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从毛泽东的曲折道路看成功法则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也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伟大复兴事业的转折点。毛泽东同志成为中国革命的舵手后，引领革命队伍走出死亡走向胜利，引领中华民族走出黑暗走向光明，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今天的一切事业和发展就没有前提和基础。遵义会议对革命事业、对国家民族伟大意义是勿庸置疑的，但这篇文章重点讲另一个方面，从毛泽东遵义会议前后那段艰难奋斗，看在今天的现实意义和对事业人生的启迪。

逆境和挫折谁都会遇到，要想取得事业成功，就有一个不断接受挑战、不断克服困难和逆境的过程，甚至需要在绝望处求生存、谋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伟人毛泽东坚忍不拔、战胜挑战、走出逆境、走向胜利的品格与智慧，会对我们有所启发和帮助。伟人毛泽东早年的发展并不幸运，甚至可以说倒霉得不得了。在遵义会议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之前，他至少有三次大落大起，当时落得很委屈、很无奈、很受伤，最后起的虽然很艰难，但却很是了得。看后让人拍案叫绝、伏案深思，也让人深受启迪、深受教益。

第一落是刚上井冈山时。1928年3月，因秋收起义后没有攻下大城市，调转方向上了井冈山，被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开除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让湘南特委一个叫周鲁的特派员传达中央决定，但他到井冈山时只记得要开除，却把开除什么给忘记了，结果误传为“开除党籍”。本来毛泽东带着队伍上井冈山后，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打了不少胜仗，把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两个团，还在3个县建立工农政权，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却突然给当头打了一闷棍，连党籍都给开除了。他本来是党中央派来的，是红军的前委书记和党代表，不是党员自然也当不成了。怎么办?周鲁说，你改任师长吧，当时军事干部可以不是党员，这样才担任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一落的时间是一个月。郁闷了一个月后，见到中央文件，才知道中央给了处分是事实，开除党籍是误传，政治局侯补委员丢了，党代表还是能当的。这时(1928年4月)，朱德、陈毅带部队上井冈山会师，毛泽东收拾整理了一番军容，还特意背上了一支短枪，幽默地说：“背上盒子枪，师长见军长”。据说，这是这位伟大统帅一生唯一一次背枪。会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当军长，毛泽东当党代表、红四军军委书记。这一落一起，由师长变成了军党代表。

第二落是下了井冈山后。1929年5月，在建军的一系列问题上与朱德、陈毅等发生分歧，核心是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或者说就是军队指挥谁说了算、怎样说了算。在福建龙岩召开红四军党的代表大会，朱德、陈毅获得胜利，否定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建军思想，给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被选掉了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由陈毅当选为书记，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让下级夺了权。之后被迫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四军，去地方指导工作。他后来回忆说：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同毛主席随行的有贺子珍、曾志(后为中组部副部长、陶铸夫人)、谭震林(后为副总理)、江华(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50多年后，曾志回忆说：当时朱德军长曾问她，对朱毛争论怎么看，她说党在军队中应当起核心领导作用，结果就被划到毛那边去了，无法再呆在红四军，才跟着毛委员去了闽西。江华回忆说，我们离开部队时，把马也扣下了，那时我们这些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这次打击把毛推向政治生涯的又一个低谷，积郁成疾病得很重，甚至被共产国际误发了“讣告”，说中国红军的领袖毛泽东因病去世。这一落的时间是半年。到11月底，因为排挤掉毛泽东的领导，红四军乱哄哄地打了大败仗，兵力损失近1/3。中央让陈毅去汇报情况，毛也写信给中央反映情况，陈毅如实地讲了情况，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毛泽东请回来，陈毅、朱德都承认自己是错的，陈毅亲自去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工作。后来毛泽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甚至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是有渊源和来历的。毛泽东回来后，组织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本原则，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这一落一起，立了一个党管军队的大规矩，这是我军最根本的领导制度，也是军队的不变灵魂，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紧急情况下可由首长临机处置，但事后必须及时向党委报告并接收检查，这个制度不断完善并一直坚持至今。

第三落是在开始长征之前。这一落的特点：一是时间最长，从1931年底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历时3年多;二是打击最深，几乎所有职务都被撤掉;三是受苦最大，用毛主席后来回忆的话说：我们被孤立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四是最惊心动魄，过程一波三折，几乎经受了你所能想到的所有挑战，终于战胜危难，扫除了阻力，最后万众归心。这一落一起，使毛泽东从中央的边缘领导成为核心领导。

重点围绕这一落一起，谈两点认识：一是走出困境的历史回顾;二是走向胜利的经验认识。

一、走出困境的历史回顾

（一）取得巨大胜利后陷入逆境

毛主席从井冈山下山后，在赣南闽西(瑞金)一带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以弱小兵力战胜强大敌人，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连续打破蒋介石三次“围剿”，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胜利。

