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飞龙发言：为时代放歌的人民诗人

贺老敬之是一位从革命圣地延安走出来的革命文艺老前辈、老诗人。他对年轻人总是热情扶持、真诚关爱、谆谆教导、大力培养。我曾有幸两次参与对贺老的长时间专访：一次是文化部组织的贺敬之专访，另一次是由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组织的贺敬之专访，我还参加过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摄制的文献记录片《诗人贺敬之》的组织工作。2016年5月我退休之后，贺老曾赠我他亲笔书写的条幅：“不问挂甲树，但听征马鸣”。这联诗出自贺老1982年创作的新古体诗《谒黄帝陵》。全诗为：“风云四十载，几度谒黄陵。古柏今犹绿，战士白发生。不问挂甲树，但听征马鸣。指南车又发，心逐万里程!”当我接过贺老的手书，顿时感到热血沸腾，心潮奔涌。我心里十分明白，这是贺老对我的一种期望和鞭策。最近一次见到贺老是今年7月12日下午，陪同涂武生老师一起看望他。我们见到已近百岁的贺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脸上露出我们大家熟悉的笑容。他热情地招呼着我们。在与涂老师对话中，贺老头脑灵敏、思路清晰。已近期颐之年的贺老约见九十高龄的涂老师，确实是对涂老师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研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褒扬。贺老是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的名誉会长，他和涂老师谈完涂老师的文集后，我接着向贺老汇报中国延安文艺学会这几年做的事情。涂老师最后建议我为期颐之年的贺老写一篇文章。2016年我曾向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提交过一篇论文，题为《秉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坚守社会主义精神高地——论贺敬之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那次写作中，我曾认真地细读过六卷本《贺敬之文集》，书中包含着贺老十分丰富的文艺理论。我想写一篇从整体上研究贺老文艺理论观的文章，体系性地把贺老系统的文艺理论观呈现出来。可这样的文章需要时间，留待以后再写。今年9月，《工农文学》唐德亮主编向我约稿，希望我以散文的形式写一篇研究贺老的文章。

下面是我的发言，首先恭祝百岁诗翁贺老幸福安康。

一、延安的赤子

贺敬之是从延安走出来的杰出诗人和大剧作家，更是延安精神的传承者和实践者，被人们誉为“延安的赤子”。1942年，贺敬之在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延安精神的培育下成长起来，找到了他的“精神家园”。从此，他的艺术生涯与革命融为一体，他的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都与延安有着不解之缘。他曾说：“延安对我来讲，就是我的第二生命。”

在延安期间，贺敬之创作的歌词《南泥湾》描绘了处处是荒山的南泥湾变成了绿意盎然的“陕北好江南”，着力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的辉煌成果，大力歌颂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南泥湾精神，表达了词作者对延安的无限热爱和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念。这些富有深意的歌词后来配上优美的旋律，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情感和革命精神。至今仍然广为传唱，深受人们喜爱。

在延安，他还以饱满的革命热情，书写着人民的悲欢与希望。他的剧作，如《白毛女》，是中国第一部革命现实主义大型新歌剧。它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戏曲传统，以开拓性的思想、精湛的艺术成为中国新歌剧发展的奠基之作。它生动地表现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深刻的主题，获得了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已被载入中国革命文艺史册。这部作品后来又不断地被改编成电影、芭蕾舞剧、京剧、川剧、沪剧、越剧、粤剧、鼓词、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歌剧《白毛女》曾作为向中共七大献礼的剧目，它为夺取人民政权、巩固人民政权起到了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但是不可思议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有人攻击它是“极左路线的产物”，说什么黄世仁和杨白劳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网络上还有人说喜儿应该嫁给有权有势有房有地的黄世仁。这些错误的言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和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正义性，给我国的文学创作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歌颂地主，为地主鸣冤叫屈的文学作品，如莫言的《生死疲劳》、方方的《软埋》、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等等。这种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错误现象，说起来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除《白毛女》外，贺敬之还参与创作了多部反映解放区光明生活景象的作品，如秧歌剧《栽树》和《周子山》等，这些作品以其贴近人民生活的主题、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为中国戏剧艺术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

在著名诗篇《回延安》中，贺敬之用朴实无华而又感情真挚的语言，如“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抒发了他对母亲延安的一片深情。“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诉说着诗人的一片赤子之心。每当读着《回延安》的诗行，我们总能够感觉到诗中流淌着诗人对那片热土深深的眷恋与热爱，感触到养育一代革命者的延安精神。我也多次去过延安，沿着贺敬之的足迹，走访过宝塔山、延河畔、杨家岭、鲁艺旧址、南泥湾和桥儿沟等著名景点，深切感受到《回延安》中所彰显的延安精神。如今贺敬之的作品中所张扬的延安精神已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当满头银发的田华站在宝塔山下饱含深情地朗诵贺老的诗篇《回延安》时，依然让无数人为之动容，人们深深感受到了贺敬之的延安诗作和《回延安》中所彰显的延安精神的力量和艺术的魅力。

在延安的青春岁月里，年仅18岁的贺敬之还创作了经典之作《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该诗以饱满的热情和青春的激昂，反映了青年人对革命圣地的向往和对革命的热情。这首诗早已被视为经典，至今还在青年一代中传诵。在延安期间，贺敬之积极参加诗歌朗诵会，创作了《自己的睡眠》、《十月》、《雪花》等诗歌，诗人还以满腔深情和细腻手法，创作了反映农民生活的诗歌，如《小兰姑娘》、《红灯笼》等。这些诗篇同样受到大家的喜爱。

