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岩：重庆诗会之谜——在桂林诗会上的讲话

　　重庆诗会之谜

　　——在桂林诗会上的讲话

　　柯岩

　　本来没打算发言，原因是两个：一个是我对诗坛这些年的情况很不了解。确实离开得太久了，许多事情不知道，所以只带了耳朵来。这些天听了大家的发言，得到了大量的信息，许多前辈师长和同辈诗友讲了那么多很有道理的话，我自己深受教益。第二个原因呢，大家希望我谈的那些问题比较复杂，都不是半个小时内能说清楚的。在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现作协的领导又再三点拨：让各地来的同志多谈，会议时间不长，我们作协的人嘛，就不要说什么了，特别是那些众目睽睽的同志……我不知道这“众目睽睽”的同志是不是指我，但我知道重庆诗会绝对是众目睽睽的。我既然大有牵连，更是得讨点仔细，所以就一直三缄其口。

　　但是会上会下同志们一定要让我发言，是因为我离开诗坛太久了，想让我从旁说点话?当然不全是。因为大家关心的焦点还是在“重庆诗会”上，许多同志干脆明明白白地问我：“重庆诗会到底怎么回事呀?” “你们在重庆诗会的发言能不能给我们看看呀?”……因为我完全没有准备，什么材料都没带，所以只好请桂林的同志帮我找，连同那天晚上我朗诵的那首诗，都是他们帮我找到、帮我复印的。给他们带来了许多麻烦。十分感谢。

　　其实我在重庆会议上的发言，许多同志都听到过，看到过。但是既然传得沸沸扬扬，许多同志不知道真相，大家都想了解，明天就散会了，大会还要安排我发言，那么我就有责任说清楚。现在只剩下一个小时了。大会规定发言只能半个小时，我肯定半个小时说不完，子奇同志同意他那半个小时让给我，他下午说。那么，对不起，我就占这一个小时(众插话：一个小时说不完下午接着说)。不，不，我尽量简短，不让大家厌烦，尽量快说，反正我说话也很快。如果什么地方不清楚，同志们可以随时提问。什么时候不想听了，就请随时打断我。今天在座的有不少诗人是当年“重庆诗会”的参加者，如果我有什么地方说得不清楚、不全面或不真实，也请随时纠正我。

　　既然谈，那就从头道来。“重庆诗会”是1983年在重庆召开的一个诗歌座谈会，虽然是作协与重庆合办，作协委托子奇同志和我代表作协参加，但为了尊重当地同志，就叫“重庆诗会”，就像“漓江诗会”——桂林诗会一样。事情的发起是在1982年，那年作协在大连有一个读书班，四川的诗人周纲、胡笳(当然还有其他人)找到我，谈到当时诗坛情况说：“崛起”现在不得了，闹得青年诗人和有些编辑思想混乱，许多贴近生活，甚至很好的诗不但发不出去，而且备受嘲弄……《诗刊》是否应该召开些会讨论讨论?我这个人有个缺点，就是过分热情，好揽事。而且有个理解可能是错误的：我以为《诗刊》既然是全国作协的机关刊物之一，就应该代表全国的诗歌方向。因此我在《诗刊》工作时，经常搞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比如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诗歌座谈会就是带有给大部分诗人平反性质的。我那时主持这个会，好像挺露头露脸的。其实，丁力同志昨天提到的那个“定福庄会议”也是我当时提出，荻帆和严辰同志同意后召开的。我为什么提出呢?我这个人大家了解，比较心直口快，我说：“干吗老在背后嘀嘀咕咕，你说我我说你，不好!大家干脆坐到一起来，当面谈，由《诗刊》组织……”那次效果还不错，所以丁力同志昨天说，那时，在定福庄会议上，我们把“主流派”、“崛起派”请到一起来，大家在会上也争也吵，但没有伤感情……所以我一直认为有话还是讲在当面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愿意原原本本谈“重庆诗会”的缘故。

　　当时他们在大连那么一提，我想：对的，《诗刊》不能光是发表诗的场所，既在《诗刊》工作，就有责任来做这件事情。何况当时，说来很难为情，当时我还是作协书记处书记，好像也是该管点这类事。当时子奇同志也在大连，子奇同志是常务书记，所以我立即向子奇同志汇报：四川有些诗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怎么样啊?子奇同志也是很热情的，大约也有我这种毛病，总认为我们是共产党员，该多做工作，在诗歌方向问题上特别应该发言。他说：“很好呀，应该开呀!”然后我们就回来了。

　　刚才说过，我这个人有时不大会干具体的事，回来一忙别的事，就把这事放下了。之后重庆市委来了电报给《诗刊》和作协说：我们很愿意和作协联合开这样一个会……后来知道，是四川作家王群生向市委做了汇报。于是决定开这个会。这些情况说明“重庆诗会”是由民间发起，通过组织形式，完全按组织手续办理的。当时决定由《诗刊》与四川直接协商，具体过程过了我就都忘了，昨天才从纪鹏同志的笔记本上查出来。现在我念纪鹏的本子：“与会的提起：大连作家读书班。王群生、周纲等与柯岩交谈，王归汇报。(这里我必须加个注，是王群生而不是周纲。为什么我要特别替周纲声明呢?因为周纲后来也被搞得很惨)重庆市委主要委托诗刊，等等等等”，之后又几经协商决定：北京的名单由《诗刊》提出，四川方面的由重庆组织。给北京的名额是八个人，重庆是十个人，成都也是八个人，两个机动，一共是二十八个人。北京这八个人是作协和《诗刊》共同决定(当然不可能是柯岩个人决定)的。当时的思想很明确：既然双方争论得比较厉害，当然方方面面的人都要有，各种观点的都得去。我们的名单是：谢冕、邵燕祥、绿原、纪鹏、雷抒雁、(当时雷抒雁还是青年)，周良沛、子奇和我(插话：还有杨金亭)。对，对，还有杨金亭。四川方面怎么组织的我不知道，因为相信他们会全面考虑。我这个人比较迷糊，觉得名单定了，子奇去，他是老领导，是做组织工作的，他很严谨，他的发言请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党组副书记冯牧看过，为尊重前辈，还请艾青和克家看过，这还有什么问题?我连发言都没有准备。郑伯农有个书面发言，由我代念，这不就全齐了。于是我们就去了。

