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彦丨别了，七号：父亲彭真选的家

别了，七号

——我心中永远的“家”

付  彦

人们一定奇怪，为什么题目中的“家”用了引号？因为从1949 年2 月住进七号，父亲就反复告诉我们，这是机关、不是家，要遵守机关的纪律和规矩。所以七号只是我心中的“家”。

1949 年2 月父亲率组织、培训了近一年的干部队伍进驻北京（北平），父亲选择了东交民巷台基厂大街头条七号作为驻地，直到现在。七十多年我们都亲切的称她“七号”。

当时的七号不大，（后扩出一个停车的地方）一幢小楼，一楼、二楼都是大客厅（可能原是外国人的俱乐部），父亲住在二楼客厅，用大帘子把大客厅一分为二，帘子里一张大办公桌，一张大床，办公室和卧室合二为一。客厅里面的一间屋子是妈妈的，是一张办公桌两张单人床，亦是办公室和卧室合二为一。妈妈睡一张单人床，我和弟弟们轮流睡另一张床。而我们五个孩子住在客厅边上的三间小房，和一个卫生间，加起来不到五十平米。我一间（一直住到今天）。四个男孩两人一间。一楼则是一个大客厅，一间小餐厅及厨房。父亲晚年住楼上不方便了，就把楼下客厅的1/3给父亲做了卧室，而母亲则住在旁边一间不足15 平米的小屋里。

不少客人来参观了我们的小楼，说太黑、太小，住房太少，全楼只有一间主卧，换个地方吧，父亲总笑笑说：“有个房子住就行了。”就这样我从五岁随父母住进七号，至今我七十七岁，几近我的一生。

父亲为什么不住中南海，却选中“七号”？父亲曾说是为了离市委机关近，且来人也方便。经过文化大革命，我觉得父亲还有一层意思，他希望他的儿女不要有优越感，要把自己看作普通人。遇见劫难时，才不至于承受不住。远虑的父亲啊！

要离开这我心中永远的“家”了，我爱七号，我分不清是因为在七号和父母一起生活了七十多年，到处是父母的足迹，到处是父母的味道，还是因为七号承载了我几近一生。坐在楼下客厅，望着灵堂上的父母，心情很不平静，几近我一生的“家”就要离开了，我更加想念父亲、母亲：近75 年党龄的父亲最可圈点的六件事有三件发生在七号，长达48 年，是他共产党员生涯的近2/3：

父亲1923 年入党后即任山西第一个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从1923 年至1937 年一直在山西、河北、天津、北京（北平）做我党地下重要工作，中间曾被捕入狱长达6 年。1937 年在率北方白区工作团赴延安开会时认识了毛主席，他认定了党的领袖毛主席，从此，成为毛主席伟大战略步署的重要、有力的践行者。

从1937 年至1966 年近30 年的岁月中，毛主席将关乎中国共产党革命是否成败中五个重要任务交给了父亲，从这五个任务，也看到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他老人家一环扣一环的伟大战略步署，引领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如父亲说过的：“没有毛主席就不可能在1949 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主席给父亲的第一个任务是任命父亲为晋察冀书记，去开拓、建立晋察冀革命根据地。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三万将士、各根据地来的干部、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民主人士聚集在延安地区，延安地区面积不大，又处在黄土高原上，这才有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1937 年为了生存，并为了走向抗日战场，毛主席决定开辟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是建立在远离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山地、农村。政治上便于自治，军事上便于防守，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离开城市可以生存，独立性强，这个决定是中国共产党的关键一步。毛主席把开辟晋察冀根据地的重任交给父亲和聂荣臻，一位主党政，一位主军。当时同派去的部队进村时，老百姓门都不开，他们只知道国民党政府，不知共产党是什么。很快在晋察冀建立了政权，党的组织，关键把党组织直建到村，群众很快发动起来，才有了抗战时期1000 万人口的山西，当兵支前就有500 万人，为抗战牺牲了26.7 万子弟。中央给予了“晋察冀模范根据地”的称号，不仅如此，父亲在晋察冀同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雏形。

1940 年中央决定召开七大，各根据地负责同志先后齐聚延安。于是中央决定将抗日军政大学、鲁艺并入中央党校，以中央党校为主，学习理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提高干部的理论及文化水平，并通过整风统一思想。毛主席把父亲从晋察冀调回延安，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毛主席任校长），后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是毛主席交给父亲的第二个任务。中央党校在统一全党思想的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

