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27日，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别看《中法建交联合公报》仅45个字，但被国际舆论称为“外交核爆炸”。
解密档案显示，美国对中法建交无计可施，却要求蒋介石不要主动与法国“断交”，以便给中国共产党出难题，没想到，蒋介石最终还是守住了“一个中国”的底线。
毛泽东在上海与富尔夫妇会谈
富尔如愿“送上门来”
1963年10月21日，深圳罗湖口岸骄阳似火，边防军警隔着木架路障遥遥相望。
时任外交部法国科科长张锡昌，受命从秋高气爽的北京赶来，在此迎接贵宾。经特许，他走到路障前，在迎面而来的滚滚人流中捕捉着熟悉的身影。
忽然，人群中一个秃顶的高个儿老外向他使劲挥手。显然，这正是他要等的人——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
埃德加·富尔
富尔曾两度担任法国总理，还担任过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等职，算是法国政坛的“老法师”。即便赋闲了，他也与法国总统戴高乐私交甚笃。在张锡昌眼中，他是“在野，但能通天的人物”。
得知富尔要来中国，张锡昌的第一反应是“富尔送上门来了”。1962年2月，阿尔及利亚独立，中法间的一个主要障碍扫清了(阿尔及利亚曾是法国殖民地，中国支持进行独立斗争的阿民族解放阵线)。中国外交部屡次建议邀请富尔等法国政界人物访华，但一直未通过，周恩来批示：“此事须看对方有无要求或暗示，不要强求。”没想到，富尔这么快就不请自来了。
早在1957年，富尔应邀访华，张锡昌就参与了接待。那时，富尔用的还是手持活页签证，原因很简单：中法并没有建交。20世纪50年代，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孤立、禁运与封锁，因此没有一个西方大国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也不例外。
在长达六周的访问期间，富尔见证了新中国的朝气，还受到毛泽东接见。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告诉富尔一个中国寓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非常准确地道出了中、美、法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
归国后，富尔写了本介绍新中国的书《蛇与龟》，并借用毛主席诗词中“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句，建议中法建交。他问道：“我们难道要建一座长城来包围中国?用城墙外交来对付这位走过长征的领袖吗?”
在富尔的倡议下，法新社和新华社互设机构，中法间有了联络站。可惜，两国关系止步于此，这不仅是“冷战”格局使然，也是法国政坛的乱局造成的。
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政党像法国奶酪一样多，组阁非常频繁，13年产生了20多个内阁，每届政府平均寿命约为半年，人称“半年内阁”。内外交困的法国，在各方面都必须仰仗美国，外交自然亦步亦趋。
到1958年底，隐居教堂的戴高乐将军东山再起，法国外交才陡然拐了个弯。军人出身的他，要重现“法国伟大”，“戴高乐主义”的核心，就是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
作为多年追随戴高乐的密友，富尔这次来，颇有“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意味。
他先是在8月20日向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提出访华请求。并表示，此行系私人性质，不负有任何官方责任。9月12日，又专程到日内瓦，请李清泉夫妇共进晚餐。
席间，富尔神神秘秘地说，他从瑞士返回法国后，见到了戴高乐将军，将军要求他访华时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并转交亲笔信。李清泉赶紧问，要谈什么?富尔却含糊其词，只说“此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戴高乐”。
“明里私人、暗中官方”，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这是张锡昌迎宾时最想搞明白的问题，然而富尔“谈锋甚健，一见面就海阔天空地侃了起来”，又费了不少口舌，才把话题引上正路。富尔交底说，此行是正式的、官方的，同时又是极其秘密的。
