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毛主席为何能气定神闲？

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核心决策者，毛泽东对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创建和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自1955年1月15日作出研制核武器的重大战略决策到1974年，毛泽东在与外宾交谈时，曾数十次提到了核武器问题。今日重温，将有益于更加深刻地理解毛泽东为我们确立的、至今仍在奉行的基本核政策、核战略，更清醒地面对世界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严峻复杂形势。

1955年，毛泽东四次与外宾谈核武器

1955年1月28日 ，毛泽东接受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敦递交国书。毛泽东致答词说：中芬两国的友好合作的关系充分证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在同大使的谈话中，提到中国和芬兰是友好的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并提到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对中国的进攻。交谈中，当大使谈到今天世界形势仍然危险，中国亦受到威胁时，毛泽东说：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美国的原子讹诈，是吓不倒中国的。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

在谈话中，孙士敦过分夸大原子弹的作用，说：“有几个氢弹投在中国，中国就差不多完了。”毛泽东就是针对孙士敦这个说法表示中国的态度的。不惧怕核威胁是毛泽东那一代中央领导人的共识。陪同这次递交国书活动的周恩来后来说：“我们中国人要有这样一个雄心，不论在核战争中牺牲多少人，我们总要赢得世界和平，正像毛主席说的，我们将赢得进步，赢得和平，赢得战争的胜利。”

◆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受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递交国书。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讲话中，针对有人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预言，说出了“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前些年被某些人曲解为“毛泽东讲核战争吓倒一大片：中国死3亿人没关系”。现在看看周恩来当年说的“不论在核战争中牺牲多少人”，就不难理解当年我们党中央的共识。

不惧怕核武器威胁不等于轻视核武器的威力。早在1946年8月，毛泽东在指出原子弹是“纸老虎”的同时，也指出“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1950年8月5日毛泽东在接见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时说：“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他打原子弹，我们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我还是那句话，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

抗美援朝出兵朝鲜后，志愿军根据形势发展，做好应对美方打原子弹的准备。美方数次威胁要动用原子弹，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使用原子弹的效果表示怀疑。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敌方有很好的地下工事，即使在原子爆炸中也可以不受伤害。而中朝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大量防止核攻击的工事已经初具规模。一心想早日结束战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为此十分纠结。他认为如果使用原子弹能使美国取得“重大胜利”，那就值得。但是对原子弹的效果并没有把握，况且还可能招致盟国的强烈反应和引起世界人民愤怒。结果，美国手中的原子弹，最终变成了“纸老虎”。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亚非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美国为了达到阻挠亚非会议召开的目的，把矛头首先对准新中国。美国还捏造说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已对远东“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极力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人为地制造对中国的恐惧和疑虑。但是，会议不但顺利召开，而且在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使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体现和引申，充分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强烈愿望。公报还特地指出：“裁减军备、禁止生产、试验、使用核子和热核子作战斗武器，对于拯救人类和文明免受大规模毁灭的恐惧和前景是紧迫需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在4月29日会见英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波立特时说：“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可以说是可怕，但又不可怕。美国手里有几颗原子弹，如果说不怕它，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搞和平运动呢？”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向钱三强等科学家敬酒，他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5月26日，率先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到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次访华正值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他访问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想促成中国和美国就台湾海峡局势问题进行谈判。1954年9月3 日，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国民党守军，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台湾方面称之为“九三炮战”）。此次危机一直持续到1955年8月1日，直到中美在日内瓦开始大使级外交谈判才告一段落。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到达北京当天，毛泽东就会见了他。毛泽东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好不打，如果打，结果不是对我们不利，不是对亚非国家不利，而是对西方国家不利。如果说这是吓人，那也可以，但是我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我们是有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作为根据的。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但是西方国家可能不听，它们的想法是偏在一边的，认为它们钢铁多、钱多、原子弹多。对于这些，我们怕不怕呢？有一点怕，不十分怕。我们说有一点怕，因为武器是杀人的。我们的人民不希望遭受损失，因此我们不要战争。西方国家手里这些东西的作用，是不会超过人民的力量的，因为人民是有生命的。……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腐朽的人手里东西越多，倒得也越快。因此，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就原子弹而言，亚非国家是无产者，我们这些国家连一个原子弹都没有。希望在这方面富有的国家善用其‘宝’，如果乱用的话，不见得对它们有利。我们连一个原子弹也没有，怎么能去侵略人家呢？用双手去侵略有原子弹的人，岂不危险？但是人家却把我们叫‘侵略者’，说中国人是好侵略的。”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后来回忆道：“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没有摆出一个已经改变中国历史、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民领袖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像是中国大家庭的长辈，正如我们在印尼也能经常看到的华人聚居区的大家庭里德高望重的长者，不仅受到其家族子孙，而且受到当地整个华人社会的尊重和敬仰。总之，毛泽东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的一位长者。”