有了晋察冀模范根据地，顺利地召开了“七大”，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毛主席此时提出“不能一直是小米加步枪”，“中国革命要准备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如果我们对工业问题，对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而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的是东北。东北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更是全国钢铁、机械、能源、化工最大的生产基地。根据1936 年统计，当时东北大豆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60%以上，生铁产量占全国的87.7%，钢铁产量占全国93%以上，发电能力占全国78%，煤产量占全国49.5%，铁路占全国总长的1/2 以上，公路也几乎占了一半。东北的地理位置：北靠苏联，西邻外蒙古，东南邻朝鲜，西南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模范根据地，南面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紧接我山东解放区，毛主席说：“如果我们把现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独占东北”是毛主席进一步的伟大战略决策。毛主席又一次把重任交给了父亲，任命父亲为东北局第一书记。这是交给父亲的第三个重任。1945 年9 月父亲率四位政治局委员及十七位中委候补中委赴东北。父亲在这前后已派近两万干部以隐蔽方式进入东北，抵达东北后建立了基层党的组织、政权及召开了东北各省联席会议……迅速发动了群众，中央派往东北的十万部队，三个月就发展到三十万人……为1948 年仅用三年半即解放东北全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国解放在即，父亲又被调回中央，组织五万北方根据地干部南下，作解放全中国的准备。同时中央决定定都北京（平）。毛主席给父亲的第四个任务是接收北平、建设中国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北平）。毛主席选择父亲任首都北京的第一任书记大概是因为父亲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处为毛朱刘周任），父亲当时仍任中组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且父亲曾在建立晋察冀根据地时建立了党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雏型，有一定的建国经验；并曾长期领导北方城市的地下党工作特别是北京、天津，情况相对比较熟悉。

1949 年2 月父亲率经过近一年组织培训的干部队伍开进了北京（北平），随行带来了晋察冀人民支援的3500 万斤粮食，20 万斤食油，66 万斤盐，70 万吨煤等物资以解决北京市民的饥寒交迫。北京（平）市委在进京初期，首先接管了政权，扫荡了社会的“污泥浊水”——特务、间谍、一贯道、不法商人，包括妓院；扫荡了人民生活相关的“污泥浊水”——首先就是在市委领导下根治了北京最穷苦百姓居住的龙须沟；义务劳动清理了堆积在城市上百年的垃圾25 万立方米；在一穷二白的经济条件下，在市委领导下1952 年陆续建起的北京友谊医院，同仁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阜外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宣武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妇产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医院，肺结核防治专科等，同时还建立了区和区以下的街道的医疗卫生机构；义务劳动修建了至今仍是北京人民生命之水的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

规划是城市的灵魂，父亲亲任市规划委主任。在市委领导下，1953 年开始编制首都总体规划。1958年报中央获批准，这个规划建设了宽大马路，计划了二环至五环的环路，及卫星城市（各区县），以及地铁、公交，及涉及民生的工业企业：天燃气、纺织厂、钢铁厂……规划了公园绿地等，“有长远考虑，为后人留下了发展的余地”。世界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北京的十大建筑至今仍感到宏伟、大气，可以在世界面前自豪。

父亲就像北京市的大家长，他操心首都的各种大事，也操心具体的细节：他为北京人爱吃的芝麻酱操心；为北京盖了大楼，总不能把蜂窝煤搬上楼而操心；他亲自选址便于各区百姓看病的医院；市委一夜关了妓院，同时为这些人办起了培训班，让她们能自食其力；北京停了人力三轮车，同时给车夫们办起了驾校；他从远郊区县里征集了一批苦孩子，给他们办了护校，医校，后来成为北京卫生系统的主力；北京有了传染病，他组织清理龙须沟，亲自参加清理25 万立方米的百年垃圾，组织疫苗工作，亲自跑遍北京郊区，确定了北京上风口和下风口，在上风口种植了蔬菜果树，在下风口，建设了工厂……他的确像北京市的好家长。北京老市民都亲昵的称他为“老市长”。

八大以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父亲协助邓小平负总责，同时分管政法、统战、港澳、并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

父亲进北京后在中央任的职有：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是毛朱刘周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朱德任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毛主席任主席），中组部部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董必武主任），党组书记，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51 年2 月兼任市长。