　　到了重庆，四川方面有前辈诗人方敬，还有许多诗友，大家都很高兴，于是就开会了。会议有商有量，有领导小组，一切都很正常，气氛也很融洽，最后为了避免出偏差，还整理了个座谈会纪要。在会上的发言都很慎重，在我的印象里根本没有什么乱点名之类。只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当时《人民日报》正在批评的徐敬亚，还有一个就是北岛。谢冕同志没有去，因此我们在会上根本没有提他的名字。当然，如果他去了(插话：名单有他，他没有去)，是，刚才我说了，请了他，他没有去。如果他去了，在讨论时，也许我们会不可避免地提到他，当面向他请教，和他争论。但既然他没去，在会上就没人提他的名字(至于会下聊天，我们就没有调查了)。在念郑伯农的发言中有徐敬亚名字时，我还特别加了注。因为徐敬亚称我为老师(我没有丁力同志那么伟大，连老师都不敢承认)。他既是学生，我就得爱护他，所以加了注说：“现在《人民日报》在批评他。但据我听说，他的态度很好，可见青年人是肯接受教育的，所以我们对青年应该爱护。”我是这样来提他的。至于谢冕，我没有提过他的名字。观点，当然无可避免，因为谈方向问题嘛!重庆会议，是谈方向的会议，和这次会议的谈方向问题一样。而且至今我认为，我当时真是相当谨慎了。不但自己谨慎，还在提醒一些同志，比如周良沛。良沛今天在会上，所以我可以说。良沛是个诗人，又写评论又编诗，为诗歌事业做了许多工作。但我知道他有时嘴上没有把门的，就对他说“我听说你在新疆还是一个什么会上批评了一些人，还说到艾青和克家怎么怎么，这不符合你的身份，也不符合我们的身份。你在这个会上，可千万要注意……”不知是这些提醒起了作用呢还是怎么样，我记得良沛在重庆会议上的发言也没有任何出格之处。当然，他有他自己的风格，如果哪些地方使哪些人不高兴，那由他自己负责，我只谈这次大会。

　　我在那个大会上的发言主要谈的是诗人与时代与生活的关系。因为会上有不少年轻诗人，我还讲了这样一些话：“我在年轻的时候，头脑里也有许多纷乱的云……我也年轻过，我也上当过，我也受骗过……那时我们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呢?只有到生活里去……”我讲了我们在朝鲜前线怎么样，福建前线怎么样，新疆前线怎么样，粉碎“四人帮”后参加调查了解新疆问题时又怎么样……不要以为现在就天下太平，诗人就可以关起门来只谈诗的技巧问题了。不是的。1980年新疆动乱，我有幸作为文化界的代表参加了派去调查情况的代表团。到了新疆才知道那可不是一般的动乱，有人煽动少数民族，要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旗帜做出来了，纲领印出来了……要把汉人统统赶出去，等等，诸如此类。我说我们的国家很大，有很富裕的地方，有很贫穷的地方;我们有很先进的地方，也还有很落后的地方。国家还很困难，难道诗人能够脱离所有这一切吗?诗人不是也该讲讲“匹夫有责”呢?我自己认识得还很肤浅，但我以为不但不能脱离这一切，还应该时时刻刻、心心念念地关心这一切，想着这一切……

　　关于诗的观点，有文为证。我也是先念一段。我不可能全念，因为很长。“……1980年《诗刊》在北京举办‘诗人谈诗’座谈会时，曾有人当场问我‘允不允许朦胧诗存在?’我回答说：‘当然允许(那是成千人的大会，不可能以后编造的)，不但允许，而且我们《诗刊》还发表呢。不过坦白地说，也只能发表不多的一点。因为朦胧诗永远不该是诗歌的主流，朦胧虽然也是一种美，但任何时代都要求自己的声音。只有表达了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和自己时代声音的歌手，才会被人民所拥戴，被后世所记忆。’”当时我举了杜甫、李白、陆放翁、普希金、海涅、雪莱、裴多菲(不排外吧)和郭小川……的一些诗做例子，最后我说：“现在的问题已远远不是我们允不允许你们存在，而是你们不允许我们存在了。”我这样说，是因为当时那种从根本上否定我国新诗现实主义传统的论调已经抬头，正在崛起。已经有人公开说：“在XX、XX之前的根本不能称之为诗了。”当时我只说有人，没有点名。1980年没有点名，1983年重庆诗会没有点名，现在我仍然不点名。但当时我不无讥讽地说：“但是人民承认的东西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任何人也达不到不允许别人存在的目的。江青可谓权大了吧?但她也只敢提30年空白，结果怎么样呢?不是‘一旦阳光从高空撒落，该复活的就一起复活’了吗?你们中有的人为什么竟要拾她的余唾呢?你们在艺术上标榜朦胧，而在思想倾向上未免太不朦胧了吧?!”因为我和青年的关系始终很好，不客气地说，青年人是很爱我的。这有很多例子。所以我说了这样的话，他们并不以为逆，反而哄堂大笑热烈鼓掌。“可见真正持那种观点的在青年人中也是极少数的同志。当然，就在当时，也就有人(仍不点名)说我把问题提得太尖锐，说我是‘赤膊上阵’了。从那时到现在整整。年过去了(这是1983年发言时说的1980年的事)，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呢?应该说问题似乎比那时更严重了。从1980年开始的三次崛起，许多文章的观点越来越不朦胧，越来越古怪，从《在新的崛起面前》、《失去了平静以后》、《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到徐敬亚同志《崛起的诗群》，不但认为新诗走着越来越狭窄的道路，应该用外来的美学原则改造我们的新诗。(这全是原话)提出‘新诗创作的反理性主义’，‘自我就是一切，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竟把某些青年的迷茫与思想混乱，概括为‘我不相信’四个大字的生活态度。不但把挑战的目标对准了无产阶级的文艺传统，甚至提出‘要允许与传统的社会主调不谐和’的观点。至此，出乎我们许多好心同志的意料，问题就已经超出了形式与流派之争，明白无误地跨出了文艺观点的界限，表达为鲜明的社会观点。无怪乎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派的宣言，甚至有人幸灾乐祸地高呼：‘这是投向中共诗坛的一枚炸弹’(全是原话)，在港台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说这些‘宣言’是‘投向中共……’，请注意，是中共。我们没有谈政治观点，只说社会观点。而人家说是政治观点，是‘投向中共诗坛的一枚炸弹!’这样说，是像我们至今仍大喊‘宽容’的同志说的‘夸大其词’或是‘大惊小怪’了吗?崛起论者确实是以轻蔑的挑战姿态出现的：他们之中有的人欢呼‘新星在前面闪耀’，‘当前的使命是敢于向众神之父神圣的戒令挑战’，这与当时社会上那股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潮流有关系，我们爱讲隐喻的诗人当然是明白的。有人高呼：‘向新诗传统扔出了决斗的白手套’。徐敬亚同志更是在他洋洋洒洒几万字的长文中否定新诗60年的革命传统，提出‘诗人应该拿出冒险家的胆量，不是变革，就是死亡’。与之相伴的是许多勇敢分子的‘新诗60年空白论’。说‘中国只有三个半诗人：戴望舒，徐志摩，李金发和半个何其芳’。‘中国根本没有新诗，中国的新诗从零开始，从我开始……’”这是四川的同志们介绍的：有人到四川开会，在会上说中国没有新诗。就有人问：“那么新诗从什么时候开始呢?”答曰：“从我开始。”这都是确有其人其事，一点瞎话没有，一点夸张没有的。接着念呵：“这种思潮表现在诗歌创作实践上，是诗风大变。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吟风弄月，无病呻吟，浅入深出，自我高于一切的诗歌一下子充斥了诗坛。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政治倾向不好，藉朦胧和纯艺术为名，而在政治上丝毫也不朦胧，甚至完全抛开了艺术的政治诗。许多坚持新诗革命传统的搞理论和创作的同志，他们的作品却经常受到轻蔑的嘲笑，被人嗤之以鼻。他们的作品往往很难发表，甚至根本发不出去。公平地说，大多数如此这般说和做的作者和编辑，只是把这当作了流派之争，或是但求发表，或是迎合时尚，或是‘皇帝的新衣’;但少数崛起论者及他们狂热的追随者们，却真正是以一种你死我活的姿态来进行决战的。无怪乎一些老诗人对此提出异议时，某些青年明目张胆地诅咒他们：‘早该死了!’写匿名信要把艾青同志送火葬场去，等等。这里无需解释这些诅咒只是一种幼稚的愚蠢，因为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没有人因为骂倒了别人而自己成为文豪的。这里我只是想说，我倒是同意崛起论者们对形势的描绘，矛盾就是如此这般的尖锐。我们诗坛的老将艾青同志、臧克家同志对此早有过旗帜鲜明的表态，艾青同志说：‘古怪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古怪评论家;崛起的不是青年诗人，崛起论者借‘崛起’崛起了他们自己。’臧克家同志对如此尖锐的现实，提出‘整个文艺战线成绩很大，但仅就诗歌理论来说，目前已到了需要提出三保卫的时候了：保卫‘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保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保卫党的领导。’田间、阮章竞、鲁藜同志也都批评了《诗刊》旗帜不鲜明，分别就此发表了讲话和文章。”这里要加一个注：为什么我要在会上讲批评了《诗刊》?因为当时我在《诗刊》工作，我在那个会上还代表《诗刊》做了检查。我这里丝毫没有对今天《诗刊》的同志提意见的意思，务必说清楚，千万别又惹下塌天大祸。“他们不愧是我国诗坛上驰骋沙场的老将，几十年斗争的经验教会了他们透视人生。那么我们呢?我们该怎么办?是视若不见，无动于衷，继续节节退让呢?还是应该挺身而出，迎接这场挑战?我以为：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诗歌战线上的战士，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我们无权袖手旁观，保持沉默。当然我们不会像外国人那样接过扔来的白手套，去进行决斗。我们也不会像‘四人帮’和某些‘左王’那样(批‘左’的啊，同志们!)必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甚至我们也不会像这次挑起论战的崛起论者们采取那样放肆与轻蔑的态度，而只是要郑重回答这场思想理论上的挑战。我们的办法是：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诗歌的旗帜，明辨是非，分清思想，通过文艺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壮大队伍，繁荣创作，开创诗歌事业的新局面，以争取新诗无愧于五四的革命传统，无愧于时代对我们的召唤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以下我不念了。底下我讲了这样三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写诗?我的观点是，要为时代歌唱，要为人民歌唱。历史上存留下来的诗都是代表当时先进思想的。我又讲了普希金，裴多菲，聂鲁达……这里不一一列举了。同时我也举了许多现代好诗的例子。我特别举了两个年轻业余诗人的例子。一个是《写在鞋摊上的诗报告》，一个是写临时工的《我是力，我在等待中旋转》，我是在地方小报上找来的。我主要没有引《诗刊》上的诗，虽然《诗刊》那时也还是发了不少好诗的。但既然那时同志们批评了《诗刊》，我在那里工作，我干吗那么没风度，立即拿一些《诗刊》发的好诗来抵挡呢?那首《我是力，我在等待中旋转》令我至今非常感动。“大楼竣工了?我将要离去?在这页立体的稿纸上?我完成了自己的诗句……”他说他为了别人的安居努力，他自己不但没有房住，甚至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工作证，但是他相信将来一切都会有的，那时他将向世界举起他鲜红的工作证告诉人们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至今不认识这位同志，但我记住了他的诗。

