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荣辱毁誉早已看透：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由此正式开启了中美之间的“破冰之旅”。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尼克松、基辛格等人。互致问候后，毛泽东对尼克松笑谈：“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问题。”“我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尼克松答道。在随后的会谈中，毛泽东几次对客人表示：具体问题可同周恩来总理谈，我只讨论哲学。

2月28日，随着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尼克松感言：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对此笑称：“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彼时的毛泽东，虽然已到耄耋之年，仍保持着哲人的睿智与机锋。据基辛格回忆，毛泽东“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假装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在《论中国》一书中，基辛格干脆以“王者哲学家”来形容毛泽东。

马克思曾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重温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正确理解和运用其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但有助于温故知新，同时具备诸多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诚如毛泽东所言：“哲学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规律性，找到了正确的理论，为着有效地指导实践，改造世界。”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在鲁迅看来，“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一样，绝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同样，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并非与生俱来。他早年习读“四书”“五经”，走的是传统的孔孟之道教育路线。受母亲影响，他也曾“求神拜佛”，唯心主义世界观痕迹明显。18岁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以后，毛泽东阅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论著，如《新民丛报》等，同时广泛涉猎《民约论》《法意》《物种起源》《天演论》等近代西方启蒙读物，思想发生急剧变化，成为改良派的拥护者，逐步树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如此写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与蔡和森、何叔衡等人成立新民学会，组织开展了旅法勤工俭学等系列活动，不断探索解救祖国危亡、解除人民痛苦的途径，这为其思想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提及自己学生时代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两个月后，毛泽东在长沙主办了《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激扬文字：“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地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同年，毛泽东作为学界代表，与湖南长沙师范教员易培基一道率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赴京请愿团”进京上访。此外，毛泽东还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讨论了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在此前后，毛泽东“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研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著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

◆青年毛泽东。

1920年底至1921年初，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明确提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针，就是实现社会主义。他赞同蔡和森信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并且要组织共产党，以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在对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等理论思潮作了批判后，毛泽东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不难看出，通过早期社会实践活动，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后，毛泽东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至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尚处于“幼年阶段”，这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萌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认识不足。为此，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宗明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在文中，毛泽东对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作了分析，并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这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基本观点，阐明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任务的代表作之一，进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初步奠定了基础。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在组织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实践中，毛泽东已逐渐认识到工农群众的力量。为了清除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和分歧，毛泽东于1927年一二月间，历时三十多天，实地考察了湘潭、长沙等地的情况，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毛泽东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多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对于农民在乡里造反、打倒土豪劣绅，“再踏上一只脚”，农会运动是否“过分”的问题，毛泽东强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所谓“过分”的举动，在革命时期都是有意义的。

无论是对阶级斗争作用的分析，还是对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运动的肯定，毛泽东都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中。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阶级分析以及群众路线的观点也初步显现，这可谓毛泽东哲学思想萌芽的体现。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宣布“清党”，汪精卫叫嚣“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人”,成千上万中国共产党人为此付出了血的教训。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方针在党内也得以确立。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随后转战井冈山地区，实行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总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针，不但巩固了根据地，同时发展了马克思军事辩证法思想。

◆1930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写了《调查工作》一文，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险峻而丰富的革命实践，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在战争环境中，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接连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章。他从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发，详细分析了复杂的国内外矛盾，揭示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创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充满豪情和信心地预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其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可见一斑，这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毛泽东“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论述。

1930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调查工作》）一文。这篇文章早年在红四军中有油印本流传，后来在战争年代失传了。直到20世纪50年代，福建省上杭县一位农民把自己珍藏了多年的石印本《调查工作》捐献出来，这篇文献才失而复得。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高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该文后来收录于《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将其更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劈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以军事为例，毛泽东一直强调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边打边学习。他曾说自己“教员出身，哪里学过什么军事”，虽然后来看了《孙子兵法》《战争论》《三国演义》之类的书，但“军事知识主要是从战争实践中得来的”。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红军兵少不好办，很是忧虑。毛泽东便和彭德怀到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最后，对策有了。毛泽东告诉彭德怀：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就会垮下去。一军团打正面，另有四军等可以打正面或两路。毛泽东对此的感悟是：如果不去调查研究，就每天忧愁，不知道如何打法。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严肃批评了“本本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唯书”，即“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倾向；一是“唯上”，即“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针对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毛泽东疾呼：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同时提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是要在群众的实际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此外，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要学习，“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些观点构成了后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的雏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基于此，《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诞生普遍被视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实践高于认识

