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穷人”——国产影视剧的世相失真与价值失真

“消失的穷人”

——国产影视剧的世相失真与价值失真

聆雨子

　　今年的国产剧表现不坏，尤其是“现实主义题材”强势走高：这个夏天，《扫黑风暴》、《理想之城》、《我在他乡挺好的》以及《乔家的儿女》都颇受好评。

　　只是，一个被提出许久的疑问，好像仍萦绕不去、未获解答——国产热门影视里，多久没出现真正的穷人了？

　　这话当然容易反驳：谁说没穷人，你瞎啊，多少电视剧都以男女主角背井离乡、赤手空拳、孤身一人来到大城市打拼作为基本设定，多少电视剧的男女主角都是惨兮兮的小职员、 苦哈哈的打工人。

　　也许该换一种更确切的表达：国产热门影视里的“穷人”们，有多久没活得像个穷人了？

　　有时，是“他们明明应该很穷，可你想不通，为啥剧情总在替他们炫富”；有时，是“剧情明明也在表现他们穷，可为啥他们看起来还是显得那么富”。

　　“穷人不见了”

《一起来看流星雨》里的贫寒少女楚雨荨，开着200平的奶茶店，住着两层小楼。

　　《极光之恋》里的韩星子，家里欠下巨债、母亲重病急需手术，她一边卖唱洗盘子赚钱，一边读着贵族学校认识名门少爷。

　　《恋爱先生》里的罗玥，还在入职见习期，却出入北三环精装公寓，开30万的车，一身当季大牌。

　　《谈判官》里的谢晓飞，企业破产饭都吃不上了，还能在每一个镜头里换一件全新的长款风衣。

《小欢喜》从头到尾在释放和共情焦虑，可仅仅是“坐拥百平米北京核心地带学区房”，已经让这世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望尘而叹。

　　他们可以是“惨兮兮的小职员”，他们也许还没买房，但他们永远能住着一尘不染的精装公寓，哪怕是合租与群租（比如《欢乐颂》或者《爱情公寓》），那环境、那陈设、那家装，都显得如此色彩明丽、井然有序、充盈着“时尚而简约的潮流生活元素”——对了，卧室里还总有巨大的落地玻璃，哪怕失恋，都可以抱着腿坐在飘窗上，端着一罐进口啤酒对着满城的灯火久久出神。

　　他们可以是“苦哈哈的打工人”，他们也许还没买车，但他们只坐地铁不挤公交——毫无疑问，前者的“白领感”远强于后者，不至于让偶像包袱碎成一地鸡毛。

　　他们也不至于每顿都吃澳大利亚M9牛排或法国原装白葡萄酒，但他们一般在家从不烧开水，因为冰箱里总有喝不完的听装屈臣氏苏打水，他们偶尔也叫个外卖，内容都是“三杯美式不加糖”而非“鱼香肉丝盖浇饭加辣”。

　　怎么样，何止“没有穷人”，简直就是“没有平民和普通人”，此情此景，还真是“你瞎啊”。

　　生活场景和生活形态的“五星级酒店化”，讲穿了，就是按照戏剧要求定义了平民和普通人，却没有足够真实的细节去支撑这份平凡和普通，去支撑这份日常性的饱满鲜活。

　　草根、平民的消失，乃至平常人家、工薪阶层、普通职员的消失，最终带来的，是烟火气的消失。

　　不该是这样，曾经也不是这样。

　　且不说那些他山之石：美国的《无耻之徒》，日本的《小偷家族》，韩国的《请回答1988》，香港的《夺命金》，台湾的《俗女养成记》，还有那部已经名满天下的《寄生虫》。

那些里面是什么？袜子破了抹上胶水、八个人分吃一片面包、去公厕偷卫生纸、在地下室的气窗前蹲着蹭wifi……

　　前几日看到网友们在怀念二十年前的那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那里面，下大雨房顶渗漏，俩兄弟一边拿盆往外舀水，一边没好气地核计着各自结婚之后这小屋该如何住，最后顶着跟邻居打架的代价盖了间违建，还把一棵树包在了屋里，整天钻到床底下浇水，生了个儿子，也取名小树。

