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延安时期毛泽东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吴起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认识和革新乡村文化是贯穿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持续系统地探索了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目前，学界主要从两个角度涉及这一问题：一是从文本梳理的角度呈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构建过程和基本内涵，但较为缺乏从乡村基层看待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践过程及其效能的研究；二是从文化动员的角度呈现陕甘宁边区文化政策的鼓动功能，分析革命意识形态在乡村社会的动员策略和技巧，但较易忽略中国共产党推进新文化扎根乡土的深层诉求及其实践经验。本文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结合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过程来梳理毛泽东关于乡村文化建设问题的认识轨迹，分析毛泽东从关注乡村文化动员深入到塑造乡村新文化的变化过程，总结新文化扎根乡土社会的实践经验。

一、战争动员：乡村文化建设的进展与问题

在革命大本营落定陕甘宁边区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实践主要表现为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和用于战争动员的文化运动。在乡村社会，中共文化工作的主要方式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农村工作团等组织进行抗日战争的文化动员。在此过程中，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城乡上层群体较易进行战争动员，“运动的主要的推动力量已由党通过军政（特别是军队）机关转入到通过城市知识分子及农村中的开明的较高的上层分子（如在野名流、小学教师、个别的保甲长等）这一桥梁阶层中”，但农村工作团等组织存在脱离乡土风俗、“走马看花式的突击性与不切实性”、“抓不住农民群众的心理和迫切要求”等问题，“形成了农村工作中的学生、小学教师和基本农民存着普遍的脱节现象”。尽管战争危机加速了新文化群体与农民群体的接触，但是没有减缓两种群体之间的文化异质性，而在散漫的落后于时代的乡村文化环境下，农村工作团、宣传队的文化动员容易脱离乡村文化实际而变成单向的理念灌输。

这种文化现象既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反映，又在战争环境中进一步恶化，而战争动员则迫切地要求改变城乡之间、知识群体与农民群体之间的文化脱节问题。譬如，1939年1月，陕西省委农民部在总结陕西农民运动时指出农村“封建残余比较浓厚，社会状况极端复杂”，日军入侵、自耕农破产、棉花价格下跌等因素加重了乡村社会危机，导致“农村中的半封建迷信团体非常之多，如佛教会、同善社、道教会、红枪会”。再如，1940年1月的陕西经济调查显示，经济凋敝严重销蚀着农民的心理观念，农民痛恨剥削压迫又渴望成为剥削者，“他们的生活太忙了、太穷了，他们没有享受新文化的机会，他们老是在古旧的境遇里生活着”。这不仅弱化了乡村文化的社会管理功能，而且加剧了社会共识的整合难度。

推动新文化从知识群体普及到基层民众进而达成社会共识是毛泽东关于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论断。早在1917年8月，毛泽东便明确指出中国纷乱的症结在于思想太旧而无“外观之识”，道德太坏而无“内省之明”；应从议会、宪法等制度枝节问题深入到哲学伦理学问题，“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故而必须“研究哲学”以同时改造东西方思想，通过“普及哲学”来使“真理流行、群妄退匿”。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对此问题的回应是依托中国共产党进行乡村社会革命，运用马克思主义革新乡村文化。这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等著作中明确地表现出来。进入陕甘宁边区后，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着重解决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制定政策的思想方法问题，确立了客观存在对于理论原则的先在性，“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这些为毛泽东纠正文化建设中的教条主义等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方法。

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宣传工作方面着力纠正和反思“左”倾关门主义问题，开始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使延安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形成抗战文化运动的新热点。然而，延安“文化热”不等于边区文化的普及，更不必说提高。艾思奇在1938年3月指出“边区文化的提高，在目前还是输入的多，而从地方上发扬起来少”，“延安城的文化的高度，和边区其它各县的文化高度是有相当距离的”，“学校闪耀着学生从各地带来的最近代的文化的光芒，民众中间却还存在着中世纪的文化层”。1938年5月12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针对上述问题指出，

【“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

这一论断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文化发展基本趋势的研判，蕴含着知识群体与农民群体之间的相互改造关系。

