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美国科技霸权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中美经贸摩擦及其战略思考

——基于生产率优势演进视角

杨玉华

自2018年美国发起以大规模增加关税为特征的对华贸易战，时至今日已经六年多了，其间又经历了近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战争的严重冲击，世界经济遭受严重挫折，并有进一步陷入“滞胀”的风险。中美经济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总体影响不大，成为世界难得的发展高地，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这种情况与西方经济理论是严重冲突和矛盾的。

一、西方经济学视阈下中美贸易摩擦的缘由及其失灵的原因

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中美经济高度互补、经贸关系密切是推动两国关系和平发展的客观条件。改革开放前，中美两国经济结构与资源禀赋存在巨大差异，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高，资本雄厚，技术发达，是第二次、第三次工业技术革命的主要源发国家，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资本短缺，技术落后，但劳动力富裕，市场潜力巨大，因而两国要素禀赋优势互补，国际分工合作潜力大，互惠合作的利益巨大。事实也确实如此，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以来，不仅双边贸易增长迅速，贸易额均居对方前列，而且双边投资也增长巨大，成为双方最主要的投资市场之一。截至美国对华贸易战爆发前的2017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高达5837亿美元，比1979年增长了232倍，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的7倍多，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占到美国进口市场的19%,而中国也成为美国居于前列的出口目的地，占到中国进口市场的8%,是美国飞机(25%)、汽车(20%)、集成电路(14%)等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农产品(57%的大豆、17%的棉花)的重要出口市场 。[1]美国对华出口商品多数属于高附加值产品，而中国对美出口多为发挥劳动力优势的低附加值的日常消费品和终端产品。中美双向投资从无到有，不断壮大。截至2018年底，双方投资额已经接近1600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达到851.9亿美元，在华美资企业约为6.8万家;中国对美投资存量为731.7亿美元。[1]另外，中国大量投资于美国金融资产，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相互交织的经济关系和不断发展壮大的经济交往规模，成为维系中美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压舱石、推进剂。

1.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与西方经济学的困境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日益密切、高速发展的经贸关系应该成为双方和平共处、发展友好关系的经济基础。但现实却是残酷的，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却在2017年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以后成为美国政府挑起两国关系摩擦、发动贸易战的最直接原因。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互补性强，增长强劲，但美方经常以贸易不平衡、汇率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为借口制造贸易摩擦。2017年特朗普上任之后，由贸易摩擦迅速发展为规模空前的贸易战。2018年4月3日，美国宣布对大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次日，中国政府对等值的美国商品增税。同年7月10日，美国又公布对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中国也被迫对美国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税作为反制措施。[2]至此，中美贸易摩擦总规模高达3600亿美元。虽然WTO组织于2020年9月15日裁定美国对中国的301关税非法，宣布特朗普政府对价值超过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是非法的，中美两国其间也经过十多轮贸易谈判协商，但美国对华贸易战并没有停止，相互增加关税的各种举措一直在上演。

美中贸易逆差问题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主要原因。如表1所示，1999～2021年美国对外货物贸易每年都是逆差，而且逆差呈现不断扩大之势。美国主要贸易伙伴除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多数呈现为顺差状态。2021年的数据显示，除中国外，贸易逆差较大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墨西哥(10.3%)、越南(8.4%)、德国(6.5%)、日本(5.6%)、爱尔兰(5.6%)、加拿大(5.0%)、马来西亚(3.8%)、中国台湾(3.7%)、瑞士(3.7%)、意大利(3.6%)、印度(3.1%)、韩国(2.7%)和法国(1.9%)。当然，中国大陆是美国逆差的主要来源国，贸易逆差3520.81亿美元，占到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32.5%。

从美国的国际贸易平衡和双边贸易发展趋势来看，贸易逆差规模增长到2008年后，由于受到全球性经济危机冲击开始下降，2017年特朗普上任之后，虽经过美国挑起的全面贸易战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冲击的三年，美国贸易逆差规模不降反升，到2021年达到历史新高，逆差845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逆差10903亿美元，服务贸易则是顺差2453亿美元。从中美双边贸易的情况看，中国从1999年的贸易顺差669亿美元扩大到2018年的3743亿美元，增长了4.65倍，占到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65.28%。经过贸易战和疫情严重冲击，规模有所减少，但到2021年依然保持了3348亿美元顺差的规模，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39.62%,其中货物贸易是导致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美国对华发起大规模贸易战的2018年，货物贸易逆差高达4173亿美元，占到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7.48%,占到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110.48%,2019～2021年，货物贸易逆差有所收窄，占比下降显著，下降了15.12个百分点，但双方贸易规模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缩减，依然十分可观。

(1)中美双边贸易存在巨大的不平衡，中国顺差巨大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最主要缘由