　　第二，我讲的是传世之作及与世界对话。无非是讲只有好诗才能传世。这里我又举了许多好诗的例子，念了许多诗：有郭小川，在座的赵恺，谈到了梁南、昌耀，还有今天没来的那个(插话：王辽生)对，王辽生。中年的、青年的，还有叶延滨呵，四川的傅天琳呵好大一串，对不起，还是不如念一段：“比如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梁小斌的《雪白的墙》，杨牧的《我是青年》，叶延滨的《干妈》，还有陈所巨、梅绍静等等，就是被崛起论者树为标兵的舒婷、顾城也是写了许多好诗的。像舒婷的《致橡树》、《这也是一切》、《祖国，我亲爱的祖国》;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追求光明’。我不但说，不但念，而且把他们的诗句引到我的报告文学里……有文为证，我是这样提到他们的，这叫“点”他们的名吗?是“横扫一片”吗?……我只是批评了那种“走向世界”的论调。鲁迅早就说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不然，外国人也会奇怪，每个民族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有自己的感情表达方式，为什么中国这些没有到过他们国家，并不了解他们民族的青年人，非要越过太平洋、大西洋去模拟他们的感情表达形式或写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走向世界，恐怕还是得写我们自己的生活，立足于自己的国家民族……”哎，我就是讲了这样一些话。最后我说，我们认为：说这些话，就是工作，我们来重庆开会是工作，以后还要不断地这样工作。完了我说，我们中国这样大，十个诗人不多，一百个诗人不多，一千个诗人一万个诗人，也许我夸张了，我说十万个、一百万个诗人对我们这样一个诗歌大国也是不多的。我们希望你们超过我们。不允许后辈超过前辈的人是没有出息的人。我有自信来迎接挑战。因为嫉妒别人，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恰恰是没有自信的表现。我在小组会上还讲到了自己年轻时也曾怎样骄傲、自满，甚至狂妄。当时党组织批评我要戒骄戒躁，我居然问：哪个骄?马骄，还是女娇?可见我年轻时也是很狂妄的。怎么解决的呢?就是下基层生活。当然，除了下去，还得学一点马克思主义。第三个问题谈的就是“世界观对创作的制约”。

　　我不说我正确，但我认为：作为一个写诗的人，作为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我无愧于这次会议。我1980年在北京，1983年在重庆提的这些问题，也还是这次桂林会议要解决的问题。那时我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回去要继续做工作，要通过各种会座谈讨论……大家都来吧!一起来工作……(我的这个发言发表在1983年12月《红岩》和《诗刊》上，欢迎大家查证，批评)

　　我没有想到就在这次会后不久，中央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更万万没有想到，大约十多天二十来天之后，反清除精神污染的力量开始抬头，之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又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后话，现在我还是说这个会议。