第一次，敌人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战法，我以4万打10万，歼敌13000多人，活捉敌纵队司令张辉瓒。蒋介石仰天长叹：“呜呼石候，魂兮归来!”毛主席填《渔家傲》词一首：“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二次，敌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法，我以3万打20万，半个月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多。蒋介石在南昌大骂何应钦无能，而且骂完后痛哭失声。毛主席又填《渔家傲》词一首：“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第三次，敌人采取分路围攻、长驱直入战法，由蒋介石亲自挂帅，叫嚣要“3个月消灭红军”，而我以3万打30万，歼敌3万多人，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还动摇了国民党军的军心，使国民党26军17000多人战场起义，改编为红军第5军团，使红军发展到6万多人。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扩展到28个县，250万人口，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台湾是3.6万平方公里)。

按理，取得如此不可思议的成就，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大大表扬鼓励。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因为从苏联留学回来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主张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先夺取中心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这就决定了所有不同于这种想法的人都是党内的“异类”，而毛泽东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要《反对本本主义》，这就注定了他时运不济、“华盖”当头。在反“围剿”取得巨大胜利和成就后，毛泽东迎来了什么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

一免军职。1931年底，第三次反“围剿”刚刚胜利结束不久，王明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的控制，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这个中央代表团“三人团”到瑞金。他们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上(也称赣南会议)，指责毛为“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有人问他：“你懂什么马列理论?”有人甚至骂他：“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毛泽东不接受批评，随后在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让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不再设总政委，自然解除了他总政委领导职务，从而体面地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权。按照任弼时的说法，就是“在组织上使他脱离军队的直接领导。”

二免党职。1932年1月，周恩来来到瑞金，开会贯彻中央“进攻路线”，占领大城市，讨论攻打赣州的问题。大多数领导都主张打，这样中央就可以搬进去，宣布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打，自然成为极少数。会议中途更换主持人，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被免除。会后毛泽东又生病了，带着贺子珍和13个警卫员，到离瑞金二三十里的华东山，住在山顶上一个古庙里休养。

三免工作。毛泽东在华东山养病时，红军组织打赣州，打了33天不但未打下，还伤亡了3000多人、被敌人援军包围了一个师。没有办法了，周恩来让项英上山请毛泽东。事情一到毛泽东手里似乎就简单了，他连夜冒雨往前线赶，边走边指挥部署，使被围部队很快脱险。此后，便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指挥，好在部队都听他的，他带领林彪部队改变原定方向，出其不意地进入福建境内，一举拿下龙岩、漳州，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还缴获了两架飞机，筹集到100多万元经费(送了10万元美钞给临时中央用)，取得了巨大胜利。攻赣州失败和攻漳州胜利，使毛泽东暂时恢复了军事领导，周恩来让他重新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连打了几个胜仗，但在下一步如何行动上又发生分歧，还是要不要攻打中心城市的问题，毛泽东的反对意见很坚决。于是，在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周恩来主持，任弼时等参加，肯定了打赣州，批评了打漳州，毛泽东说什么、干什么都是错，毛不服气，就把他调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周恩来提议必要时还到前方助理。但临时中央不同意，博古批评周恩来搞调和投降，决定再一次罢免毛泽东的总政委，由周恩来兼任，连“回后方中央政府主持工作”也不让了，实际是剥夺一切工作权利，只让他到医院去休养。

四肃影响。毛泽东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遇到正要出院的福建省代理书记罗明，就与他讲起自己的思想和经验。罗明听后大受启发，回去后传达毛主席指示，以游击战方式向敌人力量薄弱地区发展。1933年1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博古一行进入中央苏区，路过福建时罗明去接，罗跟他汇报工作，说正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游击战，这使博古非常恼怒，打断不听了。路过长汀时，有人建议他去看望一下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这位26岁的负责人居然伸出小指头说：“小毛(此时已经40岁)，有什么好看的!”他进入苏区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批“罗明路线”，后来又扩展到批邓、毛、谢、古，其中的邓就是邓小平、毛是毛泽覃，这些人因为被认为是“毛派”，都被撤职。再往后，毛泽东的亲属也受牵累遭打击，贺子珍由管文件改成当收发，她哥哥贺敏学被免去师长职务，她妹妹贺怡(毛泽覃妻)被免去瑞金县组织部副部长职务，以肃清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所以毛泽东说，弄得臭得很，连个鬼都不上门。后来，因共产国际干涉，才让他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但把有些实权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免去，改由张闻天担任，他只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空架子，主要工作是号召植树、检查春耕、在苏维埃大学里给学生讲如何开展乡苏维埃工作。

