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毛主席为何能“慧眼大如天，早看五十年”？

慧眼大如天，早看五十年

——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研究系列

江  涌

目录

一、站高点看——历史高度，政治高度

二、往深里扎——深入基层，扎根人民

三、朝坏处想——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

四、向光明行——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战略，盖言指导战争全局的策略或泛指国家全局性谋划。中国共产党白手起家，从武装夺取政权到建设现代化国家，从赢得一场场战争胜利到取得一项项建设成就，自然对“战略”有着更为深刻、全面的理解和恰当、灵活的把握。被中美学界誉为战略大师的基辛格认为：“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不是宫廷盛典，而是深远的战略眼光和谋略。”[1]基辛格的这个“深刻印象”，首先也主要是从毛泽东那里感受到的。“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2]毛泽东正是“眼大如天”，所以在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地问题上，他总是超凡预见，“比我们早看五十年”。透视那些令世人刮目惊殊的中国战略，有理论共性、普遍性，更有实践个性、特殊性，即一些战略或取之世界，或放之四海；另一些战略则属中国智造，是中国方案，实际上有且只有毛泽东及其嫡传者才能谋划实施，如人民战争，如伟大复兴。即便明明白白告知目标和方法，对手还是无法模仿和应对。说白了，你连抄作业也不会；让你穿越，你也无法再现。国家兴衰存亡离不开战略，战略谋划有优有次，战略实施有好有坏，国家之间竞争是战略竞争，国家安全的维护与塑造具有突出的战略性。

一、站高点看——历史高度，政治高度

身在何处，站在何处，是战略基点，也是支点。1947年10月17日，转战陕北的毛泽东难得有了闲暇，轻衣简从，从神泉堡动身，一路往东，前往佳县县城。佳县，古称葭州，位于陕西省东北部，东邻黄河，与山西省临县隔河相望，是陕北通往各根据地的要道口。陕北自古有“铜吴堡、铁葭州、烂泥捏的绥德州”的说法。佳县县城地势高抬，三面环水，形成半岛。毛泽东来到县城东门，敞开纽扣，两手叉腰，迎风而立，俯瞰山脚下黄河，此时正是夕阳西下，黄河宛如一条金色长龙，他兀自感慨道：“自古说黄河有百害而无一利，这说法是因为没有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便只见洪水，不见河流！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待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的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到那时，对黄河的评价更要彻底改变了。”历史上，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水害无穷无尽，但是只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与天地奋斗之精神，进行大无畏科学改造，即可变水害为水利，为民造福。

战略，要求站得更高，有历史高度。“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3]孔夫子与秦始皇，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人物，“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但是，前一个被儒生们捧到天上，后一个则被打翻在地。“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几千年后，国人才幡然醒悟，才认识到他们的真正价值。1953年10月17日，毛泽东同即将赴越南担任军事顾问团总顾问的韦国清谈话时说：《三国志》里有很多战例，蕴含着很深的战略战术。三国时代，刘备终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误于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隆中对》，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就有错误。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4]《三国演义》小说或相关戏剧，从“隆中对”到“借东风”“空城计”等等场景，将诸葛亮刻画得神乎其神，但是历史就是历史，“神人”最终无法力挽狂澜，复兴汉室。毛泽东欣赏称赞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以及“七擒孟获”的气度，但是并不认同更为关键的指点江山，即孔明先生不懂战略。

战略，要求站得更高，有政治高度。1962年8-9月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在华东组发言，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大量的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对于民族解放运动，随着我们力量的不断增长和技术的提高，我们还应当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陈毅的发言被登载在情况简报上，毛泽东看后批阅“可看，很好。”[5]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时说：“你提出来要搞人民解放军，要打。我们是不卖武器的，拿武器做生意是不行的，只能赠送。只要你同意，援助武器是不需要还账的。”[6]

