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五湖四海”思想探析

　　“五湖四海”是毛泽东一生中在各个场合比较喜欢用到的一个字眼，但是在过去，并没有太多引起大家的重视，没有把它当成一项重要思想去论述，只是在个别文章里有人关心过。事实上，毛泽东虽然没有正式撰文论述过这样的思想，但是他的这种“五湖四海”的思想却是贯穿在他对任用人才、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的思考和伟大的革命实践中，展现了一代伟人的宽阔胸襟和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境界。

　　一

　　毛泽东的“五湖四海”思想最早表现于他的青年时期。

　　在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他就反对那种狭隘的地域乡土观念，这与他的实际经历有关。在毛泽东17岁的时候，他通过舅舅的关系联系到湘乡去求学，期间，他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湘乡，分为上区、中区与下区，上区的学生与下区的学生不断地打架，完全是因为乡土观念。双方好像要拼个你死我活似的。毛泽东对此非常憎恶，在这双方的争斗中，毛泽东总是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这是因为他本身不是属于哪一区的人，但是结果是搞得三区的同学都看不起他。(据斯诺《毛泽东自传》)

　　青年毛泽东是一个很有胸襟气度的人，他除了反对这种狭隘的乡土观念之外，还希望交往接触更广泛的人群。

　　斯诺在《毛泽东自传》中还曾记载了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征友的故事。1915年9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沙城内各中等学校传达室门口张贴了一张《征友启示》，发出了欲结识更多敢为国家振兴而修远求索同道者的声音。毛泽东还把《征友启示》的写作动因和贴出后的反响写信告诉了他的挚友萧子升，他在信中写道：“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的朋友遍天下，不仅有城乡贫民，也有士绅名流;不仅有僧侣文人，也有党外精英及国际人士。当然，这首先与他的社团经历有关。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参与和组织社团活动，如学友会、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等，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新民学会。

　　在当时创办新民学会过程中，从地域上来讲，毛泽东并不局限于一地，而是积极支持社团的扩大发展，广泛吸收各地的成员。新民学会会员中虽然大部分来自以长沙、湘潭为中心的湘中、湘北地区，但在外省中也发展有会员，如刘清扬、陈启民等。此外，毛泽东还鼓励会员们要志存高远，他积极支持并筹划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其中著名的有蔡元培、萧子升、李维汉、蔡畅等19人，尽管他自己最后没有去法国留学。除了新民学会外，毛泽东后来参加的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会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有的甚至分布更为广泛。

　　青年时期组织与参加社团的经历造就了毛泽东“五湖四海”的性格，他的这种性格在后来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经历中也体现了出来。

　　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准备从汉口迁到上海，当时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瞿秋白找到毛泽东，希望他一同去上海，到中央机关帮助主管实际工作。面对瞿秋白的好意邀请，毛泽东带些幽默色彩地予以了拒绝，他说：“我不愿跟你们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及其以后，毛泽东的“五湖四海”思想，更多的是针对党内出现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而提出的。

　　山头主义是一种小团体主义的倾向。毛泽东在他的《学习和时局》中有过具体的论述，他指出：“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而党内教育不足则是其主观原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内部曾经出现过一种小团体主义倾向。其表现为在革命队伍中，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等原因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团结的现象。它是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分散和彼此间不相接触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些根据地开始多半建立在山岳地区，一个集团好像一个山头，人们就把这种错误倾向称为山头主义。山头主义从革命根据地一开始建立就有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头主义闹得最严重的是在红军由分散向集中转变的时候。

　　与山头主义相关的还有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是指党内存在的一种以宗派利益为出发点的思想和行为，是封建宗派思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组织上的表现。主要表现为：首先，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向党闹独立性;其次，在组织上，任人唯亲，在同志中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搬进党里来;再次，在党内关系上，只强调局部利益，只要民主，不要集中，不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最后，在和党外人士的关系上，妄自尊大，骄傲自满，不尊重人家，不学习人家的长处，不愿和人家合作等。

　　对于这样的一些现象，延安时期，毛泽东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从党的事业的大局出发，明确提出要进行批判，并且告诫全党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小集团、小圈子。在不断批判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过程中逐渐提出了“五湖四海”的思想。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明确指出整风运动就是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三风，使党员和干部能够切实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方向。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把持的中共中央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进入中央领导岗位，过分打击了犯立三冒险主义错误的领导人，并进行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打击了提出不同见解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党的优秀干部。毛泽东在这次演讲中明确提出：今后在党委会内部，不论书记或委员，都应当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搞“五湖四海”，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坚持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工作态度，反对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学习和时局》演讲，重点提出了反对山头主义倾向。同时对山头主义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进行了分析阐述。特别分析了山头主义的危害。他指出：要“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打通同志间的思想，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了反山头主义问题，明确指出：“鉴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还存在，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仍然相当普遍存在等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因此，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倾向。”

