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莫斯科的不解之缘

1938年春，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任弼时(化名陈林)，同夫人陈琮英在莫斯科合影

第二次赴莫：作为中国青年团中央总书记出席少共国际执委扩大会议

任弼时回国后的第一项工作，是按照党的安排到上海大学讲授俄语，同时参加青年团中央的工作。他担任青年团江浙皖区委委员及团中央宣传委员会下设编辑部的编辑员，和张伯简、邓中夏等负责编辑《中国青年》和供给《团刊》、《平民之友》稿件。这期间，任弼时用“辟世”、“辟时”、“弼实”、“辟古”等笔名在《中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给当时的青年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1925年1月22日，经过精心筹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任弼时代表旅莫地方组织出席大会，并当选为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会上，他与张太雷、恽代英、贺昌、夏曦等9人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三届一次全体会议上，又与张太雷、恽代英、贺昌等5人组成中央局，分工任组织部主任。是年5月，任弼时开始代理团中央总书记。7月21日，共青团中央局会议决定任弼时任团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

在举世瞩目的五卅运动中，任弼时组织团中央一班人马，密切配合党中央指导青年运动，大力发展青年团组织，同时向党组织输送了大批优秀团员，壮大了党的队伍。据1925年9月统计，全国团员人数已由团三大时的2400多人发展到9000多人，增加了近3倍。

任弼时刚从国外回来，就赶上场面如此恢宏的群众斗争，斗争的曲折与复杂磨炼着年仅21岁的青年团中央总书记，促使他在政治上和革命实践工作能力上一步步走向成熟。他在给仍在留学的罗亦农、王一飞的信中，告诫自己也提醒大家说：

此次回国同志……从工作中可以看出，多是缺少实际经验，尤其是对于很普通党团及工会组织工作，因我们在莫时没有注意实际研究，以致不够应用，甚至较国内实际工作者尤为幼稚。……所以我很希望你们能多将党团、工会等组织教育等经验以后能多注意，因为你们恐怕也快要回国了。

1922年下半年，任弼时赴广东检查团的工作，处理学生团体的分裂事件。正在此时，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执委会定于11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为出席该会，任弼时乘苏联邮轮“列宁号”离开广州。在上海稍作停留后，与新婚不久的妻子陈琮英一同赴莫。1983年2月，当年曾和任弼时乘坐一条船去苏联的广州政协副主席饶卫华回忆道：

弼时同志来广东处理问题时，我因为参加过一些团区委会，见过他。后来，我们乘同一艘船从广州到上海。乘坐的是苏联船“列宁号”。上海第一次武装起义时到上海。当时，我不知道弼时同志、陈琮英住在哪里。陈琮英没有到广东来，她是和杨尚昆等人从上海一路去的。1922年11月离开上海。11月7日是苏联国庆，在船上召开纪念会。1922年12月左右到莫斯科。到莫斯科时，陈琮英与我同班，才知道他们是同我们同时去的。

由于中国的大革命运动，特别是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国青年革命者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精神令各国代表赞赏。因而，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在会上受到各国兄弟组织代表的热烈欢迎。会议结束后，莫斯科市和列宁格勒市的团组织特地邀请任弼时参加他们的大会。任弼时的第二次旅莫时间比预计的延长了。

1927年4月初，任弼时、陈琮英夫妇返回祖国。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迎接他们是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以及15日国民党右派在广州进行的大屠杀。这使上海的共青团员由8000人骤减到3000人，童子团由4000人减到1000人左右。广州团组织被摧残，团员由2000多人骤减到3000多人，而童子团则大部分无形瓦解。严酷的现实，使刚刚抵达上海的任弼时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对党内右倾错误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了。

第三次赴莫，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任弼时为宣传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立下不朽的功勋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再度形成。这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开展对日作战。但是，国共两党二度合作的具体情况和合作后出现的新问题，共产国际却不甚了解。更重要的是，中共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了原则分歧。要想把全党思想统一到正确方针上来，必须派人到共产国际说明与宣传，以争取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理解与支持。1938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前往共产国际。

1938年3月5日，任弼时从山西前线回到延安仅20天，便携陈琮英离开延安，取道西安、兰州辗转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再乘苏联飞机飞抵莫斯科。4月14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一份1.5万字的书面报告大纲，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5月17日，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就书面报告又从以下4个方面作了口头说明与补充：一、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三、八路军在抗战中的状况;四、关于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

经过任弼时实事求是，很有说服力的报告和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中许多问题的认识转变了。7月，王稼祥返国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了王稼祥和任弼时，明确指出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9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同时，发出国际援华号召，从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此后不久，直至今日仍为人们所熟知的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国的马海德、奥地利的罗生特、印度的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士，相继来华支援中国抗战。

王稼祥回国后，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继而又向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代表们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王稼祥后来回忆时写道：

