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的种类多种多样，其共同特点是投靠外敌同中国人民对抗，伤害国家与民族。这些东西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具体行为方式形形色色、千奇百怪，很多都出人意表、超乎想象。

当代中国也是这样，各种类型的汉奸也琳琅满目、推陈出新，譬如霸权在中国的战略安插、所扶植的第五纵队、自发形成的“带路党”、甘心投靠霸权的谋士和智囊等，这此之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汉奸，即“精神汉奸”。

顾名思义，“精神汉奸”主要是指在思想理论和精神价值上干卖国求荣勾当的人。同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不同，“精神汉奸”是以一定思想价值为手段和工具，向国家与民族发起猛烈的撕咬，以达成伤害中国的目的。这等行径就不是什么思想认识的问题了，思想认识上错误不管多么严重，都不能据此就给人家戴上“汉奸”的帽子，但把国家民族作为进犯的对象，一旦跨过这样的门槛界限，问题的性质就相应地发生了质变，就属于明显的“汉奸”行径。

在当今中国，“精神汉奸”也多种多样，具体表现有如下几种：

一是长霸权志气，灭民族信心

这种类型的“精神汉奸”以宣扬霸权及西方集团不可战胜为己任，经常改头换面以各种方式向中国人民灌输西方种族优越论，西方文化优越论，鼓噪西方集团无所不能、所向无敌的舆论，而把中国人形容为二等甚至劣等民族，在精神上破坏中国人的自信心，在思想上颠覆中国自强的可能性，挖空心思地要让中国人相信，中国永远也赶不上西方，而只能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甘当其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战略秩序中的下人角色。

二是屈服强权，没有脊梁

这种类型的汉奸是没有脊梁，他们凡事都要看看霸权的脸色，都要听听霸权有什么指示意见，在此基础上，他们更恶毒指摘咒骂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将其视若仇雠而污名化，给爱国主义思想与行为戴上诸多可怕的大帽子，毫不掩饰地地站在爱国主义和自立自强的对立面。每当霸权对中国发起挑衅进犯，这些人就急不可耐的鼓噪中国要赶紧投降，大声叫嚷说越早投降越有利，不时地在中国掀起新时代的投降论。

三是价值皈依，膜拜西方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中国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被西方的思想价值观念武装了起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些人尽管在肉体意义上仍然算做中国人，但在精神意义上则完全属于西方的一分子，这些人在价值上皈依西方，在精神情感上膜拜西方，他们活跃在中国社会中自愿、自觉和自动地充当西方的思想与精神的守护者和代理人，极力向中国人民宣扬西方思想与价值观，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西方世界成了他们的精神祖国，而中国这个生命意义上的祖国已经无足轻重，所占分量完全无法同他们的精神祖国相比拟，是以一有机会，这些人就大肆鼓噪“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援助欧洲刻不容缓”等，经济危机的时候是这样，疫情危机的时候还是这样，未来出现战略危机的时候，总体上必将还是这样。

四是讴歌侵略者，咒骂中国人

在“精神汉奸”的语境里，西方从未侵略中国，而罪犯一直都是中国，中国“闭关锁国”拒斥文明与进步，理应受到惩罚。因此，从鸦片战争中英军、到八国联军，一直到侵华日本鬼子，一概都是他们讴歌赞美的对象，与此相对应，他们则用各种手法咒骂中国、贬损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民族英雄，更成了一些人所刻意攻讦的对象，他们或者采取曲解历史的办法，或者用文学文艺的表现形式，挖空心思地切入表达。类似的伎俩与手法，这些年来可谓花样繁多，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给。

结合多年来实际的表现与表演，有关“精神汉奸”问题，现在已经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其一，总体上看，“精神汉奸”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一些文艺作品、教材教科书、网络传媒等方面的问题并非属于偶发孤立的现象，而是“精神汉奸”现象泛滥发展的折射与反映，如果深究细挖的话，这些现象早已经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其严重情形远超人们的日常感知。

其二，所造成的影响与破坏不可忽视。“精神汉奸”以其特别的行为方式，强烈地解构和拆分中国人的精神与情感世界，所造成的破坏比之当年的伪军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种破坏不只局限于眼前与表面，而是相当地深重深远。

其三，带来社会治理的新难题。“精神汉奸”构成国家、民族与时代一种相当严重的精神疾病，这种疾病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兼容，同中国式现代化不兼容，因而理应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加以祛除。为此需要进行相应的社会治理，而这种类型的社会治理甚至比经济建设、技术攻坚都更难、更艰巨。

因此，走向复兴的中国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汉奸，还要旗帜鲜明的反对“精神汉奸”，更迫切需要需要付诸具体行动，加大相关打击举措的力度强度，而目前看，这一工作还远远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