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政治腐败

1999年，伊丽莎白·德鲁出版了一本题为《美国政治的腐败》的著作。她曾经长期担任《纽约客》杂志驻华盛顿的政治记者，并在书中对美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她谴责华盛顿盛行“金钱文化”，导致了美国政治的腐败：“争取和获得资金已成为主要政治活动，而并非只有竞选的时候才是这样，因而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金钱文化笼罩着华盛顿，其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金钱如今战胜乃至超越权力成为首要的目标。”她说：这种金钱文化“促使好人干一些即使在道德上无可指摘，但也是存在问题的事情”。

可以肯定地说，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政治从建国伊始就始终与金钱交织在一起。19世纪，连社会主义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也得到了美国银行的资助，并且成为国会中该银行最为得力的维护者之一”。现代以来，利用政治关系谋求个人利益的最知名的公众人物是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他是杜鲁门总统信任的政治顾问和白宫法律顾问。后来，克利福德担任肯尼迪总统的外国情报咨询委员会主席，在越战期间又成为约翰逊总统的国防部长。在60年代末离职后，总统智囊克利福德“在可以俯瞰白宫的法律事务所中赚得盆满钵满。”

1991年，克利福德在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事件(Bank of Credit and Commerce International，BCCI)中被曝光。第一美洲银行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子公司，也是华盛顿的最大银行。克利福德被指控在担任该行主席期间误导联邦监管机构，他曾坚称银行没有外部控制人。调查显示，克利福德用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提供的无担保贷款购买了银行股票，获利高达600万美元。美英两国的监管人员发现，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参与洗钱、行贿、支持恐怖主义、走私军火、出售核技术等非法活动”。虽然司法部和大陪审团调查了克利福德的不法行为，但是由于他健康状况欠佳而从未遭到起诉。

克利福德通过他在华盛顿的游说能力来实现假公济私的行为。近年来，美国公司投入了巨额的游说资金。1998年，美国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聚集了它的游说力量和资金来阻止一部烟草销售法规的出台。最终，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花费了7500多万美元，使烟草销售法规的效力“降低达到极端小的程度”，尽管据报道每年死于吸烟的人数达到400万。显然，这类的游说活动并不符合美国人民的最佳利益，因为它腐化了立法过程。

2005年《能源法案》的通过，也证明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华盛顿的强大游说能力。该法案给予石油公司在北极野生动物保护区进行石油天然气勘探以更大的自由，同时还给它们提供免于由于制造有毒物乃至致癌污染物而遭到法律诉讼的保护。这对像埃克森这样的能源公司来说， 相当于获得了数十亿美元。根据这一法案，诸如哈里伯顿这样的公司也会受益于不受《安全饮用水法》限制的豁免权。总而言之，由于《能源法案》的规定，石油公司可以得到8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5因此，这一法案遭到许多州长和环保主义者的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在石油公司花费了亿美元的游说费用后，这一法案最终获得了通过。因此，“游说分子是公司型政府腐败的最主要的媒介。这种腐败是利用了资本主义的特征，并且压制了民主制度的特性。游说分子已变成金钱而非人民的工具。”

同样地，2003年通过的《医疗保险法案》也牺牲了公众利益，而医药公司则因此获取了暴利。该法案禁止联邦政府同医药公司进行药品价格谈判。据响应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说：“与反对法案通过者相比，医药公司游说的花费比其高出3倍多。”在2003和2004年国会议员竞选期间，医药公司的捐款据估计达到了3亿多美元。

根据公共廉政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的研究，1998~2004年间，医药公司的游说花费名列榜首，达到亿美元之巨，其他慷慨解囊的行业还包括保险、石油和天然气等。冷战一结束，北约东扩便为国防工业提供了最有利可图的新市场。由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战略规划主管布鲁斯·杰克逊领导的国防工业游说活动，美国参议院仅仅经过几个小时的辩论，就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极具战略和历史意义的法案。

据《纽约时报》报道，从1996年到1997年，美国6家大军火商共花费了5100万美元的游说费用。此外，他们还资助参选的国会议员，1991年以来总额达到3200万美元，加上与军工相关的计算机公司和科技公司的游说款，可以说，没有哪个行业的游说活动能与国防工业相比。

