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学习能力

作者：张素华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3期 2015-03-18 713

关于毛泽东的学习能力，以前很少有人从这一角度来进行总结。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学习型政党，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而毛泽东就是一个具有非凡学习能力的人，堪称是我党在这一方面的典范。

什么是学习能力，对于小学生来说，是听、说、读、写、计算、思考等学习课业的能力。对于党政干部来说，一方面要具有善于向书本学习的能力，一方面又应具有吸收、感悟、转化理论知识和各种信息的能力，即是说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自己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联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的能力。二者不可缺一。只有前者，就会成为空头政治家，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没有前者，也就失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前提，不注意向书本学习，忙于事务，容易看问题肤浅或眼界狭窄，陷入事务主义或者说是经验主义的错误。二者兼备，才能在不断变化、纷繁复杂的各种形势面前，掌握各种决策的主动权，才能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阐述毛泽东的学习能力。

一、毛泽东喜欢读书，读书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使他成为善于总结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家

毛泽东读书的特点之一，广收博览。毛泽东从幼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幼时喜欢读历史小说，稍长对时事新闻、国家的前途发生极大的兴趣。十九岁那年曾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青年时代主张先博而后约，“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如此来达到“取精用宏，根茂实盛”的境界。其无论和老师、同学的通信与交流，都离不开谈读书、谈形势。这期间他广泛涉猎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昭明文选》、《韩昌黎全集》、《读史方舆纪要》、西方的“伦理学原理”，以及《楚辞》、《诗经》，先秦诸子的学说，还有唐诗宋词和历代各家骈散文等等。延安时期他在抗大的一次校务办公会议上提出：“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他还要求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知识面要宽一些。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提出要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所有图书都给他配置起来。显然，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主席，每天有数不清的事务需要处理，他却像一个学者一样，要把这两个出版单位出版的书籍，购来阅读，可见其读书的热情，以及阅读的广泛。到他逝世时，他的藏书已近十万册，其中批注、圈划过的达四千余册。除此，他还经常向一些图书馆借书。由此可窥其博览群书之一斑。毛泽东阅读的范围，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着作到西方资产阶级着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志。就哲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所以不论是外国政要还是中外学者，一般来说都被他的渊博学识所征服。刘大杰说：毛主席对中国历史、文学资料之熟悉实在惊人，古今中外有这么大学问的领袖实在少见。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的后半生》一书中评价：“本世纪中期没有任何其他一位世界领导人——甚至连戴高乐都不例外——像毛泽东那样读那么多书。”

毛泽东读书的特点之二，充分利用空闲时间。有些人总觉得自己事务性工作相当多，没有时间读书，听起来也颇有些道理。但毛泽东不能说不忙，却没有影响其读书。这如何解释?一句话，毛泽东嗜书如命。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但不能不读书。他总是能够抓住一切点滴的时间读书，读书成为他生命的必须。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逄先知同志回忆：“毛泽东是一个读书不知疲倦的人。读书忘记睡觉，读书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长征路上，毛泽东因患病躺在担架上行军，但在摇摇晃晃的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当年在长征路上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刘英有一段这样的记忆，她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毛主席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刘英的回忆比较形象地反映了毛泽东读书的情形。后来，人们看到毛泽东的床上有一半放满了书，厕所也放了不少书，这说明他在睡前要读书，如厕也要读书。毛泽东外出开会或考察时，在飞机上读书，在火车上读书，每到一地，先要借地方志来读。1959年毛泽东外出时，携带上百种图书。可见，他的生活离不开书，读书已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对于毛泽东来说，最怕的是没有书读。当年在井冈山上，由于敌人的封锁，曾有几个月看不到报纸，非常痛苦。1929年春毛泽东领兵来到赣南闽西，看到了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给中央写信说：“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此后他多次给中央给朋友写信购书。请购书一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到了陕北，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他立刻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帮他购买书籍。每当新书进来，就像牛进了菜园一样，贪婪地阅读。正是这样一种读书精神，作为一个政治家却通读了有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如果不是把任何点滴的时间都充分利用起来，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作为学者若能够通读二十四史，也属十分难能可贵了。

