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真正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

真正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

——陈云的家书

陈云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同时，他又热爱家庭、热爱生活，与父兄、爱人、子女、晚辈们相处融洽，是活得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大丈夫。在他的身上，“小家”和“大家”非常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当我们捧读陈云为数不多公开的家书时，尤其能深深体会到这一点。这些家书，既饱含着浓浓情谊的“小爱”，更蕴藏着胸怀天下的“大爱”，展现出老一辈革命家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

为中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

一句豪迈的“为中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出自陈云给夫人于若木的长兄于道泉的家信中。

1938年3月，陈云在延安与于若木结婚。1939年5月，两人分别给于若木远在英国的长兄于道泉写信。在陈云的信中，作为因战乱而尚未有机会谋面的妹夫，他向长兄介绍了自己的出身以及与于若木的相识相知，写道：“我是江苏人，出身于贫苦的家庭，五岁时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毕业后，无力继续学业，即在上海书店为学徒七年有余。此后十余年东奔西走至如今，前年冬由欧返国，病中与陆华（于若木原名——编者注）认识，于客岁三月结婚。我们在政治与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适，唯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三十五岁。”于若木在信中，也特别介绍了她和陈云的婚事和对陈云的认识，写道：“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这些话，是陈云和于若木婚后一年时彼此认识的真实写照。在后来的50多年里，他们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也正是基于对彼此笃定的认识。

陈云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也向身在海外的长兄介绍了他们很关心的国内抗战形势。他写道：“我们还没有达到制止敌人继续前进的形势，但日军越前进越在兵力上地形上受更大限制，战争将转变到不利于日而有利于我的局面。抗战胜利还须经过相当长期的艰苦奋斗，今后几年恐怕会更困难，但我们可以渡过困难。”在信的结尾，陈云还站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高度，向侨居海外的长兄作出保证、请他放心：“欧洲华侨甚多，谅在迫切地盼望祖国胜利的消息。我们没有别的来回答国外侨胞的热望，只有更加努力，为驱出日军而苦干，为中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爱国也爱家，融爱国于爱家之中，这正是陈云家国情怀的真实写照。

干部子弟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

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陈云接到战友陆铨的儿子陆恺悌来信，他很快就写了回信，既表达了对晚辈的爱惜之情，又严肃地表达了长辈的训导之意，以帮助其更好地成长、少犯错误。

一方面，陈云的书信在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陆家几代人的深厚情谊。他写道：“十八年不见你，看你的来信，文字已写得很清通了，我很高兴。”陈云尤其回忆起陆家长辈在革命危难之际对革命的信念和匡助，表达了强烈的念旧之情：“你祖父和祖母是最使我感动不忘的。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我与你父亲和吴志喜同志（当年冬被残杀了）在小蒸进行农民运动时就住在吃在你们家里。失败后，你们全家逃到上海，仍旧是你祖父行医来维持这多人的生活，我们仍吃在你们家里。你祖父是很有气节的，他深信革命会胜利，处在困难之中毫无怨言和后悔，真正难得。”

另一方面，面对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陈云又以长辈的身份告诫陆恺悌和像他这样的革命后代，千万要摆正位置，摈弃“功臣”和“功臣子弟”的错误念头，不要重蹈“李自成”的悲剧。他以严厉的口吻写道：“我以父兄的责任，还要叮嘱你一件事，而且你可以把这一段信上所说的抄给霓云要他也注意，就是你和霓云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要记得真正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只有他们反对反动派，拥护解放军，解放军才能顺利地解放全中国。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我第一次与你通信，就写了这一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我有责任告诫你们。”

陈云对晚辈既爱护又告诫的心意，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两个务必”的呼应，乃是陈云在借家书之机阐发国家兴衰存亡之道，大有深意。

我万分欢喜，你要学习和看书了

1970年陈云因战备被疏散到江西时，收到女儿陈伟华寄来的表达求知若渴的信，在他给女儿的回信中写下“我万分欢喜（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你要学习和看书了”，流露出一位父亲在看到女儿萌发好学之心时难以抑制的喜悦和激动之情。