五患重病。毛泽东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直到长征开始时还只能躺在担架上。当时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他，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与贺子珍生的儿子毛毛，长征出发时送给苏区老乡，仅4岁的孩子就站在路边给他们送行，但这一去竟成生离死别，此后再也见不到了。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时对曾志讲：“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读书。”

（二）在生死存亡关头抓住转机

首先说明一下，转机的前提是排挤掉毛泽东后，由中央总负责博古、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中央最高“三人团”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损兵折将遭到惨败，不得不撤离辛辛苦苦开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艰难的战略转移。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通过一系列举措(争取了两个人物。提出了两个要求。斗争三个回合等)，最后在遵义成功崛起。

一是争取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王稼祥，一个是张闻天。他们两个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开始都是反对毛泽东的，但后来都成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先争取的是王稼祥，他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打赣州失败后开始转变思想，宁都会议撤毛职务时，站出来为毛主席说话。他在会上说：我与毛并非旧交，相反与王明、博古却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从打赣州的教训中，感到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后来他被敌炸弹炸伤，把肚子炸烂了，到后方住院与毛泽东在一起，相互之间越来越近，逐渐成为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戴者。再争取的是张闻天，他是中央博古之后排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宣部长，他之后才是周恩来、陈云、张国焘、项英等，开始也曾起劲地批判过毛泽东，长征前因为五次反“围剿”失败，与博古、李德产生分歧，被排挤到政府当“总理”，与毛泽东住处很近，有了经常接触交流的条件，开始两人在一起谈文学，后来越谈越深入，张闻天流露出对博古的不满，与毛泽东共鸣点越来越多，逐渐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二是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在长征开始时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长征出发前，按照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律分到各军团去，张闻天向毛泽东透露这个信息后，毛提出与张、王一起跟着中央纵队走，博古觉着毛、王两个躺在担架上的病号，都是半死不活的，就是加上张闻天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就批准了这个要求，这种想法显然失算了，这是长征开始前毛泽东取得的一个小胜利，由此形成了担架上的“三人团”，他们3个天天在一起行军，讨论红军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严重的失败，最后形成完全一致意见，得出的坚定结论就是，不能再让博古、李德指挥下去了，由此才有了以后一系列的政治行动。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不争取到这个条件，就没有一步步战胜博古、李德的前提，也可能就是发发牢骚、生生闷气，不排除随红军大部队一起被消灭掉的可能。二是在湘江战役后要求讨论失败的原因。湘江是长征突破的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法，使红军86000多还剩3万多人，损失过半，湘江漂满红军指战员的尸体，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一腔怒火。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原因!”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当时蒋介石尾追甚急，许诺稍微安顿后开会。从而为后面的一系列斗争，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三是斗争了三个回合。一是通道会议，改变了行军方向。到湖南通道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李德要按原定计划往北去，与贺龙他们会合。毛泽东提出往西走，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为什么?因为蒋介石已经判明他们的意图，在前面已经布下重兵，不能钻到他的口袋里送死。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也同意，博古在湘江之战后难受得差点要自杀，正六神无主也没有否定，最后多数通过毛泽东的提议，否定了李德的意见，这就是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二是黎平会议，改变了战略方针。因为到贵州黎平后，博古他们还要北上与贺龙会合，毛泽东主张在遵义地区建立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都支持毛泽东，并以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形式明确为战略方针。李德因自己的意见被否，与周恩来用英语大吵大闹，周恩来与李德拍了桌子，连桌上的马灯都拍灭了。博古知道吵架的事后对周说“不要理他”，中央最高“三人团”从此分化。周恩来自己回忆说：“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三是猴场会议，否定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猴场在贵州瓮安县(有“瓮安不安天下乱”的说法，去年因一女中学生溺死，酿成重大群体性事件，引起中央高度关注)，李德在这里又提出他的老主张，政治局会议再一次否定了他，同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否定了最高“三人团”的指挥权。有这三个回合的准备，为遵义会议毛泽东的崛起，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准备和基础。

