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初愈后的毛泽东，每次都能走上人生新高度

作者：历史有态度君来源：栩然说 2023-01-03 578

　　最近这段时间里，相信大多数人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羊了”。

　　其实我自己前阵子也“羊了”，回想那段时间头部发着高烧，伴随一阵接一阵的胀痛，经历了一次就不想再经历第二次。那时候脑袋跟一团浆糊似的，思维没啥条理性，写个文章什么的压根就不可能。

　　现在已经退烧了，就想与大家聊一聊。

　　这3年，无论看网上的消息，还是与身边人的沟通，我都感觉到大家真的太不容易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如今疫情已经全面放开，无论大家有多么不易，生活都还要继续。

　　在2023年到来之时，大家有什么展望呢？

　　在此分享3段毛主席患病的经历，看他在病愈之后如何走向人生新高度。同时，我们也需要探讨一下--毛主席这些经历背后有什么意义？它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启发？

　　1924年12月，时年31岁的毛泽东在武汉病倒了。

　　造成他生病的直接原因，是生活拮据。

　　此时还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时任上海执行部组织秘书，能接触到很多达官贵人。按理说，领导身边的红人应该不愁吃穿才是，可现实生活却过得入不敷出。

　　面对妻子杨开慧和岸英、岸青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子，毛泽东是省之又省。再饿也不能饿孩子，就算是看病抓药的钱，毛泽东也拿去给儿子买了吃的，这无意间拖延了病情。

　　一家四口生活如此捉襟见肘的原因，便是毛泽东已经连续半年没有领到工资了。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叶楚伧、谢持等人一直采取各种手段拖欠属下中共党员的工资，按照当时每个月120块大洋的薪水来算，半年下来他们就拖欠了毛泽东720块大洋。

　　叶楚伧拖欠工资的原因，是看不惯“毛秘书”一系列格格不入的做法，觉得他不懂“官场规矩”，想敲打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让他“长长记性”。

　　只是......这段时间毛泽东在官场里之所以“格格不入”，是因为他的工作动机就与别人不同。很多人都想着怎么混日子、捞银子，而他却一直为一件事发愁，这也是造成他生病的精神原因：

　　革命的力量源泉，究竟在哪儿？

　　很长时间以来，共产党内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一种说法以陈独秀为代表，他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另一种说法以张国焘为代表，他只注意工人运动。

　　可现实证明，这两种倾向都感觉到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革命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

　　如果解决不了“革命力量源泉”的问题，那么党的历史任务该如何完成？自己的人生意义又该如何实现？毛泽东不敢往下细想，只觉得心口堵得慌，憋着难受......

　　他隐隐约约的有一种感觉：陈独秀和张国焘的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可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

　　毛泽东迟迟找不到答案，这在他心中结成了疙瘩，搞得他心力憔悴，苦闷不堪。

　　心结之下，毛泽东病倒了。

　　1925年1月，毛泽东和杨开慧携岸英、岸青回到韶山养病，回乡路上的所见所闻，倒是让他万份惊喜——之前的“大革命”并不是没有任何成果，由国民革命军引发的农民运动居然还在继续，而且规模正在急速扩大。

　　在湖南各个地区，都可以看到农民正在自发的组织起来形成团体，将地主和官老爷这些以前在农村欺压百姓的剥削者抓起来、没收财富，甚至公开让全村人数落，这可是中国历史上千年未见之事。

　　看到一路上农民运动的景象时，毛泽东顿觉茅塞顿开，原本模模糊糊的思维突然清晰起来，原本支离破碎的想法突然汇总成答案。

　　如陈独秀说的那样，依靠国民党的力量来完成革命，可行吗？不可行！因为革命与国民党利益不符，他们不会支持。

　　如张国焘说的那样，依靠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来完成革命，可行吗？也不可行！因为城市工人的人数有限，力量远远不够。