陈伟华是陈云的二女儿，当时正在北京怀柔一所乡村小学任教。刚刚涉足社会的她，头脑中有许多疑问想弄明白，“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读书欲望”。于是她提起笔来，给远在江西南昌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述说了自己学习的热望。

陈云收到女儿的信后，感受到了女儿热烈的向学之心，当天就怀着“万分欢喜”的心情回信，极为细致地向女儿传授了“怎么学”和“学什么”：学习态度上，要“坚持下去”，“每天挤时间学”；学习的重点是“唯物论辩证法”，因为“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学习的内容上，列出了一张具体的“书单”，一是要通过读报掌握“国内国外的大势”、打好这个“政治上进步的必要基础”，二是要通过学习中国近代史、世界革命史“增加革命知识”，三是要通过学习马恩列斯的重点著作“学习马列主义”。在信中，细致和疼爱女儿的父亲不嫌啰嗦，耐心地讲解读这些书报的意义所在、怎样购得和有的书在家中哪个位置，哥哥陈元是什么时候读的、怎么读的，要向哥哥学习，等等。我们可以看到，陈云作为一位父亲，尽管平时工作十分忙碌，但他对子女学习和思想的了解关心是何等细致，多么重视对子女的言传身教。

父亲的回信给了女儿巨大的鼓舞和帮助，使她受益终身、难忘终身。陈伟华后来回忆说：“这封信使我明确了学习的方向，也明白了学习的方法。它是父亲对女儿的谆谆教诲，也是老一辈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世界观、人生观的真实写照。这是一封父亲给女儿的普通家信，也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教科书！”陈伟华的这段感慨，无疑是对陈云这封“劝学”书信所包含的家国情怀的最好注解。

先学哲学

1972年4月，陈云从江西回到北京。回京后，他又给自己订了一个读书计划，还饶有兴致地在家里搞了一个“家庭学习小组”，带动家人一起学习，重点是学习哲学。

这时，女儿陈伟华仍在北京怀柔任教，几周回家一次。陈云牵挂着女儿的学习，专门写信把“家庭学习小组”的事告诉她，请她同步参加。在这封短短300余字的家信里，陈云对“家庭学习小组”的学习计划、参加人员、学习方法、学习内容、学习书目和学习进度等，都作了明确提示和要求，甚至细致到书的某一页某一行。比如，对学习方法他写道：“自己阅读。每星期日上午六时半到九时半集中一起，大家提疑问和发表学习心得。”“必须细读，凡属有一点疑问都记下，到集中学习时提出讨论。”对学习内容他写道：“先学哲学。”“先学毛主席的《实践论》，分两次学读这篇哲学著作。这个星期日先学上半部，即选集二五九页到二六七页第六行为止。”

再一次收到父亲“劝学”的家书，身在京郊的陈伟华既感动又震动，感动于父亲对自己学习的指导和关爱，震动于父亲年近70岁仍不知疲倦的学习劲头和毅力。她回忆说：“读着父亲的这封信，不由得使我又想起他老人家在延安时代的学习……他在中央组织部内成立过一个干部学习小组，前后坚持了5年时间，专门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还聘请了哲学、经济学等理论专家做辅导，使参加学习的干部受益很大。令人惊奇的是，30多年后，他已近古稀之年，而学习兴趣却丝毫不减当年，而且竟然要在家里组织学习小组。可见，学习确实成为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使他追求真理的脚步永不停歇。”

关于这个“家庭学习小组”，大女儿陈伟力也回忆说：“首先是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既学《毛泽东选集》，又学哲学。他是希望我们形成一种学习风气，更长远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培养出自学的能力，有正确的思维方法，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工作能力。”陈云秘书朱佳木感慨地说：“老一辈革命家有良好家风的并不少，但像陈云同志这样组织家属集体学习哲学的实在不多见。”

陈云倡导学习特别是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们党内是极为著名和影响深远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陈云还将这样的学习要求融入春风化雨的家风家教之中、写入舐犊情深的家书之中，表明了陈云表里如一的品格、家国一体的情怀，这一宝贵的家风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品味、学习和传承。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陈云研究处处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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