毛泽东、周恩来和博古（右一）的合影

四是遵义会议成功崛起。前面三个回合后，内部还是争论很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稼祥对毛主席提出，到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李德和博古轰下来。毛主席说，就我们两个人，开得起来吗?要活动活动。并建议王稼祥先同张闻天通通气。王稼祥对张闻天说，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张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接着，王稼祥又找到周恩来，婉转地提出到遵义开会，周也毫不犹豫地支持这个建议，王又找到其他负责人一一交换意见，取得大家支持后，便通知博古到遵义开会。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5日遵义会议在“柏公馆”举行，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部队领导7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李富春、刘伯承)，列席会议3人(李德、邓小平、伍修权)，对邓小平是否出席有争议，因为陈云保存下来的笔记本上没有，邓自己、杨和伍后来回忆说有，共20人。开会时，在会场靠门口处给李德放了一张椅子，让他处在旁听甚至受审的位置。会上围绕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先由博古作主报告，再由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们讲完后，张闻天首先发言，作了个反报告，彻底否定了博古的报告。紧接着，毛泽东发言，他讲其他问题暂不争论，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讲了近两个小时，讲得非常深刻透彻，稿子和记录都没有留下来，主要思想后来毛主席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陈云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讲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统，他的发言一下子把大家折服了。毛讲完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是躺在担架上参加会议的，他的发言不长，除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外，主要讲了三条：一是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发言;二是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三是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提议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张闻天在王稼祥后站出来支持，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等发言都很激烈，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朱德虽然说话不多，但份量很重：“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也全力推举由毛泽东领导红军。要知道，当时朱德是军委主席，是中央领导下的军队一号人物，周恩来是政治局常委第三号、“三人团”成员、军委副主席，他们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表态实际上等于大局已定。会议开了3天，决定毛泽东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但周恩来仍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虽然没有交出总负责的权力，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成为红军的最高指挥者，实际上也成了全党的领导核心。所以我们说，遵义会议的意义极为重大、地位极为重要，它是我们党和军队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也是毛泽东走出逆境从低谷中崛起的标志，从这里开始全党全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最后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三）成为领导核心后战胜挑战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从名份上讲，他只是政治局常委，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如何巩固领导地位，面临着多方面的重大挑战。这包括：来自失败者的幸灾乐祸，来自领导层多数的不支持，来自得力战将的发难，来自实力派的分庭抗礼，来自钦差大臣的掣肘争夺等。

一是来自失败者幸灾乐祸的挑战。毛主席领导红军后，想打个胜仗来改变处境，大家也寄于很高的期望，但他复出后的第一仗却给打败了。1935年1月26日，遵义会议后没几天，在土城打了复出后的第一仗，毛泽东亲自指挥，周、朱在一旁协助，本来情报说这里只有6000余人，是贵州的黔军“双枪”军，结果一交手才发现，对方是川军10000多人，而且大批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部队打得非常艰难被动。在紧要关头，朱德请求亲率陈赓的干部团参加战斗。他对毛泽东说：“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他上去后打成对峙局面，最后只好撤下来。原定从这里北上进入四川，这个计划实现不了，只好西渡赤水，开始了四渡赤水之战。首战失利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一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多次说这一仗是他指挥打败的。遵义会议反毛的有3个，一是博古(总负责)、一是李德(共产国际顾问)，一是凯丰(团中央书记)，都开始幸灾乐祸起来。博古说：“看起来，狭隘经验主义者指挥也不成。”凯丰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更为严峻的是，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大家让毛泽东领导的很高呼声也跌落下来，博古也迟迟不交权凯丰也鼓动他不交。土城战役后没几天，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张闻天提出让博古交权，周恩来也找博古谈，说咱们都指挥不了，还是让老毛指挥。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这件事，周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博古听说交给同学，才把象征权力的几个挑子，里面有印章、文件和记录等，比较痛快地交班了。3天后常委分工，决定张闻天为党的总负责，而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是出乎意料的安排，说明他陷入了不被信任的危机中。

二是来自领导层多数人不理解的挑战。二渡赤水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师黔北”，在娄山关、遵义用5天时间，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毙伤2400多，俘虏3000多，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打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此胜驱散了土城失败的阴影，5天后张闻天、周恩来提议，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正式恢复了军职。但这顶乌纱帽没过几天(第六天)又被摘了下来。一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彪、聂荣臻给朱德写信，建议打打鼓新场，张闻天看后开会讨论，朱德首先发言认为林聂的建议可行，大家也都同意，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张闻天主持会议要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急了说：“如果你们坚持打打鼓新场，我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张闻天就让大家表决，结果采纳了林彪的建议，同时做出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开完会后，毛泽东回到住处睡不着觉，因为这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索性半夜打着灯笼去周恩来住处，劝周暂缓发作战命令，想一想再做决定。正好周刚收到一份情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在向打鼓新场集合，如果打可能陷入灭顶之灾，就接收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开会把大家说服了。在采纳毛泽东建议的同时，也恢复了他的职务。因为这个教训，毛泽东建议不能那么多人搞集体指挥，军情瞬息万变，军事指挥不能少数服从多数，权力必须高度集中，还要成立一个几人小组。张闻天也觉得有理，天天打仗，天天要20多个人讨论来讨论去的确不行。就把毛泽东的建议交给大家讨论，出乎意料的是一致通过。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三人团”，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的角色变换了，已成为名符其实的核心决策者了，战胜新的挑战带来了新的跃升。

