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应该找谁清算“墓碑”？　　

凌寒　　

2007年，新华社老记者、《炎黄春秋》的核心作者杨继绳在香港发表了一部震惊中外的名著《墓碑》，该书论述了自大跃进时期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种种怪象，提到了大量的饿死人现象，深入批判了中国社会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号召打倒极权制度，在中国实现民主，恢复中国人应有的正当权利。

应该说，我在读作者的前言论述的时候，深深感到了作者的真诚和善良，感到了他对于当时社会发生的种种问题的痛心和沉重，同时我也不得不指出，虽然杨继绳有着优秀的文笔，理论阐述和分析上也有一定功力，但是在政治上和政治理论建设上是绝对的不及格，是典型的政治近视眼加理论半瓶醋，因而其字里行间大量合理的批判也就找不到正确的结论和必然推导出荒谬的结论。

对这部《墓碑》的批判，本批判重点将不放在事实的论述上，除了必须点睛的地方外，将尽量不涉及事实的真伪的考证，从相信作者的角度，评判作者政治上的眼光短浅之处，探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一章  毛泽东是不是极权的“帝王”？　　

杨继绳说

“极权制度，从上面看是权力高度集中，不仅民权被完全剥夺，连中央一级官员也沦为最高领导人的办事员；从下面看则是奴性十足，从高层官员到底层百姓，都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对掌权者俯首听命，百般迎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沿袭秦始皇构筑的权力“金字塔”。在其顶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一个议事机构。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决定任何事务的权力，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毛泽东除了党的领袖、国家主席以外，还身兼军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强大的武力威慑力量。“金字塔”顶端的其他人既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地位。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政。毛泽东名义上是共和国的领袖，实际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权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时代，毛泽东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用政治学的知识回答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都是一样的！”1950年，在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颁发节日口号时，毛泽东在送给他审定的口号稿件上，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可见毛泽东也把自己当皇帝。”

这里我将阐述如下观点：

1、 “极权”现象的有无和责任的划分　　

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有的！毋庸讳言，即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言堂”现象在中国也是普遍存在，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上明确提出和倡导的“集体领导”形同虚设，基层人员执行的是基层主要党政领导特别是党支部或党委的主要领导的意志，基层党政领导执行的是地方党委政府特别是党委的主要领导的意志，地方党政领导执行的是省市党政领导特别是省市党委的主要领导的意志，省市党政领导执行的是中央党政领导特别是政治局和书记处主要领导的意志。

在这种体制下，组织路线就成了核心的核心，谁掌握了干部任免权，谁就是集体领导的核心，谁就能说了算，谁就是金字塔的顶端。

显然，这样的一言堂体制是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概念的。什么是民主？就是每个人都有主张自己权利和意愿的自由的制度安排。什么是集中？就是贯彻以实现（民众）共同意志的体制和行动。

显然，当领导者垄断了“贯彻以实现共同意志的体制和行动”的时候，他也就不自觉地堵塞了制度安排上广开的言路，民主这个政治前提也就事实上成了虚设。

这种体制下是很容易滋长官僚主义的，从垄断集中走到堵塞言路，从垄断集中走到滋长官僚主义，这是历史发展必然。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出现了著名的“三反、五反”运动，而这“三反、五反”的剑头所指，很大一块就是这个体制上滋生的官僚主义。导致这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就是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在运动中，发现和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而贪污盗窃又与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紧密相联。

殷鉴不远，从推翻国民党反动专制制度中走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有深刻体会的，这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旗帜鲜明地反复讲话，要求在全党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根本原因。

那么，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毛泽东解决不了，因为组织部不在他的手里。周恩来也解决不了，因为组织部同样不在他的手里。而不掌握组织部的人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改造组织建设上的问题的。

很著名的一件事就是，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曾要求高级干部离京下乡，深入基层一线，掌握真实的舆情民情，而这些高级干部就是迟迟不动。于是主管组织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讲了这么一句：谁不执行就组织处理。很快，在北京的高级干部就为之一空了。

这说明了什么？

57年反右运动，毛泽东的本意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官僚主义病得不轻，要内病外治，用民主人士和社会舆论治一治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病。结果呢，在这种天然具有堵塞言路倾向的官僚体制面前，很快被扭曲到了发动者本意的反面。在这个路线的掌控之下，毛泽东也被颠覆了本意，号召反右，认为中国存在“三千到四千个右派”，结果呢，掌控这个组织路线的人一下子在中国定了五十万个右派！

这又说明了什么？

我不敢说毛泽东天然具有反官僚倾向，但在当时的情境下，毛泽东确实是反对官僚主义的倡导者。1955年，当中央有人提出现在全国工作的情况是“冒进”了，要“反冒进”的时候，毛泽东相当不快，认为“反冒进”泄了全体中国人的气。