为应对战争动员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政策范围内把文化人组织在各式各样的社团里，集中使用，开展文化下乡工作。从1938年5月开始，民众娱乐改进会、民众剧团、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等旨在学习、整理和改造民间文化的组织相继成立，成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会员。譬如，民众娱乐改进会在成立宣言中承认了乡村固有文化的社会规范作用和柔韧性，乡村文化“作为社会道德的标准，作为习惯上的法律，不凭文字也就能保存，发展下去”。1938年5月，陕甘宁边区文协宣称“文化界和人民大众的广大结合，文化界广大有组织的深入民间，还是太不够了”，“善于利用十年来和数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成果，组织成千成万的干部到火线中去，到民间去”，承认“固有文化传统在民间习惯上的深厚影响”。这种转变不仅加速了新文化的普及，而且说明新式知识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乡村文化的内在合理性，减少了文化运动的外源性风险。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完善边区基层组织建设的同时，开始改变农村工作团、宣传队等方式，注重培养“群众领袖”和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文化功能。1938年6月，陕西省委强调

【“在群众运动开展中，必须使先进的与落后的联系起来”，“广大知识分子到民众中去，不仅起了‘启蒙’的作用，而且起了组织的作用，使知识分子真正成为把救亡运动深入到群众中去的桥梁”。】

到1938年8月，关烽在陕西全省积极分子会议上指出“现在宣传队、工作团之类的方式已经不能行了”，在文化上“对于中国旧道德一概否定”、忽视群众的民族心理、“把自己从中国自己的历史中化分出来”，基层党员“简直不欢喜不设法和群众在一起”，必须把文化扎根到群众中去，“培养大批为群众所爱戴的群众领袖出来”。在乡级组织成立文化促进会，“以帮助与推广乡村学校教育与社会文化教育工作的进行”。

随着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组织网络的完善，中国共产党对乡村文化表现出了较强的政策灵活性。一是对会道门等组织的政策渐趋强硬。如1938年7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禁止佛教会、一心会活动的布告，“凡不利于抗战以致阻碍和危害抗战者，便不得不分别予以取缔和裁判”。二是利用一些民间组织进行文化统战工作。例如，在农村妇女工作方面注意利用妇女熟识的“妈妈会、拜干姊妹、七巧会、居士会、花会”等形式。三是注重吸收和改造民间艺人。譬如，庆环农村剧校对招收的“旧戏”艺人确立团结、互助、进步的原则，对他们进行扫盲、戒食鸦片等工作，结合其文化进步程度进行政治教育和戏剧技巧培训；同时审查剧本，“把不合现实及迎合群众落后意识的部分加以革除”，但是对于“新内容、旧形式过渡到新内容、新形式”保持谨慎态度，“用怎样速度和分寸改变旧形式，才能和群众文化进步速度配合得适当，使群众同样接受听看而不碍我们文化的宣传”。

经过上述过程，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文化动员在实践和理论上取得显著成效。在实践路径上，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方式把文化人组织进入社团，通过党的建设发挥基层组织的文化功能，实现知识群体与农民群体的文化交互。这也推进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在1940年1月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1次代表大会上，张闻天、王明、毛泽东等人阐发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艾思奇、周扬、冼星海、丁玲等人总结了边区文化、教育、抗战音乐、新闻、戏剧、文艺大众化等方面的经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工农大众的文化革新为新民主主义文化。

但是，乡村文化的战争动员政策也开始触及到改造农民群体观念、扎根乡土等深层问题。1942年初，毛泽东指出

【“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小众化”。】

张闻天在1942年初的农村调查中便发现了新文化缺乏持续性、乡村文化反弹等问题。以神府县贺家川为例。贺姓宗族占主导地位，每个村子按照血缘关系和宗族繁衍，“阶级的对立，有时为亲族的关系所隐蔽着，而表现得不明显”；乡间流传着积习的传说和故事，“不卫生与迷信在农村中还相当盛行”，教育设施缺乏，“同过去私塾的教学方法，没有什么区别”，“总计读过书的26人，占全人口的6.9 %”，被打倒的迷信再度恢复，党员大多数是文盲，‘在共产党员中，也还有个别信神拜佛的”。可以说，乡村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和社会规范功能使之具备了应对社会革命的韧性。这成为新文化走向乡土社会必须面对的深层问题。