三是来自下级得力战将不服气的挑战。上世纪60年代，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时对毛主席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主席回答：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通过这一仗，红军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包围圈，使红军长征从被动走向主动。但当时却有许多人不理解，林彪就是一个突出代表。四渡赤水又巧渡金沙江后(1935年5月)，红军在四川会理城外一个叫铁厂的地方休整，中央收到林彪的信，意思是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换个人指挥，毛、周、朱最好都不要直接指挥部队，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理由是行军太多，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这样下去部队会拖垮。这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连一直支持毛泽东的王稼祥都曾对张闻天说：光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收到信后，毛泽东联想到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杨尚昆写的比较消极的信，毛泽东断定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甚至根据个别人的判断，还怀疑张闻天可能与彭德怀勾结反他，因为当时张闻天在三军团行军，彭也流露出这样的思想。于是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理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的，没有直接批评张闻天(直到延安后才说他，当时严重政治动摇)，对林彪则是解释多于批评。林彪说自己是心里烦躁，没等说完，毛就打断他的话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批评矛头所向也是很清楚的。周恩来、朱德都支持毛主席，统一了大家的认识，继续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四是来自实力派分庭抗礼的挑战。1935年6月，中央红军过雪山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当时中央红军2万多人，穿得破破烂烂，领导干部用藏民的氆氇做的坎肩，披在身上就像个破口袋，一军团的干部还有个菜盒子，三军团连菜盒子都没有;而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军容都非常整齐，师以上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杨尚昆回忆说，当时李先念请他十几个菜，他们一年多都没有见过的。领导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也是老资格。1918年毛主席从湖南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整天打扫卫生、整理书架、取书登记时，张国焘是北大的学生领袖;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一大建党时，“南陈北李”都没有来，张国焘是李大钊的代表，是一大的主持人，被推为会议主席，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政式成立，而毛主席当时做会议记录，一个个地记下大家的发言;他还面对面地与列宁谈过话，亲耳聆听过列宁的教诲，在党内没有几个人能与之相比。张国焘便依仗自己人多枪多与中央争权，先是发生战略方向分歧，他要南下不要北上，继而又提出组织问题。张闻天跟毛主席商量，把自己总书记位置让给他。毛说那不行，一是张国焘要抓军权，这个位置他不一定满意;二是如果真让他坐上这个位置，会带来很多麻烦。考虑来考虑去，让张国焘当了总政委，是周恩来从团结大局出发让出来的。张当上总政委后还不满意，又提出要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要博古退出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增补红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政治局一共8人)，目的未达到便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电报被叶剑英截获后，毛泽东被迫无奈带部分红军秘密出走，先行北上，走到陕北时还剩不到7000人。而张国焘公开搞分裂，率部南下成立“第二中央”。怎样战胜这个巨大的危机和挑战?天无绝人之路，刚到陕北就得到一个意外的喜讯，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张浩)正在找中央，他几乎与中央红军同时到陕北，他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派来与中共联系的代表(联络在长征开始时中断)，带来了上级最新精神和密电码本，沟通了与共产国际中断一年多的联系。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精神，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同时让张浩以国际代表名义帮助做工作。共产国际在毛泽东一边，抗日已是主要任务，中央到陕北后与张学良达成默契等，这对张国焘打击很大，加上他南下受挫，8万多部队只剩3万多，连跟他最紧的陈昌浩都不跟他了。半年后(1936年6月)，张国焘正式宣布取消临时中央，年底红一、二、四方面军实现大会师。张国焘到延安后当边区政府代主席，没有了分庭抗礼的资本，趁祭奠黄帝陵时逃跑叛党，当时连他的警卫员都没跟他走。

