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战争可以制止和平可以争取

作者：李慎明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2-02-05 816

李慎明：战争可以制止和平可以争取

三、战争可以制止和平可以争取

这里所说的和平主要是指与局部战争、有限战争不同的，与各国家联盟之间运用武装暴力手段进行全球对抗的世界大战相区别的状态，是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隙。

战争可以制止，和平可以争取，是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对战后国际形势进行科学的分析，创造性地提出的完全崭新的论断。此后，毛泽东又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了这一论断。

1946年4月，毛泽东就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上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1]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的谈话中说：“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2]

1950年6月，毛泽东再次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3]

1959年10月，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和平有可能被破坏，缓和之后又会搞紧张，搞突袭，打大战，等等。对这些情况都估计到了之后，我们说总的看来，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从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假如这种情况实现了，那时要打世界大战，他们就比现在更加困难了。那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要比现在大得多。西方国家的矛盾，日美矛盾，由基地和条约而造成的许多矛盾，都很难解决。”[4]

只是到60年代以后，中苏两国的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之后，毛泽东才逐渐对战争的危险性估计加重，并提出了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的战略方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主要是指中苏之间的战争，而并不是指特定的世界大战。

直到7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的不少学者看到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纷纷著书撰文，惊呼“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1969年，毛泽东在谈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时，说的仍是：“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5]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国内一些学者和国外有的政治家经常提及的“毛泽东断言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说法，笔者曾认真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但至今仍未看到有确切的出处来说明毛泽东有此所言。而恰恰相反，如前所引，毛泽东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制止，和平可以争取的论述却比比皆是。

1997年3月，施密特撰文说：“1975年10月，我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当时毛泽东曾简洁地对我说：‘我知道苏联将如何：将爆发一场战争。’我表示了异议，认为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然而，毛泽东坚持他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6] 按照施密特的回忆和辞句的组合，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施密特认为爆发第三次大战不大可能，毛泽东坚持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说毛泽东坚持新的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既不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特别是施密特22年后的回忆与中国外交部当时的原始记录也根本不符。1975年10月30日下午，毛泽东会见时任西德总理的施密特。当时陪见的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翻译是唐闻生、徐维勤，记录为王海容。会见中，施密特问：“毛主席能否告诉我，苏中美关系的形势将来会怎样？”毛泽东说：“也要打仗。不能永远PEACEFUL　COEXISTENCE（和平共处）”毛泽东还对施密特说：“你是康德的学生。我是马克思的学生。马克思就学黑格尔。”笔者理解，毛泽东是在含蓄地告诉施密特：事物总是在发生变化，永远和平共处靠不住。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仅仅是战争，其中包括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但主要是讲局部、有限战争的必然性，却并未断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国内外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可能是误读了毛泽东。

与此相反，拼命鼓吹“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恰恰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其目的是讹诈、恐吓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和解放运动，讹诈、恐吓社会主义各国不敢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的侵略战争。

邓小平进一步继承和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战争可以制止、和平可以争取的思想。

1980年1月，邓小平说：“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7]

1984年10月，邓小平又说：“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仍然在增长。”[8]

1987年7月，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当然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9]

江泽民也多次论述了战争可以制止、和平可以争取的思想。他说：“从国际来说，世界正处于新旧格局的交替过程中，虽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和平与发展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但仍然可以争取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10]

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战争可以制止、和平可以争取的思想，是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石和重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并不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把战争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科学地阐明了战争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而出现的。马克思明确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11] 阶级社会的战争，“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12]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战争根源的思想，并更加明确指出：“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13] 从而揭示了发生战争的物质原因。列宁继续从战争的根源社会经济制度出发，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阶段即帝国主义作了详尽的理论分析：帝国主义经济制度，是以“垄断”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银行资本已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资本向国外的输出已发展到极大的规模，地球上的财富已集中在个别国家手中，这几个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再要瓜分土地，再要扩大财富，就只有牺牲别人，为了一个国家而牺牲另一个国家。这只有诉诸武力，因此世界掠夺者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列宁由此断言：“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是指帝国主义是现实战争的根源，但是，现实战争的根源，并不等于现实战争。战争从根源转化为现实战争，是有条件的，是由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素所共同决定的。列宁指出：“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和非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14]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是这样，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矛盾斗争也是这样。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抗和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两种社会制度矛盾的对抗是绝对的，但这种绝对的矛盾对抗可能采用两种形式。不仅在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斗争发展到非采取外部对抗形式不能解决时，和平斗争形式便转变为非和平斗争形式，其互相关系也就由原先的和平状态转化为战争状态。而当它们之间的经济、政治利害冲突还没有尖锐到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的时候，就是所谓“和平”时期，其矛盾对抗采用的是和平斗争形式。这是战后五十余年来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和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发展、集聚，几次走到冲突和对抗的边缘，甚至爆发了局部战争，却无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的理论依据。

