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叶：身份认同视角下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重读《纪念白求恩》

身份认同视角下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

——重读《纪念白求恩》

王  叶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这是毛泽东同志《纪念白求恩》一文的第一段。这段话字字珠玑，本身无可挑剔，但因为这篇文章是为了在根据地军民中广泛宣传，因此有些内容不可能过于复杂。今日重读，觉得可以继续深入。

这段话里，毛主席引用了列宁主义的一个观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如果仅仅着眼于这句话，并不足以说服人，美国无产阶级干美国的革命，他们成不成功与我中国人有何关系？

换句话说，在自己国家里各自为战的无产阶级，能够分别取得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吗？

答案是不能。

“世界革命”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中有关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理论。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同志及俄国布尔什维克认为，无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有可能实现。因为在资本主义最不发达、无产阶级力量最为弱小的俄国，暴力革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业已实现，那么在阶级矛盾更为突出、无产阶级更为强大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成功革命的可能性将会更高。

实际上在十月革命之前，许多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党早已明白，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不可能靠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政党单打独斗来实现。资产阶级势力会自觉联合起来，把在某一国出现的无产阶级政权消灭在摇篮里。

由美国、英国、日本等国支持的俄国白军

有关这一点，用不着翻看苏俄早期历史，只要稍微看看17-18世纪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势力）从“日薄西山”的封建君主手中夺取政权时，垂死的封建王朝（斯图亚特王朝、波旁王朝）一次又一次从全欧洲组织王公贵族及其爪牙力量，屡次实现复辟的过程就能明白：19世纪的资产阶级政权一点儿也不比以往的封建势力弱小，也看不出会比封建势力仁慈，既然封建势力会竭力守卫自己的王座，资产阶级政权也绝无可能坐以待毙，眼睁睁看无产阶级力量壮大。

因此，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党发起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协调各国共产党（及其他工人阶级政党）之间的合作，共同面对强大的资产阶级势力联盟。

“第一国际”成立大会

可各国共产党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联合呢？也就是说，“国际主义精神”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得到展现呢？

这个问题是以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为前提的，即“人如何认同自身身份”的问题——到底是“各国”的共产党呢？还是各国的“共产党”呢？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各国”的人，那么就是前一个；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首先是无产阶级，那么就是后一个。

就像一个男性同时是儿子又是丈夫又是父亲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身份，不可能只扮演一个“单纯”的角色。不同的身份（和由此带来的立场）有很大区别，人的行为也将由此产生差异，甚至是互相矛盾。例如，每一个男人都知道离异对孩子成长不利，为后代维系一个完整的家庭是作为父亲应尽的责任；可同时，这个人又是作为丈夫的身份在家庭生活中出现的，一旦夫妻关系破裂（甚至是互相仇恨），他就不得不面对到底是为了孩子而继续对这段婚姻缝缝补补、将就度日，还是选择结束这段婚姻，脱离丈夫的角色。

这个现实，也困扰着“各国”的无产阶级。例如一个法国的工人，他首先是一个法国人，然后才是一个无产阶级。这并不是因为他在出生那一刻就为自己选择了这样有先有后的立场，而是因为在以无产阶级的身份生活以前，他已经以法国人的身份生活很久了。拿破仑皇帝英勇地带领法国人与“反法同盟”的战争妇孺皆知，他也像小弗朗士那样牢牢铭记着“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割让给普鲁士的屈辱。

因此，即使他在成年后成为了一名在生产线上从早到晚拧螺丝的“卓别林”，一旦他遇上一个说着日耳曼语的、和他一样衣衫褴褛的普鲁士工人，“无产阶级的友谊”还是得让位于“普法仇恨”。大部分人在接受自己身份的“民族认同”很久以后，才接触到自己身份的“阶级认同”，民族意识在观念中占据主流，也就不足为奇了。

《摩登时代》中，在生产线前手忙脚乱拧螺丝的卓别林

处理这两种“身份认同”关系的困难，一直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但每个劳动者在面对“民族身份认同”和“阶级身份认同”的差异、甚至矛盾时，非常容易选择基于“民族身份认同”的立场（这首先因为体质、语言等差异如此一目了然，比互相掏出工作证容易多、也明显多了，更因为每个人都从小接受“民族身份认同”的教育）；而且每个无产阶级政党也首先是某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然后才是“国际共运”的一个支部。这注定了“国际共运”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不可能做到行动整齐划一。“世界革命”的设想，在“阶级身份认同”无法对“民族身份认同”取得上风的情况下，是绝无可能实现的。

历史也正像这样展现，“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那一刻，不是因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了另一个阶级”，而是因为“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彻底闹翻”。这个时刻很快就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布尔什维克取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到20年就爆发了。在二战中，“共产国际”分崩离析。