五是来自钦差大臣争夺领导权的挑战。在克服了张国焘分裂党的问题之后，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形势发展很好。就在这时，毛泽东迎来新的更大挑战。1937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开始了党内新一轮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王明有什么优势?他曾在向忠发后代理党的总书记;后来因形势紧张，他把位置让给博古自己跑到苏联，担任了中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同时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系非同一般，季的儿子在战争中牺牲，王明把自己的大女儿王芳妮给他做了养女;回国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专门接见他，主要是让他纠正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等主张，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老领导，又是钦差大臣，还有尚方宝剑，是传达落实最高指示的。他一回来就召开12月政治局会议，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主张，实际是一切听蒋介石的，公开批评毛泽东“独立自主”和“游击战”的主张。这使毛泽东又一次处于困境，党内绝大多数都支持王明，只有康生用婉转的口气认同毛泽东的观点，按毛泽东的说法当时自己“是孤立的”。张闻天在会上提出，自己不愿担任总书记职务，有意把位子让给王明，由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不支持，所以在总书记职务问题上，“双方打了一个平局”。决定改组中央书记处，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张闻天任中央宣传部长，博古任中央组织部长，从苏联回来的王明、康生、陈云增补为书记处书记。还决定马上召开党的七大，王明自己要作政治报告，按规矩只有党的一号才能在党代会上做报告的。好在当时蒋介石急于请王明到武汉去谈谈，以周恩来、王明等组成中央代表团去了武汉，中央整个工作还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还是执行自己的方针政策。而王明去武汉后就不想回来了，周恩来把长江局书记让给王明，自己当副书记，(项英主持东南分局，也听他指挥，导致后来皖南事变)王明在武汉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推行他那一套右倾的东西，基本成了“第二政治局”，甚至要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大约有半年时间，毛泽东处在少数和孤立的地位，一次李维汉去看望毛泽东，毛对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1938年3月，115师师长林彪负伤后被送回延安，谁当师长却在一天内发了两个命令：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下的，让115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恒代理;一个是八路军集总的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下的，让343旅旅长陈光代理。两个命令打架了，因为集总的命令早了几个小时，就以集总的命令为准，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对彭德怀不满意的原因之一。后来，王明建议让任弼时去苏联，汇报中国党的情况，毛泽东顺水推舟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此时的任弼时已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他去后与王稼祥一起，把真实情况向共产国际汇报，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郑重地对他们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还拨出30万美元，让王稼祥回国转交给中共中央。这是1938年下半年，全面抗战开始一年多了，北方局在华北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办，取得了很大胜利，红军改编时5万余人，出师敌后一年，就发展到18万多，还建立了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而王明搞“一切经过蒋介石”，新四军的项英也听他的，在南方却处处碰壁根本发展不了。按照毛主席后来的说法：王明“梳妆打扮，送上门去”，用嘴巴上课;蒋介石开始还挽留他，随后则用机关枪给他上课，“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这样的事实，也在客观上使大家认清了谁是谁非。王稼祥从苏联回来后，1938年9至11月，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到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明确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尽管共产国际指示要以毛泽东为首，但毛泽东还是让张闻天负总责，自己仍担任政治局常委。直到4年半后的1943年3月，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大家都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而张闻天也负有较大责任，很难再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政治局才做出机构调整和决定，政治局和书记处都由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在书记处范围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从而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完成的任务，最终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时，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了8年。

二、走向胜利的经验认识

（一）方法论：“四不”

在人生和事业遇到挫折，处在低谷和逆境时怎么办?肯定在许多办法，从伟人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以下带根本性的态度和方法。

一是不消极对待。在取得那么大成就后，受到了那么不公正的打击，一般情况下就消极了，甚至有的另立门户走向反面，而毛主席怎么做的呢?周恩来回忆说，在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对他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没过多长时间赣州打不下来了，项英去请他，他二话没说就去了，还帮助解决了困难。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连献三计破围，虽然被置之不理，他却没有把自己置之度外，始终关注作战进程。当时有些会议不通知他参加了，但他态度是只要让他出席他都去，去了就在会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人家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毛主席自己说，在那段时间，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直到1957年，毛泽东还非常感慨地与曾志回忆：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他利用受难的时间读了许多书，总结了全党的经验，写出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他的文章都是气势磅礴的。这山沟里出的马列主义，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最近读瞿秋白《多余的话》，完全是另一种感觉。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瞿秋白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瑞金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他是教育部部长兼中华苏维埃大学校长，都是受打击和排挤的人，长征后他留在根据地被俘，1935年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就义。据记载，当时他独坐八角亭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地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后，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对行刑者说：“此地甚好。”然后从容就义，表现极为洒脱大气。但在他最后的话中却反复说：自己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才做了共产党领袖的，四中全会受到批判撤职后，政治上疲劳、倦怠，对于政治问题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就依着怎么做，中央认为自己说错了就立刻承认错误，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还说自己已经死灭，没有力气再跑了，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这与毛泽东比起来是很不同的。

二是不放过机遇。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在关键时刻、关键点上，勇敢而机智的抓住机会，改变处境乃至改变历史。如果只是等待，即使天上掉下馅饼，也砸不到自己头上，条件是自己创造的，形势是自己营造的。我们想想：如果不是在长征开始时，坚决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同行;如果不是在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中断，王明再也不能遥控指挥情况下，坚决提出改变行军方向;如果不是在大家对博古、李德义愤填膺时，及时组织遵义会议;如果不是在长征路上，一个人一个人的谈话做工作，让大家认识王明路线的错误，最后争取到多数支持，在遵义会议举手表决20多人同意他重新领导军队;如果不是在得知张国焘图谋不轨时，果断决策带部队连夜北上;如果不是利用代表张浩，巧妙地做张国焘的工作克服分裂;如果不是让任弼时、王稼祥去共产国际汇报党的真实情况，得到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等等，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一系列机会，努力去工作、去斗争，才有了最后伟大的成功。

