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歌者
尽管与贺敬之老相识较晚，少有谋面，但经由他的许多作品，我早就接近了他，熟识了他，并使这种“走近”在自己的文学成长中，汲取了不少的动力，打下了一定的烙印。
跟所有爱好文学的人大都从爱好诗歌开始一样，我在70年代回乡务农时，就莫名其妙的迷上了诗。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双向匮乏的年代，在紧张而繁重的劳动之余，看书和写诗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因为那是躁动不安的青春心灵的唯一寄托。后来上了大学，读了贺敬之的《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等诗作，惊为天籁，如食橄榄。对比之后，方知自己所写的所谓诗歌，不过是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顺口溜而已。大学数年，自己的心思已逐渐转到与学业有关的文学评论上。这个时候，已粉碎了“四人帮”，举国欢庆，百废待兴，贺敬之发表了《中国的十月》，郭小川发表了《团泊洼的秋天》。我带着对诗人的由衷敬意，对于评论的初始热情，为当时的《中学语文教学参考》先后撰写了《〈中国的十月〉简析》、《此中真歌哭，情文两具备 — 读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等诗评文章。由此开始，我走上了文学评论的漫漫长路。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由西安调回北京，后又多次搬家，在越来越多的藏书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的贺敬之的《放歌集》，一直是我最为看重、至为珍重的，因为那关乎我的文学起步，已渗入了我的精神成长。
贺敬之的诗，善于营造政治意象，总是饱带政治激情，使那个时代人们的情绪与文学精神的典型概括与艺术阐发，也正好适合那个时候渴望进步的青年一代的心灵需求与文学追求。像《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等叙事诗，像《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抒情诗，无不是化思想为意绪，化感情为诗句的精警隽永之作，读来朗朗上口，读后思绪万千。
回想起来，更能感染人、撩动人的，是贺敬之诗作里总是把“我”摆进去，从“我”的角度书见闻，道感谓，发议论，抒激情，而这里的“我”，立于生活，看似寻常，但却又心志高远，壮怀激烈，常常由“小我”托出“大我”，令人心摹手追，让人激奋不已，引人反观自身。主体与客体，个体与集体，就这样相互交汇，水乳交融，汇聚成时代的情绪与精神昂扬向上又奋勇向前的滚滚洪流。这样的诗作，内在地感染人，极大地感奋人。
就我对当代诗歌的有限接触来看，我以为，新中国以来的诗歌创作，是既有“高原”又有“高峰”的。这“高峰”不是别的，就是贺敬之与郭小川。贺敬之与郭小川以双星辉映、双峰对峙的方式，铸就了中国当代诗歌一个时代少有的美学辉煌。
其实，诗人的单一称谓并不能完全框范贺敬之，他在文坛跋涉60多年，具有着多样的创作与多重的身份。在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他主要创作戏剧与歌词作品，以他为主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历经60多年常演不衰，在不同时期都常演常新，现已成为民族歌剧的经典作品；他创作的歌词谱曲之后广受欢迎，不胫而走，《南泥湾》、《翻身道情》等至今仍传唱不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他辗转于中宣部、文化部从事文艺的组织领导工作，并坚持“新古体诗”的创作，出版了《贺敬之诗书集》。诗人、创作家、词作家和文艺活动家，使贺敬之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以其多样性的创作、多重性的身份、多方面的贡献、多向度的影响，成为一个贯穿性的代表人物，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历史地位。他的活动与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文学时代以点带面的浓重缩影。
在准备这期专辑时，因有事相商，我去了贺敬之家拜访他。在谈事的过程中，不断议及当下文坛。在耄耋之年仍一如既往地记挂着文学的现状与发展，那种经年不断的对于文学持久的热情，令人为之感动，更令人为之纫佩。贺老特别谈到，他最不愿意人们给他搞什么过生日、祝寿之类的活动，这既会让自己为之伤感伤神，也会让别人劳民伤财。我理解他的想法，但我想，贺岁祝寿不一定非得搞什么有形的活动与仪式，以撰写文章的方式，忆往昔，谈感想，寄感念，也许是更好的做法。生于1924年的贺敬之，今年已经整整90岁了，像这样介入文坛时间久长且又健在的文学老人，已是凤毛麟角，为数不多了。就让我们以这篇小文为一份薄礼，为这个时代的出色歌者贺敬之，表示一个诗歌读者的衷心祝福，表达一个文学后辈的由衷敬意！
(原载《时代文学》杂志2015年1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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