为了不引起外界——特别是美国——的注意，就连戴高乐要给他配一名外交官员，富尔都谢绝了。幸亏富尔夫人当过记者，办过刊物，活动能力很强，很有政治头脑，堪称一位得力助手。
访华身份决定着外交接待的方针和规格。由于之前尚不明了，外交部准备了高低两种接待方案。富尔表明自己是戴高乐的密使，接待规格自然也悄然提升。
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临时加挂了一节专列，偌大的车厢里只坐了六个人。当晚，还由广州市市长曾生出面设宴。
作为“中国通”，富尔对其中深意了如指掌，他在给戴高乐的报告中写道：“中国官方在各方面都对您委托的来访者表现出高度关切和信任。在广州，市长本人亲自接待我们，而不是按通常的做法，由一位副市长出面。”
次日，富尔偕夫人飞抵北京，下榻的不是北京饭店，而是钓鱼台国宾馆。外交协会会长张奚若举行欢迎宴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特地从外地赶来出席。
10月23日，张奚若宴请富尔的消息登上《人民日报》，这则看似平平无奇的短讯，却让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感到非常不安。
首都师范大学中法关系研究专家姚百慧，收集整理了各方的相关解密档案。他发现，23日当天，中情局就提交了一份特别评估报告，其中明确指出，富尔的“私人”访问，是应戴高乐要求。
24日一早，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把台湾“驻美大使”蒋廷黻叫到办公室，给他吃定心丸：“法国外交部通过外交渠道告知我们，法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承认新中国)的政策并无变化。”
蒋廷黻仍不放心，追问道，“富尔与戴高乐的关系怎么样?怎么评价富尔访华?”腊斯克明明看过中情局报告，却表示“拒绝考虑这个问题”。
档案还显示，富尔访华前，美国就察觉到了戴高乐的政策转向。英国在“小报告”中告诉美国，戴高乐对英国大使说：“承认北京符合西方利益之所在，这一时机或许已经到来了。”
为此，中情局对富尔访华极为担心，更让他们不安的是，富尔到京的第二天，就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戴高乐定调“无求于人”
一见面，富尔就问周总理是否到过巴黎。其实他很清楚，总理早年曾在巴黎留学。当总理回答：“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富尔接着说：“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
意味深长的开场白后，他向总理面呈了戴高乐的信。这封亲笔信，尘封45年，到2008年才出现在中国外交部的第三批解密档案中。
由于两国尚未建交，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领导人写信。形式上，信是写给富尔的，实际上却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
我愿再次向您强调，我重视您下次访华期间同中国领导人的接触。我在彼此最近几次交谈中，清楚地告诉您，我们同这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各方面关系为什么及如何的至关重要。请您放心，我完全信任您将要表达的一切和将会听到的一切。
戴高乐的亲笔信
信里只字未提委派富尔为特使或授权富尔谈判建交，但最后一句显示出，富尔是代表他来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
周总理迅速抓住了“各方面”这个词。他问，是否应该将之理解为包括两国的政治关系。富尔答，法语的严谨性表达在此问题上是毫无疑义的。
由此，谈话迅速从“外交辞令”进入正题，中法建交的齿轮开始转动。
富尔曾在回忆录中，揭开过这封信的原委：
1963年8月的一天，戴高乐再次征询他对于与北京建交的意见。“现在一切都变了。”富尔侃侃而谈：“阿尔及利亚问题已经过去了。其次，中苏交恶，北京也处于困难境地。再次，面对美国，您一直采取独立立场。现在无论您再多独立一点或少独立一点，美国人也不会太敏感惊讶的。”
“凑巧的是，北京已经给了我正式邀请。”富尔告诉戴高乐，他正想去莫斯科和北京。
“您是应该去中国，而且是代表我去。”戴高乐不仅写了亲笔信，还亲自规划路线，建议富尔多去几个地方，给北京之行增添一层迷雾。
单看富尔的回忆，他是先接受中国邀请，而后被戴高乐授权的。而法国的解密档案则显示，从8月上旬起，戴高乐就不止一次召见富尔，他们商讨后，富尔才对中国发出访华申请。