按照西方经济理论的解释，由于国际贸易本质上相当于物物交换方式，大体上交易双方应该保持平衡。如果双方长期存在巨大贸易失衡，不仅意味着市场存在严重不公平交换，而且说明贸易双方存在巨大利益失衡问题。由于中方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顺差，美方认为：一方面，中方在贸易中赚取巨额经济利益，美方在贸易中吃了大亏;另一方面，中方长期操纵人民币汇率市场，谋取不正当贸易利益。其实，这些理论解释与事实严重不符。首先，美中贸易之所以长期存在贸易逆差，不是由国际贸易理论上的一般双边贸易活动引起的，而是中国与作为充当世界货币的国家之间进行的特殊贸易活动所导致，即作为充当世界货币的美元，其发行与管理就会遇到币值稳定与长期贸易逆差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普通国家为了发展贸易，就必须保持足够的美元储备，才能维持满足美元结算和美元借贷信用的正常需要，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中，只有长期保持顺差，才能保持适度的美元储备;另一方面，充当世界货币的美元，发挥世界货币的职能客观要求其保持币值长期稳定，才能维护世界货币的地位和信用。只有美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保持均衡或者略有顺差，才能保持美元币值的长期稳定。美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数据也证明了该困境的长期存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仅长期存在，而且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美中贸易存在长期逆差，而且规模巨大，是因为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决定的。中国作为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和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需要庞大的美元货币储备以满足正常交易结算和信贷活动需要，中国长期成为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有其客观必然性。从经济利益的得失来看，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仅没有吃亏，而且赚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美国凭借对美元发行权的垄断和美元准世界货币的特殊地位，用发行成本几乎为零的本国货币换取巨额的中国商品，贸易逆差就是美国赚取的巨额铸币税。其次，美中贸易逆差的统计数据失真严重，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双边经济关系，严重夸大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得。国际贸易现行的数据是依据属地原则进行统计的，贸易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贸易双方的经济关系。中美贸易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由于双方生产力水平差异巨大，生产要素资源禀赋互补性强，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而且日益密切。不仅双方互为主要贸易伙伴，而且互为主要投资来源国。在产业间国际分工情况下，贸易顺差反映了一般贸易方式所形成的终端产品的贸易利益分配与流向，贸易顺差意味着该国在贸易中获取了绝对的经济利益。但如果贸易双方采用其他贸易方式，而且国际分工深入到产业内部甚至产品链内部的不同生产环节，终端产品的贸易数据就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贸易利益的分配与流向，这就需要深入到产业内部、产品内部分工价值链关系中才能发现贸易利益的流向与分配。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不仅是中国生产力发展推动的结果，也是跨国公司利用我国要素禀赋优势全球化分工布局的产物。在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作为中国长期以来对外贸易的主导形式，长期维持在50%以上的比重(只是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才降到50%以下的份额，但仍然是最主要的贸易方式),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中，加工贸易更是占据绝对的优势。中国现阶段贸易中有超过60%的顺差来源于高新技术贸易领域。最后，贸易失衡不仅有经济的原因，还掺杂了政治因素，出于对中国技术能力的防范与围堵的考虑，美国严格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对华出口，这些措施也加剧了贸易的不平衡。在加工贸易中，“中国制造”主要集中在价值链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有学者研究表明，外资企业出口贡献了57%的货物贸易顺差，中美贸易顺差只是传统方式核算值的48%～56%。[3]以中国生产的苹果手机为例，2010年，时任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I)研究员的邢予青和尼尔·德特尔特(Neal Detert)从增加值角度测算，在中国出口美国的19亿美元顺差中，扣除日本、德国等核心零部件供应商的附加值部分，剩下的贸易顺差只有7300万美元，不到统计数据的1/20,在中国生产的增加值不足全部成本的5%(其中生产商富士康获得利润的2%),苹果公司则从中国市场拿走全部利润的80%。[2]不合理的统计数据，把漂亮的顺差数据留给中国，把丰厚的利润转移去了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另外，美方统计数据错误把香港地区所有转口贸易都统计到中国大陆身上，而且统计标准和范围与中方不一致，导致其统计数据比中方统计数据高出20%以上，大约相差1000亿美元左右，夸大了美方的贸易逆差规模。

美国不仅从中美贸易中受益，而且在对华直接投资中获益巨大。据美国官方经济分析署统计数据，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在2000年只有590亿美元，到2021年增长到1182亿美元，增长了1倍，年均增速达到了3.36%,其占美国对外投资比重由1.58%提高到1.9%左右。①长期对华直接投资，使美国获得了巨额利益。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仅2017年在华美资企业一年销售额就达到7000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美方统计数据)的2倍，净利润高达500亿美元。[1]

(2)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第二个理由是中美知识产权问题

面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快速进步，知识产权问题成为美国制造贸易摩擦和冲突的最便捷的抓手。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和制造业大国后，“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强制转移技术”就成为美国挑起贸易冲突的重要借口。特朗普上任之后，2017年3月就启动了针对中国的“301调查”②,该条款是由美国政府发起、并由美国政府调查、审判并执行的单边执法活动，成为美国政府制造贸易摩擦、打压贸易伙伴、围堵特定企业、维护美国霸权利益的便捷的贸易救济工具，该做法遭到各国政府的普遍反对和唾弃。美国无视中国多年来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外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绩，裁定中国政府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及创新的政策措施对美国商业经营造成了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限制，悍然决定采取加征关税、限制投资等经贸限制措施，挑起大规模的贸易冲突。除了“301调查”之外，还有针对侵犯知识产权问题的“337调查”,针对他国知识产权和自主创新政策的“332调查”。知识产权优势是支撑美国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也是美国维护世界霸权地位和垄断利益的最便捷、最有效、最强大的贸易救济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届政府都非常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立法，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进步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方面的巨大作用，对科技研发投入的力度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和制度建设不断加强和完善。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力度持续加强，从2000年不足GDP的0.5%,提升到2016年的2.0%以上，“十三五”以来已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22年，投入总量迈上3万亿元人民币新台阶，R&D经费投入强度较快提升，跃上了2.55%的新高度，超过法国(2.35%)、荷兰(2.32%)等创新型国家。③知识产权立法不断完善，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基础法律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日益严格。2021年11月，国务院印发实施《“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为目标，以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线，围绕“加强保护”,提出了商业秘密保护、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机构建设、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建设、地理标志保护、一流专利商标审查机构建设等6个专项工程，[4]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知识产权的生产与应用。国家知识产权局2023年1月5日在北京发布的《2022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报告》显示，评价知识产权的三项指标我国均进入世界前十名：中国知识产权产出能力指数为81.21,排名全球第五;知识产权发展基础指数为83.07,排名第八;市场价值指数为74.40,排名第十。如图1所示，到2023年我国专利授权存量达到499.06万件，每万人拥有专利从2014年的8.69件，增加到2023年的35.40件，增长了3.17倍。世界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显示，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已经超越日本和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其中，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32.4万件，占发明专利有效量的比重超过四成，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9.4件，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不仅成为数量大国，而且质量上也迈进强国之列。[5]

正是得益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知识产权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激发了市场主体创新的积极性和活力，社会科技研发投入规模不断扩大，投入强度不断提高，科技产出也不断壮大，我国科技成果已经整体迈入创新型大国的行列。科技创新成果不仅体现在国内科技成果生产上，也体现在国际市场知识产权的交易中。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知识产权交易活跃，贸易额从2000年的20.48亿美元，第13位，上升到2018年的413.44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6]知识产权出口增长迅速，到2021年出口额迈上百亿美元新台阶，占世界市场的2.64%,位居第9名，[7]总体上进入知识产权出口大国行列。