　　从重庆回来不久，不知是不是因为清除精神污染，作协领导非常重视重庆会议，党组书记张光年同志一手拉着我的手，一手拍着我的肩说：”你们开了一个非常好的会，感谢你们啊，感谢——你——们……”为我们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新华社发了通稿，各报纷纷转载……哎呀!那会儿柯岩着实风头了一阵。可是，“福兮祸之所伏”呀!没过几天，反清除精神污染的势头陡起。于是我们这些参加重庆诗会的(少数人例外)差不多都被打成“清污先锋分子”。一时谣言纷纷扬扬，我当然首当其冲喽!因为我这个人说话一向比较明快。我就是不明白，就算我有错误，可以批评，甚至批判嘛!干吗给我扣帽子、造谣言呀!而且株连了那么多人，我至今十分抱歉。在谣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的状况下，从此“重庆诗会”就成了“左”的会议、“整人会议”，被说得一塌糊涂，什么“点名一大串”啊，“棍打一大片”啊……整了谁呢?至今我不知道。反正从此我坐直升飞机上升，被封为“左王”、“左棍”……我这个人，倒是不大怕，文化大革命都经过了嘛!什么谣言没见过?可是不该株连那么多人哪!比如方敬同志，作为一个诗歌前辈，德高望重，是我老师的老师，因为了解情况，说了几句公道话：“柯岩怎么啦?柯岩的发言我都听了，而且大会小会我一直和她在一起，她到西南师范学院讲话是我主持的呀!没有听见她点过谁的名，说过什么出格的话呀……”于是从此方敬同志也就成了“极左派”，是用“极左”的观点包庇“极左”的柯岩。纪鹏同志因为回京向部队领导报告了会议情况，请子奇和我以作协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到部队去做报告，当时李瑛、顾工、韩笑……许多老大哥都在场，后来韩笑他们一直和我开玩笑，见了我就给我敬礼……一点也没想到我惹了什么祸。我说什么了?还是刚才说的这些话呀!后来这讲话登在了部队通讯上，不信大家也可去查证。韩笑、纪鹏他们今天也在场，如果不符合事实，他们可以当场揭发。因为崛起论者否定新诗60年传统，说以前没有诗，没有诗人，对这我倒是点了一大串名，从艾青数起，数了几十个人，怎么没有?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多诗人呢!从前辈到同辈……除了贺敬之和柯岩二人之外，全部在上。我整谁了?我真是不知道。

　　事情发展到后来，一些人骂我骂得越来越离奇，发展到不少认识不认识的人突然不理我了，而且从我家的信箱里出现了香港寄来骂我的剪报和匿名信。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因为我是广东人，亲友中移民海外的人很多。“左”的时期，我一直是被视为“右”的，因为海外关系被审查了多年，所以我从未与他们有任何往来。粉碎“四人帮”后，突然，一些过去一直怀疑我的同志自己倒都有了海外关系，又是加分儿又是分房……这时我也不想去沾光，仍没联系。所以我的表姐妹什么的要找我，都是通过文化部、广电部;而这些从香港寄来的信，上边却清清楚楚地写着我家的地址。我还以为谁给我来信呢，打开一看，原来是骂我的。这我就明白了：这当然不是海外不了解真情的什么人，而是国内自己的同志外转内销的了。再发展到作协四代会，就更明白：绝不是为我个人该骂而骂我，原来是为了政治，为了权位……因为那时骂的、整的才是一大批人。那时会上那种轰轰嗡嗡，口诛笔伐，发材料，大串联……咱们都是过来人，也不必说，还是说重庆会议。

　　刚才说过，我这个人有时不太在乎别人骂，特别是心里明白了为什么之后。只是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会搞得这么狠。纪鹏同志出席了会议，又找我们去了部队，当然压力很大，没想到就连当时根本没出席会议的叶延滨也被波及。他那时写信给我说：“柯岩老师，他们说我给您打了小报告，我什么时候给您打了什么小报告?”他给我打了什么小报告，我也至今不知道。重庆会议前后，我根本没见过他。这些，北京、重庆的人都可以作证。退一步说，他也根本没必要给我打什么小报告，我又不是作协有实权的人。但他是个青年，我不能泄露党内斗争，我得严守党内机密。于是我回信说：“误解是经常的，被批也是经常的。你还年轻，你没受过我们那么多罪，我们‘黑帮’都当过。你要学着在批评和骂声中成长，成长得才会茁壮……”昨天会上他见了我说：“你这信是答非所问嘛!……”他哪里知道我没法儿答其所问，我一答其所问就泄露了党内机密，于是我严守。老实说，重庆诗会不是谜，没什么谜，是被搞得面目全非的。以讹传讹的不算，这事是怎么起的头，谁谁为什么又怎么造的谣，谁谁怎么骂的我，我今天统统知道了，但当时是不知道的，至少不那么具体。

　　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问题总得解决，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我再在《诗刊》待下去，谣言还在继续和发展，而且越来越具体：什么某某被提名为编委，我不同意。某某提级，我反对。某某的稿子，又是柯岩如何如何否的，甚至干脆说我反胡耀邦同志……这还了得!于是我赶紧辞职离位，以自我放逐的形式接受驱逐，从此离开诗坛，写小说和电视剧去了。而且我写电视剧是改名换姓的。为了证明某些人正确，人走了谣言也还得继续呀!我的小说出来之后，外地有人写了评论，北京马上有人打电话过去：“不要发。她是极‘左’分子，你们不要宣传，不要叫人看她的书……”在这种情况下，我写电视剧当然也得考虑考虑怎么办?于是我首先改名换姓。所以大家看到《寻找回来的世界》的剧作者是楚雪。我当时对导演说就写你的名字算了，他说那怎么行?将来会追究我侵权的。我说那就起个名吧!为什么?我不能给他说呀，我还是“严守”。我说：“我不像你，你年轻;我年纪大了，砸不起呀!万一失败了呢……”要改还就得真一点，所以我写了两个名字：一个楚雪，一个战楠。楚雪者，初学也。因为我从没写过电视剧。战楠呢?是战胜困难，因为预知困难一定少不了。我很感谢这位导演，果然一直为我保密，直到演出成功，授奖时才找出电视剧本作者，原来也是我。这中间也闹笑话：播出之后，因为连续得奖，我是原著作者，这一点是捂不住盖不住的。于是整我、骂我的这些人中有人为了面上过得去，就对我说：“柯岩哪，你认识这两个青年吗?”你看这事儿!我怎么说?我只能说：“认识呀!”他说：“熟吗?”我说：“还熟吧。”他说：“这两个青年可真有才能啊!”我说：“我看也就一般吧!”因为是我自己呀，我总不能说自己真有才能吧。结果出去又是谣言蜂起：看!柯岩狂到什么程度!人家把她的小说化腐朽为神奇，她居然说人家也就一般……后来还是周明比较精，劝他们快别说了，要知道柯岩原是写剧本出身，快打听打听，别闹笑话……可这些人，各种有趣的笑话就这样一直在闹。比如周纲在重庆会议上批评《诗刊》说：“你们不发我的稿子没关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后来，一移花接木，又变成我柯岩的话了。说柯岩在重庆会议上公开攻击作协党组，背叛党组，要去投八路了……我上哪儿投八路去了?我还在这儿“严守党内机密”呢!这当然不是对我一个人。比如对绿原同志，重庆诗会之后，他写了一篇小文章，从此也是谣言蜂起，再没人没会议请他。很奇怪，不是看作家的书，不是看他的文章有没有道理，而是传谣信谣。我呢，当然就更没人找了，我参加“海洋诗会”有很大的偶然性。据说他们先请的某某，人家不去，改请雷抒雁，也有事，这才找的我。在座“海洋诗会”的诗友也大有人在，我说的不对，请你们马上纠正。我十分高兴地去了，没想到不少年轻朋友如临大敌，互相打招呼说：也不知道中央广播电台怎么搞的，请谁不好，偏把个柯岩给闹来了，这回这个会算完了，肯定搞不好，大家也肯定玩不好，以后大家可得多加小心，说话可得注意了啊……于是好多人不理我。可我一去就和大家处得很好。一来是从一参加革命就受到教育，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下农村，下工厂，下部队……怎么主动做群众工作，怎么你不理我我理你;二来我心里没有鬼，我和同志没隔阂。当然，这还得靠一些老同志的影响。我至今十分感谢韩笑、冰夫，他们到底是从部队里出来的同志，对我很执行党的政策，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理不理我，一开头就对我很好：走路和我一起走，吃饭和我坐一桌，帮我提氧气瓶，和我谈诗论文……我呢，也只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该说的说，该笑的笑……后来有一天，大家玩得正高兴，浙江台的李荣归忽然抱着我的肩说：哎呀，柯岩，你真好玩，原来我们还特怕你，讨厌你着呢……应该说整个“海洋诗会”很成功，整个旅程笑声不断，大家都写了不少好诗。诗会结束，我交了一大批新朋友，居然还有几个同行记者写了我的印象记，说了我许多好话……