我的报告是根据弼时在国际的报告、在国际的讨论为主要内容。……在季米特洛夫与我们谈话中有下列要点：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起，因而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这是季米特洛夫临别时的赠言。

事过7年之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开幕式上曾这样评价六届六中全会：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任弼时的第三次莫斯科之行是他四次旅莫中最忙碌的一次。他不但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长哥特瓦尔德有很多的工作往来，而且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不但在国际讲坛上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思想，亲笔撰文在苏联《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上向国际无产阶级和苏联人民进行广泛宣传，而且组织人力翻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人的有关文章，在兄弟党中分发。另外，1938年苏联外文出版局翻译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任弼时和代表团的同志们参加了校译工作。当时参加这次翻译工作的方志纯曾回忆说：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任弼时主持翻译并指示我们学习的。当时，任弼时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懂俄文的同志组织起来，一章一章地翻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中第四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任弼时亲自翻译的。他们翻译完一章，我们就学习一章。因此我们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的最早读者。任弼时的意见是，这样既可以解决我们的学习教材问题，又可以检查译文的质量。后来，任弼时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中译本带回国内。1942年，党在延安整风中，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为重点学习文件之一。毛泽东对任弼时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任弼时发现并负责地解决了被宗派主义干部路线打击的同志的问题。他和周恩来一起，使沉冤六载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郁得以平反，使被“挂”了三年的原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部长吉合(张期生)和失去工作不被理睬的师哲顺利返国参加抗日战争。

陈郁是工人出身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2月来到共产国际管辖的苏联国际列宁学院中国部学习，其间还担任过学生部的党支部书记。苏联“清党”、“肃托”结束后，陈郁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化名为“彼得”，放逐到伏尔加格勒拖拉机厂做工。整整5年，陈郁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为此，陈郁写了12封申诉信。

1939年初，任弼时和周恩来一起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商议解决陈郁的问题。不久，共产国际做出了取消1933年给陈郁的“最严重警告”处分，恢复组织关系，请中共代表团送其回国等决定。陈郁每每想起此事，都禁不住潸然泪下：“如若不是弼时，我恐怕早就死在异国的土地上了。怪不得很多同志都称弼时同志是‘党内的妈妈’，我认为，对于这个光荣的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调任弼时等回国。25日，任弼时同到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等离开莫斯科启程返国。

第四次莫斯科之行，是专门同疾病作斗争而去的。同10年未见面的女儿相聚，享受人生最后最为浓重的亲情

1949年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隆重召开。4月12日，任弼时抱病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全面阐述了青年团面临的形势与任务，系统总结了青年团的历史经验。报告进行中间，任弼时因病体难支，后半部分由荣高棠代为宣读。大会闭幕后，任弼时再一次病倒，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让他休息养病。

从此，任弼时搬到玉泉山休养所。5月8日，任弼时出现昏迷症状，经诊断发现，脑部血管已有器质性病变，眼底亦有小出血点。这时的诊断表明：任弼时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显著硬化，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脏初期硬化，并有轻度糖尿病，且病情在严重发展。

开国大典后，毛泽东为此专电斯大林，商量任弼时去苏联治疗一事。11月下旬，中央决定任弼时去苏联就医。1949年11月末，任弼时前往苏联治病。为了不给刚刚成立的共和国增加负担，任弼时没有让家人陪护，只带秘书朱子奇和医生刘佳武随行。12月上旬，任弼时抵达莫斯科，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

12月12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访问。这期间，毛泽东曾专程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及巴拉维赫疗养院看望任弼时。任弼时也去看望毛泽东。一次，毛泽东留任弼时吃饭。饭桌上，任弼时向毛泽东建议，应该赶快派一批有较高政治觉悟，又有实干苦干精神的青年到苏联来学习，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种专家。

毛泽东风趣地应道：“今后大规模的建设，没有技术专家是不行的，是得派人来取经。过去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骑的是毛驴，吃的是粗粮、野果，也没有人欢迎接待，还要和妖魔鬼怪们斗法，好艰难啊!现在我们来取经，舒服得很啊!告诉那些来学习的娃娃们，要学习唐僧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还要学习孙大圣那种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那他们就一定能取到真经。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疗养期间，我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同夫人朱仲丽曾多次到医院看望任弼时。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直至2月17日回国，在此期间也抽空到医院看望老战友。

在苏联疗养期间，任弼时最开心的莫过于和分别10年的小女儿远芳的重逢了。任远芳是任弼时、陈琮英在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时出生的，取俄文名卡佳。

1940年3月，任弼时奉调回国。时值国内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考虑到路途的艰难和国内抗战的形势，为了回国后工作便利，任弼时把才刚1岁多的小女儿留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任远芳在国际儿童院一住就是10年。她的童年是和苏联人民一起在艰苦的卫国战争中度过的。父母没有给她留下丝毫印象，认识父亲是她上小学四年级通过书信开始的，时间持续了近1年。

