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红军正规化建设

　　毛泽东一贯注重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早在八七会议时，他就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认为只有建立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才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20世纪30年代，适应战略形势的转变，毛泽东又及时提出了促进红军正规化建设的要求。

　　一、毛泽东与红军正规化建设思想的提出

　　随着工农革命的深入发展和红军队伍的不断壮大，毛泽东见微知著、预察先机，准确判断和把握了事物发展的趋向，及时提出了红军正规化建设的要求。但客观地讲，红军正规化建设的开展，在更大程度上是红军队伍发展壮大的一种必然选择，有其深厚的时代背景。

　　1.部队快速发展的战略需要。南昌起义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地和游击区迅速扩大，特别是从1930年底开始，红军在大规模反“围剿”作战中，取得连续胜利，兵力得到较大发展，已发展到10多个军约7万人，另有地方武装约3万人。同时，缴获敌人大量武器和一部分器材，部队的装备得到了加强和改善。这就要求红军在组织、装备、纪律和人员素质等方面，作相应的调整和提高，对红军正规化建设提出了时代要求。

　　2.提高军队战斗力的现实需要。快速发展的红军队伍

　　被国民党政府视为心腹大患，所以，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即集中重兵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国民党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法新颖。而中央苏区地处荒僻，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态势下，许多工作都面临困难。例如，征兵工作中存在“只图征募小公差及任意增添挑夫，极少注意战斗兵之补充。更有招募五官不全、驼背、跛足及患肺痨、花柳病、盲肠炎、痔疮等症者”[1]P148。红军的这一状况迫切需要通过正规化建设来改善。

　　3.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需要。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工人

　　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农民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但农民阶级存在许多不利于革命的先天性弱点。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1]P85，“像红军本来这种‘烂糟糟的’现象，我们只好认它是一种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要极力和这种现象斗争”[1]P76。为了纠正错误，纯洁党风，把入伍的农民改造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也迫切需要对红军进行正规化建设。

　　总的来说，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红军正规化建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高瞻远瞩，能准确地发现红军队伍中存在的不足，并及时地提出修改意见，在红军正规化建设中发挥了引领者的作用，为缔造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毛泽东与红军正规化建设的全面展开

　　从1930年开始，红军的正规化建设逐步进行，它涉及内容多，辐射面广，包括规章制度的制定、统一编制体制、建立军校和统一指挥机关等内容。

　　1.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是规范军队活动和军人行为举止的准则，只有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用规章制度去规范军人的言行，建立良好的内部关系，使军队的活动令行禁止，才能保证红军正规化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毛泽东一向注重这项工作，在刚上井冈山不久，即制定了“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作为全体指战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提出“编制红军法规”，用于规范红军的建设和内外关系。1930年6月，红四军颁布《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规定了各级政工干部和政治机关的职责职权。

　　从1930年初夏开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促进红军的正规化建设，把制定军事法规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5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首先制定体制编制、政治工作和纪律方面的条令、条例。通过翻译学习苏联红军的条令、条例，中央军委组织人员起草制定了红军的条令、条例。10月，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各苏区红军颁发《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例草案》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制草案》。

　　一系列条令条例的颁布和实施，为红军的作战、训练、工作、生活等方面提供了规范和依据，把红军建设纳入到了法制化的建设轨道，有效地改变了红军内务建设、作战训练、内外关系等方面极不统一的状态，提高了广大官兵按章办事、依法训练的法纪意识，养成了学法守纪的习惯。

　　2.注重文化教育，建立现代军事学校

　　毛泽东一再强调：“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这样的军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他认为治军必先治校，红军应当借鉴黄埔军校模式，办一个“红埔”，培养所需要的干部。

　　1930年初，红四军将随营学校改为闽西红军学校，由朱德、毛泽东担任校长和政治委员。在此前后，赣西南、赣东北和洪湖苏区也建立了红军学校。4月，前委决定将赣西南红军学校并入闽西红军学校，经中央批准，学校改称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1月决定，将红军军官学校和红一、红三军团随营学校合并为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红校。红校设置的高级班，培训具有两年以上实际经验的团以上干部;上级班，培训具有两年以上实际经验的连、营干部;还有培训班、排干部的步兵科，培养政工干部的政治科;培训特种兵干部和技术人员的机关枪科、炮兵科和工兵科。这是红军第一所层次和学科相对齐全的综合学校。

