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第二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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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现代方式入侵

社会在缓慢地进步着。在当代社会，美国统治集团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赤裸裸地掠夺了。像上个世纪那样疯狂侵占墨西哥一半领土？像上个世纪那样允许一个本国强盗去当尼加拉瓜的总统？像上个世纪之交那样公然在巴拿马建立一块飞地？但是，只要帝国主义的本质不改变，一切改变就只能是方式的“现代化”。

经济战

60年代，软弱的巴西政府以缺乏资金为名，准许美国空军在蕴藏着丰富战略性矿产的亚马孙平原上空拍照。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已查明的矿藏有：金、银、金刚石、石膏石、赤铁矿、磁铁矿、钽、钛、钍、铀、石英、铜、锰、铅、硫酸盐、铁矾土、锌、锆、铬和汞。美国空军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获取了所有的重要情报。勘测服务工作是由美国政府的地质测绘部门提供的，而所获资料都送到了美国私人企业家手中。此后不久，巴西2000万公顷的土地被出售或强占。这片土地的分布很奇特，它呈条带状，把亚马孙地区同巴西其他地区隔离开来。根据巴西国会的调查和陆军部的证词，美国政府鼓励这种做法的企图是在巴西境内开辟一条新边境，向这一地区定向殖民，秘密开发钍、铀、黄金、金刚石等重要矿产。20多个美国新教传教团在稀有矿产蕴藏丰富的地带定点传教，教授英语，并在这片地球上最大的可居住而荒无人烟的地区大量发放避孕药品。

看来，巴斯孔塞洛斯对“盎格鲁城”的提醒绝不是没有道理的。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美国人逼迫巴西人为本国生产的速溶咖啡在巴西本国加税，使这种世界上最好的咖啡之一永无出头之日。

为了掠夺拉美国家的矿产资源、减少本国的非再生资源消耗，美国可以在这些国家的大使馆设置一个甚至两个矿业参赞，专门从事有关的情报、阴谋活动。

50年代美国驻玻利维亚的大使曾在给白宫的报功信里大言不惭地写道：“自从来到这个国家以后，我一直勤奋工作，以期达到下述目的：使玻利维亚石油工业向美国私人企业的渗透敞开大门，大力支持我们的国防计划……玻利维亚现在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非国有化或曰反国有化的国家，我为能够完成国家和政府交付的这一任务而感到自豪。”①

政变阴谋

从美国近代史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已经成了一个策划阴谋、煽动政变的行家。而且，这些信仰实用主义哲学的人们并不以此为耻。中央情报局可以在秘密档案失效之后例行公事地定期公开这些资料：阴谋的策划者们在目的达到、无妨大局的时候，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撰写有关实施阴谋的回忆录。

为了使整个南部美洲长期成为自己的弹性隐形边疆，美国政府不能容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拉美政府，更不能容忍拉丁美洲国家表现出哪怕一点社会主义倾向。拉丁美洲有过三场程度不一的社会主义尝试：智利、古巴和尼加拉瓜。三者中没有一个不受到美国的严重干涉，其中智利阿连德政府完全是在资产阶级宪法范围内进行的一场民主社会主义试验，对它悲壮的结局，拉丁美洲人民刻骨铭心。

在南美大陆的地图上，有一个一眼就能认出的国家。它西濒浩瀚的太平洋，东傍巍峨的安第斯山，南北长4000多公里，东西最宽处有400公里，最窄处只有90公里，婉如一把修长的倒悬宝剑，插入拉丁美洲的南锥部。它就是智利。安第斯山脉的西坡占了这个国家东西宽度的1/3。在这片干旱至极的山脉中，铜的蕴藏量却占世界的l/3。

到1927年，美国的两个大财团通过各种名目繁多的公司已经控制了智利铜矿开采量的90%。从1911年到1970年的60年间，美国公司从智利铜矿开采中攫取的利润达108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他们在炼铜时同时提取的金银等贵金属。而它们在智利的投资却只有350万美元。智利采矿工人的工资在同样的生产效率下只等于这些美国公司在本国炼铜厂工人工资的1/8，而且生活条件极其低下。美国公司却为本国员工在智利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自订法律，自设警察，并自己发行英文报纸。

本世纪70年代，在这块当年阿劳坎人驰骋的土地上，智利人民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阿劳坎纳》。

1970年，以智利社会党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1908-1973）为首的“人民团结阵线”获得了大选的胜利，一场在资产阶级宪法范围内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智利的历史上实现了。“人民团结阵线”从1970年10月至1973年9月执政3年，这短短的3年在拉丁美洲历史乃至20世纪人类史上都留下了重要足迹。一二十年过去了，许多国家的思想界、学术界仍在严肃地讨论那场“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尝试的意义和得失。

