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美国金融帝国
如果认为美国崛起为世界最强国还是遵循了以私人金融资本的推动为特征的欧洲模式，那么该观点是过于简单了。为了理解美国在过去八十年期间的外交动力，人们不仅需要阅读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和列宁（V.I.Lenin），而且需要做更多。美国以一系列的全新政策赢得了全球地位，这些政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者所料想不到的。
美国经验的教训之一是，已嵌入现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外交不只是商业动力的延伸。它一直是由美国战略家对其认知的世界权力(被委婉地称为国家安全)和经济优势的压倒性关切塑造的，这种压倒性关切与私人投资者的利润动机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帝国主义的根源及其外交对抗总是经济性的，但这些根源，尤其是对抗策略，在不同时期对于不同国家并不是相同的。
为揭示这些外交策略和原则，本书阐述了美国是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其政府向战时盟国提供武器出口和战后重建贷款时所附加的前所未有的条件，而上升为世界债权国的。在管理盟国间债务方面，美国政府的目的与目标不同于霍布森和列宁在其关于欧洲帝国冲突的分析中所重点关注的私人部门投资资本。美国对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角色有着独特的理解，由此对其自我利益也同样如此。
美国的孤立主义和经常以救世主自居的道德规范可以追踪到19世纪40年代,即便美国共和党人的表达方式与民主党人的有所不同。(我在1975年就19世纪美国思潮中的经济学和工艺学所做的考察中，阐述了这种社会哲学。)内战前美国工业家的发言人——以亨利-凯利（Henry Carey）、E.裴辛-史密斯（E.Peshine Smith）及其追随者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相信通过在同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贸易往来中对本国经济实行保护，美国能够崛起为世界强国。其目标不亚于创造一种新的文明，一种以高工资为先决条件追求更高生产率的文明。结果将出现一个富足社会，而不是一个其文化与政治原则建立于稀缺现象之上的社会。
民主党人希望将棉花种植向南部推进，同时推进西部领土扩张来扩大小麦种植以提供粮食，从而提出美国需要西部边疆不断消退的观点。民主党提出的议程是，削减关税，大量地依赖粮食与原材料出口，购进国外的制造品(主要从英国)，由此扩大对外贸易。与之相反，共和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则寻求在关税壁垒的保护下建立一个制造品的国内市场。该党的工业支持者集中关注的是东部大城市的科技现代化。
民主党是亲英派，而共和党的战略家则有着漫长的反英历史，这首先反映在他们反对支配着该国宗教院校的英国自由贸易学说的态度上。美国在内战结束后创建了州赠地大学和商学院，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推广贸易保护主义学说。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经济理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大学将美国描绘成一种全新的文明，其推动力量来自于工业和农业的递增回报，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将带来新的社会道德的认识。贸易保护论者西蒙-派顿（Simon Patten）的做法很典型，他有意地将美国文明与毁于阶级冲突、贫困劳工和削减工资水平以争夺国外市场的欧洲社会作对比。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头十年，派顿一直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其学生包括了一些后来的大名人，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智囊雷克斯-图格威尔（Rex Tugwell）和社会主义者史考特-聂尔宁（Scott Nearing）。
欧洲的帝国竞争被视为源于王室互不相容的野心和游手好闲的土地贵族，以及由于国内市场枯竭而未能像美国那样有现成的市场购买工业制成品的事实。对共和党的民族主义者而言，美国不需要殖民地。它的关税收入可以更好地用于内部发展，而不是用于无谓的对外征服。
这种态度有助于解释美国为何在“一战”中迟迟才参战。美国直到1917年才宣战，当时情形已很明显，由于美国银行家和出口商深陷无法收回在英国及其盟国的贷款的泥潭，置身战争之外至少将蒙受一段时间的经济崩溃。威尔逊总统认为美国的政治与文化遗产主要源于英国，这也反映了美国在参战上的观念与道德因素。威尔逊总统是民主党人，又是一个南方人，而共和党的多数重要知识分子，包括派顿、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对德国具有更亲近的感觉。毕竟，德国与美国一样，都寻求通过国家政策来塑造其社会进程，以建立起高收入、依靠科技创新的经济，其特征是政府在社会支出和重工业融资上发挥领导作用。
这种社会哲学有助于解释美国在“一战”前后独特的孤立主义立场，尤其是美国政府对其盟国所提出的偿还战时贷款的要求。美国官员坚持认为，美国在战争中只是一个伙伴，而非完全的盟国，其向欧洲提供的120亿美元军备和重建贷款更多的是一种商业性质的行动，而?对共同事业的贡献。美国认为自己对经济与政治是区别对待的。
美国经济外交在两次大战期间的两难
美国，特别是其政府，在战争中不仅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主要的债权人，而且是一个对外国政府几乎不讲兄弟情谊的债权人。它并不认为其优势经济地位使其有责任稳定世界的金融和贸易。如果欧洲希望将其劳动力和资本转向生产武器而不是偿还债务，如果它继续坚持历史上的相互敌对立场，正如强加于德国的繁重的《凡尔赛条约》所显示的那样，美国不必感到有义务纠正之。
因此，美国政府没有像“二战”后所做的那样，努力创建一种能够向外国提供新贷款的机制，为这些国家对美国的还款融资。美国也没有降低关税以向外国生产商开放市场，以此作为使其能够向美国偿还战争债务的办法。相反，美国倒希望看到欧洲的帝国解体，也不介意看到各帝国政府的财富流失，这些财富往往被用于美国人普遍不怀有好感的军事目的。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美国未能领导重建世界经济和认识到内在于美国新经济地位的金融和商业政策的义务，这致使其战争贷款无法收回。
经济上，美国的态度是敦促欧洲政府削减军事开支和/或降低生活标准，允许其资金外流和物价下降。以此方式，美国希望重建世界收支平衡，即便面对日益高涨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全额清偿作为大战遗产的盟国间债务的压力。
这不是一种经过明显深思熟虑或现实的立场，但许多欧洲要人持有同样的态度。在努力应对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金融崩溃的过程中，一些反德作家如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和雅克-吕埃夫（Jacques Rueff）向他们的政府提供了建议，他们坚称德国只要坚持节衣缩食，就可以偿还估算的赔款。
这与货币主义芝加哥学派对现今债务国的态度是何其惊人的相似。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就国际收支调整所做的主张，如同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计划一样，是弄巧成拙的。美国政府一方面坚持要求盟国全额清偿其战争债务，另一方面在国内制定日趋保护主义倾向的关税措施，从而使得这些债务的偿还变得不可能。
当债务人拖欠时，私人投资者通常不得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但美国政府显然不打算放弃其压在协约国身上的债权人地位。这种不妥协的态度迫使那些国家又加紧了对德国的压制。
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顾20世纪20年代，是为了研究国家如何做到不是按照其认定的私利，而是以一种坚决地反对陈腐经济观念的姿态行动。从战前时期延续下来的正统思想是一种时代的错误，它未能认识到债务已成为脱胎于“一战”的世界经济的沉重枷锁，这些债务远远超出其偿还能力，或者至少可以这么说，除非债务国从债权国借得私人贷款支付给债权国的政府，否则这些债务是无法清偿的。美国的银行家和投资者借款给德国的市政当局，后者又将这些美元移交给德国中央银行以向协约国支付赔款，协约国再将之用于向美国财政部支付战争债务。因此，世界金融体系之所以没有陷入困境，完全是由于私人部门与市政债务间所建立的均衡缓解了政府间债务问题。
其后的经济崩溃引发了与霍布森、列宁和其他战前世界外交理论家所分析的过程不同的行为。19世纪，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世界银行家的角色，为其殖民地和附属国提供必要的贷款以维持英国工业所希望的国际生产分工。“一战”后，美国政府不再奉行这种政策。远见卓识的帝国主义应该寻求将其他国家变为美国的经济卫星国。但美国并不需要欧洲的出口品，由于美国自己的股市表现优异于欧洲，美国投资者对欧洲股市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美国本来可以提出条件，据此向全世界提供美元，从而使别国能够偿还其战争债务。它本可以详细列出其所需要或愿意接受的进口商品。然而，它没有要求或者甚至允许债务国以出口的形式向美国偿还债务。它的投资者本可以列出其想要购买的外国资产，但是私人投资者被美国所坚持的政府间金融协定所排除在外。在贸易和金融两个领域，美国政府所奉行的政策迫使欧洲国家从世界经济中撤离，并转为内向型。