世界大战和“共产国际”解体，历史书上已经讲的足够多，再没有必要赘述。但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大战的参战主体并非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而是一个国家（民族）与另一个国家（民族）。这场战争越是空前、越是严酷，一个人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就越容易被强化，也越容易超越对自己的“阶级身份认同”。在盖世太保肆意屠杀地下反抗者的巴黎，任何法国工人都绝不可能认为，自己和德国工人是一个阶级里的同志。这样的实际里，“共产国际”是无法把德国无产者和法国无产者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反而，他们站在各自民族的立场上刀枪相向）。

“共产国际”在1943年落下帷幕，其中原因比较复杂，但首先是因为世界大战中，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忘记”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而将民族生存放到首要位置之上，这相当于使“共产国际”很难发挥该有的作用。例如在英国，无数工人日以继夜地在生产线前组装武器，即使他们的劳动条件没有得到改善（因为轰炸反而恶化了），他们也必须任劳任怨，而绝不会在这个时候组织罢工。长久以来的“民族认同”早就教育好了交战双方：这一次，不是央格鲁撒克逊（联合王国）亡，就是德意志民族（第三帝国）亡。

二战中，为了躲避轰炸，英国妇女在幽暗潮湿的隧道里组装武器

在这样的现实中，在大部分人都为自己的民族或国家而战之时，“国际主义精神”就显得十分可贵。因为任何共产党员都首先是某个民族（国家）的一份子，倘若他们不能超越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那就只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员、“日本”共产党员、“英国”共产党员、“美国”共产党员、“德国”共产党员和“意大利”共产党员；反过来说，唯有超越这种身份认同，从“阶级身份认同”出发，全世界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无产者，才能相信他们是一个阶级里亲如兄弟的同志。

白求恩同志正是超越了狭隘“民族身份认同”的共产党员，因此他才能“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因为在共产党员眼里，无产者不分民族，不分国籍。更不用说在侵华战争中抛弃“大和民族”立场的一部分日本人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必须“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

毛泽东同志号召共产党员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就是要求我们自觉地把“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放到“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的视野中来，抛弃“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因为，各自为战的共产党人绝无可能战胜帝国主义的联盟。

“民族解放”和“全人类解放”是同一个范畴——“解放”的两个视角，一个是站在“民族身份认同”视角，一个是站在“阶级身份认同”视角。在现实里，这二者展现出不同的面貌：“民族解放”是指一个民族摆脱另一个民族的驱使，“全人类解放”是指人（尤指绝大多数无产阶级）摆脱资本（及其在人间的代言人“资本家”）的驱使。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即“打破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人驱使”的命运。

无论是作为阶级里的一员，还是作为民族里的一员，人天然是没有立场的。没有任何人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什么阶级的一份子，也没有任何人在生命里的第一声啼哭之时，就为自己选择了一种民族意识。历史、环境、教育和现实塑造了人的身份认同，以何种认同看待自己在社会群体中的身份，决定了人追求怎样的解放和怎样追求解放。

以“民族意识”认同自己，人就属于某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中的人对立，就会把“自己所属的民族从其他民族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作为行动的目标；以“阶级意识”认同自己，人就属于某一个阶级与其他阶级中的人对立，就会把“绝大部分人所属的阶级从一小部分人所属阶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作为毕生的追求。进一步说来，是将全人类从“拜物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在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里，“民族身份认同”与“阶级身份认同”是互相交叠的一对范畴。因为无产（资产）阶级必然是某个民族的无产（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民族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属于这两种阶级中的一个。相应的，在帝国主义时期，某些民族在政治上实现独立谈不上是真正的解放，因为这些民族往往会落入形式更加隐蔽的经济压迫；无产（资产）阶级真正的解放，也一定要以消灭给这些民族带来“经济压迫”的帝国主义为前提。

“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全人类的解放；“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则要么只会使民族解放失败，要么稍不留神就成为了沙文主义。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学习“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原因所在。

“民族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都是天然的、质朴的、真诚的，它们源于一个人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同、忠诚与热爱，缺少这两种精神的群体，必是一盘散沙。因此，这种纯真的热爱最容易受到赞美和歌颂。事情的另一面是，这种热爱越是强烈，就越容易陷于狭隘，陷于“本族（国）中心”的视角。

与之相反，“国际主义精神”则将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而是全人类）而不仅仅是自己的民族看作一个“命运共同体”。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要做的事情很多，对于全人类来说，许多人反而不知道能做点什么了。

可在许多共产党员眼里，事情不是这样。虽然来自五湖四海，语言各异肤色不同，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崇高目标和历史使命尚未完成。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超越那些“天然的、质朴的、真诚的精神”，手挽手联合起来，向那个崇高目标齐头并进。中国共产党员是这样，美国共产党员是这样，日本共产党员是这样。

白求恩也是这样。

如此，一个抗日战场上极为紧缺的外科医生，一个不远万里漂洋过海而来的共产党员，一个在中国人土地上客死他乡的加拿大人，就和坐飞机回家的归者，显得意义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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