　　1933年10月，为了便于组织和实施不同层次、不同学科和专业的教学，也为了更多地培养人才，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将原红校高级班和上级班改为红军大学，设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4科;原红校的第六、第七两期学员团队，分别改为步兵第一、第二学校;原红校的工兵营、炮兵连、重机枪连、防空和防装甲连改编为特科学校。同时，创办了红军通信学校，红军卫生学校，红军供给学校，地方武装干部学校。这样，中央苏区红军学校就由一所综合学校发展为层次、专业和学科相对齐全的多所专科学校。

　　各地红军十分重视提高军校的办学质量，注意选调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实战经验，并且具有办学、教学经验的高级将领担任教学、管理工作。刘伯承、叶剑英、萧劲光等先后出任过军校校长;邓萍、粟裕、陈赓等先后担任过军校的机关领导;左权、周子昆、伍修权等先后担任过教员，毛泽东和朱德等都亲自到中央苏区的红军学校授课。这既体现了红军对办学的重视程度，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学校的教学质量。

　　3.建立统一的指挥机构

　　古今中外的贤才良将莫不重视作战统一指挥问题，只有建立统一、高效的作战指挥机构，自上而下制定统一的作战计划，下达作战命令，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取得作战的胜利。鉴于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余洒度、陈浩等指挥员对作战命令执行不力的教训，毛泽东痛感建立统一指挥的必要。1930年，党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设立了具有决策权力的统一指挥机构———中央军事委员会，使其由原来单纯的全党军事行动的指导机关，转变为全国红军的统帅部，规定“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6月，主要战略区的红军开始合编为正规兵团，建立了指挥部。8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直接在政治局指导之下”工作，并决定建立参谋部作为全军指挥机关。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颁布编制草案，规定团以上各级建立参谋处，作为部队指挥机关。与此同时，红军司令部的建设也得到了加强，以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为基础建立了总参谋部，下设作战、侦察、管理、教育、动员等5个科和无线电队，提高了指挥工作的正规化程度。

　　红军统一指挥机构的建立把处于分散指挥状态下的各根据地连成了一个整体，能够围绕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进行整体性的协作和配合。对此，毛泽东评论说：“这是由散漫的游击队的行动进到正规的与大规模的红军部队的行动的重要关键。”[1]P337

　　4.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

　　编制体制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军队战斗力水平的高低和作战效能的发挥，所以，一支胜利的军队在编制结构上往往是科学的和统一的。随着红军队伍的壮大和各根据地之间联为一体，原来呈条块分割状的各支队伍逐渐走向统一，但却带来了军队编制体制上的问题。在毛泽东的筹划下，中央军委通过两次调整，实现了编制体制上的整齐划一。

　　第一次调整是在1930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会师后，组建了红一方面军，但两军团在编制上却不统一，红一军团的编制序列是军、纵队、支队，而红三军团的编制序列则是军、师，团。编制体制上的不统一给部队的日常管理和行军打仗带来很大的弊端，不利于指挥效能的发挥和作战上的有效协同。编制不统一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责成有关部门进行研究，经认真商讨，总前委下达《关于部队编制问题》的通令，规定：各军所辖的“纵队改为师，支队改为团，大队改为连，中队改为排，分队改为班”[2]P137。第二次调整是在1933年。接连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激发了根据地的革命热情，广大青年纷纷从军，红军队伍迅速壮大，产生了部队机构臃肿，直属部队系统过于庞大，指挥不够顺畅的问题。毛泽东建议中革军委主席项英进行编制调整以适应机动战的需要，得到采纳，1933年6月，中革军委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暂行编制表》，规定从军到排一律按“三三制”原则编成，2—4个军为1个军团。军委对各级部队的武器配备及军政干部的编制和职责也有明确规定。

　　整编后的红军，在编制体制上日趋一致，既利于各作战单位之间的联络以便协同作战，也满足了部队集中或分散作战的需要，适应了机动作战，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奠定了基础。