(3)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重要借口

美中长期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事实，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美国向中国施压的主要缘由之一。西方经济理论认为，本币低估可以帮助本国企业获取国际市场竞争优势，促进本国商品出口。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和对美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操纵汇率问题就成为美国施压中国的最直接工具。针对汇率问题，美国长期指责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使本国出口产品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事实上，中国早在2005年7月就放弃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一次性升值人民币20%,并开始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此，人民币步入了升值通道。如图2所示，在美国以美元为基准的各主要贸易伙伴国本币汇率中，美元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汇率相对稳定，发展中国家除中国外其他国家的汇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贬值。印度卢比从2000年的1∶45贬值到2021年的1∶73.94,巴西雷亚尔从2000年的1∶1.83贬值到2021年的1∶5.40;墨西哥比索从1∶9.17贬值到2021年的1∶20.28。中国则从2000年的1∶8.28升值到2021年的1∶6.45。但人民币长期升值的趋势并没有阻止中国商品出口的增长，中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比例仍然一直在提高，美中贸易的逆差规模也没有相应降低。因此，中国贸易的顺差增长，跟人民币汇率低估问题无关，而是由其他原因导致的。

到2021年，中美双边贸易虽然经过贸易战的冲击和疫情影响，但双边贸易额依然高达7188.50亿美元(美方统计),仍然占到美国对外贸易的12.05%,位居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其中商品贸易额6578.80亿美元，占同期美国商品贸易的14.26%,中国是仅次于加拿大的第二大商品贸易伙伴。其中，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1525亿美元，占到美国出口的8.66%,美国进口中国的商品5053亿美元，占到美国进口的9.91%。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根本无法解释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基本原因及其结果，也无法预见到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事实上，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只是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贸易战背后隐藏着美国的战略焦虑和对其自身世界霸权地位及其利益深层次的巨大恐慌与担忧。

2.西方经济理论失灵的原因

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发展中大国与发达大国之间贸易规模超常规增长的长期趋势，更无法理解双边贸易巨额贸易逆差存在的长期性，因为西方贸易理论是从静态比较优势原理的视角解释和预见双边贸易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一般在初级生产要素方面具有优势，比如资源、劳动力方面由于市场化开发程度低，价格低廉，如果初级要素资源富裕，很容易借助于投资带来的成熟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转化为参与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大规模出口。但在要素价格均等化趋势的作用下，随着参与国际市场分工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国际竞争力不断削弱，当更具竞争优势的国家出现在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时，原有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优势就被取代，原发展中国家就会因竞争力丧失而陷入停滞，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初期，充分利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劳动力富裕廉价、资源环境成本低廉的优势，形成较长时期的价格竞争优势，在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绝对竞争优势，从而推动了纺织、服装以及一般制成品贸易方面的高速增长。但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政府未雨绸缪，把初期经济增长积累的财富转化为推动生产要素升级的条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适度超前发展，把人口规模优势转化成工程师、人才规模优势;大力投资基础设施，政府机构改革推动政府职能服务化转型，努力改善优化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推动生产资料更新换代，推动先进技术在生产、流通过程的应用和推广。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不断升级，中国在人才技术红利和制度改革红利不断扩散的驱动下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这给企业资本积累和技术升级提供了长期稳定的驱动力，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逐步从价格竞争优势延伸到质量品牌优势，再到核心技术、产品创新竞争优势。在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随着劳动力价格持续高涨逐渐丧失竞争力的同时，中高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形成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过程中得以巩固和扩展。所以，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竞争优势的丧失和东南亚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兴起，中国产业竞争力并没有削弱或消散，而是随着世界市场竞争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演进，形成了持续、韧性的强大市场竞争力。中国产业竞争力在政府引导下、在市场竞争驱动下不断从低端向中端和高端优势延伸，初级生产要素优势在转移和消散过程中逐渐被基础设施、人才和资本等中高级生产要素优势所替代，在市场竞争和企业发展内驱力的作用下，形成了动态的、持续的竞争优势，从而避免了因原有生产要素优势的丧失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正是中国产业形成了不断持续、延伸扩张的竞争优势，驱动中国商品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出口规模不断扩大;而强劲的出口增长，在国际分工中，又会带动相关产业上下游产品进口规模扩大和增长。因此，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规模不断扩大，对外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虽然人民币持续升值，但依然保持了对外贸易扩张和顺差持续高涨的态势。

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本币升值与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之间的矛盾。汇率作为国家调节对外经贸关系、维系国内外经贸关系平衡的主要工具，西方经济学把维系汇率均衡作为汇率调节与管理的理想状态，而均衡汇率需要影响汇率变动的经济条件处于稳定或者均衡状态。一般来说，决定汇率均衡的主要经济因素有：本外币需求均衡，对外贸易平衡，本币购买力稳定。实际上，汇率理论是对一般双边货币交换关系的概括与总结。而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一国最主要的汇率关系就是本币与作为准世界货币美元的汇率，而美元作为充当世界货币的特殊货币与一般货币相比具有十分突出的特殊性。美元不仅是世界大宗商品的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也是世界贸易结算、信贷的主要货币。如果一国只追求均衡汇率，那就无法满足美元储备作为国际金融信用担保的需要，也无法满足美元结算的贸易需要。普通国家适度追求美元贸易盈余，才能保持一定规模的美元储备，才能满足美元结算和国际金融信贷的需要。在国际金融实践中，特别是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为了稳定本币汇率，通常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而大国则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通过国家干预，稳定美元汇率。因此，西方经济学对于均衡汇率的假设条件与实践需要严重脱节。另外，西方经济学过分注重影响汇率均衡因素的现象分析，却完全无视汇率内部决定因素的分析，在汇率决定理论的分析模型中常常把货币数量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把均衡汇率作为既定的分析条件，这就导致西方经济学的汇率理论无法抓住货币运动内在的矛盾，无法理解货币价值长期的变动趋势。其实，汇率本质上就是两国货币单位所代表的商品价值量交换的比例关系，而商品价值量的变动才是决定汇率高低和变化的根本因素。决定均衡汇率的根本条件，首先取决于两国生产率关系的相对稳定，其次才是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相对变动的影响，就是货币购买力变动。至于两国货币供求关系的影响，外汇储备的变化、对外贸易平衡的变动都是影响汇率波动的外部因素，而非决定因素。中国本币升值的根本原因不是货币供求的变动，而是中国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在国际贸易中，由于本国生产率相对提高，按照国际价格进行贸易，依然可以获得超过正常利润的超额利润。由于生产率相对提高，不断强化了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贸易中，市场份额不断提升，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顺差也会相应扩大。人民币升值是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结果，只要生产率提高的积极影响抵消了美国加增关税带来的消极影响，即使在本币升值情况下，依然可以保持贸易的增长和顺差的扩大。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汇率理论，可构建如下汇率模型：lnR=C+αln(e/E)+βln(CPI/cpi)+γlns+ε(模型中R、e/E、CPI/cpi、s分别代表汇率、劳动生产率、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外汇储备),并用世界主要国家本币对美元汇率1980～2007年的经验数据进行计量验证，结果显示：该模型非常理想，劳动生产率变动影响显著，而且影响系数为正，物价指数变动影响也较显著，但正负影响难以确定，外汇储备变动影响不够显著。[8]