三是不简单行事。毛泽东处理问题，总是比别人考虑得更加周到细致，更加留有余地，更加着眼长远。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完全可以一步成为党和军队的总负责，但他却推荐张闻天先干些时间，其中有寓意深远的考虑。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武汉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谈到遵义会议时说：“遵义会议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那不行，那样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那就会弄僵了。我们在第三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来出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实践证明，这一考虑不只对斯大林有用，对团结当时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后来开展与张国焘斗争，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与张国焘斗争中，包括博古、李德、凯丰还有后来的任弼时等，都坚定地站到毛泽东一边，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开北上时，陈昌浩派人去追，他的副参谋长李特拿枪逼近毛泽东，曾最排挤毛泽东的李德抢上去抱住李特，奋不顾身地保护了毛泽东。在接到张国焘另立中央的电报后，大家都很气愤，杨尚昆、叶剑英等都主张开除张的党籍，毛泽东说：“你们这样就做绝了，开除张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虽然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还控制着四方面军哪!”他从团结四方面军干部的角度，坚持不开除张国焘党籍，暂不给张做结论，不宣传张犯的错误，给他留一个北上的面子，后来做工作就有了余地，能比较好地解决他的问题。即使在张国焘南下破产后来到陕北时，也是先派他的老部下徐海东去见面，讲毛泽东是一位威望很高的领袖人物，劝他不要再争;再派周恩来前去迎接，向他介绍情况;还指示林彪率所有红军学员迎接，使他能够体体面面地与中央见面。在与王明做斗争时，并没有搞得势不两立，而是等待大家在实践中觉悟，派出王稼祥、任弼时去苏联汇报真实情况，使共产国际了解真实情况后发话，王明最后不得不低头服输。最后取代张闻天当党的主席，也是在王明回来后不设总负责，把他排成第九位常委，后来在整风中连他自己都认为不合适当领袖时，才水到渠成地取而代之。

四是不动摇信念。毛泽东早年曾说自己：“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意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他晚年经常说，路线之争不得不争，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坚守自己的信念。即使在遭受打击的岁月，他也是不改变自己的意见，一有机会就再三提出来。刚从西柏坡进北京时，周恩来曾在一个青年会议上，讲如何学习毛泽东。他说：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在十年内战的时候，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正确的意见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这不是急躁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和忍耐性，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而转折往往是在最后的坚持中。

（二）本体论：“二对”

所谓本体，这里是借用哲学名词，讲战胜逆境走出困境对主体、自我的要求。主要有两点：一是思想认识要对，二是措施办法要对。你必须是正确的，人家最后才能服气，才能引导事业走向胜利，如果自己错了，就不能坚持错误，就要改弦易辙、服从真理。

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思想认识是对的?毛主席曾多次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比教条主义高明，比其他领袖高明的要诀，就是注重调查研究，并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掌握大量别人没有掌握的情况。他的著作中，有专门论述怎样搞调查研究的文章，还有大量经过专题调查研究写出的文章。刚上井冈山时，他调查中了解到，从前这里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官府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几十年都抓不住他，为什么呢?朱聋子的诀窍是，在井冈山不用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由此受到很大启发，后来发展成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他对官兵们说，我们把这位山大王的办法改进一下，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保存自己，又可消灭敌人。1931年2月，第一次反“围剿”胜利间隙，写了近10万字的《寻乌调查》，长征路上那么艰苦，许多东西都扔掉了，但有几份调查报告手稿，却一直珍藏在身边，最后带到了延安。

怎样保证自己的决策办法正确?还是要调查研究。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在广州一次会议上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他讲到第二次反“围剿”时，敌我悬殊很大不知道该怎么打，就与彭德怀两个人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在那里看到很多地方，做出如何包抄敌人计划，最后打胜了。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他还把自己过去写的调查报告，专门印发给大家学习。他说：“调查就是‘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在总结自己的失误时说，我这个人是官做大了，像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多次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三）规律论：“三点”

认识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才能使自己看得长远，在逆境中才能安之若素，沉稳应对。要认识那些规律呢?