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急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坦赞两国曾向世界银行、苏联申请援建坦赞铁路，但是都遭拒绝，无奈之下转向中国。1967年9月中坦赞三国政府签订协议，1968年5月开始勘探，1970年10月开始施工；1976年7月全长1860.5公里的铁路全线正式运行。坦赞铁路成为中非友谊的丰碑。坦赞两国人民乃至整个非洲把坦赞铁路誉之为“自由之路”、“南南合作的典范”。当年，中国决定帮助修建坦赞铁路，周恩来总理说：“坦赞铁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能比拟的。当然，我们决不能利用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树碑立传或是追名逐利。不，我们是从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度来看待这项经援项目，援助了他们也就是援助了我们自己。”[7]“援助了他们也就是援助了我们自己”这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国际统一战线主张的重要内容。这是算政治账、算大账的结果。2013年3月25日，正在坦桑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专程来到援坦中国专家公墓，缅怀为中坦、中非友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习近平表示，“中非双方正在携手并肩，共同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美好未来。我们要弘扬坦赞铁路精神，精心珍惜和呵护中非传统友谊这份宝贵财富，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使中非友好合作这棵参天大树更加枝繁叶茂，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国际战略家们很自然地在昔日援建的坦赞铁路与今天倡议的“一带一路”之间找到历史的逻辑联系，找到共享发展、共同安全以及人类命运共体的思想渊源。

二、往深里扎——深入基层，扎根人民

战略学应当是一种力学，不仅是自然力，物力，财力，更多是人力，智力，心力。人心就是力量。[8]人心向背，决定载舟覆舟。人民是革命力量不竭的源泉、是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不竭动力。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力量，战略就要激发出、利用好这一无穷的力量。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9]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高度概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要团结绝大多数人，这是战略问题。[10]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不到群众的帮助，就没有力量；拥有人民的支持，就有无穷的力量。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依靠的是强大的人民力量，陈毅曾经感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是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11]“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2]“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3]为人民服务，不能打一点折扣，不能含半点杂质。为人民服务，需要满腔热忱的阶级感情，还需要合适的、过硬的专业本领，因为人民的实际需要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必须及时了解人民的需要，以及不断提高满足这种需要的能力。

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4]深扎人民沃土，种子才好生根开花，才能枝繁叶茂。积极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让群众得到切实利益，“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5]关心群众冷暖，解决群众疾苦。这不仅是实现党的宗旨、完成党章规定、履行党员义务的政治要求，也是治国理政的科学要求。实行科学决策，必须进行调查研究。“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16]“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7]，“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18]调查，更多也是主要的是，走向基层，下到民间，深入群众，满怀劳动阶级的感情，充满解决问题的热情，不可做秀，不能走过场，这样才能获得第一手的真实材料。“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19]充分向群众做调查，虚心向群众学习问计，不搞闭门造车，不随意顶层设计。只要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潜藏在人们身上的力量挖掘焕发出来，把分散的人力集中汇合起来，形成强大的杠杆，即可撬动一切巨石，战胜一切困难。“人民是有能力的，他们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他们结成了团体，就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的常胜军。”[20]

三、朝坏处想——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唯物辩证法是弱者的工具，是柔弱战胜刚强的武器。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饱受帝国主义欺凌；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力量薄弱，不断受到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等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欺压，要挽国家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掌握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启迪人们，遇大事，往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这样便有迂回空间，有周旋余地。“做好了一切准备，即使发生最困难的情况，也不会离原来的估计相差太远，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根本的就是这两条：一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21]往最坏处着想，思想、组织与物质准备会更充分，应对起来会更从容。如沿海地区防台风、防风暴潮的经验是，“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因为一旦漏防，后果往往会很严重，会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早在1915年日本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售卖给袁世凯政府时，毛泽东就预言二十年内中日必有一战。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毛泽东预计日本帝国主义会得寸进尺，会侵占我国土，奴役我国民，亡我中华。但是，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没了东方有西方，黑了南方有北方。抗日战争是以弱克强的艰难持久战，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不仅要应对日本侵略军的进攻，而且还要防范国民党反动派降日“剿共”，“我们方针是力争把目前局面拖下去，同时准备对付最坏局面。”[22]“目前局面”就是维持统一战线，逼蒋抗日；“最坏局面”就是国民党降日，与日军共同“剿共”。“对付最坏局面”就是要在最坏一点上来布置工作，积极准备，争取化被动为主动。