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中美爆发大规模贸易战期间的贸易现象。在爆发贸易战的2018～2021年的4年间，中美贸易仍然保持基本稳定，双边贸易额虽受疫情冲击略有下降，但2021年依然保持在7000亿美元以上，贸易逆差有所收窄，但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超过3000亿美元。虽然美国对货值2500亿美元的对华进口货物加增25%的高关税，但依然没有扭转贸易逆差的趋势，这种现象严重违背西方经济学原理，原因无他，就在于两国产业结构的高度互补性以及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生产率优势。如图3所示，这是根据两国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TFP)计算的两国TFP增速(单位%)差值图，1999～2018年，除2014年、2015年外，中美TFP增速差距始终保持了正值，说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美国一直是处于不断提高过程中，特别是2000～2009年，中国TFP增速与美国TFP增速差距是波动拉大的，而2010～2015年，两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差距不断缩小，甚至出现了两年短暂的反超，但2016年这一趋势得以改变，2016～2018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与美国继续保持较大差距。正是生产率强劲增长形成了持续的国际竞争优势，中美贸易增长和扩大不是汇率低估的结果，更不是市场均衡的产物，而是中国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力高速发展带来的竞争优势持续增强、贸易结构不断优化、贸易规模高速增长的产物。

二、生产率优势演进理论视阈下中美贸易冲突的解释

马克思生产率优势演进理论[9]总结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本质和产业壮大的微观基础，揭示了市场竞争优势的原动力就在于综合生产率优势。而生产率优势演进动态模型不仅从中美产业竞争优势关系的视角深刻揭示了中美贸易冲突发生的必然性，也为中国推动高级生产率优势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演进路径与发展方向。

1.马克思生产率优势演进理论及模型

马克思生产率优势演进理论强调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是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主导因素，也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的支柱。强调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物质基础，而生产率优势及其不断顺势演进则是驱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发展和企业不断壮大的微观依据。构成生产率优势基础的是生产要素优势，只有建立在生产要素优势基础上的生产率优势才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生产要素资源根据形成、累积难度以及支撑生产率优势的层次高低依次划分为初级生产要素、中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优势基础上的生产率优势称为初级生产率优势，建立在中级生产要素优势基础上的生产率优势称为中级生产率优势，建立在高级生产要素优势基础上的生产率优势称为高级生产率优势。根据构成生产率优势产业的要素禀赋结构关系及其特点，如图4所示，本文把生产率优势依次从低到高划分为五个层级：要素禀赋优势、生产优势、资本优势、技术优势和知识产权优势。[10]以后发展中国家为例，从要素禀赋优势转为生产率优势的最初逻辑起点，就是发现本国具有优势的生产要素禀赋资源，借助于外国资金、成熟技术和市场经验等外部资源，形成基于生产要素价格的产品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随着国内资金积累、技术和经验的成熟，推动本国生产率优势从要素价格优势提升为产品生产优势;随着国内资金的不断雄厚，可以利用资金优势构筑产品生产的技术、品牌以及管理和研发团队等新的产品链优势，推动企业朝着技术生产率优势转型;在资金、技术、人才与创新能力的加持下，推动企业把新的科技转化为知识产权，不断累积知识产权方面的垄断优势。在生产率优势形成与升级过程中，政府扮演了新一层级生产要素资源开发、积累和汇聚的政策引导，以及公共产品与服务支撑的角色，而市场则通过优胜劣汰把生产要素资源尤其是优势要素资源配置到具备生产率优势的企业中，通过生产率优势的竞争逐步淘汰落后企业，并替代丧失优势的生产要素资源，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拓展新生产要素优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空间与机遇，不断发展和壮大优势生产要素资源支撑的产品生产率优势，从而推动生产率优势不断演进与升级。

从不同层次的生产率优势的市场结构来看，低级生产率优势主要分布在传统产业领域，由于技术成熟，产业标准较为稳定，产业进入的门槛低，要素优势很容易转化为生产竞争优势。因此，除了由于自然条件和矿产布局形成的自然垄断外，该阶段市场竞争充分，产品附加值较低，处于该层级的产品生产率优势主要表现为要素价格竞争优势和依靠产业链内部分工协作获得的规模优势。在中级生产率优势阶段，优势产业或产品主要分布于高端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核心零部件环节和新兴产业规模化扩张中的低端产业链环节，由于该阶段对技术要求高、对资金需求大，要求产业链全球化分工协作整合能力强，产品进入门槛较高，只有具备资本优势的国家，才能通过市场化手段获得新技术大规模应用专利的授权和许可，通过企业研发投入，不断在技术应用方面进行创新与整合，进而对产业链进行创新与整合，从产品、工艺、技术到装备进行迭代创新，从设计研发、生产、管理营销到售后进行整合，从质量、品牌到技术路线不断创新提高，逐步形成市场化核心竞争优势和品牌主导影响力。该阶段生产率优势主要表现为专业化分工优势、差异化竞争的品牌优势和高度集中的市场垄断优势，一般产品核心竞争优势显著、市场占有率高、品牌影响力大，成为市场主导产品和质量品质的信誉保证，产品生产、销售的规模效益显著，附加值较高。在高级生产率优势阶段，是以科学知识创新及其在市场中应用形成的生产率优势，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优势和技术垄断优势，因二者都具有高度垄断的市场特点，因而该阶段产品市场容量十分狭小，一旦垄断被打破就会迅速被中级生产率优势和初级市场优势所取代而陷入破产境地，要保持持续的垄断地位就必须通过大规模的研发投资和持续创新维持知识产权优势和技术的垄断，因此，该阶段产品具有高附加值、高投入和高风险的产品特征。