现在我们明白了贺敬之的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为什么都与延安有着不解之缘，这是因为贺敬之的创作深受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影响，他的作品和他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使他的艺术生涯与革命融为了一体。贺敬之在延安时期的文艺创作和思想、精神，彰显着这位杰出的诗人和伟大的剧作家对母亲延安的一片深深的眷恋和赤子之心。贺敬之，这位延安的赤子，他的名字和作品，将对当代文艺工作者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时代的歌手

贺敬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的创作进入了成熟阶段和黄金时期，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了大量的宏大抒情诗，以其特有的艺术气质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据了令人瞩目的位置，被誉为“开一代诗风”的诗人。

《十年颂歌》是贺敬之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创作的作品，它不仅是对新中国十周岁的礼赞，表现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面貌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而且通过其艺术形象和情感表达，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和主要生活内容，体现了作者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这首诗不仅在艺术上具有创新价值，而且在历史见证、革命理想传承、民族精神弘扬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

《放声歌唱》歌颂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反映了祖国山河和人民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是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创作的重要里程碑。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体现了时代精神，对后来的文艺创作影响很大。

《雷锋之歌》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诗坛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是当代政治抒情诗的一座丰碑。诗人写道：“一九六三年的春天，/使我们如此地激动!——/历史在回答：/人应该怎样生?/路应该怎样行?”诗人以雷锋的名义，给历史回答：“人呵，应该这样生!路呵，应该这样行!”这首诗通过精巧的艺术构思和富有哲理的问答，不仅描画了雷锋成长经历，提出了关于人生和道路选择的严肃问题，更是直接回答了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像这样重大的题材通过抒情与哲理的完美处理，抒发了时代之情、人民之情、革命之情，成功地塑造了雷锋形象。《雷锋之歌》不仅助推了雷锋精神的传播与影响，而且还为当代诗歌塑造英雄形象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西去列车的窗口》是一首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政治抒情诗，热情洋溢地表现了当代中国青年一代响应祖国号召，奔赴边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军，通过老战士与新一代青年的交流，展现了两代人共同的思想境界和革命豪情壮志，是社会主义伟大时代精神的颂歌。

《三门峡歌》是一首治黄英雄的颂歌。作品以“黄河女儿”这一拟人化的形象贯穿全诗，采用充沛的革命激情与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表现了治理三门峡工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展现了黄河的苦难、治理和未来的美好愿景。

《桂林山水歌》是一首赞美祖国壮丽河山的诗篇。它不仅展现了桂林山水的个性和美丽，而且还具有鲜明的蓬勃的时代气息。诗人娴熟地运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调子，语言自然流畅，音韵节奏和谐，传达出了桂林山水特有的美，显示了富有时代色彩的高亢豪壮之美。《桂林山水歌》以其意境音韵俱佳、思想艺术浑然一体，在贺敬之的抒情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贺敬之的抒情诗是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敏锐的时代意识写就的。它们的广为传唱，鼓舞教育了一代代中华儿女。贺敬之的抒情诗不仅在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被誉为“时代的歌手”。他的创作精神和艺术成就将继续激励后来的文学创作者。

三、人民的诗人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贺敬之的诗歌创作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了各个时期人民的生活和情感。如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乡村的夜》，就是反映旧社会人民苦难和揭露旧社会黑暗的诗集。又如在解放战争时期发表的《并没有冬天》、《朝阳花开》，是反映革命根据地人民新生活和歌颂光明的诗集。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多次出版的《放声歌唱》，歌颂了党领导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昂热情。他的著名作品《白毛女》、《南泥湾》、《回延安》、《雷锋之歌》等，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由于贺敬之自觉践行“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和“人民中心”的思想原则，他也一直被人们赞誉为“人民的诗人”。

贺敬之在新时期创作的诗歌，除了《中国的十月》和《“八一”之歌》等为数不多的几首新诗外，主要的大量的还是新古体诗。他于1976年接连写下《饮兰陵酒》、《赠诗友》、《题徐州绘画馆》三首新古体诗后，新古体诗创作呈井喷式增长。其实，贺敬之创作新古体诗始于1962年，《南国春早》、《访崖山》是他最早创作的两组新古体诗。《心船歌》是贺敬之在改革开放时期创作的新古体诗集，所以贺敬之在新时期诗歌创作上是以新古体诗为著称的。

无论是新自由体诗还是新古体诗，在贺敬之看来都要以人民为中心。贺敬之多次指出，社会主义诗歌天然要求争取更多的受众，它在本质上是属于人民的。他说，社会主义文艺要始终坚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强调“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流应当具备群众化这一重要特征”，“多数作品应当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其中质量高的应当并能够做到‘雅俗共赏’”。贺敬之的《心船歌》在新古体诗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主张上，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新的探索。他的《北来海鸥》，不仅是一首美丽的诗，更是一首充满力量和启示的诗。它让我们深刻体会到诗人对国家、对人民的深情厚爱，以及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和美好憧憬。《珠海渔女雕像》通过其生动的形象和细腻的细节，向世人展示了珠海渔民的生活和精神。从贺敬之的新古体诗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到一个革命诗人跳动着为国为民的心，倾注着一个人民诗人爱国爱民之情，达到了诗歌要抒人民之情、叙人民之事的目的。

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的长河中，有许多文艺家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中国文坛艺苑的天空。贺敬之就是这样一位在文艺的天空中熠熠生辉的大诗人、大剧作家。贺敬之被人们誉为“延安的赤子，时代的歌手，人民的诗人”。贺敬之的名字与那些激荡人心的诗篇和剧作紧紧相连，成为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

总之，贺敬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时期，都创作了许多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和精湛艺术价值的作品，不仅让人能够感受到涌动的诗情，更能够感受到洋溢其中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被誉为“时代的歌手”。贺敬之是一位有理想有信仰的社会主义大诗人，在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他还是一位享誉世界诗坛的大诗人，备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和尊重，被大家誉为“人民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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