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说：“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可以说一句，将来世界上的事情，和平友好是基本的，世界大战这个东西意思不大。说打仗我们就一定害怕，这也不见得。丢原子弹谁也害怕，日本人怕，中国人也怕，所以最好还是不打，尽一切力量争取不打。如果人家一定要打，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他们要打，原子弹已经放在你头上，那么一炸，炸一个大窟窿，从中国炸进去，从美国炸出来。这个地球不大，据我知道地球直径只有二万五千一百多华里，就是一万二千五百多公里，打个窟窿有什么了不起呢？到那个时候，我看他们的事情就不好办了。你们没有殖民地，我们也没有殖民地，我们都不怕丧失什么东西，所以打世界大战只对他们不利。”

◆1958年，毛泽东参观中国科学院成果展览。

毛泽东喜欢用幽默诙谐的语言和夸张的方式来表达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这次谈话再一次阐述了他的观点：必须在战略上、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同时又要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

“他们欺侮我们没有原子弹”，“但是，这会起变化”

2015年12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首次披露了一份详细清单，列明美国1959年核计划攻击目标。我国大陆境内的主要大中城市均为核打击的目标。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从此，中国核武器研制在前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上全面展开。

1960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谈话时说：“戴高乐同美国合作，但又有矛盾，我们在斗争中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我们那么多人只有那么点钢，法国又爆炸了两个原子弹，我们一个也没有，戴高乐看不起我们也有理由。”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原子弹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象征，也是赢得别国尊重的重要资本。此前他就曾几次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如1956年9月30日就说过：“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因此，邓小平1988年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正是“两弹一星”的成功，才使得1971年7月联合国23个成员国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提案中强调中国是“核大国”和“宇宙大国”。

◆毛泽东与法国前总理富尔。

1963年11月2日，毛泽东在同尼泊尔全国评议会议长塔帕的谈话时特别强调：“现在世界正在起变化，几个大国要控制小国是不行的。我们也受欺侮，他们欺侮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核武器，工业也不发达。但是，这会起变化。”毛泽东的这番话，体现了要摆脱大国控制和欺负的坚定信心。

1964年1月中法建交。1月30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法国议员代表团。在谈话中，毛泽东说：“你们法国已经能爆炸原子弹了。我们比你们落后了一步，现在原子弹还没有爆炸，但是总有一天要爆炸的。”法国是1945年开始研制原子弹的。当时戴高乐被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所震惊，清楚地认识到核武器的威力以及核武器与大国的关系。在他看来，拥有核武器才是大国地位的标志。但法国直到1960年才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毛泽东说这两句话的时候，距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还有半年多的时间。此时，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已经初见成效。尽管中国原子弹爆炸与法国相比“落后了一步”，但是中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却赶在了法国人前面。法国比中国晚了一年零两个月。中国速度震惊了全世界，特别是法国。尼克松也感受到中国核试验的惊人速度，加快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步伐。

1964年9月，法国技术团到中国举办展览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国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次有关电气和电子技术方面的展览会。9月10日晚上，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了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谈话。毛泽东首先说：“要互相开展览会，发展两国经济、文化关系。”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正是有了这个突破西方封锁的开头，1965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同意新技术进口小组《关于引进新技术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1965年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应国内经济形势和建设的需要，更积极地展开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的工作。毛泽东在谈到核武器问题时对法国朋友说：“几个大国手里拿着核武器，口里也讲和平。你们也有了核武器，但不多，刚开始有。我们还没有核武器，但谁吓唬我们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不接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小的时候也是如此。”

别人吓唬我们是不行的。但拿出自己的核武器来是最好的回应。毛泽东认为，“原子弹，尤其可以吓人。”毛泽东在处理“吓人”问题上，展现出非凡的战略魄力。1964年9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首次核试验准备工作和中央专委会的试验方案时，毛泽东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指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会议果断地决定按10月份早试的方案进行（另一方案是1965年4月至5月间——笔者注）。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消息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大约15时15分，周恩来给二机部（主管核工业）部长刘杰打电话说：“我已向主席作了报告，主席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在得到现场总指挥张爱萍的肯定答复后，周恩来又给刘杰打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还要继续观察。”现场人员通过全面检测再次肯定后，周恩来向刘杰第三次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还要继续观察，详细查清楚，要让外国人相信。”当天晚上，当日本和美国公布了中国爆炸了原子弹的消息后，毛泽东才同意对外公布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

“要让外国人相信”使当年的经历者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当时经历了整个过程的宋炳寰，2014年回忆：“从对外发布消息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和周总理处理重大战略问题的非凡魄力”。当时国外的广播报道：1964年10月16日消息：今天最大的新闻是，在华盛顿早上3:00的时间，红色中国在大气层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我们的电磁和声学监听仪器已测知。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声明，目的在于平息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那些国家的惊恐。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原子能科技情报人员在捕捉到云尘并经过测试和分析之后，他们信服中国的这颗核弹比美国投到日本的设计得更加完善，威力也更大。10月20日，他们把分析结果报告了美国议会，并且忠告每一位议员，不可低估中国的潜在核力量。至此，“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