智利是一个有议会民主、工会斗争传统的国家，当古巴通过武装斗争的道路推翻独裁政权后，当许多拉美国家在六七十年代爆发了城市、乡村游击战时，智利的左翼力量和人民群众坚持通过议会选举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关于这条道路的可能性，关于阿连德政府的政策得失，关于导致右翼军人政变的主、客观原因，都是值得探讨和反思的问题。但是，人民有权利探索自己的道路，阿连德执政期间恢复了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尊严，这是毋庸置疑的。人民与美国政府支持的右翼军人之间的斗争是一场民主与独裁、正义与非正义间的斗争，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1971年7月11日，智利政府将外资在智利最大的三家美国铜矿公司收归国有，这一天被定为“全国尊严日”。这是阿连德政府颁布的一项最得人心、连右翼政党都不敢反对的措施，“全国尊严日”被人民看成第二个国庆。根据智利的法律，外国公司每年的利润如超过一成是违法的，但阿连德以前的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这项法律。阿连德政府依据法律将外资所积聚的超额利润从赔偿额中扣除。根据清算结果，这些铜矿公司除归还铜矿本身所有设备外，尚欠智利政府3.7亿美元。

激进的社会变革激怒了美国和智利的大资产阶级，反抗和报复是残酷的。三家美国铜矿公司策动欧洲港口阻止智利运铜船靠岸卸货，在智利国内则组织了全国卡车主罢工。智利是一个长条形的国家，贯穿南北只有一条主要公路，这条运输干线的中断严重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卡车主长达几个月的罢工得到了美国资金的重要支持。

1973年9月11日清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智利极右派的支持下，以皮诺切特为首的三军司令发动了军事政变。政变军人通知坚守在总统府内的阿连德总统，已为他准备好了一架飞机流亡国外，阿连德却坚定地回答说：“智利总统绝不逃跑，他知道怎样履行一个战士的职责！”阿连德在总统府两次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强烈谴责军事政变，并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背心，手持冲锋枪，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当政变军人的坦克开始进攻总统府、飞机开始向总统府扫射时，阿连德命令包括女儿在内的70多人离开总统府，表示自己将走在队伍的最后。他与人们—一握手，感谢他们的支持。但是当人们走出总统府的大门后，阿连德却回到了总统府内，决心以身殉职。一阵扫射掀掉了阿连德头上的钢盔和半边脑壳，脑浆迸溅流淌。就这样，一位深受人民爱戴、至死坚持民主的总统在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的总统府内献身。②

据智利国家医疗机构在10月4日的报告，在这场政变中，有500人死于枪击。但一般保守的估计死亡人数约为2000人，也可能高达2万人之多。在美国支持下的智利反民主军事政变消息传出后，纽约、华盛顿、西柏林、波恩、伦敦等大城市均爆发了谴责美国和智利右派的示威游行。阿根廷首都2万人游行，焚烧美国国旗。墨西哥4万人高举阿连德的画像游行，要求政府拒绝承认智利军攻府。墨西哥宣布为阿连德牺牲哀悼3天。中国周恩来总理向阿连德夫人发去了慰问电。

在智利政局完全被控制后的某一个适当时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E·科尔比在其证词中透露，1970年至1973年间美国政府批准800多万美元用于智利秘密活动。1977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承认美国曾卷入智利政变。他说：“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智利的右派独裁要强于左派民主。”③

90年代，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了美军入侵格林纳达——一个加勒比海小国——的场面。关于这个新近的例子，诺曼·乔姆斯基说过这样一段话：“同一逻辑使卡特和后来的里根政府出兵推翻胆敢设立几个渔业合作社的格林纳达和其他类似政府。推翻格林纳达只用了一个周末。”④

软性同化式力量

如果认为今天美国已经现代化地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那么不是幼稚，就是故意掩饰。国内在1992年翻译了一本重要的小书，题目叫《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⑤，作者是在美国政界、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哈佛大学教授、前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奈，写于90年代。可惜这样的书从来不引起人们的兴趣和警觉。我曾写了一篇书评寄给一份面向全国青年的报纸，这篇文章如石沉大海——他们对“西班牙监狱里男女犯人同监”之类的稿件更感兴趣。那本书的作者从美国的昨天说到美国的今天，就美国有没有能力控制别人、如何才能控制别人娓娓道来，好像“美国应不应该控制别人”早已天经地义地不是问题。