毛泽东读书的特点之三，活到老、学到老，始终保持学而不厌、学而不止的旺盛学习热情。在延安时期，他号召青年同志读书时说：“年老的也要学，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零359天。”总之，是天天都要学习，一刻也不能停止。毛泽东除了工作，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直到晚年病魔缠身，仍然读书不止。眼睛看不见了，请他人代读，自己用耳朵听。眼病稍好后，不顾医生劝阻又是手不释卷。直到去世前一年，还在有的大字本封面上写下了1975．8再阅、1975．9再阅的字样。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其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在医生对他全力抢救的情况下，还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两小时五十分钟，而这些文件和书则是由别人用手托着来看的。他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止，读书不止。

毛泽东读书的特点之四，注意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喜欢读书，但他不唯书，特别注意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他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6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渐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一些受教条主义束缚的同志却拒绝接受这个中国革命的经验。在他们看来，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认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是”否认理论”的“狭隘经验论”。

当时的毛泽东书读得很多，但对于马列的书，的确没有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读得多。为了说服这些同志重视中国的实际情况，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而求得发展，毛泽东首先充实自己的理论头脑。因此，就有了毛泽东在长征路上恶补马列着作的情景，就有了毛泽东在陕北和延安发愤读书的情景。初到陕北时，书依然很少，他见到几本哲学新书，就立刻如饥似渴地阅读，斯诺记载：“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在陕北和延安，毛泽东批阅的哲学着作有十几种。其中对李达、雷仲坚合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着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写了约一万二千字的批注，最长的一条有一千多字。摘录艾思齐的《哲学与生活》三千字，并把他抄录的内容，送请艾看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还要当面讨教。”学习的态度十分虔诚。经过几年的发愤读书，他将读书的理论所得，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合乎中国革命需要的且具有创造性的理论着作，全面阐述和回答了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中国向何处去等一系列问题。

毛泽东由于酷爱读书和思考，他在成为一个伟大革命家、理论家的同时，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问家。1936年—1937年，为了实现国共合作，毛泽东给党外各派人士写了大量的书信，这些充满文采又不失真诚的信件，给众多收信人留下深刻印象。最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在重庆发表的《沁园春·雪》更是收到了好评如潮的赞誉。不少文化人被毛泽东的魅力所征服。毛泽东儒雅的风度，深厚的文化功底不仅使他个人的魅力大大增强，也为共产党得分很多。

二、善于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使毛泽东走在了同辈人的前列，并为党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比较重视调查研究。从理论渊源上讲，他有比较强烈的主体意识。早在青年时代就强调要在中国做事，就必须了解中国，1920年3月14日，他给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所以，毛泽东的调查是一种比较自觉的调查。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就和同学萧子升做过一个月的调查，走了5个县。如果从大革命时期算起，到1934年，他先后做过20多次调查，有文字留下来的，共有14份。没有留下文字的，是那些调查材料丢失了，毛泽东本人记得最清楚的是衡山调查，对农讲所学员的调查，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的材料都丢失了。他说：“损失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毛泽东之所以伤心，因为这些材料是对一些情况的真实记录，是他制定正确政策的基础。

毛泽东善作调查研究的特点之一，他对于事关革命全局和人们议论纷纷的重大问题，首先想到的是调查研究。1926年在北伐军所经之地，湖南农民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了农村大革命。结果却遭到一片非难。说农民运动“过分”了，是“痞子”革命，“惰农”运动，“糟得很”等等，国民党上层向共产党施加压力，要求限制农民运动。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却认为农民运动的勃兴有逐渐向“左”发展的危险倾向，担心会破坏联合战线，会危及国民革命运动，因而会议决定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参加了会议。本来他认为国民革命要想成功，必须有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地主阶级之特权，否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不会根本倒塌。如今农民行动起来了，是一件大好事，却受到“满城风雨”的非议，他也感到心中无数。于是毛泽东专门到湖南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先后考察了5个县，历时32天。