　　三

　　毛泽东的“五湖四海”思想就是要以博大的胸襟去任用人。

　　毛泽东曾经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历史上的用人经验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他还分析指出：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在一起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要坚持任人唯贤，就必须搞五湖四海，反对山头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另外他特别提醒了要警惕旧官场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丑恶现象。毛泽东多次说过，我们是共产党，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那样搞裙带关系，那样就会脱离群众，早晚要和蒋介石一样垮台。毛泽东还曾经对他的秘书田家英说：“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可以看出，毛泽东“任人唯贤”的路线实际上就是“五湖四海”的思想的重要体现。

　　体现毛泽东五湖四海用人思想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在七大上选举王稼祥为中央委员的事情。

　　中共七大的一项重要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这项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七大能否开成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经过反复酝酿，七大从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中选出了44位正式中央委员，王稼祥不在其列。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有些惊讶。为了增强党内团结，他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专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大力推荐王稼祥。按理说，王稼祥与王明、博古等人同属留苏学生群体，在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也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也可以不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来。但在毛泽东看来，虽然王稼祥犯过错误，但也确实为党作出过重大贡献。因此王稼祥的当选，对于团结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同志，对于团结有过意见分歧甚至冲突的同志，对于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来讲，都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中共七大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做了《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讲话的第二部分内容就是关于王稼祥中央委员落选的问题，这一部分是毛泽东谈得最多，也是最着力的部分。毛泽东指出，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接着他一件一件地列举了王稼祥的功劳，还特别提到了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最后，毛泽东非常肯定而又恳切地指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通过毛泽东的讲话，代表们加深了对王稼祥的了解。大会进行了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王稼祥以第二高票当选。

　　正是在毛泽东五湖四海的用人思想指引下，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的博弈中赢得了重要的一个砝码。很多学者在对比毛泽东与蒋介石二人用人之道时指出：毛泽东是讲“五湖四海”，而蒋介石则是搞“黄埔浙江”。从某种意义上讲，用人之胸襟不同决定了最后的成败胜负。

　　四

　　“五湖四海”在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中运用得非常明显，可以说：五湖四海是他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项重要原则或要求。

　　“五湖四海”不只包括在地域上的广泛性，还应该是在各个方面如性别、学历、成分、行业、民族等的代表性，实际上是一种组合搭配，以达到最优效应，是符合组织学原理的，这是毛泽东“五湖四海”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

　　还是在毛泽东青年时期从事社团工作的时候，他意识到社团成员虽与教育界有很大关系，但他积极发动其他人员参加，以实现工人、农民、商人、学生等力量的组合。从社团内部人员性别构成上来讲，这种思想得到更为有效的印证。毛泽东始终主张“男女平等”，在他主持的新民学会里，广泛吸收女子入会，78名会员中女子就有18人，占了四分之一，其中还有部分人担任了重要职务。

　　毛泽东的这种“五湖四海”思想在成立新中国民主联合政府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体会议正式召开。这次会议选举产生的全国政协的5位副主席中，有4位是党外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的6位副主席中，有3位党外人士;在政务院的4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占2人，在15名政务院委员中，党外人士占9人。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组成联合政府，建国后也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这一点对于开国领袖毛泽东来说，是非常明确的。他在1949年10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当天，毛泽东与绥远军区负责人谈话，还特意把傅作义邀请过来。毛泽东说：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就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对于这种要和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长期合作的情况，毛泽东还解释道：“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

　　1950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同当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维汉、徐冰谈话时指出：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士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党派经费、民主人士旅费等。华南分局陪送张治中来北京的人，一下车就向张治中要求交路费。聘请到东北去的教员，发现是民主党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让他们到东北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爱而是偏爱。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在这里，毛泽东对统战部负责同志的谆谆教诲，提出了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思想。

　　五

　　毛泽东的“五湖四海”思想，在任用人的问题上是有前提和标准的，并且最终统一到为人民服务中去。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演《为人民服务》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这里，毛泽东道出了“五湖四海”思想的前提及标准，即参加革命队伍的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是完全地为了解放人民，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直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张思德是一个普通的革命战士，和其他许多革命战士一样，也是为了实现革命的目标而来到延安的。就是这样一个很普通的革命战士，毛泽东专门为他开了追悼会，在他看来，只要是为了实现革命的目标，只要是在做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为人民的利益而死，不管来自何处，处于何种岗位，都死得其所，死得重于泰山。所以毛泽东在演讲的最后指出：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这块革命宝地，就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全国各地青年中的各种人士来到延安。他们或三五成群或单独一人，在地方党组织或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介绍下，来到延安追求革命理想。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5万多人，仅1938年5至8月，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就有2288人，最多时一个月就有1000人。还有600多海外华侨、200多国际友人也来到了延安。就在那样一个山沟里，吸引了那么多人过来，这就是因为他们都有同一个共同革命目标，即解放全中国人民。也就是因为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具有“五湖四海”的革命目标，又较好地采用了“五湖四海”的用人指导思想，他们才被吸引过来。正是这样一批从五湖四海赶来的具有解放全国人民的革命理想的革命战士，在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和缔造新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五湖四海思想的本质和核心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努力奋斗。

　　目前，我们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五湖四海”的思想给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是团结更多有共同理想目标的人士，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只要他们是怀揣着和我们一样的理想，就让他们能够在其中充分发挥出作用，从而有利于大局，有利于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革命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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