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渗透到所有领域里面，经常起决定性作用;资本形成垄断，进而反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常态之一。我们在当代世界的各种决定和决策中，听到的多半是资本和市场的需求，而很少听到普通人的声音。因此，除了要强调对市场的监管之外，我们还要强调市场必须镶嵌在其他社会关系网络内部。政治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不能被替换为市场的问题。

2012年夏在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社会研究中心，汪晖教授曾与该中心主任马哈茂德·马姆达尼教授就晚近非洲的政治危机、中国的责任以及如何解释新的冲突，进行了深入讨论。马姆达尼认为，现在每个人都在说，中国正在成为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但同时大家却又不清楚，中国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秩序。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抗美援朝胜利60周年之际，汪晖教授发表长文重新思考这场战争。这是一篇与近年来比较流行的权威著作展开全面对话的文章。提出了新问题、新材料和新视野。全文不仅重新分析朝鲜战争历史，回答诸多焦点问题，更是提出对战争与政治的看法：人民战争向国际主义战争的转化及其终结。引出对于当下的焦虑：今天该如何制衡帝国主义的霸权体制？

无论是东西文明的论辩，还是科学与人文的区分，问题的中心都涉及对于公理或普遍主义与支配的判断。在殖民主义、国家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浪潮中，章太炎断言所谓"公理"与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殖民主义条件下产生的"文明化"过程、在现代知识及其体制下形成的对个体的操控，都是公理化的支配形式。

2013年10月16日，南京市长季建业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这里重新刊发于2005年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和2007年撰写的补充调查。这两个报告中涉及的通裕纺织集团公司的改制及其严重问题就是在季建业担任扬州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发生的，他也是文章中涉及但在正式发表时隐去姓名的当时的扬州市领导人之一。

我认为我们面临着两重挑战，一重是专业主义，因为大学，学术机构，大部分学者将他们限制在他们各自的领域，现在这种学术机构鼓励你这么做，给你提供金钱等等，人们没有了参与更广的、公共问题的激情;另一重挑战是来自大众文化的，尤其是大众媒体的，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体使人们的阅读趣味改变的太多，因为人们对于或多或少有些难度的问题不再感兴趣，对理论思考的兴趣降低，但是没有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对这些问题保持反思是很困难的。

近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汪晖，在北京接受了《亚洲时报在线》记者加布里埃莱•巴塔利亚（Gabriele Battaglia）的英文专访。期间，围绕中国的平等观、社会保障体系、城镇化建设、宪政讨论、公共空间、中日钓鱼岛问题，以及“棱镜门”事件等一系列问题，汪晖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尽管在整个中国社会都存在着贫富分化现象，但在民族地区，贫富问题往往与不同民族在传统、习俗、语言及其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西藏危机不是偶然的，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转变之中。如果抗议运动不能将尊严政治的原则扩展至捍卫包括藏族、维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人的尊严，就会失去尊严政治的平等内含;如果抗议运动被族群仇恨和敌视的情绪所裹胁，也就背离了各民族平等、合作、互助、融合以形成一个公民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原则。

当今天媒体越来越被商业和资本的逻辑、被利益集团渗透的时候，媒体的扩张并不代表公共领域的扩张，在这个意义上并不代表交流的扩张，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一种反媒体。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这样一个电影和这个讨论可以视为反媒体的模式，在这个反媒体当中创造出公共性，因为公共性不是天然的，有媒体性在那儿。今天是媒体被资本控制，而媒体进而控制整个政治领域，导致政治主体越来越被隐没在这种逻辑支配下，所以最需要有一个反媒体的逻辑来发掘出这种公共可能性。这一点，我觉得摆在整个世界面前，这是一个重新发掘政治性和公共性的任务，这是我们今天的世界。

琉球问题不仅在于美军对琉球的占领、琉球是不是日本的一部分、琉球是不是独立这样的问题，而且在于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种历史关系的转化。这个转化是普遍的，这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框架给定的法则。琉球问题提供了思考近代民族主义历史、帝国主义知识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在冷战构造里面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在后冷战的时代，为什么亚洲地区的冷战并未彻底终结?从琉球的角度追问也提供了理解冷战和后冷战格局的独特视角。

《<呐喊>自序》是给一个小说集写的自序，时间是1922年12月3日。从文体上看，这是一个纪实性和回忆性的散文。在他写自序的时候，《呐喊》中的小说已经发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篇自序是要说明：鲁迅是怎么写起小说来的，这些小说是从哪里来的;自序用了一个讲故事的写法，就是讲自己的事情。先从鲁迅医学之梦的破灭和文学之梦的开始，“弃医从文”，“观看在日本被绑中国人时旁边中国人的看客心理”对他的触动。第二部分交代金心异的来访，以及《呐喊》的由来。文字所传达的寂寞与荒凉因此是一种政治性的叙述，体现鲁迅的文学由“希望文学”向“反抗绝望文学”形式的变化。

鲁迅文学的诞生是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一个独特的事件，我们在以往的文学历史中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学诞生过程;在此之后，我们一直处于这个事件的影响之下，但再也还没有看到同样深刻的文学诞生过程。

当今世界，全球政治普遍出现代表性危机，尤以政党政治的危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的危机、法律的危机为典型。世界因此而进入“后政党政治”时代，中国也不例外。

当代中国，如何在面对不同以往的、多重的“代表性断裂”的政治危机之时，寻找到在“后政党政治”时代进行重构20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的途径，成为中国的未来选择向何处去的关键。

因而，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就显得尤为必要。我们要厘清民主形式的问题，认识到西方的普选制民主并非民主的唯一形式，民主也不只是抽象的形式，民主必须以政治动力为前提。

我们必须在世纪的政治遗产中，进行积极的挖掘，必须在今天政党国家化、资本主义金融化条件下，以理论辩论为政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政治空间，重建群众路线与社会组织的政治活力，促进政治的开放性，在社会变化的内部寻找到那些代表未来的普遍性的潜在力量。这是一个必须提出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逃避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