　　那么，谁是革命力量真正的源泉？农民！

　　原来如此，困扰已久的谜题终于解开。苦苦追寻的答案在脑中闪现出来之后，便一辈子都忘不掉！

　　心结打开之后，毛泽东的病便好了一大半。

　　正是在韶山养病期间，毛泽东便迫不及待的想证实内心的答案，他带领已经被启蒙思想的韶山乡亲们发动了“平粜阻禁”运动，以实践验证了农民群体拥有巨大的力量！

　　1925年秋，病愈后的毛泽东离开韶山，动身前往广州农讲所，此刻他的心中无比清晰：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

　　在路过长沙时，他特意在橘子洲头故地重游。望着北去的湘江，毛泽东不禁感慨万千，挥笔写下《沁园春·长沙》，其中一句展现了他此刻的雄心壮志：

　　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

　　1929年6月至10月期间，时年36岁的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县病倒了。

　　造成他疾病的直接原因，便是疟疾。

　　病情最严重时，他身体虚弱、全身浮肿，连开会都要别人拿担架抬过来。由于当时信息不发达，外界对毛泽东的病情便出现了很多谣言，国民党甚至造谣说他已经病死。

　　当然，造成的疾病的精神原因，依然是心结。

　　事情是这样的，自1928年4月28日“井冈山会师”以来，红军的规模壮大了。在改编为红四军之后，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队伍扩大本是好事，可思想却混乱了。关于军队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就连当时红四军的领导层都出现了很大分歧。

　　毛泽东认为要让军队里的战士们思想与党保持一致，求党管一切，万事都要讲政治。总之一句话——党指挥枪。

　　这种说法与代表苏联经验的刘安恭等人想法相悖，刘安恭抓着“二月来信”不放，奉行“单纯军事主义”路线，抵触毛泽东关于“党领导军队”的意见。

　　同时，包括朱德在内的很多军事将领也不理解毛泽东的说法：眼下战事频频，战士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打仗，这才是最紧急、最重要的事，现在还让党管什么思想工作？简直是虚头巴脑！

　　在1929年6月份召开的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双方的分歧已经公开化、明朗化，结果会议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落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

　　正确的意见无法得到声张，毛泽东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军队正在错误的路线上滑落，自己干着急却难以发声，这使得他内心及其压抑。

　　也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染上了疟疾。

　　在精神和身体双重打击之下，毛泽东离开了领导集体。他到永定县农村养病，并指导地方的革命工作。

　　当然，几个月后事情便出现了转机。

　　红四军这边，没有了毛泽东的军队一连打了几个败仗，士气非常低落，朱德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就派时任前委书记陈毅去上海请示中央。

　　于是，中央成立了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的委员会，指导解决红四军的各项问题。在此期间，周恩来和陈毅进行了多次谈话，陈毅根据和周恩来谈话以及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代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的指示信。

　　9月28日，周恩来审定并签发《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争论做出了明确结论：

　　“党的一切权力集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在得到了“九月来信”的支持之后，毛泽东的心情大好，病情也立刻好转。在朱德、陈毅等人的诚挚邀请下，他再次回到了红四军。

　　毛泽东回归后，红四军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纠正了党内的很多错误思想，划清了人民军队同旧军队的界限，确定了无产阶级的建军路线。

　　在“古田会议”确立了正确的纲领后，毛泽东对革命的未来充满信心。几天后，面对党内部分将领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毛泽东却认为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他挥笔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其标题便让人振聋发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3年的一段时间里，时年40岁的毛泽东又在江西瑞金病倒了。

　　这次又是疟疾。

　　与疾病相伴随的，便是他人生中被打击、被孤立、被误解的岁月。

　　1931年7月，共产国际派遣以博古为代表的“留苏派”来到瑞金，随后又派遣了“洋顾问”李德来到瑞金，担任军事顾问。

　　随后，毛泽东的至暗时期便到来了。

　　在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主张被说成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毛泽东便接连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批评。

　　不仅仅是毛泽东本人，在赣南会议上支持他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都被打倒批判，他的亲属贺子珍、贺敏学、贺怡一个不落都受到打压。

　　在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又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调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此后两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更加艰难。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起这段人生经历时说：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列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缸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与毛泽东共同经历至暗时刻的，则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节节败退的工农红军。

　　由于博古、李德等人错误的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导致前线有大量阵地失守，红军战士的伤亡数量不断增多......最终，工农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