　　这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确切，何等酷似许多人记忆里那个捉襟见肘却又情意绵长的童年，何等辛酸的苦中作乐的含着泪花的笑。

　　如果你强调赤贫阶层终究是少数，那看看1990年代中期的经典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老傅是局级离休干部，住着四居室，无论如何都算殷实人家了吧，照样为了买个打折空调犹豫来犹豫去，为了打个长途拌嘴，儿媳妇走穴挣了点外快也才吃顿排骨鲫鱼汤。

　　这，才是“过日子”。

　　拥挤、局促、破旧，但是热络、鲜活、坚韧、豁达，有属于人、属于生活、属于“过日子”本身的温度。

　　为什么它们不见了？原因很复杂。

　　“穷人为啥不见了”

　　其一，从创作态度上讲。

　　很久之前有个笑话：时尚杂志，就是一群月薪八千的人，告诉一群月薪三千的人，那些月薪三万的人怎么花钱。

　　可见，叙述者、被叙述者、观看者，不一定严丝合缝。与其说大家密切合作分享着真实，不如说，大家心照不宣地、各取所需地、自欺欺人地经营着某种感觉——乃至于，错觉。

　　熟读古典名著的人也许会发现，那些出自民间的小说家、说书人，对皇家、宫廷、高官乃至财主乡绅家日常生活的想象，永远是千篇一律的“龙肝凤胆、山珍海味、雕廊画栋、珠光宝气”，金银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源源不断。

　　1987版《红楼梦》剧照（资料图）

唯独真正有过贵族生活的曹雪芹笔下，贾母房里也只是挂着半新的幔子、宝玉也就喝个酸梅汤解渴、宝钗和湘云也不过是拜托厨房多加一道油盐炒枸杞芽、王熙凤天天跟平儿盘算着拆东墙补西墙来支撑家里日渐紧张的账目——还是那句话，这才叫“过日子”。

　　如今生活优渥又缺乏下沉式体验的主创，对世间众生“打拼”和“奋斗”的揣度与描画，与这些旧文人凭空意淫出的“皇上家的马桶都是金的”，那种思维的误区何其相似：推己及人、照猫画虎、字面图解。

　　不同点只在于，当初听书、看小说的，都是市民阶层，他们也不知道皇家、宫廷、高官乃至财主乡绅家日常生活是啥样的，他们乐得接受你的编造、不介意跟你一起编造、在你的编造里获得了跟你一样的满足。

　　可如今看电视追剧的，自己就是那“世间众生”的一部分，自己就在那“打拼”和“奋斗”里度过了每一天，他当然知道，你那里，有多少不靠谱的一知半解。

　　这样的现象甚至已经在业界内部引发了有识之士的忧思。

　　编剧汪海林曾在视频节目中表示，“电视剧里的穷人越来越少”，“只有王侯将相，没有人民群众，哪怕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过得也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以前我们写放牛娃抗日，现在都是少爷背叛家庭出来革命，”“都市剧不再围绕小人物，主人公都是霸道总裁”……

　　影评人毛尖也曾在采访中指出，现在国产剧中的硬现实主义越来越少，出现更多的是“粉色现实主义”：“大量影视剧都在表现矛盾的次要方面，而不是主要方面。”“里面深刻的冲突——阶级冲突——是不会被正面表现的。二十年来，我们的偶像剧在美学上没有任何进步，总是‘斗小三’，要不然就是‘往上爬’，对社会问题持一种维护的态度，就像维护富人一样。”

　　缺乏切肤感的创作，只能根据人物的预设去铺故事搭环境，而非让故事和环境中自然生长出人物。于是，一切必然浮光掠影地景观化，能把握的只能是商务区的某个销售部里那范围狭窄的小世界，这个世界不具备延展能力，不具备到达每个人内心的能力。一些老套的框架就成了填补空白的灵丹妙药：催婚相亲遭遇奇葩男，从天而降的白马王子上司，社恐偏偏要参加公司团建，办公室政治里闯关打怪式一一战胜的心机婊……