　　5.后勤机关和后勤体系的建立

　　红军组成正规兵团进行运动战后，加大了对后勤的依赖性;苏区的巩固和扩大，则增强了对红军的物资支持能力。这促使红军的后勤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规定，中央军委设经理部和军医院，集团军至师设经理处和军医处，团设经理处，从条例上确定了后勤为独立部门。随着红军大规模反“围剿”作战，战场救护和伤员治疗问题十分突出，促使红军加强了医疗机构的建设。

　　1933年6月，中革军委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暂行编制表》，各级经理处改为供给部，总经理部该为总供给部，同时规定供给部门和卫生部门不再隶属司令部，这是红军后勤机关体制的一项重大改变。中央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红军作战范围扩大，战线延长到纵横300公里以上，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后勤机构的设置，并在后方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这使后勤建设又增加了两方面内容，一是扩大兵站和建立兵站线;二是扩建后方办事处。

　　后勤机构和制度的建立，使适应红军特点和反“围剿”斗争需要的后勤体系基本形成。虽然后勤系统中供给部、卫生部和后方办事处尚未统一，但就整个后勤部门而言，已经与司令部、政治部一样，成为独立的系统。随着独立后勤体系的建立，红军的供给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装备虽仍然主要取自作战缴获，但弹药已有少量自供，粮食给养则主要依靠中央苏区的后方供应。

　　三、毛泽东与红军正规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红军的正规化建设是适应红军队伍发展壮大和战场需要而进行的必然选择，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随着红军队伍的发展壮大，为红军实现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提供了可能，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了红军队伍的发展动向，未雨绸缪，及时地进行了科学指导。毛泽东是土生土长的且对中国国情有深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不会照搬不经“消化”的外来经验，对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在不顾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提出的“对垒战”和“短促突击”的错误战略战术进行了坚决抵制。毛泽东所提出的正规化建设实质上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红军进行的现代化改造，这是符合红军的自身实际和反“围剿”作战需要的，他以自身的实践活动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第一，正规化建设要注重基本制度的建立。红军正规化建设所处的环境十分恶劣，经验也不足，许多措施也不够完善，只能是初步的正规化建设。但它却使红军面貌一新，从根本上区别于旧军队，原因在于决策者十分重视在基本制度上建军。这一时期建立的基本制度，如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等，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红军新型人民军队性质的确立，也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成为红军不断以弱胜强的重要原因。今天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也应注重基本制度的建立，牢牢抓住部队建设的核心和关键，这样就能避免出现因人治事、混乱不明的状况，使部队建设始终沿着健康的道路前进。

　　第二，正规化建设要借鉴经验而不迷信经验。红军借鉴了苏军正规化建设的一些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身经验不足的缺陷，有助于正规化建设的开展。但随着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遭到排挤，他的正确领导得不到贯彻。而以博古和李德为代表的“左”倾中央盲目照搬苏联建军和作战经验，不顾客观实际同敌人进行死打硬拼，机械地实施统一指挥，不能科学地处理集中指挥与前线将领临机决断的关系，从而给我军建设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这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来说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方面要继承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军事训练中好的做法;另一方面，决不能墨守成规，要密切关注世界军事变革的发展动向，及时吸收军事变革的精华为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勇立世界军事变革的潮头，牢牢把握住制高点。

　　第三，进行正规化建设时要多一些辩证的眼光。对红军而言，游击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非正规性，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等，这是需要在正规化建设中除去的;另一方面又因为运动战的方针和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需要承认红军的游击性，而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性。“左”倾错误领导者看不到这一点，将红军正当的游击性当做“游击主义”反对，照搬苏军经验和标准，在军队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充分反映出他们是缺乏辩证眼光的。这对我们未来的军事斗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西方主要国家在军事技术和装备上对我仍占有优势，如何化解它们在军事技术上的压力呢?我们必须运用辩证思维，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牢牢把握作战行动的主动权，只有这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最终打开胜利之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M].北京：军事科学院出版社，2010.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68期，摘自2013年第3期《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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