　　当然，一次没事，决不等于从此没事。后来，反自由化，反反自由化，多次反复。大家都是过来人，我不多说。总之，由“重庆诗会”发难，我的日子一直很难过就是了。发展到宋庆龄基金会要给《寻找回来的世界》剧本发奖时又是风波迭起，在人大会堂颁奖的前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女孩子的电话说：“柯岩老师，您不认识我，我也不报自己的姓名了，我只是代表一些年轻人，请您明天一定要去领奖。”我说：“请你务必原谅我，我身体不好，我不去了。”她说“你一定要去。”我说：“所有的奖，我都没去领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仍然得了不少奖)她说：“但这个奖，你务必得去，而且你得穿得漂漂亮亮地去，你知道这个奖是我们怎么争来的吗?”接着告诉我说什么作协党组通知那个党委别给柯岩评啦，于是那个党委也就决定不评这个剧本啦……这些年轻人说：“别的党组管得着你们党委吗?既然你们党委决定按他们的意见办，那还要我们这些评委干什么?”又是什么一个自称柯岩的老朋友说”柯岩自己也不会同意评的”啦;又是什么“贺敬之都垮台了，你们干吗还非得给柯岩争啊?”这些年轻人说：“谁是贺敬之?谁是柯岩啊?我们全不认识。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咱们不是给楚雪、战楠评奖么……”这个电话使我深深感动，我很感谢这些年轻同志，不是因为给我争奖，而是因为她们公正。于是第二天我专门为她们穿了一套玫瑰红的衣服去领奖，大家都很高兴。

　　所以说谣言可怕也不可怕，所有这些都教育我也启示我：北岛不是说“我不相信”吗?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们的群众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会不尊重事实。我不相信当时那种论调：“不要在青年面前讲马列，讲革命，他们认为那些全是假大空……”我不相信，我就要到大学里去试试，于是我去了。讲文学，讲创作，讲革命，讲传统……大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当然我不是向他们背教条，而是和他们讲道理，讲文艺界有多少好作家，多少好作品……讲古今中外名家名著，讲真善美，讲人生，讲生活，讲我自己改造和成长的道路。讲为什么你们接受我的报告文学，接受我的电视剧，还念我的诗……恰恰因为我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恰恰因为我从不拒绝技巧，包括外来的技巧。我的《寻找回来的世界》的片头，就是国外当时最新的技巧之一：声画分离;同时又绝不放弃我党员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讲青年为什么容易上当受骗?因为年轻人满怀热情又缺乏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充满幻想，希望世界一天就变得美好，因此往往轻信和盲动……我自己年轻时也是这样。因此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辨别力。怎么提高呢?要学会分析和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看一个作家，不但要看他的作品还要看他的人品;看一个人，不要看他的一时一事，而要看他的全部脚印，也就是他的全部历史、全部作为。不要听一些风派理论家风云际会的话，因为他今天这么说，明天风头一变，他又立即那么说了，所以他可以永远走红。他已经成了人物，就像一棵树，哪怕是歪脖子树，也是树。而你们是小苗儿，刚刚出土，一阵风雨，就可以把你们连根拔起或整个摧毁……大学生们热烈鼓掌，给我写了那么多感谢信。昨天我在广西师范大学讲课时也这么讲，大学生们不但不反感，而且很爱听。有人递条子问我：“柯教授……你在所有的大学讲课都像在我们这儿这样受欢迎吗?有没有受冷落的时候?”我说：“好像没有，大学生们对我都很厚爱，大多像这样，屋里屋外讲台前走道上都坐得满满的，下雨时，窗户外边还有人打伞站着……”这，在座的也有人可做见证。为什么这样?就因为我从不说迎合他们的话，我爱他们，我永远对他们说真话。为什么我敢这样?就因为我也“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在我们这块英雄辈出、浸透了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成长的青年会不爱祖国和人民?会不要听革命，不要听革命文艺传统，会不追求真善美……不会的!不是这样的!个别这样的青年，也是接受了误导，是有人误导了他们……所以我往往一开口就自报家门：“大家都知道作家有各种流派，那么柯岩是哪一派呢?柯岩是人民培养的认为生活是创作源泉的这一派的，学着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这一派。在座诸君，如果哪位不愿意听，请立即退场，以免彼此浪费时间……”这样一说，教授们立即热烈鼓掌。大学生们呢?不但不像有些风派人物预测的那样对我无礼，反而大为欢迎，气氛好极了。他们不但对我推心置腹，什么问题都敢给我提：什么某某的讲话为什么这样假啦?某某的儿子参加汽车走私案是不是真的啦?琼瑶的作品我们可不可以看啦?……我当然只回答我该回答的。我说：“当然可以啦!我原来没看过琼瑶，可我一和青年接触，你们就问我，所以我就开始读她。现在各出版社大约出了二十多本，我读了十八本。她有古典文学的修养，作品追求意境，很会编故事……为什么不可以读?而且她的作品比较干净，讲真诚，讲善良，讲友谊，讲爱情，很少床上动作，比我们好多号称共产党员作家的作品干净得多，为什么不可以读?读吧!不过，她作品反映的生活面比较狭窄，和真实生活的距离远了一点，等你们生活经历丰富一些、思想深刻一些之后，很快就会超越她，而去读更深刻的作品了……”他们问：“如果有来生，你是还做好人呢还是改做坏人了”?我说：“我想想，还是做好人。年轻时候不懂得，现在才知道，好人虽然很难做，但做坏人也是很累的，每天提心吊胆，还得算计别人，施阴谋，耍诡计，拉帮结伙……累不累呀?做好人多省心呀!吃得下，睡得着，君子坦荡荡嘛!……”一次在北京对青年作家讲话时，他们也是问：“你们这一生吃了那么多苦，你们还信仰吗?”我回答：“还信仰。因为信仰使我们向上，使我们活得充实，使我们的人生有意义……你们问这个问题，好像很可怜我们，其实令我们担心的倒是你们，你们将来的日子会比我们难过得多……”青年们是那样地和我推心置腹，对我直截了当地讲他们的困惑、他们的痛苦，也给我提建议。他们写的许多条子常常感动得我落泪。几年前，也是在南方一个大学，有人当场给我写条子说：“你说的都是心里话，看得出来你是真爱我们的，我们也很爱你。可现在社会风气那么坏，你不能也变坏一点吗?……”我念完这个条子说：“谢谢，我现在已经变得够坏的了。我像你们一样年轻的时候，为真理斗争，可以奋不顾身，可现在见坏人坏事绕着走，可不这样也不行啊!不这样我可能早死了。不保存自己，那也就不能到这儿和你们见面了……”我这话当然是不正确的，可他们哈哈大笑热烈鼓掌。所以我说许多事最好公开化，讲在当面。我可以和人吵得脸红脖子粗，但我不记仇，我只记观点，更不在背后给人造谣。由此可见，那些给“重庆诗会”造谣的人，那些大喊“宽容”的同志对我们并不宽容。而我们是宽容的。我到今天仍然是谈观点，没有点任何人的名。1980年不点名，1983年不点名，今天仍然不点名。其实事实是明摆着的：“重庆诗会”本来开得好好的，可一反精神污染，谣言立刻出来了，说我们是领了某某人的旨意去的，是要打开一个突破口，好把文艺界搞得“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于是我们这些在座的不在座的，许多人被打成“极左分子”;而恰恰在会上发言有过火之处、当场就被纠正的个别同志却没有任何事，没有人批评他们，而是他们抨击我们……这还不明白吗?应该很明白了，可当时就是不明白，看得很表面。