在32天的徒步考察中，毛泽东感到在各县乡下的所见所闻和在武汉、长沙的所见所闻完全两样，他同时感到中共中央的农运政策有很大的缺点。2月16日，他致信中共中央，“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这条新路线就是：中央要敢于站出来为农民讲话，积极支持农民运动，驳斥那些污蔑7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向各界说明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这期间农民有一点过分的行动也是对的，不要采取“洗会”、拘捕的方法，那样只会助长敌人的气焰，等等。同时，毛泽东还日夜不停地赶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为农民运动叫好。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报告》写出后，立刻受到媒体的关注，多家报刊相继发表和转载，并出版了单行本，产生了极大影响。由此，毛泽东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积极倡导者，被称为“农民运动的王”。同时，也遭到“一切敌人之所痛恨”。在中共党内也受到陈独秀等的排挤。毛泽东没有退缩，继续坚持他的调查所得。在他的笔下，农民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而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顺着这一思路出发，他最终为中国革命找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善作调查研究的特点之二，对于关系中国革命胜负的重大决策反复调查研究。土地革命时期，党要领导土地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正确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只有正确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党才能赢得农民，才能赢得革命的胜利。但是，对于这一问题除了苏联的经验，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经验，所以解决起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为此，毛泽东不辞辛苦，作了大量深入而又细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说：“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他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了一个多月，并写了考察报告，他仍然觉得“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他总结说：“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的。”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起义军上井冈山之后，为了保证党制定出正确的土地政策，他继续进行深入的农村调查。经过一年的调查总结，1928年12月制定出井冈山《土地法》，后来毛泽东说：“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之所以出现这些原则错误，应该说都是参照苏联而来的。4个月后，毛泽东又制定了一个兴国《土地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内容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但其余各点均未改变。1930年5月，毛泽东利用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县作了他当时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接连开了十多天调查会。毛泽东说：寻乌调查，是我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还没有全盘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的这个调查。他还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但毛泽东仍有不满足的地方，他说：“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在随后的几年中，毛泽东又先后做了多次调查，除逐步改正了上述的原则错误外，对一些尚未搞清楚的问题弄清楚了，并制定了有利于中农、贫农和雇农的土地政策，还制定了党对流氓的策略：“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针对中央苏区阶级成分的混乱情况，他根据调查所得，亲自撰写和主持制定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议》，规定劳动是区别地主与富农的主要标准，剥削量是区别富农与富裕中农的主要标准。这些政策的逐步完善，彻底摆脱了苏联经验的束缚，为党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

毛泽东善作调查研究的特点之三，凡是有利于认识客观实际情况的事情，随时进行调查研究。1931年6月，毛泽东对警卫员说：“一个领导者要把调查看作吃饭一样经常、重要，一天不串门，就像一天没有吃饭。”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所写的调查材料中，绝大多数都是在行踪不定、常常打仗的战争间隙做的，有的甚至是在村口吃饭时调查的、有在紧张的会议期间调查的。他不放过任何可以调查的机会，1926年5—9月，他在广州利用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8的机会，要求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写出他们家乡的情况或写信调查家乡的情况，然后将学生调查所得汇编成《农民问题丛刊》出版。直至1961年，他还为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发动学生忆写的几千首民歌丢失一事，感到可惜。他说：“从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几千首民歌后来丢了，非常可惜。”1927年初毛泽东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顺手同一个衡山的狱吏交谈，毛泽东说：“我跟他谈了一两天，他谈我记。”第一次使我晓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他对这个材料的丢失也感到非常的可惜。上井冈山时调查的两个材料丢失了，让他感到伤心。可见他对调查工作是十分重视的。