任弼时到莫斯科治病，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时，无法接女儿去住。他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后，就可以接女儿来住了。时值1950年元旦，在国际儿童院老师的带领下，任远芳来到了疗养院。与父亲的见面令任远芳终生难忘。她回忆时写道：

1950年初，爸爸来苏联养病，我再次见到了爸爸。自从懂事以后，在很长时间里我不知道自己有父母，更不知道父母是谁，是做什么的。见到父亲时我问他：“你是爸爸陈林同志么?”……我同他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以后，深深感觉一种温暖，这是我从来没有领受过的。

任弼时十分理解女儿的心情。他没有让远芳立即回国际儿童院，而是留在身边住了8天。也就是这短短的几天，远芳被爸爸的爱深深地打动，投入爸爸的怀抱再也不想离开。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是远芳有生以来所从未经历的全新生活。任弼时用浓浓的父爱给小女儿无微不至的关怀，给小女儿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的启蒙。任弼时从教小女儿汉字、汉话入手，引导女儿回归。8天，一晃就过去了。为了女儿的学业，任弼时还是将女儿送回了国际儿童院。

在远芳离开疗养院的第四天，任弼时见还没有女儿的来信，就率先给女儿写信：

你走了四天，但还没收到你的信，我估计你能按时到达。唯一不放心的就是火车上比较冷。你走以后，我很寂寞……卡佳，你在伊万诺沃好吗?11号赶到那儿了吗?功课落下了吗?落下多少?你写信告诉我。卡佳，你别忘了你说过的，每两天给我写一封信。这样不会影响你的学习，我也可以不寂寞。……接到我的信，马上回信。

接下来的一段是父女俩书信往返最频繁的日子。除了表达彼此的思念外，主要是讨论远芳是否回国的问题。1950年1月20日，任弼时复信女儿，把女儿当作大人一样，与之平等、严肃、认真地分析利弊，其间充满了民主意识的循循善诱。信中写道：

关于回国还是在苏联这个问题，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再做决定。一、回国当然有有利的一面。第一，你做为中国姑娘可以尽快学会中国话，这对你今后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第二，你将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这也对你非常重要;第三，你将和父亲以及兄弟姐妹们生活在一起，这对你看来也是需要的。但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因为你不会讲中国话，你回国后第一年只能学中文，然后才能上学(当然也可以在学校里学中文)，你将耽误一年的学习……

这就是供你选择的具体情况。我想你最好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完成大学教育，然后带着专业知识回国。这就是你在这里的时候我说的。

但是这一意见决不是最后决定，你完全可以自己考虑对你怎样更合适。如果你坚决要回国，并像你在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如果我不带你回国，你将永远哭泣、思念，而且还会影响学习，那我将在莫斯科治疗后，带你一起回国。

正是在自己作主的情况下，任远芳决定和爸爸一起回国。她接连给爸爸写了3封信，向爸爸报告学习和生活情况，表示愿意和爸爸回国的决心。1950年1月30日，任弼时唯恐远芳因要回国而心浮气躁影响学习，便复信说：

上封信你已经决定和我一起回国。我希望你3月10日从伊万诺沃来莫斯科，也就还有40天……你一定好好学习。我对你1月12日至22日的学习情况很满意，并希望你继续努力学习……我身体还好，血压降到120(过去是240)。我想2月底可能会痊愈。

然而，任弼时的身体没有像他自己预计的那样于2月底痊愈。拖到3月底，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

治疗于本月底完毕。前日会诊，认为结果良好，但为巩固已得成绩，速送我去黑海边休息4至2星期后回国。

在黑海疗养所期间正值春暖花开，任弼时的健康状况较平稳，心情很愉快。5月9日，任弼时由黑海回到莫斯科。一周后，克里姆林宫医院复查，医生诊断为：一、第2—3期高血压症、糖尿病;二、第1—2期心肌营养不全;三、血管硬化。

鉴于任弼时病情有所好转，医生同意其回国。临行前，医生向任弼时提出建议：回国后先休息两星期，9月再到疗养院休养一个月;经常要有医生照顾;工作时间要缩短，每日工作时间总共不得超过3至4小时;星期日必须休息。

1950年5月17日晚10时，任弼时父女及刘佳武从莫斯科乘坐列车回国。5月28日抵达北京。朱德亲自到车站迎接。陈琮英也率子女全家出动，迎接任弼时的归来。这是任家第一次全家团聚。任弼时高兴地带领全家拍了一张全家福。这也是最后一张全家的合影。

1950年10月1日，任弼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1周年庆典。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10月27日，年仅42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因病逝世。28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同来到景山东街甲2号任弼时的寓所，亲视任弼时的遗体入殓，并将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他的身上。由四位领袖一起出席的追悼活动，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只有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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