必要性。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彻底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他们开始启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贫富差距，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提高社会福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趋势进一步在欧洲发展，由此形成了以高工资，高福利为特征的福利主义混合体制，当时在西方人们发现他们都成为了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者。那么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否因此得以解决了呢?遗憾的是并没有，凯恩斯方案只是一种止痛剂，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不平等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依然存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还染上了社会主义的毛病，高福利，低效率。于是上世纪70年代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呼吁回归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预，因为政府干预扭曲和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调节的功能。正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当时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内阁等西方国家纷纷掀起了再私有化改革。
那么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私有化改革是否使资本主义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呢?不错改革开创了解除管制，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时代，催生了全球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一刻，自由资本主义成为了人类历史终结的目标。但是时隔20年后西方资本主义又一次陷入危机，仿佛历史回到了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代，重新私有化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和降低生产成本，加速将本国制造和加工转移和外包到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由此导致欧美国家产业空洞化，失业率居高不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和精英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的腰包如何涨起来，他们公司所在国的利益与他们无关，他们还会以搬迁公司总部来威胁，以换取更多政府的让步，而中产阶级因为工作的流失趋于贫困化，形成了所谓1%与99%对抗的社会结构，占领华尔街实际上反映了中产阶级对资本贪婪的怨恨与无望的反抗。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将此次危机归罪于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显然如果不能对财富和权力加以制约，资本主义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不平等，那么是否下一步只有从市场资本主义再回到国家资本主义，过度向右必然导致向左回转吗?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行私有化以后的发展状况，这些国家曾经是另一个实验共产主义的牺牲品，在转型后又被置入下一个实验：私有化，他们被告之，一旦能释放市场的力量，经济就会腾飞，但是结果是经济腾飞并未出现，苏联解体十年后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 3000亿美元，是1991年苏联的十分之一。外贸进出口总额大约为800亿美元，只相当中国的五分之一。黄金和外汇储备20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就是说，俄罗斯已经从一个强大的国家变为一个在经济上无关紧要的世界二三流国家了。市场化与私有化实际成为新兴寡头对社会资产的掠夺与瓜分，由此他们成为俄罗斯命运的主宰者。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筋疲力尽……社会濒临崩溃，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濒于崩溃。显然，在俄罗斯包括东欧国家市场化与私有化的实验已经走到尽头，短短20年，他们又成为另一场实验的牺牲品。
从近现代200年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社会制度经历了从市场资本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并依然处于两者之间的周期性摇摆不定中，与此相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经历了从国家社会主义到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演变，并也依然处于两者之间的周期性摇摆不定中。
丘吉尔曾经讲到，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是不平等地分享上帝的恩施，社会主义的固有美德是共享苦难，无疑，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于生产和效益，社会主义的优势在于分配的平等，那么理想社会模式是否能够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势加以混合呢?即在生产领域采用资本主义，在分配领域采用社会主义，为了平等牺牲一些效率，为了效率牺牲一些平等，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稳定和可持续的社会发展状态。事实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争论了一个世纪以后，也不再是谁代替谁的问题，而是两者如何混合互补的问题。在西方纯粹的资本主义已经被代之以市场主导，政府干预为辅的混合制度，在中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至于制度在市场与政府主导之间的周期性变化频率越来越快，幅度越来越小，两者趋于越来越融合和互补。
在制度的周期性变化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体制与没有市场的计划经济都是不可行的，问题关键是两者如何形成有效的混合搭配，而不是相互抵触?最后，我们不妨以卡尔·波兰尼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因为这句话值得人们思考，他在“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写道，本书的主题是，这种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含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假如不放弃社会之人性的本质以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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