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我国民间主要表现为民族意识、宗教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自我意识普遍增长。这种自我意识的成长具有两面性，在激励自我，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展现出极端化的负面趋势，其主要表现是：民族意识极端化发展为民族分裂意识，宗教意识极端化发展为宗教极端思想，权利意识极端化发展为民粹主义思潮。这一现象已经对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稳定形成了影响。

年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做客观察者网，延续三十五年前那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畅谈中国改革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与读者一起分享他的早年经历和今日感慨。言及他在地方基层人大调查时的感受，他认为，地方权力机构将成为中国政治结构变化的风向标和前沿阵地。观察者网特此整理演讲全文。

东南亚国家出现一种本土精英掌握政治权力和外来精英更多控制经济权力的“政经分离”现象。但在工业化进程中新兴的经济集团不可能总是满足于没有政治权力的状况。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如当下，新兴集团就会通过“企业家的政治”来向“政治家的政治”提出权力诉求。这就是现在泰国形势的真正背景和深层原因。

研究西方民主，不能从西方的民主理论出发，而要从历史事实出发，从西方民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与事实中去研究和认识。本文依据历史，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西方民主的起源问题，得出了近现代西方民主并非溯源于古希腊的雅典民主，而是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下政治斗争的产物与流变的结论。

西方宣扬民主是“普世价值”，刻意回避各国民主政治实践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各国的民主制度都是与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紧密结合的，各国走上民主政治道路的原因是具体的，有差别的，民主政治在各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中国民主政治的起点是外来殖民主义侵略引发的民族生存危机，救亡图存是中国近现代包括民主在内的一切政治建设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原点。

在伊朗伊斯兰政体面前，人们如何认定它的政体属性呢？是民主抑或专制？是兼而有之还是二者皆非？伊朗政体生于伊斯兰教义和人民选举。根据西方的标准，伊朗政体中的最高权力属于宗教权威，这当然与民主无关。但伊朗政体中行政和立法机关是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这又是典型的民主形式。显然，用民主与专制的概念是无法定义伊朗政体的。

从威权体制到多元体制的“民主化”进程并非如人们从外部和表面上所看到和以为的那样——是一个民众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发动和参与的社会运动。处于工业化尚未完成阶段的国家，开放权力，实行普选，几乎无一例外导致各种社会集团的“分配性政治参与”，即通过政治行动、政党活动获取政权以改变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结果是社会矛盾骤然上升甚至激化。如今埃及上演的这一幕政治戏剧，似乎把亚洲民主化中的“拉莫斯现象”带到了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