我知道父亲这期间及以后很长时间的时间安排：白天忙中央的工作，晚上市委领导就来到七号，有时全体，有时个别，研究讨论北京的工作。而12 点、1点左右则是去毛主席驻地的时间。我不知道父亲一天能有几个钟头睡觉。晚上我们睡了，他还在开会，早晨我们上学去，他可能刚睡。反正我能多少天见不到父亲。父亲他不会跳舞、打桥牌、打各种球，实在疲劳，只会散步，天安门广场是他经常去散步的地方。

1963 年到1965 年是北京老人们认为是生活虽不富裕但舒心，社会稳定，城市安全，甚至是可以昼夜不用大门上锁的日子。

此时，毛主席却感到了干部的变化，贪图享乐，官僚主义等，毛主席认为必须进行一次思想上的整风，要反修、防修，后来知道是要打倒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于是毛主席给了父亲第五个任务，任命父亲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思想上的整风，父亲并无更多的经验，仅有1942 年延安整风的经验特别是教训，父亲接受了经验教训一直至60 年代还经常检讨延安整风伤害了一些干部。父亲也是在七号，讨论撰写了后来有名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二月提纲”。核心是“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自以为是”。后来看，父亲和毛主席希冀的不同。

五月一日父亲按惯例是要在天安门上讲话的，我正参加农村四清，天安门游行未听到父亲的声音，我吓了一跳，父亲一定生大病了，否则他不会缺席。我请假回了七号。方知父亲4 月份在杭州受到了批判。在七号我目睹了父亲所受的冤屈。我惊讶1966 年“5.16通知”批判的竟是我以为是毛主席最贴身的三位：彭真、罗瑞卿、杨尚昆！更惊讶1966 年12 月4 日就从这七号父亲这位七大的第六号人物、八大的第八号人物竟然被绑架？！从此父亲入狱达九年，母亲入狱达八年，出狱后，父母又被流放三年半。小弟入狱达四年。我和大弟弟一辆平板车、拉着两个柳条箱被赶出了七号，住进苏州胡同自行车棚改的平房。父亲和我们虽然都离开了七号，但我们的心仍一直在七号：

父亲在监狱，母亲在监狱，弟弟在监狱，哥哥在解放军农场，仿佛世界上只剩了我一个人，我只有22岁！我担忧父亲，担忧母亲，担忧弟弟，可又无处求助，孤独无助至极时，常常在深更半夜时，很自然走到七号，贴着七号临街的南墙，紧紧地、紧紧地、久久地、久久地……我仿佛感觉到父母的怀抱，感觉到父母给予的温暖，感觉到身体又得到力量……重新走入黑暗去勇敢地继续扛这个家。后来我知道父亲在狱中和我一样都在思念我们的七号。他在狱中作诗一首：“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万感交集，无处话衷肠。纵使相逢恐难识，面苍苍，鬓如霜。夜来梦还台基厂，儿女愕，喜泪望。怨愤交织，话是非兴亡”。（七号地址是台基厂头条七号）。

七号是父母亲和我们心中永远的“家”！

文革结束后，我们又回到了七号，厚道的吴德叔叔一直占着七号。他只在这里办公，整个七号一直保持着原状。我心里清楚，他是在为我父亲守着这个院子。

平反后已近80 的父亲重又开始了他用一生为之奋斗的建立法制国家的伟大目标而奋斗着，可以说是拼命着。

穷苦农民出身的父亲小学五年级时就写下八个字“铲除不平，匡扶正义”，在晋察冀时期就重视立法：主持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双十纲领”。解放后随毛主席参与了“婚姻法”“五四宪法”，用了十几年的功夫起草“刑法”，共三十三稿。文化大革命，父亲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文革后，全民思法，父亲更坚定建立法制国家的决心：一定要人民当家作主，法律首先是保护人民。1979 年平反后，父亲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77 岁的父亲就是在七号，3 月-6 月仅用三个月就主持制订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选举法、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草案，提请五届二次会议于1979 年7 月1日全部通过。

1980 年3 月中央决定任命78 岁的父亲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审判两案的工作。父亲说：“我只管刑事法律程序”并指出：“这次审判，首先必须实事求是的区分好人犯错误与坏人做坏事，区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与集团所犯的罪行，这是一条根本原则。” “审判要严格依法办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1980 年9 月1 日，中央决定78 岁的父亲主持宪法修改工作。1982 年父亲80 岁时全国人大经全民讨论后于12 月4 日通过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即“82 宪法”。

