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新：毛主席写给林彪的信收入毛选后为何改题目？

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为何改题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背后的故事

刘志新

导语：毛泽东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形象地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形势。但这其实并不是此文原来的题目。在1991年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这篇文章的题解中明确写道：“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1]林彪究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什么样的信?毛泽东又是如何复信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题名又是如何得来的呢?

毛泽东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单行本

“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1927年是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一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成立以来第一个重大打击。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革命悲观主义情绪不断蔓延。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错误方针和机会主义倾向有所缓解，低潮中的共产党人开始重新积聚革命的勇气。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共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但是，此后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再受挫，导致中国共产党党内和红军内部始终笼罩着一种悲观情绪。

残酷的形势考验着每一位革命者的意志。此时的林彪20岁出头，年轻气盛，虽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教育，但没有经历残酷的革命实践，对革命的艰苦性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南昌起义后，林彪跟随起义部队南下，撤退途中，一方面要应对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另一方面还要忍受饥饿和劳累的折磨。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一些人忍受不下去当了逃兵。林彪此时也产生了悲观情绪，对革命前途感到渺茫。

1928年，林彪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在艰苦的战斗过程中，眼见敌强我弱，前途渺茫，随着井冈山斗争环境的艰苦形势越来越严峻，他的悲观情绪又开始流露出来。与林彪同时战斗在井冈山的萧克后来回忆说：“在井冈山，林彪曾提出‘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2]1929年1月14日，面对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踏上了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残酷的斗争中，红四军屡陷险境，林彪的悲观情绪也进一步发展。5月18日，在瑞金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在游击区域实行毛泽东建立根据地的主张。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这种言行的影响是很恶劣的。林彪的错误观点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3]。

林岗创作的油画《井冈山会师》

毛泽东系统批评革命悲观情绪

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十分艰苦，部队和领导层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分歧，争论十分激烈，指战员的思想也十分混乱。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围绕前委和军委的领导范围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尤其是林彪与刘安恭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6月8日，在上杭县白砂镇早康村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虽然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没有结果，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4]。

会后，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他的言辞十分激烈，矛头直指少数同志。林彪的话虽然有些过激，但他提出的问题却深深打动了处于困境的毛泽东。对于当时的情景，时任前委秘书长的江华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5]对于党内混乱的局面，毛泽东也是心急如焚，看了林彪的信后他彻夜未眠。6月14日毛泽东写了《给林彪的信》，系统阐述了自己对红四军内部争论的看法。信中，他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指出了红四军不能绝对建立党的领导的三个原因。他还分析和批评了不要建立根据地的流寇思想以及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小团体主义、分权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提出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6]

但此后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并没有停止，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6月22日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毅被推选为代理前委书记，毛泽东不再担任。后来陈毅因工作原因去了上海后，前委机关实际不健全，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敌人又不断“会剿”，而红军屡次失利。为了摆脱困境，前委决定撤回赣南苏区。在此次战斗转移中，红军精锐合计损失一千多人，约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撤退过程中，林彪率队自作主张地打了一仗，虽然打赢了但暴露了目标，因此被记过处分。部队接二连三的失败以及本人受到的处分，使林彪郁郁寡欢;毛泽东离开前委书记职位和革命形势的严峻使他的悲观情绪进一步滋长。

古田会议会址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议改选了前敌委员会，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负责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应先从思想上建党，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规定红军的三大任务是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等。这次会议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它为党和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更重要的是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前敌委员会的领导地位，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因此得以平息。此后，毛泽东开始有时间和精力来针对红四军内部弥漫的悲观情绪进行系统的整顿。

此时的林彪已经升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在国民党军队的“会剿”过程中，他的悲观主义思想再次抬头。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红军的战术难以打退强劲敌人的“会剿”，即使打破了第一次，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长此以往，建立根据地的作用也不会太大。长期的悲观情绪使他内心很压抑，迫切想找一个人倾诉，正好此时毛泽东重新主持工作，于是在1930年元旦期间，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集中陈述了他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

林彪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大体意思主要有两点：第一，他过高地估计了敌人“三省会剿”的形势，流露出严重的悲观主义情绪，认为中国的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对巩固建立起来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也缺乏信心，认为根据地的红旗打不了多久，不必再去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第二，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建议用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字里行间充斥着悲观主义思想。

收到林彪的信后，毛泽东进行了深入思考，应该说，林彪信中体现的悲观主义思想不只在他身上存在，在红四军部分指战员中也是存在的，林彪对于革命前途的疑问并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反映出在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期，右倾悲观情绪和思想在党和红军中仍有一定的影响，说明这些同志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却被一时的困难所吓倒。因此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不系统批评党内这种悲观思想，整个红军队伍就不能前进一步[7]。林彪的来信正好是一个整顿党内思想的好机会。因此，毛泽东决定用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帮助林彪提高认识，转变思想，并借以教育全军。这封回信就是后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过当时文章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内容外，还有较大的篇幅是对林彪的教育。此信的开头，毛泽东写了一段较长的说明：

林彪同志：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以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的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8]

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熟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与这封信是有差别的，主要就是将与林彪有关的内容删除了。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借批评林彪，对党内的悲观主义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同时巧妙而又恰到好处地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毛泽东断言，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9]。

毛泽东的这篇党内通信，起初就不仅仅是为了批评教育林彪一个人，而是为了纠正红四军内部较长时期存在的悲观主义思想倾向。所以，毛泽东不仅把信送达林彪，还要求红四军政治部把这封信公开印发，供全军阅读和学习，以教育红四军所有党员和广大干部战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

毛泽东给林彪的回信不仅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而且信中对中国时局以及革命形势的分析深入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本质，因此，毛泽东本人对这封信非常重视。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为教育全党同志，毛泽东亲自主持编印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作为干部学习的重要文献，其中就收录了给林彪的这封信。其后，中央编印的多部文献均选用了这封信。

随着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学习，一批毛泽东的著作文献出版发行。1947年秋，中共中央东北局筹划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要求，需要收入给林彪的信。林彪了解这一情况后，于1948年2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宣传部，表示这封信的内容有很大的宣传教育意义，他本人同意向党内外公布，但希望只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必公布他的姓名，以免对中央内情不了解的人产生无谓的猜测。中宣部收到电报后，立即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随即作出指示：一是这封信不要出版;二是请陆定一、胡乔木负责将文集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地方标出，并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并让东北局暂缓印行和翻译成外文[10]。作为一名主持一方军政的主要负责人，林彪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同样是出于对林彪的爱护与关怀，毛泽东作出以上批示。因此，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48年出版的东北书店版《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入这封信。

然而，由于这封信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地位非常重要，因此在后续编辑毛泽东相关文集时，仍然面临着是否收录的问题。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统一编辑《毛泽东选集》。编辑过程中，这封信再次入选。不过为了不引起党内同志对林彪的误解，毛泽东将信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且将明显可以看出是批评林彪的地方做了删改，公开发表时通篇文章没有出现林彪的名字。

在重游井冈山后，林彪将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的词送呈毛泽东阅。词中的一句“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可以看出林彪想勾掉历史的旧账。毛泽东看后，用红铅笔在这句词的下面画了两条粗杠，并打了一个问号，说道：“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中央决定重新修订《毛泽东选集》。199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修订《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的报告。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1991年7月1日，第二版《毛泽东选集》在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纪念日正式出版发行。毛泽东给林彪写的信也被收入其中，标题仍然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为了反映客观事实，在篇目下面加上了一段题解。

至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以它现在的面貌展现在大众面前。

注释：

[1][7][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第170页，第97-106页。

[2]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页，第276-278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203页，第203页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3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页。

(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24年第2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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