作者还认真分析了控制其他国家的手段，将之分解为“软性同化式力量”与“硬性指令式力量”。他这样写道：

“软性同化式力量与硬性指令式力量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国家能使其权力在别国看来是合法的，那么它在行使权力时便不会遭到多少反对。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那么别的国家就会争相效仿。如果它能建立与其社会一致的国际准则，它需要变更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如果它鼓励其他国家根据占统治地位国家的利益开展或限制自己的行为，那么在发生争端的形势下它便无须过多地采取消耗巨大的强制性的措施。简言之，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来源。”

读着这样的文字，我更加理解了智利人毕尔巴鄂所说的美国人的“花言巧语”：如此明显的目的居然用了那么多拐弯抹角的技术性、外交性词句。

读着这样的文字，我感到震惊：回顾一下我们周围悄悄发生的日常变化，谁能肯定说这一切不是一番有意识、有计划的预谋呢？

作者还在书中画了一个表，列举了英、日、苏、欧和中国在各种硬力量和软资源方面的优势。关于中国，他特别提出要注意消解其优于苏联的民族凝聚力问题。

隐性埋名的国际机构

约瑟夫·奈在他的书中拐弯抹角地建议：建立与美国社会相一致的国际准则。他所说的“国际准则”已经隐蔽地体现在许多操纵世界经济的国际机构之中了。

根据拉丁美洲学者所提供的70年代的材料介绍，在诞生于美国、总部设在美国并为美国服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拉美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票数不及美国所掌握票数的一半，因此不得不接受该组织亦即美国的“指导”，陷入不断接受贷款、外债高筑的恶性循环。在由拉美国家提供大部分普通资金的泛美开发银行里，他们的总票数不足通过重要决议所必需的2/3多数，而美国独家拥有否决权，美国政府的内部报告承认，这一否决权使他们得以向包括大学改革在内的拉美事务施加压力。我们还可以读到，从1964年起，每一任世界银行的行长都是美国有名的商人。以此类推，还有国际开发署等。⑥

我们今天常说“与国际接轨”，却不对这些机构的历史和“国际性”做必要的调查和分析。其实，连西方国家自己的报纸也对这些国际机构的性质提出了严肃的质询。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4年7月14日刊登的一篇西方人的文章指出：50年来的大量证据证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不是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它们所支持的项目和实行的政策大大加剧了全球的贫困和债务增加，所从事的开发工作是不民主、不公正和危害环境的。此外，这两个关系非常密切的机构的活动总是很秘密，那些受其项目和政策影响最直接的人几乎没有机会了解它们的情况。

这些机构迫使一些国家改革其经济后才有资格获得国际贷款和捐赠。这些结构调整计划的目的是增加外国投资和促进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以便偿还外债。它们规定的苛刻计划中包括削减医疗保健、教育经费和食品补贴等。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针对第三世界的债务而下令执行节约措施，每年约有50万名儿童死于这些节约措施。

这些国际机构悄悄对穷人发动的战争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抗议。1994年7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计划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为其成立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出于害怕抗议者扰乱的考虑，该组织的官员最后打消了这个念头。

美国《新闻周刊》1994年8月1日刊登的该刊记者的文章更是表述得淋漓尽致：

“究竟谁是新殖民主义者？他们手中拿的是计算器而不是枪。他们穿的是上班时的服装，而不是战斗服。他们宣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福音，而不是传教的福音。新殖民主义者是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国际捐赠者，但也包括西方各国大使馆、商业银行和新兴的非政府组织的人员。他们并不大事声张，也不使用枪炮，就在发展中国家扩展了势力，这种势力要比任何武力所能达到的大得多和阴险得多。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切斯特·克罗克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新殖民主义者’。”

不惜播种仇恨的国家

历史就这样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文本来证明两个美洲的存在，然而我相信，情感有时是更有力的证据。在我的心目中，拉美人民的一个眼神、一种语调、一句谚语、一句漂亮的歌词、一个浑然天成的表达都是更可靠的依据。

1982年我去墨西哥时对这一切还没有明确的认识，那时候我只是对什么新鲜事都很感兴趣。我到处找人学歌。墨西哥学院有一个哥伦比亚小伙子很爱唱歌，也会弹吉他。有一次，他唱了长长的一首歌，像一首打油诗，歌词描述了美国人在拉丁美洲的种种形象，大意好像有“你看见那些在工艺品商店里穿着大裤叉买东西的人了吗？……你看见那些嚼着口香糖签巨额支票的人了吗？……”每一段都有一句副歌式的结尾：“哦，那些美国人！”每唱到这一句，小伙子总是一边拨弄着吉他，一边向周围不同国籍的拉美人会意地挤挤眼。他们笑得那么惬意开心……至少我们能用歌气气这些美国佬！我没有记住一句完整的歌词，但是我记住了那句曲调生动的副歌。