　　人性的亮面暗面扁平地一扫而过，美丽的城市、美丽的公司和居所，无非是个背景板，甚至是个劣质的噱头——既然如此，何妨妆点得靓丽一些。

　　其二，从社会现实上讲。

　　白领作为一个阶层的扩大、作为一个概念的泛化，都是客观事实。他们当然会成为这个时代的观剧主体。

　　有研究表明：中国当下影视观众群的主体构成和增长点，都来自于城市化进程中新近成为城市居民、新近加入城市性文化消费的那部分人。

　　他们所幻想和渴望达成的东西，决定了中国影视提供和呈现的东西。

　　他们大部分都是新移民，他们在城市里是没有乡愁的，他们与这些城市用诸多岁月积攒下的生活肌理无关——那是属于胡同与石库门的质感。而他们一到达，就被空降到了国贸桥和浦东新区。

　　结果就是，工厂、车间、流水线，一定会非常自觉地把镜头让位给CBD和写字楼。而写字楼生活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尽可能保证幕前可见的光鲜，并暂且忘却背后的短缺与尘灰烟火——就像那个很流行的梗：过年回到老家，你的名字叫翠花、美芬、兰香，可等回到城市中心穿上职业套裙，你又变成了Mary、Candy、Rebbeca。

　　大家一边沉浸于“打工人”的自嘲里，一边还是要坚信自己已经完成了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阶层跃升：写字楼格子间和车间流水线工位，合租房与集体宿舍（或者早年的工人新村筒子楼），类比归类比，笑归笑，此二者终究是不一样的，前者才是属于我的。

　　那就让前者作为一种可视空间反复出现，并且尽可能地美观化、现代化、时尚化，乃至不切实际地豪华化。

　　对观众而言，“被记录”、“被还原”和“被安慰”、“被鼓舞”，到底哪个更重要呢？“看见自己”和“看见想要的自己”，到底哪个更符合需求呢？

　　那种被“无根的、不落地的繁华和精致”所包裹着的疲倦和空洞，那种费力支撑着的无法转化为实体幸福感的前卫、新潮与励志，是不是和当代都市人的精神体验产生了深度的契合？这，算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如果前面说的是主创的不接地气，那这里说的，其实是观众的“想要不接地气”。

　　然后我们早已知道，资方、平台、流量，总是习惯了求多求快的，它们本就不愿意留出漫长的时间周期用于对创作的反思和沉淀，面对如此明确而凸显的“被抚慰”饥渴，它们当然会乐得无条件利用、无条件迎合。

　　编剧宋方金曾哀叹道：资本的急功近利等不了创作过程。有时就算故事不成熟也要开机，因为资本在后面追着——“已经把演员签下来了，演员的档期都定了，他们等不了，那你怎么办？”

　　极致压缩的生产程序，只能拿着工业糖精乱洒一气，小朋友都明白，糖果总该是漂亮好看的，有没有营养，不在考虑范畴；只能照抄那些已经被炒热为爆款的现成样本，蔚为大观之后，又反过来塑造了受众，使后者进一步迷醉于这悬浮着的光鲜亮丽当中。

　　看客深陷于不同以往的现实，资本不怀好意地导引和利用现实，从而以看似缓释现实的方式，更深地遮掩了现实。一言以蔽之，就这么回事。

　　其三，从群体心理上讲。

　　我们大约不用花时间赘述庸俗成功学和拜金主义的横行正在以怎样的程度摧毁扭曲这个社会的价值观。

　　每天周游于网络，包围住我们的是什么东西呢？美食KOL在吐槽“价值一万八的澳龙吃起来竟然是这种味道”，旅游博主在抱怨“一晚3万，某男星同款的泰国酒店也不过如此”，抖音小红书里漫山遍野都是“先赚它一个亿”的豪言，就连知乎的流行语都是“谢邀，人在美国，刚下飞机”。

　　很显然，这样的环境里，没有多少“现实”的位置。

　　在要成功、要走出舒适区、要实现财务自由的flag映衬下，“穷”往往会变成一种原罪，一种用整个剧情去推翻和否决的对象。

　　要逆袭，要happy ending，要大女主，要霸道总裁，要人生巅峰，不然，大家就嚷嚷着“给编剧寄刀片”。那作为普通人的一段，注定是被逆袭掉的对象。

　　《都挺好》里的苏明玉、《欢乐颂》里的安迪，都以王者归来、无坚不摧的姿态亮相于屏幕前，曾经的贫穷只是前文本的铺垫，只是她们如今高光人生的衬底——就像网络爽文，“先忍着”，是要等“后面的报复”，在电视剧层面，连“先忍着”这个环节，都省了。