毛泽东善作调查研究的特点之四，是恭谨勤劳，甘当群众小学生的态度。在调查中，无论调查对象的地位高低，都把他们当做自己“可敬爱的先生”，备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调查之后，认真整理调查所得的材料。也就是说，毛泽东是一个手、脑、口非常勤快的人。毛泽东的调查虽然绝大部分都是在战争年代所做，但他整理的调查材料则一丝不苟，其中《寻乌调查》一篇，竟达8万多字。一般说来，红军作战频繁，居所不定，毛泽东既要指挥打仗，又要管理军队，还要创建根据地，竟能抽出时间用手用毛笔写出8万多字的材料，没有对调查的重视和革命的热情是很难想象的。

毛泽东善作调查研究，在开始阶段，也许还处在自发阶段，但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他的不少正确主张常常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党中央的指示相违背，并受到红四军内部同志的批评和中央的批评。批评他的依据往往是马列主义的本本(当时不叫教条主义)，这使毛泽东感到颇大的无奈。为什么自己的正确主张不被人们接受呢?总是与那些本本相悖呢?通过反复碰撞，毛泽东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关键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于是，1930年5月毛泽东写作了《调查工作》(后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开头就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其次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那些认为只要遵守'本本'就无往而不胜利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第三强调：“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第四预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提出了一条新的思想路线，即注意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

毛泽东这些闪光的思想，是他善作调查研究工作的结晶，也是他善作调查研究的重大收获，为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到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勇于实践，实践使他解决了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确立了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这是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的，是他经过多年战争生死考验的经验总结。从毛泽东本人来讲，他喜欢读书，但并不轻视实践，相反更加看重实践。

毛泽东重视实践的特点之一，凡是一切重要活动都是积极参与或是积极领导。在辛亥革命前夜，17岁的毛泽东对政治有了一点兴趣之后，就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说“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虽然显得非常幼稚，但却表现了他积极参与的精神。辛亥革命起来后，他报名参加了新军，认为应该积极参与去推翻封建统治。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学生为学校收费不满而议论纷纷，他写出文章贴在墙上驱逐校长张干。直系军阀兵败湖南，向长沙撤退，他积极组织学生护校，人称“毛奇”。五四运动前夜，各地兴办学会，他积极组织同学创办“新民学会”，共谋发展，做一个新民。一师毕业后，他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自办新民学会通讯集。五四期间，他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行动，在湖南领导开展学生运动。学生运9动受挫，他马不停蹄领导开展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驱张运动结束，他在湖南搞起自治运动，办文化书社，办俄罗斯研究会，办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中国共产党湖南党组织，然后参加中共一大等等，各种活动他都是冲锋在前，积极尝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全国开展工人运动。毛泽东回到湖南，身先士卒，下矿井，往铁路，访工人，湖南的工人运动被他搞得轰轰烈烈，成为全国最好的省份。由于在工人运动中取得骄人的成绩，毛泽东因此受到陈独秀的重视，被提拔到中央工作。到了中央，他一面协助陈独秀主持中央的工作，一面积极开展国共合作事宜。在上海，他精心组建上海国民党党部，湖南党部。国民党一大召开，他在会上积极发言，受到孙中山的重视。到1924年底，毛泽东31岁，这时的他已经有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如上所述搞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国民党工作、共产党工作，办报、开书店、办学会、办学校等等，这些经历成为他青年时代的最大财富，为他日后成为党的领袖积累了丰富经验。