然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提出种种讥讽和责难，有人给毛泽东扣上“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左”倾主义者，还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影响，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遭受惨痛损失，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于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历时两年的“长征”。在长征路上，毛泽东患病躺在担架上读《反杜林论》等著作，他后来回忆说：我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有了相对安全的环境，读书条件相对改善，时间也较为宽裕。为了批判王明们的“左”倾教条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自感“工具不够”，“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研究为主”。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们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时间专门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几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1942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季会上讲话。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规律与范畴。1936年11月起，毛泽东开始阅读批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毛泽东对此书共写了1.2万多字的批注，用毛笔或铅笔从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划。此外，毛泽东研读了《资本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上述论著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如在苏联哲学家米丁所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中，毛泽东对书中所论“对立体一致底（的）法则”、“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的）标度”关注尤多，在其密密麻麻的批注中，就有“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实践高于认识”等字句，有些语句与他后来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几乎完全一致。

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1937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应邀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他每逢周二、周四上午到校授课，共计100多个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的讨论。备课时，毛泽东再次研读了《船山遗书》。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极其推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讲课结束后，毛泽东有时跟人开玩笑称：“我花了四天三夜的时间，才准备好了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只半天就都讲完了”，“我折本了”。

毛泽东的讲课记录稿经过整理后，成为后来广为流传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共3章16节，约6万字，第一章题为“唯心论与唯物论”，第二章题为“辩证唯物论”，第三章题为“唯物辩证法”。毛泽东把提纲中的两节内容抽取出来加以整理，写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在抗日根据地流传开来。这两篇哲学论文后经修订，特别是《矛盾论》作了较大改动，定稿均收入《毛泽东选集》。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侃侃而谈：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就得参加革命。“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论》丰富和发展了《反对本本主义》关于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思想，阐明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中实事求是的基本观点。

◆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作《论持久战》报告。

《矛盾论》则系统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命题，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即便打麻将，毛泽东也能从中发现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在延安时期，他有时会与身边的人一起“搬砖头”（打麻将），借以调整工作、思考节奏。毛泽东曾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麻将牌里有哲学哩。”“有人一看到手上的‘点数’不好，就摇头叹气，这种态度，我看不可取。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打麻将也是这样，就是最坏的‘点数’，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也会以劣代优，以弱胜强。相反，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再好的‘点数’拿在手里，也会转胜为败。最好的可能转变成最坏的，事在人为！”

《实践论》和《矛盾论》系统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论的基本观点，划清了辩证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界限，它们的问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论化与系统化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和创新的阶段性成果。

批评同志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

百尺竿头，更上层楼。毛泽东的哲学探索之旅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推进，中国学者新近的理论成果也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着养料。李达所著《社会学大纲》出版后，作者将此书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这本书爱不释手，读了多遍，也作了三四千字的批注。1938年２月１日，毛泽东在“读书日记”中写道：“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月17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以后逐日记下了阅读进度。3月16日记：“P831-852，本书完。”

毛泽东对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等著作也颇为关注，并专门写信给叶剑英等人，要求他们买书捎回陕北，“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

抗日战争爆发前不久，毛泽东获悉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出版后，第二次托人千里迢迢从上海买回了几本。在阅读过程中，他作了长达19页约3000字的《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1937年10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艾思奇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离开了上海奔赴延安。“欢迎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到延安来！”的标语被刷在了土墙上。毛泽东还特地给他写信：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忙于军事问题，但他仍在1938年1月12日给艾思奇写信：“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期一星期五以外之晚上。”艾思奇收信后即来到凤凰山麓吴家院毛泽东起居的窑洞，两人进行了彻夜长谈。歌未竟，东方白。