这三件大事在中外都是堪称奇迹的，而这三件大事父亲是在七号主持讨论的。只有我们这些参加工作或身边的人才知道，老人家八十岁高龄是在怎样拼搏奋斗的：

在主持三件大事的过程中，他总是先自己大量的阅读有关材料，在这基础上，找来有关的方方面面的同志，提出问题，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他说：“听不到不同意见，就决不做决定”“我讲了一个意见，如果你们都说赞成，那就等于还是我一个人的脑袋想问题。如果大家把不同的意见都提出来，那就成了几个脑袋加起来想问题，就可能想得更全面一些。”他说：“法是给全国立规矩的，一点马虎不得。严肃立法是严肃执法的前提。”

我是和父亲在一起最长最久的女儿。在七号我亲眼目睹着父亲是怎么样呕心沥血，为北京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在七号我亲眼目睹了父亲80 岁高龄还在一字一句地主持制定“82 宪法”审两案；在七号父亲已病，还口述给中央的信，惦记给农民打白条，惦记贫富差别，惦记国企，惦记腐败和反腐败……我目睹1997 年的春节，他拖着半残的身体，接待了二十几位领导，听他们介绍政治、经济情况，谈他自己对目前情况的想法，直到发病。

七号，我是全家住的最长的人，1949 年2 月随父亲进驻七号，今年我已七十七岁，几近一生！太多的经历，太多的记忆，这里，我只能讲几件印象最深的故事。

在七号，我亲眼目睹了父亲对党的事业、对人民、对毛主席的执着和忠诚，无私奉献了一生！在我心里，父亲是一位真正的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父亲的榜样比任何说教都根深蒂固，他熔进了我的血液，和我的生命一起流淌。

父亲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为党的事业、为了人民忘我的奋斗，留给我们子女的一点心血更多给予了我。都是儿女，父亲都爱，但相对而言，我独生女儿的实际状况让父亲更多为我操心：因为是独生女，中南海大圈子里的叔叔、伯伯阿姨们对我有更多的呵护，彰显了优越，自己也会自认为是“公主”，会萌生骄娇二气，这不是父亲希冀的，他一生的坎坷波折，让他希望我能做一个普通人，朴素、勤劳，能扛住一生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挫折，他希望我快乐、健康的度过一生！未雨绸缪，远虑的父亲，比山高比海深的父爱啊！

在七号，我五周岁就被送去住校，学校条件太好，他又把我转到普通孩子多的学校，从学习生煤球炉子开始；暑假他带哥哥弟弟去北戴河，却送我去北京红星农场养了一暑假鸭子；生活上常常只穿父母兄弟换下来的衣服，从不在长相和服饰对我评论，我也就对长相和穿衣打扮从不在意。

在七号，我清楚记得，抗美援朝期间，妈妈在小院里支起了一个大锅，妈妈告诉我们，“抗美援朝的战士们为了保家卫国，现在在战场吃不上穿不上。爸爸正在组织全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为“抗美援朝总会”或“和平委员会”，并推选郭沫若为主席，父亲、陈叔通为副主席。），咱们也要做点什么，咱们给志愿军战士炒点面吧。”我们家孩子多，生活很不富裕，看着妈妈往白面里放了好多白糖、芝麻、核桃、说“这样会营养多些，”那时候我还小，真馋啊！

在七号，我只有十岁时，父亲就给我写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他不是要我做多大事，他是告诉我人生在世会经历很多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的状况，人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记得我上中学时，有一次父亲要带我去什么地方，说好九点出发，我只慢了大概二、三分钟，等我跑到院子，父亲的车已出了大门，我被扔下了，我耍小脾气，一天没去父亲那儿。晚上，父亲来到我的小屋，进门就说：“今天天安门达到39°，太热了。”我不说话，父亲又说：“我一出门就规定布线，警察同志热坏了。”我一下明白，父亲从来准时出门，是心疼警察不是酷热、就是酷冷。刹时，我心充满了惭愧。从此以后一直到今天，我的时间观念很强，任何事都会提前准备好。我曾对父亲开玩笑说：“你对我们是军事化管理。”其实父亲更要让我永远不要只顾自己合适。