1992年我在墨西哥进修时，住在一个华裔女商人家里。我们经常在周末请她吃中国饭，她每次都和我们天南海北地聊天。日子一久，我们几个同学总结出了一个规律：每次请老太太吃饭，她都不知不觉地给我们上一堂反美课，效果绝不比国内的政治课差。她说过，有一次在纽约的华人区看见一个捡垃圾的风烛残年的老妇人，受到很大的刺激：富得流油的国家为什么还允许这样的现象存在？她说，美国用最坏的生活方式污染了世界，世界像中了毒似的跟着它走。说到美国向拉美穷国排放工业污染时，她气愤地说：“我要建议挖一条长长的隧道，把墨西哥这边的废气全都引到美国去！”从政治观点上来说，老太太只能说是个中间派，左翼人士的思想就更激烈了。一天，一位墨西哥技术员来做客，他是个社会主义者。话题不知不觉地又转向美国，而这类话题从来都不是我们起的头。谈到兴奋之处，他煞有其事地告诉我们说：“艾滋病是美国人在实验室里搞出来的，我儿子的研究所已经搞到了证据，我去弄来给你们，你们到中国去发表。”尽管墨西哥人日常说话并不太负责任，尽管我也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一点影儿，但有一点我再次得到了印证：在墨西哥人的眼里，美国人和魔鬼差不了多少。

1982年我曾到过一座叫圣米格尔·德·阿连德的墨西哥小城，那里阳光明媚，鲜花盛开，辽阔的红土谷地中央高耸着一座别致的哥特式尖顶教堂。城内小巷婉蜒，有许多制作民间工艺的世代匠人。10年之后我又去寻找这座空气清新、景色别致的小城，但是北方大国阔佬们的阴影已经蔓延到了这里。城内到处大兴土木，最好的阳坡上纷纷盖起了疗养式别墅。据说这里如今是著名的美国嬉皮艺术家城，云集了不少美国瘾君子。盖房的墨西哥小工们冷冷地望着我们，小声嘀咕着：“我们干活，他们整天玩儿！”他们一定是把我们当成了日本观光客，想不到我懂西班牙语。

再也见不到当年那些淳朴、热情的面孔了，剩下的只是冷漠和敌意。美国人不仅把全世界当成自己的地产，拣着好地方住，还用他们的精神和生活方式吞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美好情感。

不久前在北京，我又有机会接触了一个墨西哥人，他是到中国来学针灸的。聊天的时间一长，话题又到了美国人身上。这是个很典型的墨西哥中下层人，说话极生动，像个天生的喜剧演员。他说：“我们都把美国佬叫做Gringo，你知道Gringo是什么意思吗？就是green-go——美国佬滚回去！因为当年侵略墨西哥的美国兵穿的是绿军服。”其实，这个词的原意是“希腊人”、“希腊语”，泛指外国人、听不懂的外国话，后来在拉丁美洲专指美国人。他告诉我，1954年，美国派人到墨西哥来，往饮牲口的水井里撒毒药，毒死了许多牲口，牧民不得不买美国的拖拉机，改行搞农业。“你问是谁投的毒？是美国政府，是他们直接卖的药。1984年，这批拖拉机的某种零件突然全部消失了，墨西哥人不得不扔了这批拖拉机，去买一种新型号的美国拖拉机。可你拿美国人怎么办呢？连世界银行都是美国的犹太人开的。你看，我的钱在中国没有用，我必须付‘倒了’（dollar）。美国人到处都当——爸爸！”说着他比画了一个敬礼的姿势。我想起萨尔瓦多诗人罗克·达尔顿的一首诗，诗里说，尼加拉瓜、巴拉圭、洪都拉斯等国的独裁者也都有点儿是我们国家的总统，但是“美国总统比我们的总统还是我们的总统”。墨西哥人像滑了丝的水龙头一样滔滔不绝地继续“控诉”美国佬：“现在到处都讲英语，不会英语可没法挪窝啦。不过我告诉你，英语没什么难的，一共就那么7个词儿。”最后，这个可爱的墨西哥人伤心地说：“我看见那么多美国公司、西方公司进入中国，我感到很难过，我可以肯定，不出10年，中国再也看不到自行车，他们会让你们先买他的汽车，然后就是零配件、润滑油……你等着瞧吧！”

①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268页

②      李春辉等：《拉丁美洲史稿》（第三卷），商务印书馆，北京，1993年，542页；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卡穆斯：《阿连德死亡的那一天》（Ignacio González Camus：ELDIA EN QUE MURIO ALLENDE，Ed. Chile y América，Santiago de Chile，1988，p.306）

③      同上，543页

④      引自《二十一世纪》1995年4月号，9页

⑤      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何小东等译，军事译文出版社，北京，1992年

⑥      同①，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