戴高乐为什么偏在此时把“富尔送上门”呢?“他承认中国的真正动机，绝不仅仅是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姚百慧说，中苏关系恶化、法美矛盾加深，都让中法两国超越“冷战”阵营去找新朋友。
戴高乐回忆录显示，他履任之初，便将与中国建交列为其四大外交目标之一。具体到1963年，法美间因英国加入欧共体、核问题等几乎水火不容，中苏分歧又成了新的推手。
赫鲁晓夫猛烈攻击中国后，戴高乐对心腹佩雷菲特说：“我们不必卷入中苏之争。我们应当出现在世界各个地方，出现在莫斯科，出现在北京。我们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借口是美国不喜欢这个政权。这是不正常的。”
当年8月，越战升级，进一步让戴高乐坚信，打开对华关系势在必行：“在亚洲，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协定、任何条约都将是无效的。”
“掌握主动、改变世界平衡、让美国人尴尬”，这些都是戴高乐急于和中国建交的原因，但出于“高卢雄鸡”的自尊，这种急切不能露出一丁点痕迹。
在发表法国关于越南局势声明那天，戴高乐紧急召见富尔，这才有了富尔回忆录中的对话和亲笔信。不过，对于更重要的一次谈话——出发前，他和戴高乐在爱丽舍宫的午餐——富尔却“遗漏”了。
法国档案显示，戴高乐曾就中法建交定调：“严格说来，我们无求于人。”这句话成了富尔谈判的基调——“说白了，就是法国想建交，又不愿承担同台湾‘断交’的义务。”姚百慧说。
与台湾断绝关系、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新中国接受外国承认和建交的基本原则，没有这个前提，谈判无从谈起。
戴高乐明明对这两个前提非常清楚，但他仍希望富尔在不做任何承诺的情况下，谈成两国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如此一来，谈判过程自然复杂、艰难和曲折，很快就因为台湾问题卡壳了。
刘少奇在接见富尔时看似随意地说出了中国的底线，“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要不出现‘两个中国’就行”，富尔则说：“戴高乐主动承认中国，而中国提出先决条件，对他是不愉快的。”
富尔是律师出身，能言善辩。他建议采取折中的办法，即法国召回驻台湾代办，将驻台代表降为领事，这其实也是戴高乐的想法，周恩来明确表达了反对“两个中国”的坚定立场——“这不可能”。
张锡昌回忆：“由于富尔死守住无条件建交的立场，会谈陷入僵局，周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请富尔夫妇共进晚餐，以便缓和一下气氛。席间，富尔情绪十分低落，往常谈笑风生的他忽然变得沉默寡言。当晚，总理决定第二天安排富尔夫妇去大同等地参观游览三天，谈判暂停。”
富尔很清楚中方的用意。他在《承认中国》一文中写道：“我心里明白，中国人很乐意把我们支开三天，以便对我所提的建议进行思考和讨论。”
周恩来敲定“速决为宜”
当富尔返回北京时，一个更为“迂回”的方案正等着他。新方案不再要求法国政府先同台湾“断交”，而是以法方先照会承认新中国，中方回复照会申明立场，法方再默认的方式代替。
当然，这么做的前提是，双方就“承认一个中国”“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和“断绝同‘台湾当局’关系”问题达成“三点默契”。
新方案给戴高乐“台阶”下，富尔也投桃报李，把无条件承认变为附有解释的承认。“他们非常理解我们的观点，知道哪些可以被接受，哪些不能被接受。从我个人来说，我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处理问题。”他在报告中说。
最后定稿的《谈话要点》，是6次会谈总计15小时商谈后的成果，周恩来和富尔都在上面确认并签字。
其中的“三项默契”明明是中法建交协议的基础和核心，但张锡昌发现：多年来，富尔和法国政府一直绝口不提“三项默契”，制造中法无条件建交的假象。“法国人处处放不下大国的架子，在中法建交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不过，法国档案显示，“三项默契”是富尔报告的附件。
外交部解密档案中的《谈话要点》
11月2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富尔夫妇，他云淡风轻地说：“戴高乐有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想法，再扩大一点，通过北京到东京。”富尔也笑着说：“这是个好意见。”