甚至连美国改善问题的努力也只是事与愿违。为使英格兰银行更易于偿还战争债务，美联储降低利率以防止将资金从英国吸引走。但低利率刺激了美国股票市场的繁荣，阻碍了美国资本外流到欧洲金融市场。
美国没有将其政府间债权的收益投入购买欧洲的出口品和资产，这是因为美国没有认识到其独一无二的世界债权国地位所要求的内在战略。欧洲外交家在20世纪20年代已非常清楚地讲明了必需的战略，但美国政府的经济孤立主义却阻止了其回笼别国所欠的政府间债务。当世界经济分裂为各个民族主义单元，每个单元都力求独立于国外贸易与收支，尤其是不依赖于美国经济的时候，美国作为世界债权国的地位最终证明是毫无用处的。就此而言，美国是将其内倾态度强加于其他国家。
其结果是，世界收支体系崩溃、竞争性货币贬值、关税战以及国际性闭关自守成为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特征。这样的事态与其说是对帝国主义的直接尝试，不如说是对战争债务所持的不妥协立场和短视的国内关税政策所造成的恶果，那种立场完全是狭隘的墨守成规和官僚做派。它与意在确立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政策恰恰背道而驰，后者应建立在债权国与其周边国家间的收支互惠、进出口及生产与支付的互补基础上。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可行的世界经济体系本应具备一些必要手段，使欧洲能够偿还其战争债务。但恰恰相反，实际情形是国内孤立主义盛行，并由此推动国家对外寻求自给自足。
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即人们并没有追循表面上看来合理的、阻力最小的路径。大多数此类事例的解释理由在于，领导层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或者是缩小而不是扩大经济和社会利益。尽管美国私人投资者在20世纪20年代将其势力扩大到全世界的做法无疑是合理的，但美国政府（其他国家政府在较低程度上也是如此）所奉行的金融政策却使之变得不可能。美国政府根据财政部的资产负债表狭隘地理解美国国家利益，并将美国国家利益置于私人金融资本的世界主义趋势之上。这迫使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从金汇兑本位制的国际主义原则退缩，并放弃货币稳定和自由贸易的政策。
英国的战争债务负担促使其于1932年召开渥太华会议，以建立英联邦关税特惠制。德国将目光转向国内准备战争，希望靠武力夺取其在现存国际条件下买不到的原材料。日本、法国和其他国家也是同样地陷于困境。随着世界金融危机在一个又一个国家转化为国内问题，大萧条蔓延开来。由于世界贸易和收支体系彻底崩溃，意大利和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变得日益好战。世界各国政府都通过大力扩大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来应对不断下降的收入和就业率，从而促使凯恩斯宣告自由放任的终结。
大萧条摧毁了全世界的私人资本，正如各国政府的短视摧毁了政府间资本一样，这些政府从对其他政府的金融债权中寻求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任由这种债务变得如此问题重重。
英国同意着手偿还美国的战争债务，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坚持“债务神圣”的世界债权国思想的影响。但在英国及欧陆国家已变成世界债务国而非债权国的形势下，这种政策不再合适。几乎无人懂得应调整债务神圣的传统观念，以适应他们现实的偿还手段。
大萧条和“二战”教育了这些政府，使其认识到这种态度的愚蠢，虽然在“二战”结束后几十年内当涉及第三世界和东方集团的债务时，它们又再次忘记了教训。
美国战后“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规划
自1945年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寻求逆转外国对它们经济政策的控制，尤其是寻求逆转外国的试图经济自立并独立于美国。
美国外交家和经济学家在1941—1945年就该国即将扮演的作为战后世界主导力量的角色进行了阐述，他们意识到，从战争中美国将兴起为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国民经济，但为了在重返和平时期生活的过渡阶段维持充分就业，它必定将是一个主要出口国。这一过渡期预计需要大约五年的时间，也就是从1946年到1950年。国外市场将取代美国陆军部，成为美国工农业产品需求的来源。这转而需要外国能够赚取或借得美元，来支付美国的这些出口品。
很明显，美国这次不能像“一战”后那样，把战争债务强加给其盟国。这首先是因为同盟国已没有可供出售的国际资产。如果美国强迫它们偿还战争债务的话，则它们就没有剩余资金购买美国的出口商品。因此，美国政府必须通过政府贷款、私人投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方式，向世界提供美元。作为交换，它有权规定提供这些美元的条件。问题是，美国的经济外交家会规定什么样的条件。
在1944年1月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有关战后美国经济政策的提议占了主导地位。卡内基和平捐赠基金会的J.B.康德利夫（J.B.Condliffe）写道，“几十年来第一次，事实上是自年轻共和国的早年以来第一次，军人和政治学者正关注着美国在当代世界的权力地位，但经济学家迄今为止还没有这么做。这种关注是战后对国家政策所做的重新审视的一部分，战争显示了自满自私的孤立主义理论家及其态度的愚蠢，该事实使得重新审视成为必要”。（J.B.康德利夫：“经济权力：一种国家政策工具”，载《美国经济评论》第34期（1944年3月增刊），第307页。）康德利夫认为，这样一种审视不应被视为马基雅弗利式的或邪恶的，而是美国理想具有内在的真实力量的必需条件。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政府和企业在战后世界的塑造中将扮演的相应角色。在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们关于“私人企业与政府在战后美国经济中的相应领域应该是什么？”的讨论会上，大部分回答者认为，私人企业与政府政策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一定程度的计划是保证美国经济在相对充分就业条件下运行所必需的。
这并非必然意味着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尽管那似乎是一种隐含的长期趋势。论及“经济学的当前地位”，阿瑟-萨尔兹（Arthur Salz）说：“政府与经济学已走得很近，共同存在于一个政合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讲，共同存在于一个君合国。虽然经济学家此前依靠对政府的建设性批评获得了声誉，但现在已与政府握手言和，并成为一度最为严厉批评过的政府机构的朋友和支持者。”（阿瑟-萨尔兹：“经济学的当前地位”，上引刊，第19页以下。）
芝加哥大学的自由放任理论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对政府/私营部门关系问题做了最为严格的规定。其演讲“国家控制的国民经济间的国际关系”公然质疑私人企业“通常不爱国，而政府自发爱国”的观点。他警告说，国民经济计划是天然好战的，而利润动机则是防止浪费和国际冲突造成破坏的最好保证。公司之间不会开战，但政府却发现战争是追逐权力和威望的最终表达方式。维纳满怀希望地下结论称：“自由企业经济体的世界与国营国民经济体的世界相比，其国际经济关系模式受到国家权力和国家威望之考虑的影响要少得多。”（雅各布-维纳：“国家控制的国民经济间的国际关系”，上引刊，第315页。）
这与社会主义理论恰好相反，后者认为民族国家政府是天性爱好和平的，除非受到强大的商业卡特尔的驱使。霍布森强调，“国家之间明显的利益对立……并不是想象中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之间的对立；它们是国家内部阶级利益的表现。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利益是一样的”，（约翰-A.霍布森：“国际主义的伦理学”，载《国际伦理杂志》第27期（1906—07年），第28页，引自上引刊，第321页。）尽管其个体生产商和出口商的利益并不相同。
“一战”后的战争债务和赔款问题已质疑了这种一般性概述。根据维纳自由放任的观点，在一个经济由国家控制的世界里，国家间冲突的倾向及由此而来的战争的可能性，将是更大而不是更小。特别是当回顾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时，他发现“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国家控制取代私人企业，将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即：所有重大国际经济事务中都注入了政治因素；国际贸易之基础从竞争占支配地位转为垄断占支配地位；商业纠纷产生国际冲突的可能性显著增加”，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较之私人出口商、银行家和投资者间的商业竞争，政府所构想和采取的国家竞争内在地更为好战。
