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广洲：从两个“文艺座谈会讲话”透视精神塑造与文化使命

摘要：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有着一致的基本立场和主题。当下中国文艺界种种问题的根源都可以通过这两个“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得到正确认识：一是陷于形而上学思维，二是囿于谬误的“斗争哲学”，三是回避“最终目标”。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塑造新时代中国精神，就构成当代文艺工作的使命和目标。对此，重温两个“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主要精神，既有助于认识中国精神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也有助于走出当下文艺发展困境。

一、两个“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主要精神与当代中国文艺的使命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共同背景：在重大关键时刻，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一些跟不上我们党路线、方针、政策的不和谐声音，若不及时纠正，将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消极负面影响。2024年是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2周年，是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0周年。重温两个“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对我们充分认识中国文艺现状和塑造中国社会精神极其必要。笔者拟从两个“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主要精神出发，透视当代中国文艺的使命。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一讲话的精神和意义，应该说人们的理解是充分完整的。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什么人”是首要的，涉及文艺工作者的基本立场。共产党员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即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毫无疑问，两个“文艺座谈会讲话”有着一致的基本立场和主题，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倡导文艺创作方向——“为人民服务”。但是，同样必须认识到，两个“文艺座谈会讲话”面对的客观条件有所不同：一是它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二是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立场高度一致，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则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价值目标上都有明显差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针对的是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及他们的使命，因而对于错误思想尤其是国统区、敌占区的错误思想采取了坚决的批判立场。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针对的是党内外全体文艺工作者，面对着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背景。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刚蒙受重大损失，抗日战争也正处于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因此，我们党要进行战略再动员以实现向战略反攻的转变。但是，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当时对于抗日战争的根本路线、主体力量等都还缺乏明确认识，因而也缺乏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有效方法。与之类似，《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改革开放伴随着全球化步伐不断深入展开。解决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制度完善、文化塑造等历史课题以及突破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围堵，都需要我们党统一认识以凝聚全社会力量。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习近平的讲话不仅指出了我国文艺创作存在的问题，而且强调了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即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了认识偏差。习近平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出发，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充分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二、当代中国文艺困局的哲学透视

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文艺存在一系列问题。那么，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何在?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文化都是社会实践的反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上一度出现“伤痕文学”，这一文学体裁的一个发展趋向是持续否定我国的基本社会制度和发展方向，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使人们走向没有希望的未来。不尊重历史的“伤痕文学”，必将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反噬中国当代文艺，使新时代文艺愈发远离两个“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主要精神。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伤痕文学”开始表现为以“异化理论”为支撑的反思社会制度的文艺创作。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动荡，出现这种状况有一定必然性，但要避免“过犹不及”，否则就会走向另一极端，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以“反思”“批判”“否定”为主线的部分政论式电视片和90年代出现的以“平反”“暴露”“揭秘”为特征的“黑色文学”。

随着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部分人陷入迷茫与困惑，甚至质疑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动向反映于文学作品，便是充斥于电视屏幕的醉生梦死式娱乐片和蜂拥而上的古装历史剧。之后，市场经济发展刺激了“物欲”，“一切向钱看”成为一种新的价值评判标准，甚至原本备受观众喜爱的电视小品节目也日益走向低俗。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西方一些消极思潮开始泛滥传播，影响到部分知识分子，更影响到部分文艺工作者。由此，历史虚无主义登堂入室，开始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质疑、诋毁甚至否定。

任何社会都存在不同矛盾，都会选择不同发展道路。社会发展的主流总与社会发展趋势一致，在面对社会矛盾时，社会主导力量完全可以做出正确选择，引导社会大众走上正确道路。然而，正如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同时，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对此，邓小平早就反复告诫：风气如果败坏下去，经济建设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通过认真分析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在取得巨大成就同时遭遇发展困局，与不能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的27年发展历史密切相关。事实上，如何看待这27年的发展历史，本不是一个复杂课题——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等学说，已经为正确认识它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支撑。事实上，这里还涉及一个基本判断：肯定还是否定。按照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肯定或者否定一个社会，不只是简单的价值判定，而是内含对其基本矛盾的性质以及矛盾发展趋势的重大判断。不能认识到这点，就很难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就很容易在看待“历史的现实”时陷于困局。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事实上，当下中国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很多方面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揭示出来的事实相一致。由此，可以在哲学层面透视当下中国文艺界存在的三个主要“困局”。