在向戴高乐汇报的结尾，富尔总结道：“很显然，您的预见是准确的，从现在起，您就可以收获您长期以来劳心费神的成果了，而且是在您选择的并且被证实是最有利的时刻。正如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我时对我说的：‘你来得正是时候。’”
英国情报官把毛泽东对富尔的接见，称为“天才的惊人之笔”。英国当时承认中国已13年了，但一直没有互换大使，搞得双方都不愉快。英国对富尔访华也十分紧张，不仅多方刺探，还把情报传给美国，让美国赶紧施压。
富尔还没离开中国，美国驻法大使波伦就拜见戴高乐，询问中法关系。戴高乐告诉他，“目前”并未打算，但“或早或晚”不得不与中国建立某种关系。
波伦觉得中法间不过是互相试探而已，就把消息传给各盟国。两天后，英国驻法大使馆通知伦敦，“不再相信法国政府即将承认中共的信息”。
戴高乐对波伦“虚晃一枪”时，尚未接到富尔的正式报告。富尔在仰光完成报告，然后去新德里，将报告交使馆，由专人送往巴黎。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印度还逗留了两周，这才悠然返回。
1963年11月22日，戴高乐与从北京回来的富尔碰头，商讨下一步行动。那天正值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继任总统。
“这可能会有影响。”戴高乐对富尔说，如果他去美国参加肯尼迪葬礼，同约翰逊会谈后，仍不改变主意的话，就打算在“两个月内”使此事有积极的结果。
这次备受关注的美法总统会谈只持续了十分钟，双方在戴高乐访美一事上别别扭扭，似乎并无好感。短促的会晤中，两位总统是否谈了中法建交问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戴高乐返回巴黎后，并没有改变主意。
12月12日，法国外交部长派自己的秘书德博马歇只身前往伯尔尼，启动正式谈判。法国的原则是：双方都不提任何先决条件，越简单越好。之所以派他，而不派负责亚洲或中国事务的官员，就是为了严守秘密。
此时，周恩来正在访问亚、非、欧14国的途中，外交部让李清泉赶到阿尔及利亚，将情况当面向总理报告。
“总理把高、中、低三个建交方案同时交给李清泉，还给了他一个保底的第四方案，法国只要内部承诺不搞‘两个中国’，我们可以把建交的公报搞得短一点，先宣布建交，再逐步完成实际建交流程。”姚百慧分析，中法建交对中国打破美国封锁、打击“苏修”、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等有多重意义，因此“周总理要求‘速决为宜’，也就是说这事不能再拖了”。
著名学者黄庆华复盘了法方在瑞士谈判中的表现，他发现，法国政府否定了互换照会的形式，极力主张采取联合公报，并且反对在公报中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一语，生怕留下法国更主动的痕迹。
面对法方变化，李清泉不慌不忙地拿出总理“锦囊”，也就是第四方案：中国可以接受，但前提是，联合公报发表后，中国政府发表解释性声明，阐明立场。
“我方的方案既坚持了原则，又照顾了法方困难，合情合理，对方无话可说”。1964年新年到来时，中法建交已呼之欲出。
不可思议的是，戴高乐的班底中，除了总理和外长，其他人此时仍蒙在鼓里，只能借助媒体的猜测和坊间传闻捕风捉影。
1964年1月8日，戴高乐召开内阁会议，正式讨论中法建交问题，并要求部长们一一表态。
会上激烈交锋的内情，直到30年后才披露。内政部部长罗歇·弗雷强烈反对，戴高乐最后总结道：“我们之所以出现在北京，那是为了有所作为，那是为了施加影响。”
部长会次日，45字的建交公报便定稿了。李清泉曾精辟地总结：“瑞士谈判是北京会谈的继续。北京会谈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亲自解决了中法建交的实质性问题、原则问题。瑞士谈判只是解决了中法建交的程序问题、方式问题。当然，方式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原则问题。”
约翰逊抓住“唯一机会”
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公布当天的《人民日报》
1964年1月27日北京时间19时，新华社和法新社同时发表了中法建交的联合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仅两句话的建交公报，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按照既定步骤发表了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
作为回应，戴高乐在爱丽舍宫召开千人记者会，亲自宣布承认新中国。为了照顾西方盟友的情绪，他解释说，法国中国建交“只不过是如实地承认世界”。然后，又颇有深意地预言，“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