中国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的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可以争取的战略判断，不仅包含着对现代战争根源的深刻观察，而且包含着对帝国主义矛盾斗争和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两种社会制度矛盾斗争两种形式相互交替、转化的特定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条件的高瞻远瞩，是对战后各主要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两种制度之间矛盾斗争的变化、格局、态势和未来趋势的一种判定，因而也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中国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作出的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可以争取的战略判断，不仅在理论上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符合战后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客观实际。

先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内部的矛盾对抗由和平斗争形式向非和平斗争形式转化的制约因素：第一，战后生产国际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国际化的持续发展，使美、日、欧盟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大大加深了。第二，在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各国参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今后仍将不断加强。第三，日本、欧盟各国经济上虽然正在调整并正在新的崛起，但美国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西方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这种经济、政治、军事上“一超多强”的多极化趋势，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第四，遭受过战争严重破坏的西欧和日本各国，和平运动力量不断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不断深入民众之心。

再看发达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对其体系之内的矛盾对抗由和平斗争形式向非和平斗争形式转化的全球性的制约因素：第一，苏联对美国、欧盟、日本所构成的严重军事威胁，以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仍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从外部为西方各国缓和内部矛盾，协调对外政策、联合抗苏或抗俄提供着一种向心力。第二，第三世界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南北矛盾与斗争的发展，对新殖民主义构成沉重打击，使西方各国能够在维护国际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上联合一致，以确保共同的战略利益。第三，当代世界两大经济体系的斗争，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同，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妄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态度上是一致的。

正因为发达资本主义体系内外部强大的制约因素的存在，决定发达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对抗仍以和平斗争形式存在和发展。

苏联解体之前，“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才有资格发动。”[15] 苏联解体之后，环顾当今世界，有能力、有资格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怕只有美国。

古代基督教的最大代表、宗教哲学家和思想家奥古斯丁对和平曾作过精彩的议论：“任何人都不会通过建立和平来进行战争。甚至那些故意破坏自己所享有的和平的人也并不憎恨和平，他们只是希望把它变成一种更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和平。因而，他们并不希望不要和平，而只是希望有一个更合自己心意的和平。”[16] 战争的式样是多种多样的，和平的式样也是多种多样的。从全球来看，从本质和一定意义上而言，当今世界和平的式样更多地符合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美国治下的“和平”。

美国尝过大发战争横财的甜头，也吃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苦头。美国人的仗是越打越精了。他们有着巨大的进行全球战略研究的军费拨款，有着庞大的有关研究机构。二战后直到越南战争，可以说美国对与其制度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像条动不动就张牙舞爪、挥拳动足的鲁莽汉子。越南战争后，他们十分推崇中国孙子“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思想，努力动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建立符合美国经济、政治利益的相对和平的全球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新秩序。两霸对峙，苏联解体，美国独自傲视全球，正在加快推进“三个转变”，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威震、独霸全球，从而建立更加符合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心愿的和平秩序。