二、走向基层：毛泽东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新实践

在发动和主持整风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推进了关于乡村文化建设问题的思考。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大众化的理论、政策和实践体制。一是明确文化的阶级性与文化大众化的关系，“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而文化大众化的路径是文化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表达和教育工农兵群众；二是文艺作品的生产原理，生产过程是“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文化生产的重心是普及，提高是方向，评价标准是“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三是文化大众化的组织中介是“党”，党员文化工作者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通过反省个体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而争取在思想上入党，必须在文化统一战线中对党外文化工作者进行团结、批评和争取的工作。可见，延安文艺座谈会从党与群众的关系角度理顺了知识群体与工农群体的文化关系，对新文化普及问题进行了系统回应。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王震之、柯仲平、塞克、肖三、罗烽等人召集戏剧界座谈会。会议结合毛泽东的讲话检讨了以往忽视工农兵的“大戏热”和忽视边区实际的“只演死人和洋人”的创作问题，但在普及和提高的结合问题仍然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普及和提高是同时进行的同一个工作的两方面，但须注意由“普及”转向“提高”的时机和条件；一种观点认为文艺运动应有普及和提高的区分，文艺工作者进行专门化分工。大多数人认同前一种观点，甚至提出戏剧地方化的主张，肯定了平剧所采用的“旧史实，新意义”的做法。这次会议提出深入农村、深入部队的号召，并建议中共中央成立艺术界战时的统一领导组织。这种反思使戏剧工作者认识到必须增进新戏剧的乡土属性，发挥戏剧改造乡村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的教化功能，实现深层次的文化动员。

中国共产党关于乡村文化建设的目标开始从表层的战争动员深入到塑造新人、新文化的层面。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问题导向作了解释。他从社会出身和经济诉求的角度评估了知识群体、工农群体的革命性，强调“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和工人农民结合的过程”就是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和工农群体的知识化，以此达到整合社会共识的目的。同时，他还从文化政策内生性的角度揭示了知识群体与工农群体相结合的必要性。如此来看，乡村文化建设既是一个重新连接不同阶层群体的社会重建进程，又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转化为社会共识的文化过程。

随着鲁迅艺术学院等机构整风运动的开展，文化界进一步检讨了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的主观主义倾向，促进文化工作者在转化利用乡土民间文化方面达成共识。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界纷纷开始探索各自领域大众化的艺术形式。边区文委认为“一切艺术宣传有由礼堂走到街头的迫切需要”，特别是结合八一宣传节在延安各处布置街头表演，如青年艺术剧院在延安南区文化沟，“因演出戏剧系描写农村生活，接近下层，观众情绪颇高”；文化俱乐部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等街头艺术展览；并在文化沟搭建“文化台”，“除每周作音乐、小型话剧、讲演等活动外，并出版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等三种大众化的刊物，轮流放文化台上”。这些探索相对于工作团、宣传队的单向宣教是一种新的探索，在不同程度上尝试把新文化与乡村文化加以连接，把新文化的种子放入乡村文化土壤。

从上述文化界的反应来看，毛泽东关于文化问题尤其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思考蕴含着知识群体与农民群体互为师生、共同改造的内涵。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式知识群体是大众的启蒙者，而基层文化由于被视为封建迷信、落后愚昧而遭到忽略。左翼文化运动时期，文化大众化除了肯定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之外，也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影响下开始倡导学习大众，要求文化通俗化，利用旧形式发展新文化，出现“知识分子学习大众的逆向过程”。到延安时期，毛泽东确立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互学习、共同改造的关系，“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但毛泽东的特别之处在于肯定了群众实践的真理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始终不曾一天脱离实际生活斗争过程”，而知识群体则更容易脱离实际、背向乡土”。这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接纳乡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增进新文化的活力。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思想认识变化伴随着文化人、文化团体的行政化进程。1942年3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直属边区政府，由吴玉章任主任、罗烽任秘书长“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新民主主义政纲，领导并开展边区文化运动”。边区文委作为领导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行政机关替代了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边区文协，加速了文化人和文化社团的组织化进程。从3月12日开始，边区文委办理各文化团体的登记事宜，在文委内设置艺术文学研究组、大众化工作委员会、文化生活研究组等小组来对口管理相应社团和进行文化工作；颁布《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对文化人和文化社团进行定期经费补助。但从1942年10月开始，文化活动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而大幅减少，边区文委开始与各文化团体商谈机构精简和文化人分散使用的问题，并将之作为中心工作。