　　直到有同志告诉我：“柯岩你怎么啦?为什么某某某说你在‘重庆诗会’上反胡耀邦?”我还是不明白，说：“你不是也参加会了吗，我在哪儿反了?”他说：“正因为没有，我才告诉你的嘛!”我还没懂，说：“那不就得了。”直到我们《诗刊》的司机老赵同志对我说：“柯岩你倒是聪明还是糊涂?人家都说你反耀邦了，你还满不在乎，这是个小事吗?……你到底怎么得罪这人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丢开了政治大背景。其实从一开始清除精神污染，我们就被卷入了政治漩涡，而每一次政治风暴都离不开权力再分配，于是就有了兴风作浪者，浑水摸鱼者，诬陷告密者，上当受骗者，以及……牺牲者。看来我再不离开诗坛怕是不行了……于是我立即辞职，用刚才我说过的：以自我放逐的方式接受了驱逐。

　　离开《诗刊》和作协书记处之后，果然谣言没有新发展了。当然旧的仍照说不误，“重庆诗会”的谜底仍然没有揭开。我之能够忍受的原因是学习了许多革命前辈的榜样。多少革命前辈为了投身革命坚持革命而忍辱负重的故事，从我一参加革命队伍就深深地感动着我。这里我只举一个丁玲同志的例子：我参加革命前后曾受到丁玲同志很大影响，但一进文艺界就听到关于她的各种谣言。当时我是轻信了的。于是带着青年人特有的偏激，立即把她从心里血淋淋地撕去，连同那片辉煌……几十年过去了，在四次文代会上丁玲同志复出时，那么多人围上去，我只远远地站着含泪凝视，因为我心中对她十分愧疚。虽然予生也晚，没参加过一次对她的批判会，没写过一个字的批判文章，但在心里，我是听信了那些谣言，冤枉了她的。其实她的被捕与化妆出逃，党中央在延安就给她做过结论。粉碎“四人帮”后，中组部又两次为她下发了文件：一次是右派问题平反，一次是再做历史结论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其间阻力重重，特别是对后一个。整她的人中有的光明磊落地向她道了歉，有的却死咬着不撒嘴，通过一些人，运用各种手段，继续制造阻力……以致直至今日，中国作协还没传达后一个文件。但丁玲同志怎么样呢?始终沉着冷静地尽她一个共产党员的本分，为党做着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虽然又有不少年轻人听信了有意散布的谣言，对她误解和谩骂，但在中外正直的人士心中，却矗立起更加壮美的丰碑。这些，我都写在《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尖兵》里了，这里不多说。在我们革命队伍里，有多少这样光辉甚至壮丽的形象啊!他们一直在激励着我们这些后来人。我今年61岁了，还能追随着大家写一点东西，就是因为无数革命者的形象教育着我。前辈革命作家对我们的爱是严厉的。我们年轻时搞创作，每年至少有8个月到10个月打着背包下去，和工农兵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使人民在自己心中慢慢扎根……当自己创作稍有一点成绩沾沾自喜时，前辈作家就教导我们说：“文学的路很长很长……”当我一听人家说我有才刚要忘乎所以时，郭小川就一盆冷水从我头上浇下来：“你太爱听人家夸你有才了，这不好。我们是党员作家，应该在人家夸我们方向道路对头、艺术也高超时高兴才对……”贺敬之也常常告诫我说：“才能是很脆弱的东西，只有在为人民歌唱时，才会青春永驻。”这些话我是时时记在心里的。所以我想：没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味地吹捧青年，会导致他们脱离群众，自我中心，从而山头林立，或互相攻讦或自腐销蚀……难道实践不正是这样证明的吗?

　　我今天说这些，不是为了给“重庆诗会”平反，不需要。全部记录都在，文章都在。《重庆诗歌座谈会纪要》，方敬老师、子奇同志他们费了许多心血。还在嘛!绿原同志的文章，我和其他人的文章也都在，都是公开发表的。只要想看，随时可以翻阅。何况他们有的人本身就是会议的参加者。但他们不看，因为在那些造谣精英眼里，事实是不重要的，他们是不会承认事实的，就是要靠谣言活下去。而在广大人民群众那里，也从来没给我们定过案。既然这次会议上大家对这个问题很关心，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谜”，那么我就给大家汇报一下，以免以讹传讹，继续株连一些人。

　　我也不是借此诉苦，因为我从来认为诉苦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我曾在我的小说里借人物之口说过：真正经历了痛苦的人从来不愿意重新触及，见人就诉苦的不是弱者就是骗子。而且我认为这段经历对我们没有坏处。我既然敢对自称学生的叶延滨说：“要经过考验经过磨炼，你的人生才会丰富，你的诗才会有光彩……”我自己也就该这样做。所以在这些年里，我写报告文学，写小说，写电视剧本，也写了不少诗……其他同志也一样：纪鹏同志在此期间写了许多诗，出版了访巴基斯坦的诗集。方敬老师不仅主持正义，维护了这个有许多缺点的柯岩，更重要的是维护了诗歌的方向，为此继续做了许多工作，继续他桃李满天下的教育事业。绿原同志主编了许多书，出版了诗集。周纲后来虽然也被迫减少了诗，写起报告文学来了，前不久在北京召开了他的报告文学讨论会。不讳言，在他出报告文学上，我也是助了他一臂之力的，因为我们是难友。那会儿不但有人大呼小喊：柯岩这回终于被打下马来了，这回可死了。同时还拌死了一堆……其实我是跑了。不跑，可能真死了。还有人说：柯岩壮烈牺牲，周纲、雷抒雁一级残废。当然还有些二级三级残废啦，反正也没有统计，人家想说谁就说谁，需要说谁就说谁呗!反正这个“重庆诗会”可真是货真价实地株连了一大片。而“重庆诗会”虽被说得血呼淋啦吓死活人……却没有“打死”一个人。哪位“崛起”论者壮烈牺牲了?哪几位成了一级或二级残废?说呀!摆出来呀!没有一个。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只谈观点，就事论事，没有攻击任何人。那么，到底是谁“左”?到底是谁不尊重事实?我想这个问题无需说了，事实是最好的回答。