2.生产率优势演进理论视阈下中美贸易冲突的诠释

从中美贸易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的生产率优势态势看，中国处于初级生产率优势阶段而美国处于高级生产率优势阶段，二者层级差距大，互补性强，几乎不存在市场竞争和摩擦的条件。从中美贸易发展来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除了具备较为完整工业体系的工业化基础外，更多的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庞大劳动力规模及其低工资、低物价形成的几乎无限供给的超廉价的生产要素资源。改革开放通过引进外资，解决了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带来了成熟技术、世界市场信息以及经营管理经验，把生产要素资源优势转化为价格竞争优势。在“三资”企业参与国际贸易高速增长的示范效应影响下，激活了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对外贸易的原动力。在完整工业体系的外溢影响下，在国内市场需求的拉动下，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中国轻纺工业迅速在20世纪崛起，在国内房地产、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高速发展的带动下，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迅速崛起，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中国制造业全面崛起。中美贸易在中国制造业发展壮大过程中随之不断扩张，主要因为两国的要素禀赋资源差距大，制造业彼此优势互补性强，美国迅速转变为中国传统制造业的主要投资、转移产业国，高科技产品和关键零部件出口国;而中国则成为美国日用品产品的最大出口国。中国“出口一列车数亿件衬衫换回一架波音飞机”,这就是当时中美贸易的形象写照。中国凭借质优价廉的中低端制造业产品满足了美国普通百姓的日常消费，在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丰富多样廉价消费品的同时，也平抑了长期以来的通货膨胀，给美国带来长期低物价的消费红利。中国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世界市场信息和渠道，在发挥中国生产要素资源优势的同时，为中国企业对外贸易和“走出去”积累了资金、技术和经验。中国企业在学习、吸收和借鉴中利用本地生产要素资源优势，先后形成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率优势和资金密集型产品生产率优势，在中国产品走向世界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过程中做大做强。该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美国制造业则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美国凭借对华投资和对华贸易充分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形成的发展红利，赚取巨额利润，据估计仅美国几大投行在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投资，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就净赚数倍于投资的上千亿美元的回报，而且长期分享质优价廉中国产品进口带来的低物价的贸易红利。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切实的经济利益和贸易红利。

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政府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研发投入力度大幅度提高，高等教育优先发展和大规模扩招形成的人才红利逐步显现，政府结构改革和服务型职能转型逐步取得显著进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创新创业环境更加宽松，科技创新、效率提升、质量变革正在成为生产率优势演进和提升的深厚驱动力。中国制造业在做大规模的同时，逐步在技术生产率优势领域和知识产权领域与欧美发达国家领先优势的差距迅速缩小，在一些行业和领域已经取得局部突破。比如在超级计算机、空间站、核电站技术、卫星导航系统和量子技术方面，中国打破了美国的长期垄断，取得了核心技术的突破，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根本转变。《凤凰网》2023年3月17日报道，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报告[11],中国在大多数关键领域和新兴技术方面逐步形成了领先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优势，成为国际领先的科技大国。在该研究所追踪的44个关键技术领域中，中美两国是在关键技术领域居于绝对领先地位的科技大国，中国已经在37项中占据全球领先优势，其中包括国防、太空、机器人、能源、环境、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先进材料和量子技术等;美国则在大多数技术中排名第二，只在高性能计算、量子计算和疫苗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正是由于中国生产率优势不断演进与持续升级，中国产品在初级生产率优势基础上做大贸易，在中级生产率优势基础上成为贸易强国。进入新时代，中国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正在逐步落实，中国产品在高级生产率优势阶段从高端生产要素价格优势发力，向生产优势迈进，向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推进，在很多高端制造业领域逐步崛起，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在新兴高科技战略领域不断取得进步。在中国产品和技术取得突破和优势的领域，不断打破欧美发达国家的长期垄断地位，把长期以来高高在上的垄断产品逐出高额垄断利润的伊甸园，成为市场化竞争的大众产品，在为消费者带来福音的同时，也为发挥我国规模化生产和超大型消费市场优势提供了条件。中美贸易摩擦正是在中国产品向高级生产率优势演进与升级过程中发生的。中美生产率优势由原来的高度互补垂直型迅速向平行竞争型转变，生产率优势的摩擦和冲突在所难免。随着中国在高级生产率优势阶段逐步崛起，中美生产率优势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会更加尖锐。中美贸易摩擦由局部、间歇性的摩擦发展为大规模持久贸易战，是两国生产率优势由高度互补性转变为冲突与对立的必然结果。

知识产权优势和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优势是支撑美国全球霸权和超强国家竞争力的两大支柱，维护知识产权优势和核心技术优势关乎美国霸权地位和霸权利益，也关系到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和主导权力。中国在高级生产率优势领域的持续冲击和逐步崛起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地位和霸权利益。对于侵犯、削弱和挑战其霸权及其利益的潜在对手和现实对手，美国向来是不遗余力、不择手段、毫无下限地进行打压、围堵和遏制。当年特朗普政府不顾两国经贸关系互惠互利的客观现实，不顾中国改善两国经贸关系的诸多努力和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日益完善和严格的事实，公然对抗世贸组织原则与规则，悍然发动全面贸易冲突，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生产率优势的冲突所形成的巨大利益的根本对立，是关系到两个大国国运与前途的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全方位的博弈和竞争。对此是不可能用西方经济学原理进行解释和说明的。美国挑起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汇率问题、贸易逆差在内的贸易摩擦和冲突，其根本原因在于遏制、围堵、削弱和打压潜在和现实的竞争对手，逼迫对方陷入汇率陷阱、知识产权陷阱和国际贸易失衡陷阱，从而破坏对方经济稳定和外部经济环境，扰乱对方发展战略和规划，打断生产率优势演进趋势，锁定对方发展路径与趋势，最终消除潜在竞争对手和现实竞争威胁，从而维持既有霸权地位和霸权利益。美国利用贸易战成功地打掉了日本向高级生产率优势演进的条件，遏制了日本生产率优势的追赶势头，消灭了日本在高科技领域对美国形成的挑战，把日本生产率优势牢牢锁定在次级的资本和技术优势领域长达40余年。贸易战是美国遏制开始挺进高级生产率优势对手的有效工具，在应对德国和日本战后崛起、韩国崛起挑战时屡试不爽。但在遇到中国这个与众不同的强大对手时却失效了，虽然对我国发展环境和经济稳定造成了很大冲击和挑战，但我国经济凭借规模巨大和体系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逐步汇聚的高级生产要素资源规模优势，不仅维系住经济稳定，而且保持了向高级生产率优势演进的趋势和发展态势。美国借助对华贸易战讹诈掠夺中国发展利益、压迫中国在重大战略上让步、锁定中国生产率优势的企图和目的一个都没有达到。面对贸易战失效失灵的尴尬结局，美国政府开始撕下贸易战的外衣，对崛起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和高端制造业以及代表未来产业的人工智能、信息安全、6G等领域进行全面封堵和精准围猎。大规模贸易战就转变为对中国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的重点围堵的科技战。

