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回忆钱学森：他和郭永怀经常学习毛著到深夜

01

组织需要就是我的需要

1956年7月的一天，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下文简称“力学所”)的领导突然来到北大工农速成中学，商调我(注：本文口述者张可文)担任钱学森先生的秘书，还给了两个月的时间来考虑。当时，我并没有特别高兴，因为对钱学森先生和他的成就并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是从国外回来的大科学家，而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能胜任吗?不过，这种想法很快就没有了，觉得力学所领导既然已经找了我，那我就应该去，组织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到了那里就好好工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还回来做以前的工作。

当时力学所之所以会来找我，是因为在筹备力学所期间，我的大学同学欧阳绛是筹备组成员之一。力学所为钱先生找秘书时，欧阳绛向筹备组推荐了我。筹备组领导经过了解，认为我符合要求，就决定来找我。就这样，我从北大工农速成中学调到中科院力学所。

钱先生第一次见到我便说：“你是学数学的啊，那你能理解我，你能懂我所做的工作。”钱先生是搞应用数学的，他能把一个实际问题中的本质问题提炼出来，转化成一个数学问题，再运用数学作为工具，解决所提出的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真本事。这也是我对喜欢抽象数学的人非常佩服之处，我们好多人没有这个能力。

在我的印象中，钱先生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包括郭永怀(注：著名力学家，曾任力学所副所长)在内的很多人都怕他。后来我问钱先生：“怎么郭永怀先生也怕你?”钱先生回答说：“我和他有过一段师生关系。”(注：1941年郭永怀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当时，钱学森留在冯·卡门身边工作，被聘为助教。)但我在担任钱先生秘书期间，与他相处关系很平等，没有一点惧怕心理。

20世纪50年代中期，力学所盖了一座办公大楼。力学所领导、科研人员一心扑在工作上，基本上一天三班：上午、下午、晚上，年青人也没有心思去谈恋爱。不过后勤部门也很周到，晚上十一点多就做一点面条汤给大家当宵夜。钱先生住在中关村，只要他在中关村，都会到力学所上班，晚上也经常来加班。

02

钱先生给我很大支持

1959年以后，钱先生将主要精力放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下文简称“五院”)。不久，我的工作也发生变化。此前，钱先生一直希望我去搞情报资料工作，因为我学过四种语言，懂英文、日文、俄文、德文。但力学所正在筹办“科学技术学校”，力学所党委书记问我是否愿意担任教务科长，我知道办这个学校的意义所在，就满口答应了。

办校之初，学校使用原西太后御林军的兵营作为校舍。兵营是打通的，我们便用草帘子给它隔开;还弄来包装箱，从学生里面挑出会做木工的，自己做小板凳，作为临时课桌椅。这段岁月至今历历在目。那个时候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老师和学生以八路军“小米加步枪”的精神对待困难，师生感情也很好，大家齐心协力，为学校争得很多荣誉。

这个时候，钱先生给我很大支持。我清晰地记得，有一个礼拜六，钱先生打来电话说所里面批了42万元，叫我把学校附属工厂所需的机床设备和实验室设备一次购买到位。而且钱先生知道我不懂设备，就安排工厂里唯一的工程师协助我作购置计划，所以这个工厂的设备非常先进、全面，是非常棒的。

钱先生不遗余力地支持办这个学校，其实是和钱先生的事业糅在一起的。在严重缺乏初级人才的情况下，钱先生没有走老路，而是针对新问题，开拓创新，希望通过三年的教学，使一个初中毕业生在研究人员指导下成为一名初级助手，即具备大学一、二年级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动手能力。这是钱先生思想的先进之处。在办校十余年时间里，学校为中科院培养了大量新技术人才，包括自动化、力学、无线电、计算机、化学等等。

接下来，我就考虑师资、教材问题。那个时候，国家有很多义务兵，还有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志愿军。我亲自给他们讲数学、物理，以便从其中挑选20人作为教学工厂和实验室师资，派出去培养。因为学校是培养新技术人才的，所以教材要自己编写。虽然钱先生此时的主要精力在五院，非常繁忙，但还经常抽时间到学校给学生做报告，很多人受此影响，从此走上科学研究之路。

03

钱先生在美国没有学过《矛盾论》和《实践论》

钱先生是一个享誉世界的科学家，科学成就在世界上是被公认的。在海外，因为祖国不强大，他得到的是不公正的待遇。所以钱先生回国后，看到新中国站起来并强大了，毛主席敢摸美国的“老虎屁股”，他是很佩服毛主席的!

在力学所的时候，我经常见到钱先生和郭永怀先生两人，利用晚上加班的时间学习、讨论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有时候，我还偷着笑，觉得他们讨论的问题“太有意思”，因为他们在美国没有学过，是初学者。而几十年之后，钱先生却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做出巨大的理论贡献。

现在，有些人指责钱先生当年写“亩产万斤粮”的文章。其实，钱先生的文章是从能量转化的角度来论证的。

我记得，钱先生的一篇文章是由我寄给农业科学院《农业科学》编辑部的。发稿时，我问过钱先生这个结论是否可能，钱先生给了肯定答复。几天后，农科院来电向我确认可能性，我便再次向钱先生求证。钱先生当时站起来，并且从口袋里拿出计算尺演算，同时答复是可能的。钱先生说，比如一亩田一年接受多少太阳能，种庄稼要接受多少能量，多少变成麦穗、桔梗，然后打很大的折扣后，从能量转化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可能的。

但在“浮夸风”“大跃进”的年代里，一些干部挖地两米多深，水都挖出来了。当时我就想，这地还怎么种啊。其实，那个时代已经到了失常状态，只是钱先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04

这位“老战友”对我帮助很大

有一次，北大一位副教授向钱先生求教问题。钱先生坐在办公桌后面，也没有叫人家拿个椅子坐下。讲到最后他还反问这位副教授说：“这个你也看不懂?”我看到后觉得很不是滋味，觉得这会影响他与群众的关系，会影响到他的工作;人家本来对你就既佩服又害怕，以后谁还敢来问你啊。

于是，我决定向钱先生说明原委。几天后，我瞄准机会，向钱先生说：“我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怕你了。譬如，那一天，人家堂堂北大副教授来向您求教，房间里那么多椅子也不叫人家坐下，最后还说人家这个也不懂。人家也是佼佼者，人有脸，树有皮啊!”

一段时间后，我知道钱先生接受了我的意见，根据我的判断：只要钱先生不反驳，就表示接受了。二十年后，我有事要写封信给钱先生，请人带去，钱先生看信后就说：“张可文对我帮助很大!”

钱先生退休后，有一次到所里开会。领导叫我去，开门后看到钱先生坐在里面，我刚走进去，他就对大家说：“张可文对我帮助很大!”

钱先生90岁生日时，我才从钱先生长子钱永刚那里知道，钱先生在这件事后改了很多脾气。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令我很欣慰，那就是钱先生将我称作“老战友”。有一次在电梯里，钱先生向张爱萍介绍我时说：“这是我的老战友!”我觉着钱先生真是“新潮”，因为他在国外没有见过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的，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他以“老战友”称呼是很有意思的。

张可文/口述 吕成冬 张现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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