毛泽东重视实践的特点之二，不放过任何有利于革命的实践活动。1924年底，毛泽东离开上海回乡养病。这之前，他是中共中央局委员，1925年1月，中共四大即将在上海召开，但毛泽东却因病离开了中央工作。他回到家乡不久，就一边养病，一边投入到农民工作中去。他在韶山走村串户，创办农民夜校、建立农民协会，发展农民入党，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20多个雪耻会。这年8月，他又领导开展了农民平粜运动。韶山的农民运动，在湖南震动极大，毛泽东因此遭到湖南省长赵恒惕的通缉，他不得不逃出家乡前往广州。这一段开展农民运动的实践活动，使毛泽东有两大收获：一是发现农村的阶级斗争非常激烈，贫苦农民对改变现状有着强烈的要求，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二是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依靠的力量——农民。如果说，这以前他还认为工人力量太单薄，民族资产阶级左右摇摆，对革命能否胜利心存忧虑，现在的他，则信心大增。从此开始关注农民，并以主要精力研究农民问题。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能够率领起义部队毅然上山，带领部队在山沟里转，并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他坚信农民的力量是分不开的，与1925年看似偶然的家乡农运实践是分不开的。1925年的家乡农运实践，为他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重视实践的特点之三，对于关系革命成败的主要工作亲自尝试。1927年5月，在毛泽东看来任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的湖南农民运动，唐生智手下的许克祥只用一个团的兵力，一夜的工夫就把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共产党的组织打入地下。毛泽东的预言就像空中的气球被击得粉碎。他曾一度心情苍凉，不知如何是好。也正在这个时候，他要求到实践中去，到湖南工作。经过到湖南实地的工作与考察，认真地分析整个中国社会各种力量的兴衰，他悟出一个道理：农民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主要原因是手里没有枪，而蒋介石和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他由此得出结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他率先领悟到应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虽然他的观点并不被当时党中央和其他同志所接受，但他刻骨铭心的感受，已下定决心要拿起枪杆子开展武装斗争。

瞿秋白在实践中认识到，我党有独立见解的要算毛泽东，因而想请毛泽东到中央工作。但毛泽东却选择了到革命的前线去闯的道路。所以，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一个人义无反顾地到湖南去领导秋收起义。

事后来看，毛泽东的这一决策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估量都是十分正确的。他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之后，当机立断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他由此成为党内第一个上山的人，创建了中国革命第一块根据地。他本是一介书生，通过战场的生死搏杀，使他的才华充分施展。上山途中，乃至上山之后，面对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都是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都只能在革命的实践中探索与解决，在上海的中央是不可能解决的。如上山途中的部队，松松垮垮、逃兵不断，怎样才能使这支部队保存下来，毛泽东首创支部建在连上的方法，使红军有了凝聚力。部队上了山，如何生存下来，他规定了红军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面对纪律涣散、约束力不强的红军，他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了军民关系。红军如何建立自己的地盘，即如何建立根据地，毛泽东提出了政权建设的思想。小小的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红军将士感觉忧虑的时候，他利用作报告、写书信的方式，全面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苦口婆心地答疑解惑，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弱小的红军如何战胜强大的敌人，毛泽东和朱德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中央坚持以城市为中心，担心红军成分都是农民，而失去无产阶级先进性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思想建党、建军的问题，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在红军内部发生如何界定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

当时的毛泽东所领导的虽然只是若干红军中的一支，若干根据地的一块，他的视角虽然不是中央负责人面对全党全军那样的情况，但他战斗在第一线，所要解决的问题，恰恰是全党全军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于是毛泽东和朱德在战争实践中所总结的经验，迅速被介绍到各支部队和各个根据地。同时，毛泽东通过艰苦的带兵打仗，建立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逐步地感受到中国革命不能走苏联实行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而是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虽然当时的人们，还不认识这一正确的方向，但随着革命的曲折和发展，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毛泽东也因此被全党所认识。

1935年，在毛泽东成为党的主要负责人之后，他把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做报告、讲演、讲课，写文章的方式，上升到理论一一进行总结，逐渐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综上所述，如果毛泽东不喜欢读书、写字，缺乏深厚的文化功底，他即使有再多的革命实践经验、调研成果，也很难写成《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不少科学着作，来指导全党全军的工作，至多只能是一个实干家；如果毛泽东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实事求是的调研精神，他喜欢读书写字积累的文化功底，也很难转化为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科学着作。既喜欢读书写字，又善于调查研究、勇于实践，这三大特点毛泽东集于一身，使他登上了时代的最高峰，成就了一生的伟业。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