　　前一阵被寄予厚望的、冯小刚导演的《北辙南辕》中，住着几百平米豪宅、每天不是钓鱼就是滑板攀岩的设计师们，除了忙着展示高层次生活，更不忘教育一下电视机前正在做牛做马的年轻人和实习生：“你们专业选错了、你们不适合现在的工作、你们要热爱……”——没错，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穷”就是因为你们“不够努力”。

　　更有甚者，当穷人以《欢乐颂》里樊胜美的父母哥嫂、《都挺好》里的苏大强夫妇、《我的前半生里》的妹夫之面目出现时，“穷”干脆就绑定为了坏、丑、愚和贪。

　　此外，还有一些客观因素：

　　比如，描写贫穷，往往涉及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题材会变得相对敏感，从安全的角度，它也不会成为优先选择。

　　比如，忙于造星，找的都是看起来就没吃过苦的小鲜肉，滤镜还开得特别厚，演员光顾着耍帅了，谁有心情去体验生活，谁又肯主动扮穷扮丑、穿上脏脏旧旧的衣服灰头土脸素面朝天？

　　“穷人不该不见了”

　　商业文化为现实提供白日梦式的抚慰，这是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分内之事，古今中外皆然，所以即便我不喜欢，但我能够接受那个白日梦的指向并与之共存——不高尚，但也谈不上有罪。

　　然而，被允许存在，和成为唯一的存在，这是不同性质的问题。

　　被允许存在，和总在以极端的、排他的状貌存在，这也是不同性质的问题。

　　被允许存在，和把自己那套价值观抬升成无上光荣的存在，这更是不同性质的问题。

　　这就像，格林童话时代，就会有无数王子爱上灰姑娘的故事来滋养大家的心神，而现在的国产剧里，这种故事走到结尾，大家多半会发现，灰姑娘原来是个亿万富翁失散多年的女儿，正有一笔数目惊人的遗产在等着她。

　　这样的文化，哪怕作为白日梦，都不再是一个有力度的、浪漫的白日梦。

　　因为它的背后，是彻彻底底的、明目张胆的阶层阻断和财富傲慢。

　　长此以往，它一定会误导电视机前的少年人、麻醉正在加班或者挤地铁的你我，让大家觉得人生和艺术都是有唯一向度的，一旦走上了这样的向度，面对他人残酷或曲折的命运，就拥有了居高临下、指手画脚的资格。

　　2021年的中国社会并不只有这些人，也并不只有这样一种目标。

　　国内眼下的影视作品，基本可分为两类：“想成功的人历尽艰辛成功了”、“不想成功的人阴差阳错也成功了”。

　　在这两类之外，“不想成功（或者说压根没时间和兴趣去琢磨成功这件事）的人最后也没成功”几乎已经消失很多年。

　　可曾几何时，最优秀的国产剧，都在讲述这样与成功无关的、近似于失败的故事——无论是《编辑部的故事》还是《渴望》，《北京人在纽约》则干脆解构了成功——“终于成功的人发现成功也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好”。

　　2021年的中国影视艺术不该只提供和炫耀成功，更不该把成功仅仅等同于“镜头里再也没有不成功的人”。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还是出现了一些新气象，这些新气象又和本文开头提及的、今年夏天的国剧强势表现，刚好一起出现。

　　《乔家的儿女》中颇多穷人生活的辛酸而动情的细节。《我在他乡挺好的》里自杀的胡晶晶，构成了主角们的一个精神支点，在对她的共同怀念中，主角们度过了一次次现实危机。《扫黑风暴》里的英子姐弟，则成了切开黑暗铁幕的一柄破题之刃。

　　至少在这些处理中，穷不再作为一种该逃离、征服或证伪的原罪，相反，人在贫穷中所表现的乐观、勇敢、坦然，被作为剧中的最高价值加以对待。

　　眼界开阔、心怀悲悯、求实求真，这是影视剧永远的使命与立身之本。

　　至少，从敢于正视穷人开始。

　　我们能做和需要做的，肯定还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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