父亲对女儿的爱首先贯穿了生活不要离百姓太远，思想上要有吃苦的准备，以及灌输给我，我就是和百姓一样的普通人，要坦然接受之，有了这样的心态和思想准备，遇到挫折和坎坷就不会觉很苦、很难，更不会无望。

在七号，全国百姓生活遇到多少年未遇的大灾，那年父亲让我回学校吃饭，他告诉我：“要和大家在一起！”

在七号，警卫秘书李志玉给我找来两只兔子，于是我和弟弟们精心喂养兔子，我们常跑去大田里摘回野草喂兔子，很快兔子繁殖成几只……十几只……一天饭桌上摆了一盘好久不见的肉，我和弟弟们非常高兴，终于有肉吃了，不知谁说了一句，这就是你们养的兔子，我和弟弟都搁下了筷子，父亲看着我们说：“为了健康，吃！”我几乎是含着泪吃了两口兔子肉。

在七号，1966 年5 月16 日通知后，父亲软禁在家，而我已在北京大学被批判。一天我回到家坐在他的床边，他拉着我的手严肃地跟我说：“两件事，第一，任何情况下不许反毛主席！第二，咱们都不许自杀！”我们都做到了！

没有多久，父亲竟然被绑架后关进监狱，父亲在监狱，母亲在监狱，小弟在监狱，是父亲从小未雨绸缪让我有一个普通人的心志，才承受住别离、苦难、孤独，才瞬间流淌出勇敢、坚强扛起了这个家，那时，我也只有22 岁啊……

文革中，我还是“黑帮头子的女儿”因为工作努力就得到县政府的奖状。父亲还未平反，我和大弟弟分别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努力了，我们没有给父亲脸上抹黑！

1979 年我们回到了七号，这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工作，但我最主要的工作是做父亲的秘书，他已77 岁了，我心疼父亲，想让他至少生活上舒服些，且很多时候父亲要在这里接待中外客人，我请示父亲，把简陋的沙发，简陋的书架，简陋的饭桌换一下。父亲从小到大不但没有打过我，骂过我，即使我做错了，也不会高声，可此时父亲严肃了，他说：“坐在高级沙发上，心里还会装着百姓吗？”我无语了，父亲客厅的沙发，餐桌，书架一直使用至今。

父亲的“卧室”（几十年里所谓的卧室只是把会客室用帘子隔开而已，所以我用了引号），父亲的卧室在他生前就漏雨，可父亲从不让动一砖一瓦。父亲说：“有房子住还不行啊！”房子小修不解决问题，结果一直漏雨到现在。后来母亲的卧室也开始漏雨。

父亲就是这样，让我们跟群众近一点儿，再近一点儿。

我五岁就住进七号，几十年在这里，父亲未雨绸缪，将我培养成一个较坚强、敢于担当的朴素的普通人，得以渡过蹉跎的文革岁月，在我最困苦的时候瞬间从身体里流淌出坚强、勇敢，一心只想扛起这个家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文革前十几年父亲的苦心，让我能有准备的在逆境中生存。

在七号，我为了对二战后日、韩经济复苏的研究付诸实践，去了进出口公司，父亲如同送儿上战场给我写了八个字：“戒骄 戒躁 戒贪 戒愤”，后又加了一条“戒感情用事”。父亲离开我们后，请人写了大条幅，一直挂在我屋。

进公司不久，父亲又和我谈了一次话，他告诫我：“要懂得怎样在正常的组织纪律和组织机制中按正常的工作方法为党工作。”父亲还告诫我：“听不到不同意见，就决不做决定。”

1984 年因公去香港，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出境，女儿要放飞了，已是深夜，我已睡了，第二天一早就出发，父亲多少个不放心，于是提笔给我写了封信：“一，香港虽是第一次去，不要好奇，少看点东西没关系，以后出去的机会还多。二，有关系找，可口头答应到国内来谈。（在“口头”二字下面画了两个圈，要我特别注意）。三，重复提一下不要单独活动，（在“单独”二字下面画了两个圈，要我特别注意）包括熟人邀请，凡是没有把握的地方，婉言谢绝，不要去。等候你顺利归来。因为你是第一次出去，谨慎为上。”直到回京，父亲才放下心。

工作中父亲还多次与我谈话，他批评我“善善恶恶太分明”、“肚量小”，要我吸取历史教训，他告诉我“金无赤足，人无完人”。他说：领导者的含义即“坚持原则，团结全体”“待己要严，待人要宽，别人的缺点、毛病改了就要忘，忘不了也要忘”。最后说，“这些话，全部是指人民内部而言。”