因此，由于金钱与政治交织，腐败现象在华盛顿已经见怪不怪。立法机构只为富人和权贵服务，因而，“我们的制度是一人一票制或者是一种代议制民主，这种观点正面临权力现实和权力实际行使者的挑战。”由于政治中金钱文化盛行，华盛顿的游说人员数量激增，1998年时的注册人数就超过了11500人。游说变成了一种利润丰厚的行业，许多律师事务所都雇佣了非律师出身的游说人员为其招揽生意。

近年来出现的另一种现象是各个公司聘请前国会议员或其助手充当游说人员。据《纽约时报》报道，20世纪90年代，约23%的国会议员退出政坛后直接变成了游说人员。即便是前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前财政部长和副总统候选人劳埃德·本特森以及前克林顿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也都投身了游说行业。

20世纪80年代，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发展进一步腐蚀了政治制度，因为国会的领袖们可以利用它们提供的资金来保住自己的位子。例如，1995年，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督导员汤姆·迪莱使用竞选资金，赢得了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职位。在担任多数党领袖期间，汤姆·迪莱卷入一起与前共和党游说人员杰克·阿布拉莫夫有关的丑闻。正是杰克·阿布拉莫夫的帮助，汤姆·迪莱才在1994年当选为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督导员，而这次竞选则成为他们两人的关系纽带。

2005年，参议院印第安事务委员会发现，在过去三年中，杰克·阿布拉莫夫和汤姆·迪莱的前通讯主任迈克尔·斯坎伦一道收受了印第安部落至少6600万美元的资金。阿布拉莫夫还曾为迪莱的三次外国行程买单，这是法律明确禁止的。在迪莱夫妇出访苏格兰两个月之后，“在迪莱的帮助下，《禁止网络赌博法案》这项反赌博法案就胎死腹中，而这正是阿布拉莫夫的客户希望看到的结果。”杰克·阿布拉莫夫也对自己“欺诈、逃税和阴谋贿赂政府官员的行为表示认罪”。据《华盛顿邮报》报道，6位国会议员目前正接受调查，一起被调查的还有他们的助手、以前的商业伙伴和相关政府官员。由于这一丑闻，迪莱被迫辞职，而且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罗伯特·奈伊被判处30个月的监禁，白宫的戴维·萨法维恩作为主要的牵涉人也被定罪。

伊丽莎白·德鲁说：“阿布拉莫夫的所作所为就是空前腐败——密集的影响立法和联邦政策的行为——的征兆，而这些腐败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白宫中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同时，“腐败也变得比以前更复杂、更普遍和更露骨”。“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任何限制，商业集团和游说人员太疯狂了，国会每个房间都有他们的足迹。当然，他们必须得大把大把地花钱，否则在国会中就寸步难行。”事实上，筹款才是2008年总统候选人的当务之急，而且竞选资金的主要来源是美国的企业界。《财富》杂志说：“主要候选人预计将筹到创纪录的14亿美元，商界大亨们在筹款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难怪大部分总统候选人，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必须到商业圆桌会议的办公室去套近乎，每次要近距离接触60位左右的首席执行官。为帮助希拉里赢取民主党党内竞选，超过150位商界领袖为其筹资，其中包括顶级投行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约翰·曼克，此人原本是共和党党员，现在改弦易辙，投靠了民主党，因为“美国公司只站在胜利者一边”。

很明显，尽管阿布拉莫夫丑闻被曝光和通过了《麦凯恩—法因戈尔德竞选资金改革法案》，但近年来美国的金钱文化和政治腐败并没有太大改变。一切还是照旧，各个候选人都时刻准备着争抢最有权有势者抛出的绣球，因为他们在政策问题上才有最终的发言权。人们不应当对真正的民主抱有太大的期望，因为这种政治文化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然产物。贪婪、腐败和犯罪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的日常现象。一人一票的传统观念在美国变成了谬论和幻想，向世界传播民主的理想也同样充满了欺骗和虚伪，实在是太可悲了。

作　　者： 马耀邦 著 林小芳、李冬梅、林贤剑译

出 版 社： 当代中国出版社  

ISBN　码： 9787801709196

出版时间： 201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