　　从那时到现在，长长的8年过去了。我刚念的文章是1980年讲的话，1983年成的文，现在是1991年，要从1980年算起的话，可就有11年了。还是从1983年“重庆诗会”我们被打下马算起吧!这8年诗歌的情况是因为清除了我们这些“极左分子”而兴旺起来了呢?还是因更加脱离群众而更不景气了呢?时间在做验证，大家也可以根据事实判断。艾青同志的那句名言“崛起的不是青年诗人，崛起论者借‘崛起’崛起了他们自己”错了没有呢?实践是最好的验证：我们看看那时候写了那么多好诗的青年诗人哪里去了呢?梁小斌哪里去了?顾城哪里去了?我们告诉他们：“写诗是不容易的事，文学的路很长很长……”崛起论者却高呼：“新星在前面闪耀。”捧他们天才呀!划时代呀!在他们之前没有诗歌呀!要他们和传统决裂呀……于是他们摆不正自己在生活里的位置了。我年轻时也很狂，夹着厚厚的书走来走去，做出很深奥、很不可一世的样子，靠组织帮助、生活教育慢慢改造了过来：可他们在当时那种”宽松”的叫嚣声中，把组织和同志的关心都视为束缚。梁小斌辞了职，离开了工厂，回到家里，最后弄得很惨……他后来给我写了信，我还为他的困境找过《诗刊》现领导……他崛起了吗?崛起了吗?他可是写过那么好的诗的啊!《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样好的诗啊!顾城出了国。我在美国讲学时，非常密切地注意他的状况，一直在报上找他的消息，看到、读到了不少，也是日子过得很难，很不容易……我在这里不说。可是我心疼。那时他叫我阿姨，我叫他孩子。他也是写过那么好的诗的啊!“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追求光明。”哪里去了呢?哪里去了呢?这些写过那么好那么好的诗的青年……他们没有崛起，他们没有崛起!在他们之后，又有多少青年被捧杀，被误导……小组会上大家谈了许多人许多事许多现象……有些是我根本不知道和想象不到的。所以说，我不是诉苦，是痛心。因为这许许多多青年原是那么有才能的啊!

　　过去有句话讲得很好：“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正因为被打下马来，在重重压力下，迫使我随时要思考：我究竟是“左”了呢?还是右了呢?我在哪些问题上说话不好了呢?我哪次讲话逻辑上不够严密，不够科学了呢?而且各种各样的谣言和笑话丰富了我写小说的素材……所以对我来说，确实没有坏处。今天说这些只是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来总结经验教训：是不是1983年就提方向问题提得太早了?问题当时还没有走得像今天这样极端?可是那会儿问题已经提得够尖锐够极端了，已经“扔过决斗的白手套”了，已经是“投向中共诗坛的一枚炸弹”了呀!设想一下，如果换一种情况：当时“重庆诗会”没被谣言扭曲，没有那么多人被打下马来，杀鸡给猴看……如果正确方向能坚持下去，今日诗坛的问题会不会比现在好解决一点呢?不敢妄言。事物有它自己发展的规律，但是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吧?因为今天的情况似乎并没有比那时更好，否则也用不着又聚集到一起来开这个会了……总之我想：既然诗坛现状大家并不满意，要总结经验教训，那么，总结最好允许公开化，增加透明度。这也是我今天同意发言的缘故。试想如果当年我的文章没有黑字写在白纸上，没有公开发表，岂不是更说不清楚了吗?如果当时不是谣言从上至下像旋风陡起，不容申辩，致使群情激愤;而是像今天这样大家调查研究，谣言止于智者，不就少毁掉一些青年诗人了么?因为不管怎么整我们，我们毕竟经过风雨，有耐力，能承受。而他们年轻，是嫩苗儿，他们免疫系统的功能还不健全，真正牺牲的是他们，受伤的是他们!那么多可爱的，有才能的，但容易轻信的年轻人啊!

　　当然，我今天的讲话仍有可能被歪曲，被谣言中伤。因为我在“重庆会议”上的讲话也是公开的，但毕竟这次范围大得多了，那时只有二十八个人嘛。何况现在诗歌形势的发展也使越来越多的人明晰……而且我仍然不怕，我相信真理越辩越明。我仍然采取讲事实摆道理的方法，因为我相信大多数同志是明白人，正派人，是真正热爱诗歌事业的人。哲人不是说过么：“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是东欧一个作家写的，说：“有人说我们的政权被人夺走了。不是的。我们的政权是我们步步退让而后失掉的，是我们拱手让出去的。”这话说得多么沉痛，多么惨烈!我还读到我国一位年轻理论家的文章，其中提到”政治陷阱”的问题，我很同意他的观点。他说：“共产党从来是要改革的。但改革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共产党的自我完善;一条是放弃社会主义，或口头上高喊社会主义而实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是希望我们走后一条道路，并千方百计地加以引导的。这位青年理论家说：欧美和港台一些报纸往往按照他们的需要把我们的干部说成两派：把可能顺应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或颠覆我们需求的一些人叫做改革派，而把那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则骂做“保守派”、“僵化派”或“极左派”，丑化他们，辱骂他们，从而造成围攻之势，这实际是一个“政治陷阱”。他们正在观念及做法上引诱你落入陷阱。而一些急于走向世界急于求得国际承认者，就自然而然地按照他们的引导退让，退让退让，直至落入陷阱……前面已有覆车，我们能不警惕吗?我很同意他的观点。认识这一点，对于青年人特别重要。因为在国家消亡之前，没有一个国家、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不是以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来塑造自己的下一代的。如果按照国际反社会主义势力的逼迫或诱导，自觉或不自觉地一步步走他们指引的道路，那么落入陷阱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

　　政治上如此，经济上同样如此。那么，文化上就没有陷阱吗?可能没有吗?这里我想举绿原同志的一个例子：绿原同志80年代曾代表出版社到德国商谈出书问题。有的书商向他提出要三样东西：①性，②暴力，③持不同政见。绿原同志说：“我不否认在当前中国这三样都有，但它们不代表社会主义中国。因此如果你们坚持要，我们可以给一点，但只是少少的一点，而大量的必须是反映真实社会主义中国的。”合同没有签成。有人说是绿原同志不会谈判，而我则认为他是坚持了一个中共党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气节的。还有一次，他听说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德国不是以文会友，而是在介绍作家时一个个地讲他们怎么怎么受迫害：这位曾被划为右派，台下热烈鼓掌;这位虽未划右，但曾多次受到批判……一个个诸如此类，台下反复鼓噪……绿原对德国朋友说：“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作家的大小，是以他生活的苦难来划分的。如果这样划分，我敢说我比那个团里所有的人所受的苦难都多。但我从来不认为我是大作家，因为我认为自己还不够深刻与渊博。你们不是总说中国的作家太政治化吗?那么，这些鼓噪者却远远比我们政治化得多了……”他的这些话赢得了许多德国正直的专家学者的尊重，也很值得我们深思：可见人家不是不讲政治，而是很讲政治。大家都知道绿原同志人生道路坎坷，曾因胡风问题坐过监牢，蒙冤多年。这样的同志当然不止一个绿原，我举他的例子就代表了许多同志。他昨天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又使我泪下。他说：“我认为现在已到了我们必须思考：我们是否还要坚持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了……”我想这不是绿原同志一个人的问题，在座的与不在座的许多前辈作家像方敬同志、子奇同志、杨山同志、木斧同志及前面说到的更老一辈的作家艾青、臧克家……都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人生阅历丰富，看问题比我们深刻……但我想我们也应该明白了。斗争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复杂深刻。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呢?