还有一次，父亲给我写了四个字：“心宽体胖！”（那时我1.65 米的个子不到五十公斤。）他告诉我：“脑袋里装了大事，小事自然没位置了。”为此，父亲给我题字：“去腐更新无尽时，心宽体胖古有训，体任自然意自适。 写给女儿 爸爸 五月十七日”

一九八九年我公司被审查后，没有任何问题，父亲很高兴，给我写下：“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

1979 年的一天夜里，已经11 点多，父亲忽然急切地让把已送出的刑事诉讼法草稿追回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急忙去追回文件，发现父亲只改了一个字：“搜”改为“收”。事后父亲解释给我听：“搜集的搜是搜查的搜，带有预先认定犯罪的主观色彩。收集，是把客观存在的证据收集起来，核实清楚，这表明办案人员的公正态度。”深通法律又一丝不苟的父亲啊！

1983 年父亲被选为全国人大委员长，但未进中央常委，我很不理解，父亲却很坦然地说：“当什么那么重要呀，职务只是为了工作。如果不是方便立法，委员长也可以不当。而且，计较个人得失还是共产党员吗？”我再次无语了。

1996 年中央批准撰写《彭真年谱》，父亲要我参加撰写组并做他的联络员，进组前，父亲和我谈了话，他说：“三条第一，任何地方不许反毛主席；第二，只如实的写我说什么、做什么，不许批评别人；第三，不要以你们去评价我。”第一条，第三条很好做到，第二条就难了，年谱作了整整十六年，父亲有太多的经历，而我十六年最重要的工作是“不许批评别人”：这要阅读很多档案，文件，甚至很多回忆录才能弄清一件事发生、发展、原委、结果，才不会因为不清楚而批评了别人，我为了尊照父亲的嘱咐，花了不少心血，逐条去查原委，总算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1997 年春节刚过，父亲报病危了，父亲整整坚持了七十五天！而我七十五天死死的陪在父亲身边。我没有回天之力，父亲还是走了。中办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提了三条：一、骨灰不撒；二、家里设灵堂；三、不请任何人，也不拒绝任何人。从4 月27 日下午一直到5 月4 日晚，我们打开了大门。人们络绎不绝抬着几百个花圈到七号吊唁，有很多干部，还有普通的北京市民。5 月5 日几万人去八宝山与父亲告别。当天傍晚，我带父亲回到了七号，在七号，我整整守了父亲三年！2000 年4 月26 日父亲方入土八宝山。

父亲在这里，用十七年可以问心无愧地完成了毛主席交给他的第四个任务，——建设好北京。还是在这里，八十岁的父亲一字一句主持制定了“82 宪法”，制定了七个大法……无愧于党和人民给予他“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主要奠基人”的称号。

父亲七十五年党龄，在监狱前后长达十五年，平均五天一监狱，挫折、坎坷一生的父亲依旧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当家作主，执着的、坚定的、呕心沥血的做了一辈子老黄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父亲的奋斗，75 年中有48 年是在七号，是我们亲眼目睹的。父亲和母亲一起，用身教、用精心地引导，把我们培养成朴素的、坚强的，在各自岗位努力工作的人。“朴素”成为我们全家三十四口人的标志。父亲无愧于“父亲”这个称号。

七号没有豪华的住房，只有小小十五平米的简陋的小房间，连父亲几十年都住在用帘子隔开的住房还兼办公室，整个楼没有豪华的家具电器，房子里，常年要点灯……我们在七号，没有什么享受，更多是纪律、规矩：不能接近父亲的办公桌，更不能翻看办公桌上的文件；不能大声喧哗，这里是机关；不能走路太重，房子不隔音；但我们爱这个“家”，这里有一种精神，这里是一方净土，这里也是我们幸福温馨的“港湾”。在我心里，七号与父母与我们自己早已熔为一体，七号承载了父亲这头老黄牛几十年的呕心沥血，无私无畏；七号承载了我们的坎坷与苦难；七号承载了我们的成长、成熟；七号也承载了全家从四口人开枝至今天三十四口人，父慈子孝的欢乐时光；七号更承载了几近一生父母对我的精心引导和无尽的爱。

别了，七号，我心中永远的“家”!

2020年12月4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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