后来的另外一件史实，再一次体现毛泽东实现“吓人”目的时的非凡战略魄力。

1969年国庆节前夕，鉴于严峻的国际形势，尤其中苏边境的对峙，周恩来为国庆20周年搞不搞群众集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不要登天安门检阅之事，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的委托，来和毛泽东商量。周恩来实际上是不主张搞群众集会和领导人登天安门城楼。但是，毛泽东不这样看，认为如果取消了这一活动，倒会显得自己害怕，还是主张搞庆祝活动。还提出，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指苏联和美国），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节也正好过完了。根据毛泽东的决定，1969 年9月23日、29日中国成功进行了一次地下核爆炸试验和一次高空核爆炸试验。美国地震监测台站和苏联地震监测中心，都测到了中国两次核爆炸试验的地震信号，并判断中国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高空核试验。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美苏两国都焦急等待中国公布核试验的消息和相关资料。然而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一条简短的消息也没有发布。就在他们惶惶不安地猜测的时候，北京的国庆庆祝活动顺利进行了。

 “我们的核能力不过只有一个苍蝇那么一点。”

历史证明，毛泽东在核武器发展上的这种兵不厌诈的非凡战略魄力，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要一环。这既要考虑到“说话”能真正算数，又要最大程度顾及到当时国力还相当薄弱的国情。因此，从一开始，毛泽东就为我国核武器发展作出了战略定位：“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

◆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毛泽东曾提出为中国核潜艇研制提供技术支持的请求。

“搞一点”是因为“我们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同时进行，则是最大限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大协作作用，争取弯道超车，赢得战略主动。在搞原子弹的同时就开始为氢弹研制“预热”，因此创造了从原子弹成功到氢弹成功的世界最快速度。而氢弹是真正具有战略核威慑力的武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各有核国家装备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氢弹的缘由。同时，如没有运载工具，核武器就不能用于实战。原子弹成功后两年，1966年10月27日，导弹核武器试验（即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使中国有了实用型导弹核武器，当时被西方媒体称为“特等重大事件”。紧接着1967年6月17日氢弹试验成功。这标志着“搞一点”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

毛泽东在与外宾谈到核武器时多次说“搞一点”，表明中国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更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同时，选择适当的时间“暴露”一下核武器的发展动态，也起到了警告敌人，鼓舞人民，包括世界人民的目的。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回答访华的原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关于核武器的问题时，说：“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我们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我们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工业才开始有一点。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有雄厚的工业基础。”1964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26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时说：“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既然不准备使用，为什么要生产呢？我们是用它作为防御的武器。”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与来访的基辛格谈到中国的核能力时说：“我们的核能力不过只有一个苍蝇那么一点。一个国家要兴起来，短时间是不可能的。”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时说：“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但这并没有妨碍第三世界国家视中国为“核大国”。后来的事实雄辩证明：正因为坚持只“搞一点”，才使得那个年代有限的资金既铸起了核盾牌，又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还“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实现了古老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

毛泽东的“兵不厌诈”，确立了我国在核试验次数和拥有核弹数量上实行战略模糊的方针。这就使得中国较小的核力量可以建立在对方无法跟踪、无法抢先摧毁的基础上。万一开战，确保对方不可能精确确认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了中国核力量。所以迄今为止，尽管外国对中国核武器数量有各种估计，但中国从不证实，也不反驳。因此，尽管毛泽东多次向外宾说我国核力量“小”，尽管中国是受到核威胁最多的国家，但始终没有谁敢对中国轻举妄动。

然而，仅有“吓人”还是不够的。在战术上重视敌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实行主动防御，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另一个重要环节。毛泽东早在1957年11月18日就强调指出：“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1963年，肯尼迪政府提出要用核武器对中国核设施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1969年苏联也计划“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中国的核基地。1970年7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政府代表团时（下转65页）（上接24页）说：“我劝你们除了搞马其诺防线之类以外，搞原子弹以外，还要准备搞什么民防那一套。”毛泽东提到的“民防”，是基于中国的主动防御经验，主要是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主动防御，最早可以追溯到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的防御工事。后来，毛泽东曾多次从全国的视角提出防御问题。例如：“总要搞防御。搞山洞，钻地下去就不怕它了。”“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一直到1972年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在毛泽东看来，对于反侵略的国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保存有生力量。要对付核武器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首先要解决好防护问题，只要军队保存下来，把绝大部分人民保存下来，就有了打败侵略者的重要前提条件。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斯诺问毛泽东，苏联怕不怕中国。毛泽东说，中国只有那么一点核武器，有什么怕的。斯诺又问：“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毛泽东说：“听说是有点怕。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毛泽东这样说，是与1969年3月中苏两国边防军在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有关。当时盛传苏军准备动用核武器。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会面时说：“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这次会面后，中苏两国副外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复会。自此，自珍宝岛军事冲突以来形成的严峻局面暂时告一段落。

我国核战略专家，核军控专家，量子防务首席科学家杨承军2020年5月撰文指出：“毛主席说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习近平主席谈到，‘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正当的合法权益’。”“我坚信：如果有人胆敢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发动核战争，我们必将以坚定的意志和决心、以可靠的实力和能力让侵略者遭到灭顶之灾！”

参考资料：

《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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