三、中美高级生产率优势阶段竞争的长期性

中美产业发展在生产率高级优势阶段不期而遇，而美国长期盘踞在高级生产率优势垄断地位，不仅拥有该产业阶段的知识产权优势，还利用对该产业核心技术的垄断，在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布局和发展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中国则是利用美欧等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和技术全球化扩散以及产业布局外溢获得外源型驱动力，逐步从要素禀赋价格竞争优势发展为生产优势，再从生产优势演进为资本、技术优势，从中低端生产率优势逐步实现了在高级生产率优势阶段的部分突破，从而打破了美欧对部分高端产业的长期垄断。而真正要在生产率演进路径方面实现逆袭，形成内源式生产率优势自上而下的演进，形成巩固的高级生产率优势地位，则需要长期的发展过程。

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较高层次生产率优势国家建立紧密经贸关系，是顺势接受内源式驱动生产率优势资源外溢、扩散和转移的唯一途径。我国生产率优势演进路径属于典型的外源式驱动发展模式。所谓外源式生产率优势演进路径，本质上是摸着前人的石头过河式的创新驱动，也就是通过对已有创新知识及其应用的吸收消化和集成，进行再创新的活动。此类创新活动，由于创新目标已经十分明确，创新知识或者路径已经基本明了，而且已经出现垄断性市场应用，市场应用价值重大而且确定，因此，该类创新活动可以通过行政化手段或者市场化措施进行推动并达成。首先，通过行政化手段达成的创新活动，一般是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目标，一个国家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物力、人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试验和创新检验，但投入成本与科研成果绩效较低，常常不具备市场化推广条件。其次，对于市场应用广泛、经济效益十分突出的创新活动，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引导而实现。此类创新活动由于投入产出效率高，科研成果市场化前景巨大，有条件的企业愿意为该类活动进行大规模研发和生产实践以及市场化检验。中国目前生产率演进遭遇众多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的所谓“卡脖子”问题，其实都属于外源式驱动创新路径所需要的创新活动。正是中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崛起，让长期占据高级生产率优势垄断地位的美国开始担忧，2015年我国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更使美国看到中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长期规划和战略布局。中美贸易摩擦就是美国利用中美长期存在贸易不平衡问题对中国的集中发难，其指向就是阻止中国发展高端制造业的计划，阻断中国向高级生产率优势的演进趋势。其中贸易战大规模发起前所发布的对中国高科技企业中兴和华为的精准围猎和打压就是中美高科技领域的前哨战。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已经在5G通信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中国企业拥有5G专利技术占到全部有效专利的33%左右，成为排名世界第一的国家。通讯网络技术长期以来是美国主导的第三次工业技术革命的核心领域，是支撑美国信息情报技术优势的基础，也是支撑未来新兴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产业的基础。严防死守信息技术的主导和领先地位是维持美国全球霸权和科技优势的底线，美国决不允许中国企业的挑战和威胁。贸易战不过是美国借助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拿得出手、冠冕堂皇的借口，也是围堵、猎杀追赶者最有效的经济工具。在美国发起大规模对华贸易战的围堵过程中，中国政府逐渐看破了美国的战略意图，采取了不挑起贸易战、不畏惧贸易战、积极稳妥迎战的姿态，不仅没有退缩、妥协，而是积极迎战，经过五年努力，中国经济发展势头不仅没有遏制，而且在高级生产率优势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和进展，在中级生产率优势领域的优势得以巩固和牵引。

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其实质就是美国以中美贸易不平衡为借口，借助于知识产权优势和美国霸权地位打压我国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阻滞中国高级生产要素优势的生成和汇聚，干扰和破坏中国向高级生产率优势演进的环境与条件，打断中国转型升级路线和战略，使中国发展锁定在中低级生产率优势层次上，从而确保美国在高级生产率优势产业的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维持美国长期的全球霸权地位和霸权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仅摸清了阻碍和限制中国向高级生产率优势演进的技术瓶颈和关键领域，而且针对制约中国生产率优势演进的这些重大技术难题，分别采取举国体制和市场化引导政策进行破解，就其政策效果来看，还是十分有效而得力的。中国在很多工业生产关键领域的突破，打破了美国对中国形成高级生产要素优势的阻断效应，以举国体制打破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围追堵截;在高级生产率优势产业部分领域取得突破，在制约高端产业的关键技术取得决定性突破，逐步打破美欧发达国家在高级生产率产业的长期垄断地位，削弱了支撑美国霸权地位的物质技术优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围堵形成的巨大发展威胁，降低了美国利用知识产权优势、金融霸权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主导地位对中国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破坏活动和威胁程度。