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评论称，朝鲜战争以后与中国建交的42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比得上法国。换种更形象的说法，如果大坝上有了这个缺口，水流就会汹涌而出，某些非洲国家、比利时、加拿大、日本都会考虑承认中国。
美国《时代》周刊称，戴高乐总统爆炸了一颗政治炸弹，它的威力从台湾海峡散布到华盛顿的朦胧的海底，“美国决策者暴跳得像在热炉子上的玉米花”。
“之所以称之为‘外交核爆炸’，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说影响巨大，中法建交实际是推动世界多极化迈出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是说它的突然性，虽然美国人也对中法接触有猜测，但是能不能达到建交这个程度，是接到法国通知才清楚的。”姚百慧说。
档案显示，法国在发表公报前，曾派专人分别到华盛顿和台北沟通，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是同一天知情的。
1964年1月15日，在蒋介石去信询问22天后，戴高乐的特使给蒋介石带来了复信。信中“如实奉告”：“法国政府将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确有其事。我无意掩饰，我向您宣布的消息无疑会使您失望。但是，中国大陆出现的形势已不再符合人们原先的估计。法国不能无视这种既存的事实。”
同一天，法国驻美大使阿尔方受命正式通知美国：法国内阁已决定承认新中国。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当即表示反对，认为法国的这一决定同美国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冲突”，法国“正在加强我们的敌人”。
档案里，哈里曼“情绪激动”，责怪法方“妨碍了美国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这个选举年”。甚至一口咬定，法国人的主要目的是“法国承认北京，只是为了给美国一记耳光和显示自己的独立性”。
由于美国已经号召盟友，包括英国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以及德国人、日本人，去劝阻过法国人了。至此，除了递交抗议照会，约翰逊总统已经没什么手段了，他对戴高乐无可奈何，只能忍耐。
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为约翰逊出了个馊主意：让蒋介石不与法国主动“断交”。邦迪认为这是使戴高乐受到挫折的“唯一机会”。他也知道，这会让蒋介石非常难受，但他不屑地说：“实践已完全证明他们(蒋氏父子)的能力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约翰逊听了邦迪的建议，亲自给蒋介石写信：“毛泽东无疑在赌您会这样做(与法‘断交’)，您在此时避免对法采取报复性措施，是极端明智的。您的耐心将把毛泽东置于最大可能的尴尬地位。它也将大大减少中共想通过与法国建交获得的优势。”
蒋介石忍痛“划地绝交”
出乎约翰逊意料的是，蒋介石很不听话。雪片般的密电飞回华盛顿，证实蒋介石并未被说服。“他不打算陷入受辱的境地”，也不打算模糊反对“两个中国”，“蒋已决定在法国宣布承认时与法国‘断交’，而且是坚定的，不可改变的”。
24日，副国务卿哈里曼给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曾长期担任中情局台湾情报站负责人的克莱恩发了一封急电，要他从波恩跨越北极直飞台北，劝说蒋介石配合美国的对法政策。
克莱恩接到电报后，立即丢下手头工作赶往日本。在东京机场，外交官罗克夫告诉他：“这次派你去台北，主要是考虑你与蒋氏父子私交甚深，蒋氏父子能听进你的话。你有三项任务：第一，说服蒋氏父子不要马上与法国‘断交’，让法国政府在国际上承担应负的道义责任和多受谴责。蒋氏父子的个性及自尊心甚强，过去只要得知哪个国家与中共建交，马上就宣布与对方‘断交’。这次如这样做就太便宜了法国。第二，劝蒋氏父子在与法国谈判时，力争法方在台保留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给中共出一点难题。第三，防止法语国家一窝蜂地跟进与中国建交。”
克莱恩抵达东京时已是夜幕低垂，当天再无飞往台北的班机，于是美国国务院特地派遣一架C-130军用运输机送克莱恩去台湾。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里，克莱恩被授权“使用一切手段说服”，“这包括隐含的威胁，即如果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就可能不与之紧密协作”。