第一，发展是否定之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揭示了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到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其中，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根本道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道理。《易经》在“四书五经”中被认为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东方文化和生活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受到它的影响。素有“孔子读易苇编三绝”的说法，就是把捆书的绳子都磨断了3次，可见下了多大功夫。孔子还感叹，如果早读到《易经》，就不至于犯那么多错误。对《易经》的理解，有象数派、义理派之分，易数派主要是算卦的，易理派主要是悟道的，孔子是易理派的带头人。易理说到底就是变易，就是没有不变的事物，没有永远的兴盛，也没有永远的低谷，是那种否极泰来的领悟，由此可以保持战胜逆境和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

第二，万事万物相辅相成。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大落大起，百炼成钢等，这是杰出人才成长的规律，是成就事业的必经之路。

第三，反者道之动。这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格言，也是老子哲学带根本性的思想，对这句话有多种理解和阐释，其中一个意思是讲，相反的东西是前进的动力，是事物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规律的存在，最后的结果就是如此证明的。现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叫任法融，他讲道的主题就是“反者道之动”。我曾在饭桌上听他讲过，有许多生动事例和修炼中的领悟。我们的祖国近代以来多灾多难、任人宰割，几近亡国灭种，这反而激发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通过艰苦卓绝的抗争，几代人的奋斗创造了今日的辉煌。从我们党的领袖成长来看，也可以验证这个道理。毛泽东发展三落三起，历尽极为曲折的磨难，最后终成顶天立地的伟人。邓小平也是三次大落大起，一是在瑞金革命根据地，把他省委宣传部长职务撤掉，弄去刻钢板印报纸了;二是在“文革”初期，把他的总书记职务撤掉，弄到江西一家工厂去当钳工了;三是在“文革”末期，把他所有职务撤掉，只保留了党籍，还要接受全党“批邓”。但他坚持到最后，终成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受磨难是好事不是坏事，大磨难有可能成就大人才，就看自己能否摆脱一般人的视野和心态，把自己放到更高层面上去对待困难和逆境。

（四）结论：四句话

我们用毛泽东对人生事业的领悟来讲。在他的爱女李讷大学毕业时，毛主席送给她自己喜爱的4句话：

1、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亚圣孟子的话，千百年来曾激励无数仁人志士，在穷困潦倒时不懈奋斗。这话的大致意思是，上天要赋予这样的人重大责任的时候，一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还要使他做的事情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这些来使它的内心警觉，意志坚定，增加他所不具备的才能。

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据耿飚回忆，这是延安时期经常说的一句话。1988年5月，美国一个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其中一位叫德穆克的客人，让人将一张名片送给耿飚要求会面。当时，耿飚因有其他活动没有安排，德穆克就托人转给一本厚厚的影集，扉页上用英文写着一行字：“送给无所畏惧的领导——耿飚。”打开影集第一页，就是他与这位曾是美国军人德穆克的合影。为什么是这样的称呼呢?要追溯到40多年前，也就是1944年，美军驻延安观察团，也称“迪克西”使团，组成一个7人观察组，由耿飚带领部队护送，穿过敌占区到晋察冀军区。美国人对这一充满冒险精神的行动感到很刺激，也很佩服耿飚和八路军官兵的机智勇敢。当时这个德穆克是美军观察组组长，他问耿飚：“怎样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行动?”耿飚想起延安学习时经常说的那句话，便回答他说：“无所畏惧!”这群美国军人听后感到非常“OK”，于是便把这次行军称作“无所畏惧行动”，把耿飚叫做“无所畏惧的领导”，所以在影集扉页写上了那句话。一支部队的官兵、一个团队的所有成员，都这样认识问题，成为大家共同的信念和格言，还有不能克服的困难、不能战胜的敌人吗?肯定是天下无敌的!

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延安时，每当抗大举行开演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通常都要到会讲话。他鼓励学员要好好学习，走出校门要向社会学习，指出那是“无字之书”。他还告诫大家，革命的道路如同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走“之”字路，这是世界上任何事物发展的原则。著名作家刘白羽回忆说：“当毛主席讲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时候，他安详沉静地朝前望着，举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这是推动历史前进啊!这时你的心情特别庄严，什么艰难险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话下，就是付出生命，也会马上站起来毅然决然走上前。”可以看出，当你认识到这样的真理时，一切困难都成了成功的前提，都是为光明的前途做准备时，困境和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4、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有了前三条，这样的人生态度也是必然的，有了这样态度谁能把你打倒呢，什么困难你克服不了呢?

这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写给自己女儿的，也是他总结的经验、他人生的写照、他信奉的格言、他成功的秘诀、他超人的智慧，他力量的源泉。为什么是这样几句，而不是其他的话，一定是在这位伟人看来，这些道理对人对事业的发展最要紧、最根本。

(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高级研究员；转载自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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