从发展现状来看，中国正处于由中低级生产率优势产业向高级生产率优势产业攀登的关键时期，高级生产要素资源已经初步形成和汇聚，但高级生产要素优势尚未形成，由高级生产要素优势推动的高级生产率优势产业只是在一些产业和部门取得突破，而美国还牢牢把控着新兴高科技产业基础产业的关键技术和高端产业关键核心零部件的生产和布局。比如高端芯片生产设计所必需的关键制造设备、设计工具、高端芯片生产制造还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中。而这些基础产业的发展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关系到新的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也关系到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6G通信技术的产业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和推广，关系到一个国家在未来产业的战略地位和产业布局，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与命运。而美国在贸易战失灵后，借助“长臂管辖”“治外法权”等超经济的世界霸权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全面封堵和重点阻击相结合的策略，其目的就在于借助其在高级生产率阶段的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垄断优势阻断中国向高级生产率优势演进的外驱活水，大搞友岸外包，拉帮结派，对中国产业脱钩断链，破坏中国产业的发展国际环境，拆散中国产业全球供应链，恶化中国企业的对外贸易条件，精准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阻滞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高科技产业美强中弱的现状，美国不计代价不择手段阻滞打压中国产业发展的残酷现实，内源式生产率优势演进路径生成的复杂性，都决定了中美在高级生产率优势领域竞争的长期性、复杂性。

四、中国高级生产率优势产业崛起的战略思考

在21世纪前十年，中国高级生产要素初步呈现出规模化汇集的显著特征：中国已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规模第一、科研队伍第一的大国，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科研产出规模(科研论文和发明专利授权在数量上均居世界第一)世界最大，在新技术推广与应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新四大发明”应用成为引领新科技生活的潮流，在交通运输装备、工程机械、医疗设备、通讯设备等一些高端制造业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在新科技5G、量子通讯、空间站、卫星导航、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开始登堂入室，成为新一代科技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但现阶段，中国高级生产率优势产业发展基础还比较薄弱，高级生产要素优势还不够突出，对生产率优势的支撑条件和动力还严重不足。为此，要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职能和优势，逐步把生产率优势着眼点从国内资源、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和全球资源，把国内人才优势、资金优势、市场规模优势、产业体系优势与制度优势结合起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教育生产力和制度生产力，打造世界一流营商、创新创业环境，不断汇集和塑造高级生产要素优势，推动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在中国大规模兴起和率先应用和推广，以创新推动中国生产率优势演进路径由外源式驱动转型为内源式驱动，以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生产率内源式演进条件的生成要遵循创新规律，要适应科学发现及其应用的趋势。科学发现及其应用的发明并不是普通人都能实现的，而是只有少数善于学习、善于积累人类知识和发现方法，能够多方面多维度吸收、借鉴、反思和批判前人知识和方法，善于理论应用于实践并与实践结合的人才能承担起知识发现和技术创新的任务。由于知识发现和技术创新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坚持，需要时间、精力、知识和经验积累，而且失败概率远高于成功，因此，创新是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的事业，不仅需要长期的物质支持，也需要持久的坚持和努力，需要付出长期的专注和高涨的精力，仅靠经济激励或者竞争压力是无法胜任的，还需要对研究对象有高度的热爱和兴趣。创新不仅仅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和环境，更需要从兴趣出发，培养对创新的高度责任和信仰，创新需要终生的付出与努力。创新由于高风险与高投入，而回报常常是不确定的，因此，创新需要高强度持续投入，仅凭市场经济机制是无法解决全部问题的。创新无法用僵硬短期的考核制度进行激励管理，短期的激励只能对短、平、快改进型创新发挥作用，而对长期、重大、原始创新是适得其反的。创新的前提是要保障创新主体有尊严体面的物质生活，而且要理解和宽容失败，创新是长期的战略性使命。内源式演进路径本质上是创新驱动的生产率演进路径，而原始创新，特别是颠覆性重大创新无法用行政化手段或者市场化机制创造出来。

1.尊崇创新与人才，为新科技革命的源发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活力

中国高等教育经过25年的规模扩张，已经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据有关部门统计，2022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4655万人，毛入学率从1999年扩招时的不足5%,提高到59.6%,[12]中国人口规模优势已经转化成为人才规模优势。每年的大学毕业生规模突破1000万人，其中STEM(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毕业生超过了600万人，从事研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已经超过600万人，连续9年位居世界首位，专业技术人员接近8000万人，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专业门类齐全的人才资源。[12]人才资源规模优势是我国最突出的资源禀赋优势，要充分发挥人才作用，必须把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落到实处，把尊重知识、尊重创新和尊重人才作为全社会的价值信仰，把宽容失败、允许试错、包容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发现作为学术界和人才工作的最高原则，彻底打破学术界党同伐异的圈子文化，彻底破除以资格、权位、资源、帽子作为人才评价的不良倾向，为各类人才的成长和创新提供富裕、宽松、和谐的科研、工作和生活环境。

2.推动科技体制全面深化改革，为科研人员创新创业创造宽松的科研、创业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大科研投入，加大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推动国家创新型转变，为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聚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为目标，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9月印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截至2022年3月，该实施方案部署的143项科技体制改革任务均已全面完成，中国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影响科技创新发展的体制障碍基本清除，科技管理效能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活力逐步释放。中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连续多年保持较高增长，投资强度不断提高。R&D投入力度从党的十八大之前占GDP的不足1.0%,逐步提高，2022年达到2.55%,投资规模迈上了3万亿元新台阶，[14]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与世界水平相比，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已经接近OECD国家平均水平(2.67%)。科研产出规模迅速提高，已经连续多年三大科技论文索引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发明专利授权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产出质量也逐步提升，已经达到创新型国家平均水平。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2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显示，中国的科技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11位，已经连续10年保持排名稳定上升势头，成为迈入创新型国家的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科研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跟随性科研成果多，颠覆性科研成果短缺;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原创成果严重匮乏，特别是支撑新兴产业的重大原创成果十分短缺，对产业创新的支撑能力严重不足。因此，科技体制改革还在路上，还要在配套制度机制方面，在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和落实环节、执行细节上进一步解放科技生产力和人才生产力。

3.继续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分层因材施教管理，助力杰出人才培养

自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中国建立完善的三级学位培养体系为改革开放培养了数以亿计高层次人才，成为推动生产率优势演进的主力军。截至2022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学规模突破45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60%,超过很多发达国家的录取率。高等教育优先发展深得人心。中国用20年的时间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和普及化教育的两大历史跨越，用较低的财政投入，办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把中国人口红利及时转化为人才红利，数以亿计的高层次人才队伍成为推动中国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生产率优势不断演进的强大驱动力。人力资源巨大的规模优势成为中国生产要素禀赋的最大特色和优势，成为支撑中国生产率优势由低级向中高级演进最直接的支撑力量。