然而，维纳没有提及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府自身的行为。其观点颠倒了霍布森和列宁关于国际商业竞争的看法，为以下现象几乎没有留下余地：70年代早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介入智利事务，反对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洛克希德公司在日本的贿赂丑闻或其他国内外官员的国际贿赂丑闻；乃至美国总统对贸易保护利益的竞选承诺，如理查德-尼克松在1968年和1972年对奶制品和纺织品工业两度做出的许诺。因政治领导人固有的民族主义野心，政府计划具有一种自发的武力使用问题。维纳完全不认可政府计划，即使是那种在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到“一战”结束这段时期，通过工业保护主义和积极的国内发展计划，引导美国工业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计划。“就以往而言，战争产生于经济原因”,维纳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民族国家对经济进程的干预，使得国际经济关系模式成为一种易引发战争的模式……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以任何方式避免这种不祥的缺陷……当且仅当私人企业脱离广泛的国家控制，国家控制只是旨在维护企业的私有和竞争，才有可能防止经济因素引发战争……我相信战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而非经济现象。它产生于建立在主权民族国家基础上的世界的组织方式……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都是如此；并且，在其活动范围内，对国家的信奉程度越高，国家间发生严重摩擦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国家将其对经济事务的介入降到最低点，经济因素引发战争之影响同样也将减少。”（约翰-A.霍布森：“国际主义的伦理学”，载《国际伦理杂志》第27期（1906—07年），第28页，引自上引刊，第328页。）
在很多观察家看来，美国官员创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为了确保有充足的资源为国际收支失衡融资，从而使各国能够推行自由放任政策，而据预期，这种失衡产生于恢复和平后向美国出口商开放其市场的国家。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将获得特别重建借款，此外还有向获得解放的殖民地提供的发展贷款，以及向身处困境的国家提供的收支平衡贷款，以使其无须诉诸于货币贬值和关税壁垒。人们相信，在美国领导下创建的战后环境中，自由贸易和投资终将达成国际贸易和收支的平衡状态。确保收支平衡是自由贸易和向国际投资开放门户的前提，而双边外援也将作为直接诱因，促使其他政府默认美国的战后计划。
1946年3月23日，杜鲁门总统强调，“世界贸易必须恢复原貌，而且必须交还给私人企业，”其意思是指，世界贸易的规章制度必须脱离外国政府的支配，因为这可能促使外国政府试图以牺牲美国出口商和投资者为代价，来恢复它们的战前权力。美国的自由放任立场推动美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这一体系与过去的欧洲帝国体系相比，范围更大、权力更集中，而同时其运行更灵活、成本更低、官僚习气更少。
鉴于事实是只有美国拥有保证强大的海外投资所必需的外汇，只有美国经济具有取代英国和其他欧洲对手的出口潜力，自由放任的理想与美国国家力量的世界性扩张是一致的。人们已认识到，美国的商业力量可以达到美国政府的根本目标：将外国经济体转化为美国的卫星国。因此，美国出口商和国际投资者的目标与美国政府追求其世界权力最大化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最好能通过削弱政府计划和海外的经济国家主义来实现。
19世纪美国工业家公然抨击、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政府实际批判的自由放任思想，在“二战”后直接为美国的目标服务。
欧洲的工业国将开放市场，允许美国投资者从它们的前殖民地收购采掘业，尤其是近东的石油。这些不发达地区将为美国提供原材料，而不是逐步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与美国工业形成竞争。它们将购买越来越多的美国食品和制造品，特别是购买在战争期间生产能力急剧提高的工业部门所生产的产品。美国由此而来的贸易顺差将为美国投资者提供外汇，使其能够收购世界工业、矿业和农业中最具有生产力的资源。
由于美国的贸易顺差远远超过了其私营部门投资的外流，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必需通过世界银行、进出口银行和相关政府间援助借贷机构增加美元贷款来融资。在美国政府的保护下，美国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将对外国经济积累越来越多的债权，最终会获得对非共产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进程的控制。
结果是，欧洲的很多剩余黄金被美国剥夺，就像战后初期的拉美一样。到1949年，除美国外的各国都面临恢复20世纪30年代的保护主义的需要，以防止其经济独立的过分丧失。美国财政部积聚了世界黄金的四分之三，剥夺了世界市场继续按战后初期的汇率购买美国出口品的能力。特别是英国，由于英镑估价过高，它正挣扎在事实上的破产边缘，不得不放弃贬值和保护其英镑区的权利，以此作为交换，才获得美国财政部1946年?对英国贷款。其他国家也陷入了相同的困境。因此，美国的收支顺差地位正在威胁它预期的出口潜力。
在这些情况下，美国经济的规划者学到了欧洲、日本和欧佩克的外交家随后也学到的东西。若非如此，债权国和收支顺差的地位无疑是很不舒服的。
归还欧洲一些黄金，符合美国开明的自利。私人投资者不将其资金回流到海外，美国政府必须通过一个扩大的外援计划这样做，也许将借助正在形成的冷战军事保护伞。
该战略有两个潜在的障碍。首先来自外国经济体，它们推动重新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并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促进其自给自足。然而，这种趋势没有形成，因为英国引导欧洲驶入美国的轨道。这似乎消除了欧洲大陆国家向美国争取经济自主的所有动力。
美国政府战后世界规划的另一个主要障碍不是来自外国，而是来自美国国会。尽管对外援助能够获得压倒性的国内利益，美国国会还是不愿意向遭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增加资金，不用说作为直接礼物了，就是贷款，超过了一定额度，也不同意。在经历了英国贷款模式和后来的马歇尔计划以后，问题已经不在于它意识不到进一步增加援助会带来利益。只不过是国会认为国内的开支项目优先。争论的不是为全人类带来的抽象的成本利益分析，甚至不是对整个美国的长期利益的分析，而是关于地方性利益的分析将本土目标置于外交政策之上。
美国进入将其国际收支推向赤字的冷战
事实证明，规避国内障碍的最便利方法是，向国会提供反共产主义的国家安全战略，战后对外支出计划是与该战略相挂钩的。提供美元并不仅仅是贿赂外国政府，使其颁布门户开放政策，而是帮助它们对抗共产主义，如果不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它会威胁美国。对革命的恐惧改变了美国国会关于英国贷款的判断，推动国会通过了马歇尔计划，连同大多数延续至今的后来援助贷款项目。国会不会拨款为世界范围内的准理想主义向自由放任的转型融资，但是它会为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提供资金，这可以界定为与防范贫穷的扩散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贫穷为滋生反美主义的温床。
美国政府希望保持其资本主义伙伴国的偿付能力。美国外交家清楚地记得20世纪30年代，他们认识到，国际收支平衡破产的经济体会自我封闭，相应地会妨碍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机会。这正如外交关系委员会1947年所指出的：
“在公共辩论和国会辩论中，行政部门的事情主要集中于两个主题：一是英国贷款在世界恢复中的角色，二是美国从这项协议中获得的直接利益。美国的自我利益是美国那样做的动机……行政部门做了富有说服力的论证，它指出，如果没有贷款，会发生什么。英国会被迫限制进口，在双边贸易中讨价还价，以及歧视美国商品……有了贷款，事情就能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外交关系委员会：《1945—47年世界事务中的美国》（纽约：1957年版），第365—68页。）
前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位于敦促向英国贷款的首批人员之列，“主要是打击共产主义”。如果英国由于种种现实原因破产的话，他甚至力劝将这份贷款当作完全的礼物。
美国与俄国的紧张关系帮助了这项贷款的通过，它对消除关于这项贷款的经济稳健性的政治异议和怀疑有相当大的影响。1946年3月5日，温斯顿-丘吉尔在富尔顿（密苏里州）发表了讲英语的兄弟国家联合起来遏制苏联的演说，从此反俄情绪席卷了整个国家。现在……他的思想似乎是很多国会议员投票赞成贷款的决定性因素……参议员巴克利（Barkely）说，“我不希望，我自己和我的国家采取如下立场，也就是驱使我们的盟国进入我们不希望她们被拥抱的怀里”。
美国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认可这一立场。这将变成美国在随后20年抽取其对外援助的政治杠杆。不支持自由主义的议员很难同情为战后经济规划提供了早期装饰门面的自由放任政策，为了促使他们的接受，国际政策此后披上了反共产主义的外衣。由美国政府观点提出的问题是，美国的收支平衡已经达到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未达到过的顺差水平。它有一种财富的尴尬，现在需要收支逆差来推动国外出口市场和世界通货稳定。外国人缺乏支付手段，就不能购买美国的出口商品，而私人债权人不希望向信誉不良的国家进一步发放贷款。
朝鲜战争将美国的收支平衡转化为逆差，似乎解决了这一系列的问题。与共产主义的对抗成为美国军事和海外援助计划的催化剂。美国国会更愿意通过反共产主义或国家防务计划，而不是直接赠款或贷款，向盟国提供美元，朝鲜战争后，美国在北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中的军事开支，就如同一种不流血形式的国际货币援助。在一国又一国的军事开支和援助计划，使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吸收的一些国外黄金实现了回流。