为推动领导干部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毛泽东在延安还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小组研讨，“新哲学会”、“哲学研究会”、“六人小组”即为其中代表，参加者包括艾思奇、周扬、何思敬等诸多在延安的哲学研究者、理论工作者，讨论主题涉及辩证唯物主义及毛泽东的著作等。毛泽东曾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油印稿发给大家，征求意见。有一次讨论散会前，毛泽东说：“大家不要走，‘既来之，则安之’嘛！今天我请客，算是对大家的感谢。”说着还向大家拱拱手。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丰富。《论持久战》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为全面持久抗战指明了方向，白崇禧将毛泽东的观点总结为一条：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1942年一二月间，毛泽东在延安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在全党掀起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了正确地解决党内矛盾，毛泽东制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为配合整风运动，毛泽东还安排精通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的艾思奇两个月内负责编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期间，作家丁玲向毛泽东请教：如何批评才能使人愉快接受？为什么你在文章里批评人，人家服气，我写文章批评人，人家就不高兴呢？毛泽东答道：“批评同志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人家有优点要肯定嘛。缺点，有几分说几分，要恳切，不要刻薄，你不肯定人家的优点，缺点又说得过分，当然人家不高兴。”毛泽东言谈中透露出来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分为二的方法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丁玲“一辈子都记得清清楚楚”。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思想”首次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作为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毛泽东思想包括哲学思想成为了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及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陆续诞生，毛泽东哲学思想更加成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了必须实行“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群众创造历史，这是区别历史唯心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根本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把群众路线的方法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曾多次告诫身边的人：“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要我们认真做到这一点，群众就会永远和我们站在一起，做我们的铜墙铁壁，任凭刀山火海摆在眼前，也绝不会离开我们。”在延安时，毛泽东常在茶余饭后找陕北老汉聊天，当地农户牧羊时甚至就从毛泽东的窑洞顶上穿过。逢年过节，百姓民众也经常来到中央机关驻地拜年、扭秧歌。鱼水情深，其乐融融。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报告。

毛泽东还说他信“上帝”：“这个‘上帝’是谁？他就是人民，谁惹怒了‘上帝’，‘上帝’是不留情面的，他必定要垮台。”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回答尼泊尔教育代表团“力量源泉是什么”的提问时，坦然相告：“我已经说过，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当然我们也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学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出发来研究中国问题。力量的源泉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在谈到《毛泽东选集》时他也实事求是：“《毛选》哪是我一个人的著作啊，《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毛泽东哲学思想继续在生产实践中发展。期间，毛泽东写下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篇章，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特别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则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更加明确、充实，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与实际关系问题的科学理论系统。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不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他还将纯粹的理性思辨大众化，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毛泽东自称“我是土哲学”。他早年在延安讲授哲学时，便“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且“通俗易懂，课堂内外往往都挤满了人”。毛泽东多次讲过：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如毛泽东喜爱书法，他从中发现了辩证法：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对于生死问题，毛泽东好几次与护士长吴旭君提及，他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他还用飞机升降来类比哲学：停靠在机场代表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在论述认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自由和必然、内容与形式、三个世界等命题和范畴时，毛泽东哲学思想可圈可点之处同样随处可见。

中华经典常常被毛泽东引用入哲学话题。如他用“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来说明矛盾的转换；用“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来说明无限性；“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则借喻世界充满斗争和平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告诉人们实践是真理……毛泽东许多诗词本身同样充满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哲学色彩：如“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以上均已耳熟能详、深入人心。

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不可否认，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曾历经曲折，毛泽东本人也不是永远正确。毛泽东曾说过：“人的一句话怎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话，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句就是一句，不能成一万句。”

美国学者施拉姆写有《毛泽东》等著作，曾把毛泽东视为“极端唯意志论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少地方提出了违反哲学常识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便是其中之一。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的李达得知情况后，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提法不科学。在毛泽东视察武汉期间，李达开门见山：“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不通。”李达与毛泽东既是湖南同乡，又一起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交情可谓深了，说话自然不用绕弯子。毛泽东曾告知身边工作人员，李达随时可以见他，不得挡驾。毛泽东问明来意后，没有正面回答：凡事都有两重性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人有主观能动性，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李达不依不饶：人的主观性不是无限大。毛泽东同样坚决：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最后两人有些不欢而散。事后，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五，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即李达）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毛泽东让人约李达再谈，并转告“六十耳顺”的话。李达听后感慨：“还是润之的气量大。”毛泽东此后还多次作自我批评，带头承担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地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在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对于“大跃进”，“我也有急躁冒进”。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而建设时期对于“阶级斗争”的过度强调，加之其他诸多主客观因素影响，毛泽东晚年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中，其思想和理念被贯彻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为此，很多人往往把毛泽东阶级斗争相关论述归为“斗争哲学”。毛泽东早年有句话也很著名：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正所谓道路虽曲折，但前途光明。毛泽东哲学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红线和灵魂，其基本原理不会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失去价值。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直言不讳地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毛泽东自身对功过是非、荣辱毁誉也早已看透，在不同场合他曾说道：“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我已经收到上帝的请柬。”“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他又表示：“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从这些感慨中，一位哲人的自嘲、坦率以及孤独、无奈无不溢于言表。在批读《辩证唯物论教程》中文版时，毛泽东曾感言：“中国的斗争如此丰富，却不出理论家！”每念及此，又总不免令人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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