第一，陷于形而上学思维。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矛盾的综合体和对立统一，尽管其性质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但在发展进程中也会因时因地受到矛盾不同方面的不同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的文艺呈现出其自有的责任与使命，但随着社会急剧变动，多种思潮也影响着文艺道路与方向的选择。为什么“伤痕文学”本是思考社会与人性、坚定“不折腾”的意志，但最终走向反思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从思想根源上说，这就是形而上学思维的作用。片面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的27年发展历史，这种“恶意否定”看不到事物发展全貌，割裂了社会发展走向。

自20世纪90年代初确定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我们一方面致力于探索、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力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道路，但另一方面也让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思潮影响了许多人，尤其是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在这一趋势下，一些人尝试将西方的市场经济规则套用到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方面面。但“西方的月亮”真的“最圆”吗!?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严肃指出：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的基本原则，但它在现实生活中却一再被曲解、忽略和违背。

第二，囿于谬误的“斗争哲学”。任何事物都有矛盾，而矛盾双方本就相互对立、排斥与斗争。事物的发展绝不可能仅由矛盾的一方(哪怕是主导方面)决定，而是像马克思、恩格斯说的那样，由“历史的合力”决定。因此，要正确认识和真正推动事物发展，就必须充分认识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这种斗争性——既要接受矛盾发展的斗争性，也要积极主动地进行斗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伤痕文学”之所以会从“好心疗伤”演变为理直气壮否定中国革命、建设乃至改革，正在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处于退让等消极状态，这既有敌对势力多种手段的影响，也在于囿于谬误的“斗争哲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种将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与阶级斗争理论简单归结为“只是为了斗争而斗争的‘斗争哲学’”在文艺界产生了极大影响，从而令很多人“谈斗争而色变”。但毫无疑问，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归结为“为了斗争而斗争”的“斗争哲学”，是严重的歪曲，也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极不尊重。众所周知，毛泽东从来都在团结中讲斗争和在斗争中讲团结，也即在对立中讲统一和在统一中讲对立。把一个极为清晰的哲学概念偷换成非哲学的政治概念，其用意之歹毒、用心之险恶，自是昭然若揭!面对这样的错误观点，如果缺少鲜明的态度、有力的批判，只会一步步丧失阵地，不利于迎接即将到来的更加险恶的斗争。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习近平强调的“坚持开展伟大斗争”，必须将相关思想精神落在实处。

第三，回避“最终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改革发展，民营企业在全国企业中的占比日益增加，少数人也产生出一种错觉：这代表着私有制的增长和公有制的衰弱。于是，面对着《共产党宣言》昭告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一论断，这些人也产生了困惑。

应该怎样理解我们的改革与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关系，是否可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对此问题的讨论中，有观点认为，《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是有前提的，即“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意义”指的是什么?有主张认为，它的意思是：这个私有制只是针对阶级剥削而言的，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为什么要强调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因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基础上，是私有制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也就是说，“这个意义”是针对阶级剥削而言的，而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是这种阶级。

如何解困?笔者认为必须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从哲学上澄清谬妄。我们决不能误读《共产党宣言》的论断，忘记了它的开篇所申明的：迄今一切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而这些阶级斗争实质上都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斗争。二是认识到生产资料私有制只能以阶级剥削的形式存在，而共产主义必然以消灭私有制为前提。尽管迈向共产主义的征程会很漫长和充满艰辛，但不能因此忘记共产主义最终会实现。

三、当代中国文艺的使命：塑造新时代中国精神

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就为何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提出了三点认识：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二是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是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和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三是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习近平明确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笔者认为，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二是中华民族有着生生不息、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沉淀了极其丰富的文化精神，在不同时代又有不同呈现。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理论界迄无定论，较普遍的说法有六种。第一，“刚健有为”，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是包括“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的统一体系，其中“刚健有为”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是总纲。第二，“礼”，认为中国文化的重心在人伦关系上，彼此互以对方为重，即礼让，以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安共处，如何友好地共同生活为先，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礼乐之兴，世界的未来必将是礼乐的复兴。第三，“人”，即仁，认为中国文化着重的是人，其特点是发挥人学，而“人者仁也”，“仁者人也”，故仁学即人学，就是讲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仁”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品质，是中华民族的最高的精神境界。第四，“天人合一”，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基本命题，意义在于要求解决“人”与整个宇宙的关系问题，也即探求世界的统一性问题，它是中国传统哲学所要论证的最后结论，是最基本、最一般、包容性最广的概念范畴，是含义最丰富的命题。第五，“人文主义”，认为中国文化非常重视人的问题，以人为本位，以人作为学说的目的，是尊重人的一种学说，它从关系中去体认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的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第六，“内在超越”，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内在超越，即中国人是到内心里去寻找真、善、美，找道德的根源，找价值。价值的源头是什么?“道之大原出于天”。如何寻找?“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走内在超越之路。内在超越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所以没有组织化教会可依，没有系统的教条可循。