然而，10年之内，看起来促进稳定的经济动力开始有所动摇。唯一有能力为全世界范围内军事计划融资的美国，开始陷入泥潭。这种泥潭曾使实行殖民主义的各欧洲列强破产。美国的冷战战略家未能意识到，虽然私人投资在减少损失方面趋向于灵活，因为它依赖于以每年获得满意的回报率为基础的相对独立的计划，但这不同于政府支出计划的情形，尤其是不同于制造既得利益的国家安全计划的情形。这种计划不可能像私人企业的计划那么容易撤销，因为海外的军事支出一旦启动，就倾向于具有自身的动力。政府不能简单地说，国家安全计划在经济上已无利可图，因而必须缩减经费。这将意味着，执行这些计划首先仅仅是因为经济上有利可图——换言之，为了狭隘的经济收益动机，或者为了狭隘的国家收益，就可以牺牲人类的生命。起初作为借口的东西，变成了新的现实。
美国金融帝国的新特征
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国际收支顺差，如果美国汲取越来越多的外国黄金和美元结余，世界货币储备就会减少。这会阻碍世界贸易，尤其是阻碍美国出口。因而，美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与世界流动性和贸易的继续增长是不相容的。与它提供给外国人的相比，美国不得不购买更多的外国商品、服务和资本资产，除非这些国家能够增加非美元的货币储备。
人们没有掌握的是，由此而来的必然影响。在以关键货币美元为本位的情况下，世界金融体系能够具有更多流动性的唯一方法是，美国通过维持国际收支逆差，将越来越多的美元注入其中。外国持有的美元结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外驻军和对外援助支出的产物，而它们同时也是美国的债务。
起初，外国对其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盈余表示欢迎。当时，毫无疑问，美国完全有能力以其庞大的黄金储备赎回这些美元。但是，1960年秋季美元的短暂飙升，推动黄金的价格提高到40美元1盎司。这提醒人们注意到，自朝鲜战争以来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一直持续地增加。正如美国国际收支顺差在20世纪40年代末是破坏稳定的力量一样，在60年代初，美国国际收支逆差超过一定程度，也会与世界金融稳定不相容，这一点已明朗化。
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总统选举中胜出，主要借助于发起了一场关于军事准备的相当蛊惑人心的辩论。紧随其后的是黄金的升值。依靠即将上任的民主党政府做什么来改变造成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冷战政策，显然是不可能了。
人们开始更多地注意本国货币和国际货币的不同。除了金属货币之外，本国货币是一种债务形式，但是确实没有人希望它会被兑现。一国政府力求清偿其本币债务，若超过一定额度，就会破坏该国的货币基础。回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高关税产生的预算盈余迫使美国财政部清偿其债券，引起痛苦的通货紧缩。但是在国际货币和信贷领域，大多数投资者都希望债务得到按期清偿。
这种预期似乎使任何建立关键货币本位制的尝试都将归于失败。问题在于，国际货币在被视为一种资产的同时，也是该关键货币发行国的债务。国际收支顺差经济体积累越来越多的关键货币储备，这意味着关键货币发行国有效地充当，甚至是事实上充当国际借款人。一国为其他国家提供关键货币这种资产，它将长期维持负债状态，而清偿这种债务也就是减除国际货币这种资产。
全世界的美元储备不断扩大，而外国政府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储备所具有的上述债务特征，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就需要美元储备来为其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融资。但是，到60年代初，已经很清楚，美国正在接近最大限度，即它对外国中央银行的负债很快就会超过美国财政部黄金储备的价值。1964年，美国达到并超过该限度，到那时，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还是完全来自国外军事支出，主要是越南战争的军事支出。
如果美国像“一战”、“二战”后的欧洲政府一样，遵循债权人导向的规则，它就会牺牲其世界地位。它的黄金将外流，美国人会被迫甩卖其投资，以支付海外的军事行动。这正是美国政府官员在“一战”和“二战”后要求其盟国所做的，但美国自己不愿意遵守这样的规则。与以前处于类似地位的国家不同，美国继续她的国内外支出，毫不顾及国际收支平衡的后果。
结果之一就是黄金的升值，其上升势头与美国在越南受挫的军事命运是一致的。外国的中央银行，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央行，几乎每个月一次将它们的盈余美元兑换成美国的黄金储备。
为了压低金价，美国不得不出售官方储备，来迎合私人需求。很多年以来，美国一直联合其他政府资助伦敦黄金总汇。但是，到1968年3月，经过6个月的兑换以后，美国的黄金储备缩减至仅有100亿美元的底线，超过该底线后，美国财政部就宣布，将中断进一步的黄金出售。伦敦黄金总汇被解散，世界中央银行达成了非正式协议（也就是外交压力），停止将流入的美元兑换成黄金。
这破坏了美元与黄金市场价的挂钩。出现了两种黄金价格，一是不断上扬的公开市场价，二是较低的1盎司黄金兑35美元的“官方”价，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继续以此官价评估其货币储备。
3年以后，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宣布黄金禁运。基于美元可兑换黄金的关键货币本位制瓦解。美国国库券本位制，也就是基于美元不可兑换的美元债务本位制诞生。外国政府发现它们已不能用美元购买美国的黄金，而只能购买美国的国库券及少量的美国公司股票和债券。
外国出口商和商业银行都更多地使用本国货币，当外国的中央银行从其出口商和商业银行收到美元时，它们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将这些美元借给美国政府。
在这些央行的国际收支平衡中出现美元盈余，就等同于把这些盈余借给美国财政部。世界最富国能够仅仅通过国际收支逆差，自动地从外国央行借款。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增长得越快，外国央行结余的美元就越多，外国央行然后将这些美元投资于流动性和转让性程度各异的美国国债，从而将这些美元借给美国政府。为了适应既要大炮又要黄油的经济，美国的联邦预算赤字日益扩大，这使国内的支出项目膨胀，国内大量支出又外溢到进行更多的进口和国外投资，并为维持霸权体系提供更多国外军事支出。为了其不断攀升的联邦赤字的融资，美国既没有向其公民和公司征税，又没有让其资本市场承担重负，而是迫使外国经济体购买新发行的美国国债。因此，美国的冷战开支变成了对外国人的征税。正是外国的央行，为美国在东南亚的战争成本提供了融资。
无法检验这种循环的流动究竟能走多远。因为可理解的原因，外国央行不希望进入美国的股票市场，购买克莱斯勒、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Penn Central)或其他公司的有价证券。这将对外国央行构成它们不期望承担的风险。不动产也不具有多少吸引力。对于其官方储备，央行需要的是流通性和安全。这就是它们传统上持有黄金，将之作为一种清算相互赤字的手段的原因。就它们开始积聚盈余美元而言，几乎没有选择，只能是无限制地以美国国库券的形式持有美元。
从资产货币（黄金）到债务货币（美国公债）的这一转变，颠倒了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货币调节之间的传统关系。1968年前的传统智慧认为，具有贸易逆差的国家不得不出售其黄金，除非它通过提高利率从国外借入更多的钱、削减政府开支和抑制国内收入增长，从而扭转资金外流。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英国在其收放政策中所做的。当英国经济繁荣时，人们会购买更多的进口品，在国外的消费也更多。为了挽救持续贬值的英镑，英格兰银行提高了利率。这阻止了新的建设和其他投资，减缓了经济增长。在政府层面上，英国不得不放弃其帝国梦，因为它无力造就足够大规模的私营部门贸易和投资顺差，以支付作为一个世界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成本。
但是，现在世界主要贸易逆差国家美国藐视这种调整机制。它宣布不会让其国内政策“受外国人的指令”。这种单干政策引导美国在“一战”后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也就是说，美国不愿意依照其他国家遵从的规则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美国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仅仅是因为它们满足了它提出的条件：赋予美国独一无二的否决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美国也同样享有否决权。这意味着，只要是美国外交家认为不能为美国利益服务的经济规则，就不可能得到执行。
这些规则意味着，与英国不同，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提供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冷战支出以及国内的社会福利支出。美国的做法与英国的经济收放政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第三世界债务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要求它们实施的经济紧缩计划恰好相反。