在此基础上，根据地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建立把文化界工作从统一战线领域纳入到党的建设范围，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关系。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了抗日根据地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基本原则，即“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对于政府、民众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来实现，“党的领导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1943年3月，中共中央为统一和集中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设置宣传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并入宣传委员会。在文化人和文化社团被纳入党的建设的工作范围之后，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作用逐渐虚化。

随着延安整风的结束，中国共产党刷新了对乡村文化的理论认识和实践体制，推动形成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新形态。1943年3月，中央文委、中组部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改造自己，面向实际、面向工农兵。陈云在会上指出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是党员，文化工作是党内分工，同样要遵守纪律。在组织上实现了一体化、贯通性的重建，文化人不再集中在社团，而是被分散进入各部门“参加各种实际工作”，“文抗也无存在之必要了，鲁艺也大部下乡工作，其他文化团体，文化机关也是这样”；在思想方法上更加注重新文化与乡村文化的连接与交融，避免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地构建新文化；在知识群体与工农大众的结合上，改变了片面尊重文化人的思想立场、个性偏好的统战方式，而是团结、批评和教育，“在党的原则问题上尤须严肃，不应迁就落后，造成党内的特别党员”。经由整风运动，毛泽东关于文化问题的思考转变为全党共识，并塑造了强有力群众文化运动实践体制。

三、扎根乡土：“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

毛泽东所塑造的乡村文化建设新形态是高度组织化的实践体制，具有开荒播种的实践动能。譬如，鲁迅艺术学院在1942年底完成整风后便开始学习民间的秧歌艺术，结合边区开荒大生产、改造二流子等政策发展出新的秧歌舞和秧歌剧，在1943年春节演出后引发轰动，使得边区党政军机关机关纷纷成立秧歌队，产生秧歌下乡运动。秧歌运动作为一种群众文化运动具有刺入乡土进而实现新文化与乡村文化连接的能力，减缓了新文化漂浮于乡土的问题。这是因为，基层社会的固有文化网络经历了漫长历史阶段的沉淀而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没有“运动”便难以开拓出新文化的空间。王奇指出文化运动是“群众运动的灵魂”，群众运动是“文化运动的骨肉”，通过“把握革命要求与群众要求的一致性”，实现文化运动与群众运动的结合。1943年11月，中央宣传部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为“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

1944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的号召，全面阐述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问题。他肯定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群众文化实践“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但明确指出“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毛泽东强调报纸、学校、艺术、卫生等文化工作必须具备群众观点，在尊重群众风俗习惯和满足群众需要的过程中引导、教育和团结群众，要求延安各学校的知识分子到了冬季就下乡帮助群众学习文化；多次提及要转化发展孔子的家庭观、教育法，认为共产党要“建立模范家庭”，“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出于“今年要学会文化建设”的考虑，毛泽东提出在1944年冬天召开边区文教会议。