第二天凌晨，克莱恩到达台北。蒋经国也起了个大早，赶到机场迎接。随后，蒋经国与克莱恩进行了三次秘密会谈。蒋经国激动地对克莱恩说，台湾将永远不会“出卖它的大陆人民的灵魂”，同时蒋也答应克莱恩，会根据即将公布的建交公报下最后决心。克莱恩在回忆录中解读：蒋介石“已勉强同意，至少在几周内不会变卦”。
中法宣布建交当日，台北只提抗议，并在报刊、广播电台上对法国政府及大陆共产党大肆进行谩骂、攻击，却一字不提与法国“断交”。直到档案解密，人们才明白：这是美国在背后捣鬼和调度。
蒋介石既不宣布“断交”，也不撤馆走人，这样的僵局一直持续到1964年1月底。眼看中国使团的先遣队即将赴法，毛泽东向戴高乐传话：“‘台湾大使馆’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
戴高乐担心“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走了”，法国政府成为国际笑柄，这才权衡利弊，对“台湾当局”采取了硬办法。
2月6日，法国政府告知“台湾当局”，即使台湾不先采取行动，法国仍将与台“断交”，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台湾驻巴黎人员仍不为所动，赖着不走。2月10日，法方正式对台“外交部长”沈昌焕下逐客令：“一旦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在法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就失去存在的理由”。
一直处于煎熬中的蒋介石知道，如果再犹豫不决，“不仅为法国不齿”，而且将使“美国认为有‘两个中国’的可能”。2月11日深夜一点半，台“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与法“断绝外交关系”。
2月12日，中国的大年三十，沈昌焕电令驻法“代办”高士铭立即下旗、闭馆。就这样，随着农历癸卯年的结束，“台湾当局”同法国的“外交关系”亦告终结。
收到消息的美驻台官员勃然大怒，一再指责“台湾当局”不事先通气，没有把“断交”声明的每一句话都提请美国认可。台北“外交部次长”朱抚松忍无可忍，回怼道，“譬如某一人被另一人连连捆掌后，仍言责任不明，而不与之绝，实属自丧立场”。
姚百慧认为，蒋家父子虽然败了，但并非完败。最起码，他们表现出了抵制“两个中国”的强大决心。
蒋介石致戴高乐的信，信中恳请戴高乐推迟与北京建交。
尼克松构建“法国渠道”
在建交公报中，明确规定了“互换大使”的三个月期限，这在一般国际惯例中是比较罕见的。这大概是因为，戴高乐念旧情，希望设置一个缓冲期。
二战时，法国贝当政府宣布投降，流亡的戴高乐宣布组建“自由法国”继续抵抗德国纳粹，当时作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给予他高度赞扬和支持——这也是戴高乐不愿意先开“断交”之口的一个重要原因。
戴高乐本希望“台湾当局”冷静、低调、自动与法“断交”，并悄悄撤回驻法“使馆”人员。谁想到美国从中作梗，沈昌焕电告驻法“大使馆”，要求其“处变不惊，不屈不挠，守好馆产”。
即便已经撕破脸，其“外交”人员也迟迟不回台湾。眼看新中国的使团即将到达，法国政府只好多次派人去催。虽然大部分人撤离了，但台湾仍留下脸皮甚厚的“文化参赞”陈垣看守馆舍。
这所馆舍，地处乔治五世大街，毗邻香榭丽舍大街，据说原是法国传奇女性茶花女的故居，外形高雅气派，里面豪华宽敞。蒋介石不舍得把它给新中国，故意留下钉子户，以便“择机处置”。
作为新中国临时代办的宋之光，2月23日率队抵达巴黎，解决大使官邸和馆舍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经多日奔走，他们看中了巴黎西北郊诺伊居住区内一栋带花园的三层洋房。原房主是一位意大利军火商，负债自杀，将债务和房子留给了美籍的夫人。谁知，中国外交官刚以110万美元买下房子，突然间房主变卦了。
原来，美国情报人员威胁女房主，如果把房子卖给中国人，就永远不许她入境。没主意的遗孀吓得痛哭流涕，几欲毁约。经宋之光反复劝说，她才如约交房。先遣队随即展开安全检查，结果在客厅一角发现了窃听器，只是安装手法比较业余，大概是女房主在美国情报人员威逼利诱下勉强装上的。
法国首任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于5月27日抵京。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亦于6月2日到任。递交国书时，戴高乐没有按惯例让礼宾官员起草答词，而是亲自撰写。答词说，法中建交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特别是有助于世界和平，为此，法中两国必定能够而且应当相互理解和相互协调。