从1968年4月至1973年3月，由于美国累积了500亿美元的国际收支赤字，外国央行发现它们不得不为这一时期增加的共500亿美元的美国联邦债务买单。实际上，美国正通过维持国际收支逆差，为其国内预算赤字融资。正如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所描述的形势，外国央行不得不“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元，因为它们试图维持汇率的相对固定平价”。（“利率与货币增长”，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办《评论》1973年1月号。还可见“资本回流导致国内利率改变吗”，载《评论》1972年7月号。）当美元供应远远大于需求时，若不能吸收这些美元，会导致美元兑外国货币的价值降低。不断贬值的美元，不仅会为美国出口商提供有竞争力的价值低估，而且会减少外国所持有美元的本国货币价值。
外国政府极不希望将其出口商置于竞争劣势之中位置，因此它们持续购买美元，支持本币汇率，从而也支持了美元区经济的出口价。“外国机构对美国政府短期国债的需求大幅增长，导致这些国债与其他市场化的有价证券相比的市场收益比以往任何情况下都更低”，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解释说。“尽管大规模的美国政府赤字就形成于这一时期，还是出现了上述发展。”由于外国央行对美国政府的美元债务工具的特别需求，美国公债的收益与公司有价证券相比下降了，而外国央行是不买美国公司债券的。
这改变了传统的国际收支平衡调节机制，数世纪以来，各国都是被迫提高利率来吸引外资，为其赤字融资。对美国而言，提供“外”资的是国际收支逆差，因为外国央行将它们手里的外流美元重新投入美国国库券。美国的利率降低恰恰是由其国际收支逆差所造成，而不是与之无关。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越大，外国政府不得不投资于美国国库券的美元就越多，这同时为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和国内联邦预算赤字提供了融资。
由于美国的银行和其他投资者从政府公债转移到高收益的公司债券和抵押贷款，将低收益的国债留给外国政府购买，美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繁荣起来。美国公司也开始收购有利可图的外国企业。它们花费的美元被移交给外国政府，外国政府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将这些美元以超低的利息再投资于美国国债。外国对美国国库券的需求抬高了美国国债的价格，相应地降低了其收益。这抑制了美国的利率，但引发欧洲更多的资本外流。
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停止这种美元债务循环的动机。它认识到，外国央行不得不接受更多的美元，以免世界货币体系崩溃。德国和盟国在20世纪20年代和“二战”后，甚至都没想过制造这样的威胁，它们也不会准备在六七十年代这样做。人们总体上认为，这样的体系崩溃对外国的伤害将比对美国的更重，因为外贸在外国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更大的角色。美国的战略家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坚称，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是一个外交难题，而不是一个美国公民应担心的问题。
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体量入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它已变成美国经济窃取其他国家资源的一种手段。
美国政府必须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大量花钱，不断推高其国内预算赤字。这种支出既直接通过作为军事开支，又间接通过过热的国内经济对外国商品和资产的需求，流向国外。过剩的美元又循环回到它们的源头——美国，在该过程中抬高了全世界的通货膨胀。随着其收入和财产价值的上升，大多数美国人感受到，他们在通胀中变得越来越富有。
外国政府购买了从“二战”末至1973年5月美国所有公开发行的新增联邦债务，整个20世纪90年代外国政府仍然是这样做的。（至于那时候该体系是如何终结的，本书续集《全球分裂》进行了概述。）这一进程在1968—1972年遭遇第一次危机，这次危机在1972—1973年粮食和石油的价格上涨四倍的通货膨胀大爆发中达到顶峰。在这5年期间，公开发行的联邦债券净增长470亿美元，美国政府只向其社保基金、其他信托基金以及美联储发行了少部分，而外国政府购买了420亿美元。
美国政府从外国央行而不是从其公民处借款的独特能力，是现代经济奇迹之一。若非如此，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战争刺激的美国繁荣很快就会结束。正如1973年美国遭遇的威胁所显示的，当时外国央行决定切断其货币与美元的挂钩，让它们向上浮动，而不是接受美国财政部借条的进一步泛滥。
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如何成为实力而非弱势的源泉
起初，美国国库券本位制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美国政府官员试图引导私营部门维持国际收支顺差，从而弥补美国海外军事支出所带来的赤字。这就是1965年2月约翰逊总统在“自愿”控制政策中所宣称的目标。美国的银行和直接投资者对国外的放贷和支出规模，受到了限制。为了吸收外国持有的美元，从而保持它们不为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央行所持有，美国公司被迫通过发行国外债券，为其接管活动和其他海外投资融资。
新形势具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优点，这一点很快就明朗化。只要1971年以后（实际上是1968年以后），美国不需要以黄金为其国际收支逆差融资，外国政府就只能用它们的美元帮助尼克松政府经营年复一年不断攀升的联邦债务。
这催生了美国以不计后果的态度对待其国际收支平衡，美国官员笑称是一种善意忽视。由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迫使外国政府为美国国内联邦债务融资，美国经济享受着不劳而获。1971年，外国政府最终停止支持美元时，美元汇率跌落了10%。这相应减少了外国持有的美元债权的外汇价值，其缩水程度超过了通胀侵蚀其价值的程度。但已投资海外的美国公司却见证其资产的美元价值上升幅度与美元贬值的程度成正比。
美元贬值是如此显著，即外国货币的估价不断得到向上修正，这全然不是标志着美国对其盟国控制的结束，而是成为美国金融战略的蓄意目标，是美国进一步推动外国央行陷入美元债务本位的一种手段。新闻报道称之为危机的变化，实际上是美国货币战略成功实施的顶峰。人们也许认为这是欧洲政治经济独立于美国的危机，而不认为这是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危机。
金融危机通常表现为资金短缺，它由收支链条线上的某个环节断裂而引起。但是，发生于1973年二三月份的情形刚好相反，过多的美元使世界货币体系陷入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在这方面，1973年对美元的经营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货币竞争性贬值。1973年，美国官方几次声明，其货币即将进一步贬值。美联储快速地扩大了美元供应，并压低了利率。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美国一直借助于其债权人的地位，要求外国政府作出让步。除非它们向美国出口和投资资本开放市场，否则美国不向它们提供对外援助和军事支持。美国官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这次凭借的是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地位！美国拒绝在世界市场上稳定美元，拒绝控制美国的赤字开支政策，除非外国为美国的出口和投资提供特别优惠的待遇。美国向欧洲建议，调整其农业政策，以保证美国农民在共同市场粮食消费中占有一个固定的份额，减弱与非洲的特殊贸易关系，以及向拉美提供特别援助，美国的意图是拉美将把这笔钱交给美国债权人和出口商。
因此，美国达成了任一早期的帝国体系都没有取得的成就：建立了一种灵活的新型全球剥削，一方面，它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华盛顿共识，控制债务国形式，另一方面，美国国库券本位迫使欧洲和东亚的国际收支顺差国家加大它们对美国政府的强制性贷款。针对美元逆差地区，美国继续运用欧洲和日本不能利用来反对它的传统经济杠杆。债务经济体被迫实行经济紧缩政策，而阻止了其自己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它们被分派的任务是，出口原材料和提供廉价劳动力，而劳动力的工资是以不断贬值的货币计价的。
对于美元顺差的国家，美国当时正学习应用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型压迫。它虚张声势地警告世界其他地区，它将把世界经济拖入货币危机。如果债权国不将其盈余的储蓄输往美国，购买美国国债，就会发生货币危机。
新型帝国
本书的主题是，人们不应从公司部门，而必须从美国政府对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组织施加的压力，寻找现代国际经济关系的根源。早在“一战”结束后，但尤其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全世界中央银行的政府间借贷和债务关系已完全压倒了私营部门资本的推动力。