以上六种说法对更加完整、深刻理解中国精神无疑极为有益，但是它们都难以找到充分的根据来确立中国精神。之所以如此，笔者以为，就在于它们只是从某一角度或某一立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精神进行概括，而远离了中国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对中国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中国精神的凝练，一定意义上说是各个时期中国社会实践和生活的反映。笔者在《毛泽东与中西哲学融合》一书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精髓或基本精髓有一个概括，即“中”(和“求中”)。这些归纳提炼的出发点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主义性质，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精神思想来源于社会实践。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都会形成特有的思想、性格和行为方式，渗透于社会生活各方面，从而不仅极大影响着现实社会生活，而且对社会发展走向具有决定性的导向作用。笔者把这样一种思想、性格和行为方式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称为这一社会的精神或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绵延发展数千年，历经了不同时期，但存在着贯穿于各个不同时期的一种民族精神，它可以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时，凝聚全民族力量、激荡全民族意志，引领全民族走向新的辉煌。

民族精神指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实质性的或属于民族文化和意识的核心的事物，它最能反映民族特性，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精神在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表现，因此既可以说，在不同历史时代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就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也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积淀就是其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具有时代性和传统性。传统性构成民族精神的主体，是一个民族过去的精神和历史的精神，时代性则是时代的反映，受制于客观的现实社会实践，建立在一定的传统精神基础上。民族精神的传统性构成民族的时代精神的基本要素。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一方面，民族精神从总体上包容了时代精神;另一方面，时代精神又是民族精神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民族精神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时代精神的持续融进和充实完善，时代精神表明了一个民族对于社会发展的适应和历史趋势的顺应，构成民族精神的历史长河。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没有优秀文艺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也只是“表面文章”，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的精神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创造优秀的文艺作品，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进入新时代，一切都在经历着历史转变，因此格外需要确认和把握时代精神。按照通常的理解，时代精神指体现于社会精神生活各领域的历史时代的客观本质及其发展趋势，或者说集中体现于社会意识形态中代表时代发展潮流、标志时代精神文明、能对社会生产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思想。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时代精神必须代表着或反映那个时代的客观本质和发展趋势;二是时代精神必然体现于或存在于那一时代社会精神生活的各领域。在此意义上，时代精神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时代性和社会性。时代性指时代精神代表了时代发展的趋势，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客观本质;社会性表明时代精神不是某一种学说，而存在于社会生活实践中，为全社会共同拥有。时代性和社会性是统一的，因此，不能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思想必然不能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而不能真正反映社会发展客观本质和代表时代发展趋势的思想，也不会为全社会接受。

从根本上说，时代精神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内在凝聚力，而社会主义中国的内在凝聚力则源自其宗旨和信仰。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和信仰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就是“为人民服务”。正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对党的干部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对全体人民的要求。作为全体人民的共同理念，“为人民服务”为我们在“一穷二白”的状态下凝聚人心、聚集意志、战天斗地、建设一个新世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转折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随之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实事求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变革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一个社会的现实精神生活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精神面貌和社会不同群体的精神面貌。在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坚持文化思想领域的“双百”方针、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批判继承、制定科技发展战略等方面，改革开放都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代中国不同社会群体从改革开放初的不同反应到一致赞同、积极参与、主动思考等的思想转化，也充分反映出实事求是精神的主导作用。

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一系列新挑战。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积累了一些矛盾，且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不同利益群体。如何摆脱困境，推动中华民族走向更高目标，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面对的重大历史课题。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再次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踏上了伟大新征程，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先进中国人的目标，但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这一伟大使命。中国共产党要肩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就必须锤炼出坚强的战斗意志。于是，从“八项规定”开始，到群众路线教育、强力反腐、全面从严治党等举措，步步相随、环环相扣，使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实现民族复兴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首提“民族复兴”口号的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实现这一目标，因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没有任何自身特殊利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之所在。

“人民幸福、民族振兴”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坚守宗旨的时代精神写照。在此背景下，当代中国文艺工作的使命就是：塑造当代中国精神。

（作者系教育部重点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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