第一个转变是从冷战到没有硝烟战争的另一种冷战的转变。1989年11月，苏联解体的前夕，邓小平就十分敏锐地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17] 赤裸裸的武装干涉和入侵，不但没有摧毁社会主义的苏联，反而使苏联更加强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早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是美国驻苏联大使代办、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凯南。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更加明确提出必须用“和平的方法”，“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18] 这种和平演变的效力究竟如何？对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是以武力方式还是以和平演变方式为主？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内部众说纷纭，鹰、鸽两派交替领骚。但最终以“文”为主，“文”武兼备的主张“不战而胜”的“和平演变”派了上风。从1989年入夏后到1991年9月，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波、匈、民德、保、捷、罗政治局势急剧动荡，先后易旗，偌大的苏联顷刻解体，令几乎所有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惊异不已。剧变瓦解之速，恐怕连唯一预测到此灾难后果的伟大政治家毛泽东也没料到。俄罗斯著名学者科索拉波夫甚至认为：“现在世界的划分证明，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过了，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定义为‘扩大了的对抗’，这种对抗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其他企图的区别在于，在运用某些手段方面双方都无所不用其极，力图粉碎对方的军队，占领或瓜分它的领土，压制抵抗的意志。1989-1991年华沙条约和苏联的解体具有战争的所有这些特征。希特勒肢解苏联的计划实际上完全实现了，不过不只是对一个德国有利，而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联合势力有利。现在出现了帝国主义势力之间进行第四次世界大战的现实危险。在这次大战中俄罗斯有可能成为重新瓜分的主要客体和军事行动的场所。这一战争的策源地已经在南斯拉夫、车臣、俄罗斯和其他相邻共和国领土上的内战地区出现了。在这些条件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有最迫切的意义，用欧亚主义、文明论方法和某些俄罗斯爱国主义者的激情都不能代替它。”[19] 规模不大的越南战争，美国竟花费几千亿美元尚碰得头破血流，区区几百亿美元就使华约集团和苏联解体，其他成员国易旗，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欢欣若狂，对所剩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更是踌躇满志。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他们更是上心，采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进行“西化”、“分化”。比如，美国中央情报机关每年拨出了3000多万美元专款用来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内部的不同政见者。美国还把控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为引诱和牵制中国脱离共产主义的王牌。按照他们的规划，勿需动枪动炮，2015年前后，中国将成为所谓的“民主国家”，即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美国经济自1991年第二季度以来，至今持续增长已10年，这是二战后美国经济的最长增长期。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用“和平演变”等手法，搞垮了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垮了与其对峙的世界上另一个最大的经济、政治、科技与军事集团。美国在资金、技术、商品、原材料市场、人才智力资源诸方面所获得的直接和间接的“和平演变”成功的“红利”是无可估量的。所谓的美重视产业结构调整，重视高新科技投入，率先由工业经济时代步入信息经济时代；金融业实现制度革新，金融市场在全世界最具活力；冷战结束后，美共节省军费1万亿美元；将开拓国际市场作为经济政策的重点等等，均是美经济连续十年增长的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重要原因都是在搞垮苏联东欧这个根本原因，也可以称这为母原因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子原因。没有搞垮苏联东欧这一大前提，其他子原因可以说是无从谈起。如1996年美国的软件和娱乐产品在国际上销售额高达602亿美元，超过该国其他任何行业。这一统计数据表明，自从1991年苏联的解体使世界各地的新市场向美国开放以来，美国知识产权的出口额上升了94％，这还不包括每年由于盗版而造成的不计其数的损失。[20] 因此，可以想见，美国今后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实行军事威胁的同时，将更加重视运用“和平演变”的手法。

第二个转变是从赤裸裸的用剑与火的直接豪夺向利用资本和高新科技产品输出等手段的巧取转变。从根本上说，战争的主要目的无非是抢占别国领土，掠夺对方财富。这些目的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年代，主要靠暴力手段来实现；而现在则靠历年的资本输出及借贷的赢利，靠正在兴起的成本低、所用原材料少、利润极其丰厚的高新科技产品占领市场就可得到。资本输出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重利盘剥的重要手段。资本大规模输往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其原因就是那里的发展程度低、工资低、原材料价格低，而利润率高。美国每提供1美元输出，就可获得4美元以上的出口效率。其产品又可以占领资本被输入国的市场，从而建立一种新的“殖民地式的经济关系”，使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掉入债务的陷阱，一方面加深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依附性。发达国家通过输出资本，还可以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各种特权，以各种方式干涉其内政，最终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导向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轨道。西方强国还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投资高新科技的研究和开发，使其高新科技在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达到50%以上，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比10年前翻了一倍。未来的增长会更快。1996年国际网络技术销售额达50亿美元，2000年总产值可望超过1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也创近30年来新低，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产业已取代传统的周期性产业，根据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说，美国企业199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有1/3以上用于信息处理和与之有关的设备。从1991年到1997年的增长总额中有近2/3同计算机有关。[21]在过去的4年中，27%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高技术企业和部门。美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后劲也最坚挺。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科技水平必然进一步拉大。首先，高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和工艺的不断发展，使现代工业产品对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性相对减少，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优势日益丧失，国际竞争力日益下降；第二，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落后，资金、人才缺乏，而高技术的开发研制却需要高度的组织和大量的投入，这就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被排斥在新技术革命的外围；第三，发达国家在新科技革命带动下加速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广泛发展，发达国家又将传统产业，其中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和耗费资源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对高技术产业和关键技术严格控制，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由于利用资本输出和高新科技等手段重利盘剥，使发展中国家年损失5万亿美元，并使其债务不断加重。从整个发展中国家来看，债务总额从70年代初的不到1000亿美元，上升为1998年的19220亿美元；近几年，尽管发展中国家每年都在以2000-2800亿美元的速度偿还债务，但是债务仍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期不能偿还债务的国家很多。1998年拉美地区的债务总额高达7374亿美元；非洲地区债务总额以23％的年增长率递增，目前已达3500亿美元，占非洲国民生产总值（不含南非）的93％，年出口总额的327％。1999年非洲人均年收入只有221美元，而其中的203美元却要用于偿还外债，占其外汇收入的30.9％。[22] 发达资本主义在克隆羊的同时，也在大量“克隆”自己源源不断的财富和第三世界的贫穷。对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来说，能用动听的“支援”手段所巧取，何必明火执仗去硬夺？