“大学校”是毛泽东关于社会重建与文化更新辩证关系的结合点，是组织改造与思想改造的协奏曲。依托严密的组织网络和高效的动员体制，毛泽东建立了一种实现边区民众和知识分子有效互动的动态体制，使之成为新文化扎根乡村、教化民众的播种方式。在文化意义上，毛泽东所说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是一种互相启蒙的双向关系，二者共同接受和内化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对此，周扬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中心是“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尤其是“最正确最完全地解决了文艺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显然，周扬使用了“群众路线”的表述结构来概括毛泽东所说的文化的阶级性、文化生产路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群众关系等层面的观点。当然，这一表述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群众路线成为连接乡村文化、增加新文化内生性的重要方式。以医药卫生工作为例。乡土社会存在着迷信巫神、相信中医和疑惧西医的心理习惯。1944年4月，为防治定边城的白喉瘟疫，三边分区驻军卫生部部长王照新对在群众中具有深厚基础的中医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进而通过中西医座谈会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中西医合作，建立中西医药研究会。（由中医苗植庵、高丹如、魏俊义；西医王照新、侯东海；兽医蓝凰鸣、苏富泰；接产婆秦老太太；药铺张善等10人为委员）。中西医药研究会实行病案制度，由中西医共同诊治总结经验，对乡间行医的“卖当”医生进行资格审查、政治教育和业务提高；并以毛泽东提出的“为群众，解决人财两旺”思想为原则，保障定边名医苗植庵的生活，医生和药铺实行“二八分红”。

1944年5月17日，中共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政府教育厅和文协为了全面贯彻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指示，决定在1944年10月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会议，要求各地党政宣传部门和文教团体展开调查研允“着重好坏例子，着重现状，着重经验，不要空洞的长篇大论”。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8日，边区文教大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封建迷信的思想还在经过文化生活及各方面影响着边区的群众”，但也指出改造群众思想的文教工作必须以“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为基本原则，“不要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或历史教条出发”，否则会“流于形式主义而失赐‘欲速则不达’”。李维汉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文教工作，都要发动群众，造成群众运动”，“就群众文教运动说，必须是内容（目的）上为群众，形式（方法）上经过群众的路线”。由此来看，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文化运动、新文化与乡村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

边区文教大会全面地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学校教育、文化艺术、报纸出版等文化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发展边区各项文化事业的决议。首先，确立刘志仁等民间艺人典型，鼓励运用旧形式表达新内容，注重通过民间艺人、乡村教师等地方文化知识分子来连接新文化和乡土观念。其次，采用民办公助等政策开办小学、识字班、夜校、冬学等形式的教育机构，要求“教学内容与方法上体现群众的需要”，“群众亲自看到学习的利益”。最后，要求报纸、卫生、扫盲等新文化工作必须在群众自觉自愿的条件下适应群众的文化程度和接受能力，避免“不作调查研究只图追求数目字的形式主义与锦标主义倾向”。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尤为重视新文化扎根乡村的能力，意图通过扶助乡村社会新力量的生长和引导旧力量的转变来培育文化政策的内生性基础。

在边区文教大会期间，“人民的文化”，“人民大众的文化”，“人民文化”等提法多次出现，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具体内容和政策原则。会后，中国共产党依托组织建设和群众路线把文化价值理念与乡村文化要素加以融合，激活冬学、扫盲、卫生、民间艺术、读报等乡村文化实践，推动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进入一个活跃期。到1945年党的七大，群众文化运动的理念和体制进一步确立下来。党的七大确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完善了一元化领导体制，规定政府、农会、合作社及其他群众组织的党组“为加强党的影响、实现党的政策而工作”。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指出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应通过教育“旧文化工作者”和培养新的知识分子干部来开展群众文化运动，必须吸收中国古代文化、外国文化的有益成分，改善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医疗水平。可以说，这种理念和实践路径构成毛泽东乡村文化建设思想的基本点。

四、结语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乡村文化建设的思考深刻地抓住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重建的基本问题，反映了社会重建对于缓解城乡之间文化差距的客观要求。这一时期毛泽东思考和探索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主要表现为：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乡村文化的内在契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工具和价值体系，而乡村文化建设旨在拓展乡村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契合，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载体。二是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完善基层党组织的文化功能。中国共产党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导主体，编织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党、政、军、群组织，重建乡村文化的组织网络，加强了知识群体与农民群体的连接，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共同体和乡村文化共同体的辩证统一。三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实践路径，着力提升新文化的嵌入性。群众路线是具有组织、决策等功能的领导方法‘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可以说，这些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在新时代振兴乡村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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