黄镇大使向戴高乐递交国书
中法建交三周年时，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才从法国外交部拿到了乔治五世大街11号的钥匙。进得大门，只见一只死猫已成干尸，纸张和书报散落一地，被破坏的家具横七竖八，完全是一幅家破人亡破落户的景象。
原来，是戴高乐总统亲自过问了，巴黎地方警察才接到命令，把躺在地上不肯走的陈垣强行抬了出去，只剩下一堆垃圾和杂物。中国外交官们轮番上阵，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房舍打扫干净。从此，中国外交使团在“花都”有了正式的家。
中法建交过程中，华盛顿—台北—巴黎—北京之间围绕法国政府与“台湾当局”“断交”展开的一系列智斗，最终以北京大获全胜告终。
中法建交后，日本反应强烈，曾专门召开内阁会议，要求加强同中国的民间接触。西欧国家开始松动，1964年底中国和意大利达成了互设商务代办处的协议。加拿大称，考虑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甚至连约翰逊政府在内部讨论中也哀叹，“早日承认中国也许更好”。
戴高乐的举动还深刻地影响了尼克松。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给予戴高乐极高的评价，称世界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中，丘吉尔第一，戴高乐第二。1969年，他刚就任美国总统，就赶到巴黎去拜访戴高乐。当时，戴高乐劝他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催促他承认中国。当尼克松犹豫时，戴高乐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比将来中国强大起来被迫承认它比较好。”
在戴高乐参加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葬礼时，尼克松又请求他代为转告中国，美国希望改善两国关系。这也是美国为改善美中关系开辟的“第一个渠道”，即“法国渠道”。
不久，中国迎来了与西方国家的建交高潮。许多国家都把与中国的建交接触和谈判地点选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有十几个国家都是在这里谈判建交的。
对于中法建交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毛泽东和戴高乐有着不约而同的远见。
早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主席就看到国际关系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提出了“走出去”的外交方针，并预见到同法国的关系可能会先突破。
20世纪60年代，他又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把亚、非、拉发展中地区称为美、苏之间的“第一中间地带”，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第二中间地带”。他指出西方世界“不是铁板一块”，称赞戴高乐有勇气不完全听从美国的指挥棒，对美国和西欧要有区别。
据戴高乐的侄子贝尔纳回忆，戴高乐曾略带神秘地告诉他，“说不定在下个世纪，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世界需要中国。因此，才决定与中国领导人展开合作”。
戴高乐本想在1970年底或1971年6月访华，还计划将“与毛泽东的会见”作为自己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并附上他与毛主席会见时的照片。毛泽东也有意邀请戴高乐将军访华，遗憾的是，戴高乐于1970年11月9日与世长辞了。
这两位联手冲击美苏两极格局的伟人，终究没有见上一面。
正在写回忆录的戴高乐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中法建交多国档案选编》，姚百慧编;《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黄舍骄编;《中法建交始末》，黄庆华著;《四十年法国缘》，张锡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