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和智力资源，也为中国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中国高校以不到全国10%的研发人员、不到全国8%的研发经费，承担了中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和60%以上的重大科研任务，获得了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15]据统计，在2012年到2018年国际学科评估中，中国高校进入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前1%的学科数从279个增加到了893个，学科进入ESI前1%的高校从91所增加到了219所。[15]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存在一些短板和问题，最突出的挑战就是“钱学森之问”——中国高等教育难以培养出世界杰出的创新型人才。就连久负盛名的清华、北大等中国名校也几乎沦为美国名校的留学预备班。主要原因：其一，高校管理体制的过度行政化，造成行政权力对学术研究的过度干预和干扰，导致高校学术活动行政化，科研资源向权力集中严重，科研项目过度计划化，严重违背科研规律。其二，高校评价和管理过度同质化，造成高校从招生、科研项目到资源分配行政化和等级化，造成人才培养和评价的等级化，难以造就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多元化人才。其三，“五唯”现象严重，学术界圈子严重，学术资源配置严重不公和不均。人才评价和激励过度指标化、短期化，造成“五唯现象”严重，特别是过度崇洋媚外，盲目崇拜国外学术期刊、学术经历，过度看重期刊评级、项目、奖励等级，而忽视对学术成果自身创新性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力的长期考量。其四，高校教师学术环境不够宽松，难以专心做科研。学术研究本身就是更高层级的艰苦探索工作，如果没有殷实的收入水平、安心的工作条件、安静的工作环境，难以长期专注学术研究。

4.着力营造世界一流的生活、工作和科研环境，培育和汇聚世界一流英才

过度行政化的管理体制、金字塔等级森严的资源分配模式、繁琐的资料报批制度、复杂的人际关系、过度竞争的学术环境都在层层加码日渐严峻的科研环境，不完善的公共服务和配套生活设施、较低的薪酬体系都在加重高校科研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因此，要继续推进科研体制和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理顺高校内部科研、教学与行政的关系和职权，理顺科研、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和地位，要切实突出高校教师的主体地位、科研人员的主导作用，弱化高校行政管理的权力和地位，弱化市场化对科研人员的干扰和冲击，让高校资源、社会资源真正配置到愿意做科研、有能力做科研的教学科研人员身上，让高校所有资源、社会权力围绕“育才造士”转，而不是围绕人际关系和权位转，提高高校科研人员的入职门槛，降低高校科研人员的考核频率和竞争压力，给高校教师一个宽松、静心的工作生活环境，给科研人员潜心、安心和静心做学术的条件。

世界人民苦于美国霸权久矣!美国依靠高级生产率优势的产业垄断地位，长期攫取高额垄断利润，瓜分各国生产率优势演进与技术扩散的红利，凭借知识产权优势和世界货币的垄断地位维持霸权地位及其利益。而中国在高级生产率产业的崛起、在部分知识产权领域的不断突破打破了美国的垄断地位，削弱了美国的霸权利益，动摇了美国霸权地位的物质技术基础。在维系美国霸权的长期实践中，凭借知识产权优势和高级生产率优势的垄断地位，利用贸易不平衡借口挑起贸易战，已经成为美国打压、消除竞争对手屡试不爽的惯用伎俩，但贸易战在遇到中国这个强大对手时却不灵了。中国不仅顶住美国穷凶极恶的极限施压和花样繁多的战略讹诈，稳住了经济发展的基本盘，而且在部分高端制造业领域实现了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六年贸易战，历练了中国企业的抗压经验，砥砺了中国人独立自强的奋斗精神，磨炼了国家的创新体系与制度，检验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坚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经过六年潜伏和艰苦卓绝的创新与创业，最终完成高端手机制造业软硬件的国产替代，打破了美国在高端手机领域的围追堵截，实现了5G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中国在高级生产率产业的不断突破和产业优势的不断演进，让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长期趋势和美好前景。假以时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高水平开放战略的全面落实，教育、科技、人才、制度生产力进一步释放，中国高级生产要素的资源优势进一步汇聚，以创新驱动为特征的内源式生产率优势演进趋势逐步生成，内外驱动共同发力，不断生成和巩固高级生产率产业优势、技术优势和知识产权优势，美国妄想通过脱钩断链、科技围堵阻断中国生产率优势演进路径与趋势的战略企图终将彻底落空，以新科技革命的源发和大规模应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在新科技革命浪潮中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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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玉华.剩余价值理论的创新与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

[11]“44个领域，中国竟领先大半?” 关键技术竞争格局曝光[EB/OL].(2023-03-17)[2023-11-25].https://newshtbprolifenghtbprolcom-s.libdb.ucass.edu.cn/c/8OEcq7SiiRa.

[12]教育部.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9.6%[EB/OL].(2023-01-17)[2023-11-25].https://wwwhtbprolgovhtbprolcn-p.libdb.ucass.edu.cn/shuju/2023-01/17/content_5737412.htm.

[1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EB/OL].(2015-09-24)[2023-11-25].https://wwwhtbprolgovhtbprolcn-p.libdb.ucass.edu.cn/guowuyuan/2015-09/24/content_2938314.htm.

[14]国家统计局解读：我国R&D经费投入迈上3万亿元新台阶[EB/OL].(2023-01-20)[2023-11-25].https://wwwhtbprolgovhtbprolcn-s.libdb.ucass.edu.cn/xinwen/2023-01/20/content_5738201.htm.

[15]董鲁，皖龙.扎根中国大地奋进强国征程——新中国70年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历程[EB/OL].(2019-09-27)[2023-11-25].https://wwwhtbprolchsihtbprolcomhtbprolcn-s.libdb.ucass.edu.cn/jyzx/201909/20190927/1829961780.html.

注释：

①数据根据美国数据分析局数据库《U.S.Direct Investment Abroad:Income Without Current-Cost Adjustment by Detailed Country(2009–2019)》《U.S.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Abroad on a Historical-Cost Basis:Country Detail by Industry,2021》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②就是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到310节条款进行调查。“301条款”是美国贸易法中有关对外国立法或行政上违反协定、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采取单边行动的立法授权条款。

③国际比较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官方网站数据库，最新数据为2020年。

(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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