这种新型帝国主义的根源在于，一国政府，也就是美国政府，通过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和控制政府间资本的多边机构，而不是通过私营公司谋求利润的行为，实现对其他政府的剥削。将传统帝国主义转变为超级帝国主义的关键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借助于它占绝对优势的债权国地位支配了国际组织，而从60年代以后，它又借助于其债务国地位做到如此。
面对战后经济关系的这种转型，非共产主义世界似乎束手无策，只能走向防御性地管制对外贸易、投资和收支。这一目标成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要求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核心。但是，美国主要依靠增强其军事力量，挫败了它们的努力。
1990年前后，欧洲共同体和日本开始主张它们需要自立时，美国撕下了所有伪装，绝口不提它在“二战”后坚持创建的开放的世界经济的要求。相反，美国要求“有序销售协定”，在国别基础上具体说明纺织品、钢铁、汽车和食品的市场份额，而全然不考虑国外的“自由市场”发展和经济潜力。欧洲共同市场被告知，为美国农民留出历史上在欧洲谷物市场中所占有的固定份额，除非美国自己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就如同1973年夏天所发生的，当时外国不得不遭受美国强加出口禁运的后果。美国废除了私人合同，为了美国经济的稳定，而破坏了外国经济的稳定。
简言之，美国的外交家迫使外国政府管制它们的国家贸易和投资，以服务于美国的国家目标。外国经济体被构想为一种次要市场，服务于美国国内需求满足之后的美国产品输出，一旦美国商品出现短缺，美国就不会强加这些需求。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粮食和木材价格超过美国国内价格时，美国政府要求其农民在国内销售他们的产品，而不是出口。
因此，世界商品价格上升时，美国就实施出口控制，降低国内价格。为了保持国内价格表面上的稳定，美国要求外国政府承受物品短缺，并使它们的经济通货膨胀。结果是两者间的分歧，一方面是美国国内的价格和工资，另一方面是全世界的价格和收入。最大的分歧产生于美国政府实施世界外交的动力和其他政府寻求保护其经济自立的目标。由于将华盛顿共识内含的双重标准坚定地置于首位，美国以其外交快速、老练地挫败海外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当美国资本品和其他原料的价格超过世界市场的价格时，美国又会采取另一套做法。例如，世界银行被要求（该要求未得逞）根据美国对世界银行认缴的25%份额，分配它对美国资本品和原料的购买。日本被要求针对美国木材、旧金属和植物油的进口实行“自愿控制”，并限制对美国出口纺织品、铁和钢。美国的政府机构、州和市也要遵循“购买美国货”的规则。
所有这些的走向都与雅各布-维纳、考代尔-霍尔（Cordell Hull）以及其他战后初期理想主义策划者所预期的恰好相反。回顾过去，他们就像“有益的愚人”，没有认识到谁实际上从表面上的全球自由主义中获利。在这点上，只要考虑到美国外交，当前的自由放任和货币主义理论可以说是在学术上扮演了有益的愚人之角色。回顾1945年关于如何建设战后社会的辞令，人们就会发现，正是美国提出了如下的理想主义主张：开放的世界贸易将如何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这没有实现。华盛顿共识不仅没有提高接受援助的债务国赢利清偿其债务的能力，而且使这些债务国更加依赖于其债权国，原材料出口和粮食依赖程度的上升，恶化了它们的贸易条件，阻碍了它们实施土地改革、累进制收入和财产税等必要的社会现代化。
甚至在“二战”后美国的外交家主张其他国家向美国的出口和投资开放门户时，美国政府却在扩大对本国市场的管制。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违反关贸总协定的原则，收紧了乳制品和农业配额，提供农业补贴，而美国的谈判代表后来却批评欧洲共同市场建立同样的补贴。如今（2002年），几乎一半的美国农业收入来源于政府补贴。
世界贸易受到政府计划空前干涉的指导，这些计划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后来所称的华盛顿共识协调。其目标是，为美国提供足够的石油、铜和其他原材料，造成足以压低这些商品世界市场价格的长期供给过剩。这种规则的例外是美国出口的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可以预期这些产品有相对较高的世界市场价格。如果在这些情况下外国仍然能够维持国际收支顺差，就如同石油输出国，它们的政府将被要求使用其收益购买美国武器，或是投资于流动性差、最好不在市场上交易的美国长期国库券。所有经济倡议都应由华盛顿共识策划者做出。
“二战”后瓦解了英国的英镑区以后，美国官员建立了美元区，除了法西斯国家之外，美国政府比任何战前的政府都严密地控制了其经济。正如上述，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公司在海外扩张的融资直接是由外国而非美国的资金所承担，它们的红利分配政策同样也受到凌驾于外国国家主权原则之上的美国政府规章的控制。海外分公司被要求遵循美国政府对其总部的规章，而不是遵循这些分公司所在国的政府规章，而这些分公司可是其所在国的合法公民。
这些分公司的国际贸易同样受到管制，这既不会考虑世界市场的动力，又不会考虑当地政府的政策。美国子公司被禁止同古巴和经济哲学不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其他国家进行贸易。针对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抗议，美国政府无动于衷，没有撤回任何对美国跨国公司总部施加的压力。
金融领域的情形也大体相似。虽然外国的利率经常超过美国的利率，但外国政府不得不将其盈余的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库券。其效应是抑制了美国的利率，使其低于外国的利率，美国的资本投资从而能够以非常低的成本得到融资，这是外国公司所不可能做到的，而美国的股票也维持较高的性价比。
因此，美国经济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是通过美国政府介入全球市场，获得了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美国政府介入全球市场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介入，二是通过其控制的布雷顿森林机构间接介入。介入的目标通常是促进美国公司的利益，但根本的动机是认识到，管制这些公司的行为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就国际收支平衡而言，美国首要考虑的是冷战外交的地缘政治利益。
当今的金融不稳定与20世纪20年代情形之比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遭受流动性短缺。各国都寻求出口商品和服务，而不相应地进口。目标是挣得美元。到70年代，事情变得如此不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几乎流入每个经济体的巨额美元所产生的世界流动性过剩。美国政府无限制地花费美元，而美国的私人投资者收购外国公司，美国的进口比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更多。
为了增加进口，甚至共产主义国家也开始试图维持贸易逆差。如今，欧洲和东亚努力以最小的代价处理它们的盈余美元，而当它们将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再投入世界资本市场时，这些美元由此最终又回到美国。其结果是全球金融泡沫。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改变了其控制世界经济的战略，从债权国战略转变为债务国战略。这一转变颠覆了贯穿20年代的全球关系。那时，正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顺差绑架了世界经济。自60年代以来，一直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绑架了世界经济，美国的赤字最初来源于美国政府的海外军事支出。五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所有国际收支逆差都是由美国海外军事支出造成的。
大多数经济模式都忽视了，美国海外军事支出及其造成的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在20世纪世界金融转型中所起的作用程度。起初，美国从1950—1951年朝鲜战争开始在亚洲的军事支出，激化了全世界的美元过剩。正是这些军事支出，将美国从国际收支顺差国转变为逆差国，迫使其在1971年宣布与黄金脱钩，并引入与世界其他地区对抗的债务国导向的国际金融政策——外国经济体就是至今也未能摆脱该政策。
新的赤字战略伴随着日益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管制，这与贯穿于战后初期美国政策的哲学恰恰相反，战后初期哲学的残余影响依旧存在，粉饰着如今许多过时的经济辞令。政府间谈判和外交，塑造了一个经济体接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这是半个世纪前所不能预料到的。甚至连俄罗斯的私有化也是美国外交压力的结果，而不是自然演进的发展。
美国海外军事支出的意图并非只是为了保护和扩大私营部门的出口和投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了一系列恰好相反的优先目标。美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受到越来越多的管制，以为美国的全球军事和外交体系融资。为了东南亚冷战的融资，美国的银行和公司对外放贷和投资行为都受到管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近于崩溃，关贸总协定被重创，美国在“二战”及随后与苏联和中国对抗的冷战中显然为之而战的自由贸易体系被搁置一边。