第三个转变是从直接出兵去干涉侵略向在发展中国家寻找代理人进行战争转变。侵略战争，名声不好；现代战争，费用极高。因此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者总是假别人之手去火中取栗，总是想方设法避免在本国领土点燃狼烟。美苏超级大国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军援、经援，在一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与其建立军事合作和同盟关系，到处插手各国内部事务和国际关系，必要时则发动代理人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在二次大战后发生的大约400次的军事等危机中，美、苏直接操纵或介入的分别约占300次和280次。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局部战争，与20世纪前半期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特点：一是美苏之间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虽没有爆发过直接战争，但东欧和原苏联地区冲突不断。如前南斯拉夫的内战，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境内的车臣等内部冲突连绵不绝。二是西欧、北美无战争，战争主要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集中在亚、非、拉美地区。特别是非洲局势动荡不已，有十多个国家发生政权更迭，三十多个国家政局不稳，许多国家都发生军事冲突，甚至陷入战乱，目前在撒哈拉以南42个国家中有将近1/3在进行战争，武装冲突数量与1989年或1979年相比大体相当。西方强国为争夺势力范围、干涉非洲事务和培植亲西方势力，向非洲提供军火，非洲因此背上了总债务中1/3左右的军火债。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战，的确有其内因，不能说都是别人挑起来的，然而，个别霸权主义大国，出于他们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或事前或事后，或早或迟，或直接或间接地要担任黄雀或渔翁的角色。战后的全球各个角落的180余次的各种局部战争的背后，往往都能看到过去的美苏现在的美俄的身影。只有美苏两家有资格发动的世界大战，实质上已被他们长期地分散地“转化”为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或内部进行的连绵不断的“小战争”所代替，给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20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5000万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死于各种局部大小战争的总人数却已达7000余万。这7000余万人中，绝大部分是第三世界的普通人民。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克林顿政府1994年7月正式推出“参与和扩展”战略。该战略特别强调美在国际上发挥领导作用必须以“预防性外交”为主，并实施多边主义的武力干预，其中均包含了寻找代理人进行战争，以确保美全球战略利益实现的实质。全球范围内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给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带来了巨额的军火利润。自80年代中期至今，仅中东地区进口武器装备每年耗资就达1000亿美元。从1994年到1998年，美国的军火销售总额高达957亿美元，而1999年美国的军火利润至少比1998年增加20％，[23] 其总额比名列第2位到第15位的军火出口国（俄、法、英、德、中、荷、意等）的销售总和还多。[24]

我们还应看到，引起战争的力量和动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制止战争的力量和动因同样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制止战争、维护或平衡和平的力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第三世界仍然是国际上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尽管广大第三世界愈加贫穷的总趋势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第三世界各国互相声援、互相支持、协调一致行动的凝聚力已经下降，同时也失去了两霸争强时的回旋余地和空间，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特别是第三世界是冷战后西方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最大受害者，他们经过认真反思，已开始认识到多党政治和自由经济并非灵丹妙药，也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之路。第三世界国家决不甘心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摆布，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斗争。从长远看，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重新崛起，必然重新成为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强大的力量。二是多极化趋势在调整中仍有望继续发展。首先看俄国。由于美国坚持北约东扩，进一步向高加索、中亚等地区渗透，并赤裸裸入侵南联盟，把矛头直接指向俄罗斯，加上俄国按美“药方”进行的改革的失败，使俄对美敌意增强。俄美战略冲突必将进一步加剧。再看欧美。欧盟虽与美国在总体上以合作为主，但谋求独立于美的意识明显增强。法国领导人公开批评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德国也多次宣称赞同多极化；连一贯追随美国的英国也主张建立欧洲的独立防务。最后看日本。尽管美日有军事同盟关系，且有加强之势，但在很多问题上双方互不信任，在经贸等领域的矛盾和摩擦不断。在中国，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原则，态度灵活，利用矛盾，纵横捭阖，必能为制止战争、争取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三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在对付国际恐怖势力、贩毒集团及环境保护诸方面都需要各国的合作，如此等等。

我们已经跨入21世纪的门槛。展望21世纪初的国际形势，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有很多制止战争、争取和平的有利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可能打不起来。

（谢谢关注，未完待续）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4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4页。

[3]1950年6月13日，《人民日报》。

[4]《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85页。

[5] 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6] 1997年3月2日，《环球时报》。

[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