到1945年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更加壮大，根据地在进一步扩大的基础上更加稳固。即便如此，毛泽东告诫全党“今后可能出现的十七种困难，例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内战爆发，党内意见分歧，党员散掉三分之一，天灾，赤地千里，等等。提醒全党高级干部要有充分准备对付非常不利的情况，方针就是全党团结起来，克服困难。”[23]多年以后，他还记忆犹新，“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24]“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想多一点，想尽。1945年七大，我讲了17条困难，其中1条是‘赤地千里’。不要只看到好的方面，要两分法。”[25]中国古老的辩证思维也强调，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坏的不能再坏，好的就有可能出现。但是，不能坐等，要去积极地做思想准备、行动准备，不断向好的方向努力。

新中国建立后，党在诸多优势之上更有了政权优势，但是仍然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传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有了新的更多的艰难险阻，抗美援朝战争才打一个多月，1950年12月3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同金日成会谈，毛泽东谈的主要内容是：朝鲜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不可靠，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26]抗美援朝经历五次战役，一拳一拳地打，终于把美国打到谈判桌前，与中朝两国进行马拉松式谈判，毛泽东曾经交代中方谈判代表李克农与邓华，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别指望在谈判桌上得到。其实，正如坊间还有一本畅销书《总统是靠不住的》，从历史上看，岂止美国总统是靠不住的，其实美国人都是靠不住的。毛泽东在1958年《三告台湾同胞书》中的话一语中的：美国人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团结、互信云云，讲讲而已，归根到底是靠不住的。[27]

在中苏两党关系出现龃龉之际，毛泽东就未雨绸缪，设想中苏两国关系有更坏的情况出现。1960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们要争取同苏联同志达成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协议。但是我们也准备最坏的情况，准备他们采取在一九四八年对待南斯拉夫的那一套办法，把中国当成南斯拉夫那样。”[28]1965年，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美国侵越战争升级扩大，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3月19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指出，“即使美苏合作，再加上印度、日本、菲律宾、南朝鲜和蒋介石一起来，我们也做了准备的。”[29]为了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防止美帝苏修南北夹击，党和国家做了很多努力，如“备战备荒”，“三线建设”，“领导人大疏散”等。结果，敌人没有打来，大战没有发生。于是，有更多的“智叟”出来抱怨，备战备荒，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其实，这种情形早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1965年4月28日、29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有关作战计划和改变军队帽徽、领章问题的汇报时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我们不要学蒋介石那样，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南京、武汉、长沙；不要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就逼到莫斯科、列宁格勒。所以，我们一定要搞三道防线，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30]

四、向光明行——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战略，站得高看得远，比常人或对手看得更远。早在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时，作为爱国学子、拳拳赤子的毛泽东就积极投入反日爱国运动，并预言二十年内中日必有一战。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斗争屡遭挫折、革命队伍一片茫然之时，毛泽东以必胜的信念，预言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赖家坊给林彪写出了一封关于《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7000字长篇回信（1948年这封信更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重新发表）：“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31]这种卓识远见是当好领导的基本要求。“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斯大林说[32]：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33]

有了科学预见，还要积极领导、引导群众沿着正确的道路、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进。中国小农经济搞了几千年，小生产者有强大的惯性、惰性、落后性，先进的共产党人不能做群众的尾巴。“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34]在思想上、组织上，积极引导教育群众，有大局全局观念，有理想有信仰，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在政策上，在工作中，既要照顾眼前利益、物质利益，又要引导他们考虑长远利益，子孙后代利益。“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35]

要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民、人民群众翻身解放的问题，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社会主义是前人未尽事业、未走道路，道路探索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是难免的，吸取教训，改正错误。问题在于，出了错误，碰了钉子，栽了跟头，不是向后退，退到小私有小生产——因为中国搞了几千年小私有小生产，最终未能摆脱贫穷落后、落后挨打的境地——而是要解决问题，继续向前进，走集体化，建设社会主义。“‘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36]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宽广、笔直、平坦的涅瓦大街，它完全是在田野中行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失望或者张皇失措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37]循着这个思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唯有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38]卅年河东，六十甲子，百年沧桑，中国人民日益清除地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39]