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依然正在破坏世界，但其特征已经从军事焦点转向另一个焦点：坚持外国经济体供应美国国内经济因为后工业化和泡沫经济不再生产的消费品和投资品，并购买美国的过剩农产品和其他过剩产品。在金融领域，外国经济体的角色是，支撑美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泡沫，制造资本收益和资产价格通胀，尽管美国的工业经济正被掏空。
20世纪20年代，为了限制其国际收支顺差，美国试图将其利率调整得比英国的利率更低，吹大了于1929年破灭的股票市场泡沫。现在，美国的贸易逆差正在抽取东亚和欧洲的中央银行的美元，将它们重新投入美国的资本市场，制造了一种新型金融泡沫。1985年的《广场协定》和1987年的《卢浮宫协定》迫使日本央行降低利率，吹大了日本的泡沫经济，致使它于5年后破灭，留给日本一场金融灾难，再也不能像80年代美国战略家所担心的那样对美国构成挑战。
20世纪20年代和当前都出现美国国际收支失衡，两者的程度都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将世界经济撕裂成碎片，并以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实行国家管制主义的应对措施而达到顶峰。但是，如今，美国政府的规划者和华盛顿共识最终控制了其他政府的政策，而华盛顿共识是美国通过其支配的国际组织强制推行的。自由贸易和外国债务美元化的要求实质上就是美国政府对其他政府提出的要求，而其他政府仍然被动地应对，而不是主动地采取美国式的市场管制。
讽刺性的是，美国只用了那么多的时间，仅仅25年，从1945年到1970年，就推翻了其宣称的战时理想主义，为世界“市场”建立了一种双重标准。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坚持西德重估德国马克，并将其美元储备重借给美国财政部，以此作为保持美国在德国驻军的成本。同样的经济高压发生在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朗之间，美国迫使这三国用其石油出口的美元收益购买美国武器。类似情形还发生在美国和日本之间。甚至在面对苏联时，美国政府也开始进行双边协议的谈判。苏联要花100亿美元的预期收益专门购买美国产品，这些收益来自对美国的天然气出口。这些协议让人想起了雅尔玛-沙赫特20世纪30年代为纳粹德国提出的货币冻结协议。
推动公有企业的私有化——显然是促使政府退出经济事务的举措——是美国政府向债务国施压（通常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日益通过世界银行）的结果。在这些国家，公共设施和其他公共领域被甩卖，如此破坏公共部门的倡议，在美国国内政策中根本看不到，并恰恰与美国国内政策相反。这正是美国政府在1972—1973年所反对的政策，当时，欧洲、欧佩克和其他债权国寻求利用它们的债权国地位，购得美国主要公司和关键资源的控制权，并期望至少在限制美国在全世界肆意挥霍的程度上规范美国政府的政策。
债务国的公共领域正在被移交到全球金融资本的手中，其中就包括欧洲和亚洲的国家，它们已被纳入由华盛顿共识控制和塑造的国际体系。美国的养老基金、信托基金、风险基金、对冲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投机者已经开始支配欧洲的股票市场，而且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在侵吞远东的股票市场。前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股票市场现在已经被公共领域的股份所支配，而这些股份迄今已大量地售给美国和其他主要国际收支顺差经济体的机构金融投资者。这些销售收益被用于支付这些国家所承担的债务利息，债权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组织的银团。该银团承担了这些国家的建设计划，而那些计划结果证明并没有如其所承诺的那样能够实现债务自我分期清偿。
因此，我们又被带回到如下问题：这样的体系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识促成的。建立该体系何时变成了一项蓄意的政策，而不仅仅是一种国际外交博弈中特别的官方投机行为？
首先，美国要求在它可以加入的任何多边机构中被授予否决权，为上述政策铺平了道路。该权力使美国能够阻止其他国家采取共同措施，声张它们同美国的经济动力和目标截然不同的利益。
我相信，开始时，美国利用国际收支逆差不劳而获，这是出于不得已而行的善事。但是自1972年以来，美国日益有意识地运用其国际收支赤字作为一种蓄意的剥削性金融杠杆。
这种新帝国主义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存在，其新颖之处是美国抽取着所有的经济盈余。各央行成为美国以国际收支平衡进行剥削的工具，这是通过当前的美元本位制，而不是私营企业实现的。将这种基于关键货币本位的金融帝国主义转变为真正的超级帝国主义的是，只有一个国家，而不是每个国家，具有维持不受限的国际收支逆差的特权。只有这个信贷创造中心的央行及其外交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才能够创造其自己的信贷，收购外部的金融卫星国的资产和出口品。
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来说，这种帝国主义模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苏联控制了制定贸易、投资和金融规则的机构，以剥削其在经互会的伙伴国。苏联在卢布不可兑换的条件下控制了贸易的定价和支付体系，从而获得了中欧的经济盈余，这就如同美国通过发行不可兑换的美元剥削其资本主义伙伴国。苏联以一种对自己高度有利的方式，确立了同其卫星国的贸易条件，这正是美国对第三世界所做的，所不同的是，苏联出口能源和原材料，而美国出口粮食和高科技产品。但是，若将它们抽象地视为一种策略性的实体，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在各自诉诸的政府间手段上，似乎正互相走近。与美国一样，苏联也向其盟国挥舞军事高压之剑。
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国家因政治的、战争的以及其他更高的理想和‘进步’而招致债务。……假想未来将会给予这种关系永恒的荣誉。国家已经从商人和实业家那里学到如何利用信贷；这将阻止国家再次走向破产。现在，在所有骗子的身边，国家作为骗子的首领站立在那里”。（雅各布·布克哈特：《论历史和历史人物评价》（波士顿：1958年版），第171页。）
一个世纪以前，民族国家被许可通过创造货币和信贷，只能剥削其公民。当今新体系的独一无二之特征是，欧洲、亚洲、第三世界以及前苏联地区现在都可以窃取其公民的财富，但它们窃取的财富又进而被作为帝国主义中心的美国所窃取。美国公然挑战世界债权国的央行，看它们是否有意志引爆国际金融泡沫，并让众多最开放的经济体陷入破产。美国经济仍然是最为独立自主的，因此能够随时将自己同任何欧洲和亚洲的崩溃隔离开来，但是，金融部门就如同20世纪20年代的一样，仍然具有最高的杠杆作用。八九十年代，日本和欧州大陆已经对美国建立起数以千亿计的美元债权。如果它们就像美国在20年代作为债权国对英国和其他一战盟国所做的那样做，那么日本和欧洲会坚持要求美国以跳楼价甩卖其主要的制造业公司，甚至其美术馆的馆藏。这正是美国要求英国所做的。它是债权强国的传统特权，也正是60年代戴高乐将军出的牌。
但是，除法国以外，不论是日本，还是欧洲，都没有打金融牌。综观日本的行为，就如同它才是债务国，它接受了美国的要求：日本政府在1984年和1986年人为地降低利率，为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做贡献。结果是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高度的负债，制造了金融泡沫，泡沫的破灭最终迫使日本向美国甩卖其制高点，尽管美国还是日本的债务国。因此，美国很好地扮演了债权国和债务国这双重角色。
打破这种金融依赖的途径是，做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债务国时所做的：违约（拖欠债务）。欧洲在1931年就是这样做的。但是，第三世界（追随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智利和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并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它们而是同意甩卖公共设施、能源和矿产开采权以及其他公共领域。它们正根据传统的债权国规则出牌，而美国却根据针对欧洲和亚洲的新债务国规则出牌。欧元创建后，并没有担当一种政治储备货币的角色，而仅仅是作为一种记账单位，成为美元的卫星货币。俄罗斯的卢布也同样被美元化。
结果是建立了如下的全球体系，在其中，美元得到各国央行资本流动的人为支持，正是它们填补了私营部门的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反而成为日益不稳定、头重脚轻的股票和债券市场的产物。正是这些资本流动，主要是很多国家的债务清偿，而不是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决定了当今世界的各种货币价值。从而，华盛顿共识使传统的利率和价格变动调整机制已经失效。
世界脱离美元化走向金融自主的必要性