　　在座的韩笑同志曾经告诉我：广东有许多聪明人早就看清了形势，说在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大干四化、热气腾腾搞改革时，却也有那么一些浑水摸鱼者，他们口号叫得山响，其实并不是真在改革，而是千方百计要抢一顶“改革派”的桂冠。为了这顶桂冠，可以放弃一切原则。所以广东的聪明人把这种人一眼看穿，说他们就跟“文革”中那些抢造反派帽子的人一样，目的一样，手段也一样，说有十大一样，比如：①踢开党委闹革命;②拉山头，树势力;③造谣生事，谣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④拉大旗做虎皮，包住自己借以吓人……可不是吗?过去有些红卫兵说：江青阿姨很爱我，给我一个红苹果;后来她又不管我，让我监狱受折磨。现在的某些假改革派也是，为了吹乎动不动就耀邦同志怎么怎么，我怎么怎么给耀邦打了报告……说到这里，我又得插句话：就是我是十分感谢耀邦同志的。因为”重庆会议”风波陡起时，还真有人给我打了小报告，诬告我反耀邦。但耀邦同志很宽厚，根本没给我立案……这要是以前还了得!这不是“炮打”吗?所以难怪同志们一再提醒我，不要太掉以轻心，迷糊一点儿还行，太糊涂可不行。对原本“莫须有”的事被人扣上“反胡耀邦”的大帽子这可不是小事啊。这样说的。文艺界大家都知道你对这位同志一直很好，他怎么竟会这样……想想真后怕，这位同志也真是，怎么就能下这样的毒手呢?这不是往反革命上整嘛?幸亏耀邦同志宽厚……好，说到这儿，我情不自禁地说开了去，现在再拉回来。底下是5了吧?⑤桌子上拉手，桌子下踢脚。这不用解释，无非是说当面堆笑脸，背后使绊子呗。⑥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也好懂，有些造反派开口闭口都是语录，可在造反总部就乱来。现在有些假改革派呢?不也是如此吗?⑦跨行业来联合，内仗外打。这也真比得好，“文革”中造反派最爱内仗外打了。可不是吗，一个单位，大家知根知底;出去谁也不认识谁，不就可以人五人六了吗!现在也是，国内文艺界，谁不认识谁呀?造谣，有信的;可还有不信的，只好欺上瞒下，骗骗青年……所以必须把谣言造到海外，外转内销，才能扩大影响，增加压力。再说，直接寄到你的家门口，气气你也不失为一种武器，虽然带点流氓气，也算是一种打法嘛!⑧过去有的造反派把抄家物资据为己有，现在有的人不是也在损公肥私，化公为私，贪污受贿，无恶不作吗……底下第九还是第十，也都比得很精彩，不再啰嗦了。总之是让我们不要忘记“文革”的教训，为防止上当受骗，看问题要全面一些，辩证一些，深刻一些……也算是正当防卫吧!因为好人往往斗不过坏人——因为好人缺少人生战场上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卑鄙!我想文艺战线、诗歌战线也不会例外。所以蔡其矫同志说：我祈求。许多同志说：我呼唤……那么，让我也说：我祈求，我呼唤吧!我祈求，我呼唤友谊、真诚和理解!为了我们共同的诗歌事业，让我们团结起来，真诚相待，在“二为”方针的指引下，“百花齐放”吧!有人说：这是不可能的。我说这是可能的，我们曾经有过这种时候：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不是大家就很团结、很解放吗?我到《诗刊》时，李季同志代表党组和我谈话，他说：“现在诗歌形势很好，《诗刊》现在有三个版：书面版、舞台版、街头版。我把它交给你，小柯，你不许给我弄丢一个!”我是努力这样去做了的。我不敢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但我是按照党的吩咐去做的，因为李季同志是代表党组和我谈话的。我想大家都记得：当时我们《诗刊》的朗诵会开得有多红火，朗诵会的票排着长队买，拥挤得需要警察来维持秩序，会场上群情激荡，热泪如潮……为此，国务院还专门奖给了我们一辆小车。昨天，在我们这次晚会诗人朗诵时，李瑛同志对我说：柯岩，这多好啊!为什么现在朗诵不搞了……我一冲动说：回去，等回去我来搞!后来一想，哎呀不好!差一点又犯错误。所以现在我呼吁：请《诗刊》回去把舞台版恢复起来吧!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各种样式的诗都拥有自己的读者。就是一个人的审美情趣也是广泛的，比如我自己，就喜欢完全不同的风格样式，我喜欢普希金，也喜欢聂鲁达;戴望舒的《雨巷》至今能倒背如流……至于当代诗人，因为所处的时代与教育，我们是唱着公木的“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写作的，自然更接近马雅可夫斯基、郭小川、贺敬之、阮章竞、张志民……但我也喜欢闻捷、李瑛、公刘、绿原……他们的许多诗我都会背，直到绿原同志的访德近作，他的《人之歌》，我都是一读再读，写得多么好啊!还有在座的许多诗人，许多年轻诗人像赵铠、雷舒雁、叶延滨、舒婷……许多诗人的诗我都非常喜欢，而他们的风格是很不相同的。在座的与不在座的诗人与广大读者的视野和情趣自然比我更开阔。所以我祈求、我呼唤：诗人们、诗歌评论家们，让各种风格流派的诗都存在吧!只要是对人民有益，对青年有益，而不是对他们有害。我祈求，我们的理论家和编辑部的主编、编辑们，给席慕容一席之地，给汪国真一席之地，同时也给我们一席之地吧(热烈鼓掌)!我之所以专门提席慕容和汪国真，是因为他们现在很红，特别因为汪国真受到中学生的热烈欢迎，有人就讥讽他的作品为“快餐”。我想这不好，他的诗在当前许多中学生盲目充当“追星族”时，告诉他们要思考人生，珍重感情……这已经很难能可贵了，何况他还写得简洁明快，比那些故作高深、晦涩难懂的不是好得多了吗?比那些教唆青年疯狂、空虚、物欲、脱离生活、轻蔑群众，甚或诲淫诲盗的……不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吗?为什么要苛求他呢?有人说他有局限性，但我们谁没有局限性呢?所以我说，让我们在为人民服务的大前提下彼此宽容，增进理解，更好地团结起来吧!我祈求我们的理论家和编辑们，用你们的理论和编辑眼光提高我们，指导我们更好地前进吧!当然，我们大家都要学会冷静地思考：看一个人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全部作为，而不是看他的宣言、口号和标签;看任何事都不要脱离国际、国内大背景和诗歌小环境。在当前国际斗争深刻复杂、风起云涌之际……如果我们大家都能保持头脑冷静、勤于思考又努力工作，诗歌的繁荣是指日可待的。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为中国诗歌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共同努力吧!占了大家这么多时间，非常抱歉，有错误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根据《桂林诗会》与会诗人桑恒昌1991年会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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