在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亡国论、速胜论弥漫国内，毛泽东经过缜密思考，写出令世人信服、让国人鼓舞的《论持久战》，并预言战争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而当很多理论家、军事家、战略家预言解放战争也要经历三个阶段时，毛泽东认为，解放战争只有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两个阶段。很显然，毛泽东比别人看得更远，看得更准。在毛泽东革命生涯中，这种真知灼见、科学预见、战略安排比比皆是。正因如此，晚年的王震将军一再强调,“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

1968年12月10日，《甘肃日报》刊登报道“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主动到农村安家落户”。由此掀起一场改写未来中国历史的“上山下乡”运动，毛泽东欣然专门为此题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运动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夕，先后共有1800万青年参加了这一运动。像游击战一样，原本是一种战术策略竟然还可成为一种战略，安置“游手好闲、无事生非”的青年学生的策略，同样也成为一种战略。毛泽东高瞻远瞩，毅然做出了这个既能保护一代青年避免无谓的消闲、又能培养千百万革命接班人，还可以影响乃至改造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的战略大部署。“困难是可以锻炼人的，人就是从困难中锻炼出来的。每天都顺利，人不可能锻炼出来。困难包括战争。人和动物、植物一样，动物、植物在风雨中锻炼，不能在温室中锻炼。”[40]“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41]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是一场安置运动、教育运动，也是一场社会革命运动。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会伴随着利益调整，一部分人利益受损，由此会带来不满、牢骚甚至怨恨，但是社会运动的积极性进步性是由滚滚洪流主流决定的。几十年过后，当人们看到当年的下放知青成为一个个中坚、骨干乃至旗手、领袖之后，在美西方“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搅得世界周天寒彻之际，中国社会政治稳如泰山，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们更加崇敬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伟大，不经意就成功地培养出社会主义接班人，实现了国家长治久安。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战略，一方面要求自己站得足够高，谋得足够深，虑得足够远；另一方面相较对手，站得更高，谋得更深，虑得更远。战略，首先是提高自己，上升维度，比对手棋高一着，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观照，深入学习、细致研究和充分掌握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提高自己的重要途径和难得捷径；在不能或难以提升自己的时候，对对手实施降维打击，如美西方多年来兜售的消费主义之娱乐至死，令对手成为一盘散沙，乌合之众，从而令对手失去竞争力战斗力，搞得诸多对手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运用毛泽东及其嫡传者的战略思想，中国顶住了降维，与此同时，不断地升维，顶降提升，坚持不懈，中国定能赢得伟大斗争的新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阻挡。

注释：

[1]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2]王阳明《蔽月山房》。

[3]《毛泽东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1994年版,第158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5]《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情况简报上的批语》（一九六二年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页。

[7]何英：《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过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283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384页。

[9]《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1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5页。

[11]参见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7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1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285页。

[14]《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2页。

[15]1942年12月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20页。

[1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页。

[17]《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18]习近平在武汉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2013年7月23日）。

[19]《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第39页。

[20]《妇女们团结起来》（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

[21]《胜利的信念是从斗争中得来的》（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425页。

[2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2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78页。

[24]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第2卷 1954-1959》第二卷，北京：团结出版社 , 1996.04，第2048页。

[25]1964年6月15、16日检阅北京、济南部队汇报表演时的指示，转引自《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2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页。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454页。

[2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3页。

[29]《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变动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1954-1971）》，《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第194页。

[3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2页。

[31]《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年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32]见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原文是：“掌着舵，睁着眼，但是当某种灾难临头之前，竟什么也看不到，——这不能算是领导。布尔什维主义不是这样理解领导的。要领导就应当有预见。而预见，同志们，不是什么时候都容易做到的。”（《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2页）。

[33]《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第394-395页。

[34]1960年2月9日，陈伯达、胡绳等广州鸡颈坑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6页。

[3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164页。

[36]1953年11月4日就农业互助合作问题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189页。

[37]列宁《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1920年4月8日)，《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页。

[3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3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

[40]1960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古巴哈瓦那市市长利亚努萨一行时的讲话，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页。

[41]《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作者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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