如果美国将其不劳而获投资于生产资本，通过资本适得其所，产生未来的利润，华盛顿共识就不会如此令人诟病。不幸的是，美国实施了较少从事生产又维持帝国军事和官僚上层建筑的政策，这种政策加强了美国的代理国的依赖而非自立。这就是造成当今国际体系寄生性的原因所在，它与“一战”前的帝国主义体系是不同的，批评者和支持者所描述的“一战”前的私营企业帝国主义，注重生产和追逐利润。马克思、列宁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曾设想，在他们所在的时代，推行殖民主义的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将成为发展的引擎。而美国远远不是他们所设想的发展引擎，在榨干了美元集团的工业盟国的金融资源之同时，阻碍了负债的第三世界原材料出口国的发展，最近，又阻碍了东亚“四小虎”和前苏联地区的发展。美国剥削来的果实没有投资于新的资本形成，而是挥霍于军事和民用消费，投资于金融和房地产泡沫。
早期的国际体系被认为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强化，直至它在武装冲突中达到顶点，但在这一过程中边缘区的经济得到发展。但是，如今华盛顿共识的趋势一方面是通过以美元标价的债务，使几乎各国经济都不堪重负，从而阻碍世界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求以美国的美元债务作为结算各地区国际收支平衡的手段。其结果是耗尽了整个国际体系，各地区经济体迟早会声张其主权，而不管后果怎么样。
在当今的世界，崩溃很可能发生于金融领域，而不是军事领域。越南战争表明，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民主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了常规战争的外汇成本。尽管最近在南斯拉夫和阿富汗，美国还是以军事行动控制着边缘区。教训在于，各国政府只有拒绝为负债日益加重的帝国强权的军事和其他无节制融资，和平才能得以维持。
然而，自1972年以来，欧洲、日本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仅做出微弱的努力，来重新掌握其经济命运，自1991年以来，甚至俄罗斯也将其能源、矿产、公共设施以及其他公共领域交给私人经营者。在过去的10年，俄罗斯接受华盛顿共识的代价是，每年高达25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已经许可它们的国内债务以美元标价，而不管国内收入是以本国货币标价的。这制造了由私有化的甩卖所带来的长期的国际收支外流，私有化的甩卖为政府提供了足够的硬通货，来保持其具有大量美元恶债的账面平衡，但这些美元债务的预期利息和红利是必须支付的。与此同时，国家对劳动力征税，而不是对这些私有化的企业征税。
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国际体系。但是，取代它的将是什么？如果外国经济体要取得金融独立，它们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管制机制。它们会否这样做，取决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彻底地成功使隐含于华盛顿共识及其意识形态的超级帝国主义不可逆转。
金融独立是以政治自主，甚至文化自主为前提的。经济课程需要抛弃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理论和哈佛式经济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计划就是建立于前者之上，而后者使俄罗斯的私有化灾难合理化。
货币与信贷一直是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度性产物，而不是客观的、自然形成的。货币主义政策是技术专家治国理论的应用，这一伪装掩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施的金融紧缩计划为美国的贸易和投资目标的服务程度，从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贸易条件来看，还掩盖了为西欧和东亚的债权国的服务程度。
华盛顿共识得到推广的一大有利因素是，它是中央银行家和外交家在进行理论培训时的主要内容，这样，在进行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分析时，政治现实这一角度已被排除在外。比如，经济学家假定，贸易收益是完全地、平等地共享的。但是，实际上，美国政府一直称，美国经济必须在所有交易中都得到最大好处，这与学院派贸易理论家和国际法的理想主义假设所描述的情况恰好相反。虽然大多数国际协议的前言都包括贸易互惠的承诺，但美国政府一直迫使外国减少关税壁垒，与之同时增加美国自己的非关税壁垒，从而，到目前为止，美国在不平等的交易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
华盛顿共识基于货币主义，其提出的贸易理论无视世界银行掌舵其发展计划的那些国家已陷入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无力自拔。经济学者寻求解释该问题，在他们的教科书中几乎得不到帮助，因为这些教科书的逻辑忽视了过去30年全球事务的决定性特征。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经济学称理论是科学的标准，仅仅在于其假设的、抽象的立论是否内在一致，而不在于其是否符合现实。【我在如下著述中阐述了这几点：《贸易、发展与外债：世界经济分化与趋同的理论史》（伦敦：普卢托出版社，1992年版，2卷本）和“数理经济学的应用与滥用”，载《经济研究杂志》第27期（2000年），第292—315页。】美国政府控制全球信贷流动的策略是高度机密的，美国的金融外交家毫无兴趣宣传之。但是，如果不在学术课程中将这样的研究置于中心地位，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家和资本经营者就会被一种狭窄的金融观所诱导，而看不到国家地缘经济战略的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缩计划的失败、外国经济美元化的危险和关键货币本位制的不劳而获特征。
这种必要的研究将表明，“一战”前存在的相互竞争的国家帝国主义已被取代，现在只存在一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强国。与霍布森和列宁时期帝国主义维持对国外的金融顺差不同，美国财政部吸收外国资源，同时，美国投资者收购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智利、玻利维亚、阿根廷、加拿大、泰国和其他经济体最近私有化制高点的公司控股股份，其中以收购俄罗斯的公司做的最为成功。
以上关于美国金融帝国主义的观点，既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决定论，又不同于反经济的理想主义（或国家安全）理论。经济决定论者容易忽视世界外交中所有的经济和政治动力，将它们局限于与出口商和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直接相关的动力。这种观点本身没有注意到，国家军事和总体经济力量作为一个行为系统的动力，可能与大型国际公司各自增加其财富的目标相冲突。
另一方面，“理想主义”作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A.A.伯利（A. A. Berle），等等］仅仅满足于证明国际外交中的一些非经济动机。他们设想，如果他们能够说明美国政府经常受到许多非经济动机的推动，那么就可以说，并没有经济帝国主义或剥削发生。
但是，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美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动力，是为了使自己的经济自主最大化（不论这种自主是被简单地视为“国家安全”的表达，还是被视为更具有扩张主义特征的某种行为）。正是美国的这种欲望，导致它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工具，创新了它对世界经济的寄生性窃取方式。美国利用军事引起的国际收支逆差，向世界大量输出美元，并吸收外国的物资输出，从而提高了国内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所有权。这些外国资产都是外国经济的制高点，它们以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石油与矿产、公共设施和主要制造业公司为代表。这再次与传统的帝国主义观点恰恰相反，后者主张，帝国主义经济体寻求对外输出其国内的过剩产能。
理解当今美元本位制的关键在于要认识到，该体制已经成为基于美国财政部借条的债务本位制，而不具有以黄金形式存在的资产的支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第三世界和其他债务国实行债权国取向的规则，而对美国却实行另一套标准。它已制定规则，使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积累的国际收支逆差货币化，而美国的赤字主要是美国政府借自于外国政府及其中央银行。世界银行也实行双重标准，它要求外国的公共部门私有化，同时资助外国提高依赖程度而非自给自足，这首先体现于粮食生产领域。美国政府向欧洲和东亚的中央银行积欠巨债，而它的投资者却收购债务经济体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华盛顿共识一方面要求这些无助的国家实行金融紧缩，另一方面推动美国国内的信贷扩张，制造了真正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这没有受到日益扩大的美国贸易逆差的任何约束。
21世纪初期正在见证一种新型全球性中央计划的形成。该计划并非如“二战”结束时所预期的那样通过所有政府，而主要是通过美国政府做出的。其核心和控制机制着落于金融领域，而不是工业领域。与“二战”结束时所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不同，当今的世界贸易组织正通过如下方式促进金融投资者的利益：它将外国的贸易收益转移到美国，而不是提高全世界的劳动力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