于是，后来就有人因此把毛泽东看成了治国上极端不成熟的领导，讲的应该是有条有理的管理和治理，怎么可以把“鼓气、泄气”等运动化的语言带到治国上？显然，毛泽东应该为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扭曲前进负责，而且是从负面负责。

是这样吗？

显然不是。

其一，毛泽东说泄气是指精神面貌而言，不是指管理方式上不应该讲协调发展，就该高大呼隆的政治运动方式，而是强调搞建设既要讲发展的协调，也要讲管理方式的人性化，更要注重协调发展下人的精神面貌的保持，不能是有了问题“一刀切”，来了问题“切一刀”，只讲冷冰冰的经济矛盾的化解，不管当事人心头身上是不是血淋淋，伤害了建设者的感情，同样是对建设健康发展的阻碍。

其二，否定毛泽东强调的人的精神面貌要求，片面强调协调建设的治国理念，其实还是自觉不自觉突出官僚治国和专家治国，脑子中只有按体制办事僵化认识，没有管理上的人性化发展的意识和要求。

显然，对毛泽东提出这样的认识和意见本质就是官僚主义在发声和对毛泽东思想原本就水土不服的这种官僚体制在发声。

可以类比举例的是，和杨继绳先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著名”党史学者辛子陵，在今年五月份的一次演讲中曾说过这样的一句——“经过反右派斗争，地方各级干部——这是刘邓的基本队伍”。

这句话说明了什么呢？

1955年，“反冒进”时还没有完全掌握干部的刘邓，经过1957年的反右后，就通过扭曲毛泽东的本意，达到了既恫吓和掌控了存在官僚主义倾向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又利用这些人的手，沉重打击了党外人士和社会舆论，从而实现了全盘控制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的目的。

而此时，出于锻炼干部，防止出现苏联式政治交接班危机目的的毛泽东，又主动交权退居二线了，除了军事和大政方针，毛泽东再不具体操作了，他把一线的工作交给了刘邓。

于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们也就开始看到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提到了各种令人惊骇莫名的壮举了！

形式上，这个时候的一线领导开始高举毛泽东的“鼓气”号召，不再“反冒进”了，事实上，这时的他们却从干部队伍入手，刻意把毛泽东坚持的鼓气氛围下的协调发展观念，演变成鼓气下不切实际的政治运动！

而此时心情愉快的毛泽东也终于在不久后就发现鼓气出现的种种问题了。

这也就是杨继绳在前言中提到的事实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思想狂热，其他领导人也跟着狂热，造成恶劣而严重的后果以后，１９５８年底到１９５９年初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

有效吗？没有，效果甚至是相反的，因为对方的操作是变本加厉，甚至毛泽东把自己信任的吴冷西派到《人民日报》去顶风抵制都难以抵挡：各种万斤田的“卫星”新闻满天飞，插“红旗”、拔“白旗”满天飞，为了满足上级要求，各地从省市到基层纷纷造假，相当数量的干部造假造到不顾老百姓的生计死活。

笔者曾经了解到这么一件事，有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农村老者是这么介绍当时的上级作风的：谁实事求是说粮食产量不高，领导就给你难看，给你压力，谁不讲实事求是说粮食高产甚至是放“卫星”，领导就夸谁表扬谁。为了完成政绩，这些上级领导什么招都出。当时粮食困难，基层干部到上级机关汇报工作期间，机关就故意准备了两样饭，一样是香喷喷的肉菜馒头，一样是稀溜溜的米汤窝头。谁按照领导的要求进行高指标汇报了，就吃肉菜馒头加表扬，谁实事求是汇报了，就吃米汤窝头加斥责。威胁利诱加党性恫吓，很快绝大多数干部就缴械了，成了完成高指标的表扬对象。

中国人讲一管窥豹，从小见大，从局部看整体。对照大环境，对照这个地方干部的人格扭曲，你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这是他们心中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要他们这么做的吗？

五十年代有句名言：宁可犯政治错误，不能犯组织错误。这里面投射出当今中国的多少政治悲哀呢？

为了捍卫自己的“鼓气”思想，毛泽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站到“自己”的对立面上，一次又一次劳而无功的纠偏，一次又一次的发直插到乡村基层社队的《党内通信》，乃至愤怒斥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成年男女军事化管理，连正常家庭生活、夫妻生活也被破坏“极左”现象。

事情发展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高峰，就是毛泽东拿着《党章》和《宪法》走进政治局会议会场，艰难捍卫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

更不要说四清运动初期的高层发烧让基层吃药的怪象，基层乡村干部给整得死去活来。更不要说六十年代中后期毛泽东的一声“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号召激起了多么广泛的共鸣！

什么叫“资产阶级当权派”？说穿了，就是反民主的官僚思想组织路线当权派，因为反民主、因为要做官僚，所以也必然要由社会主义最终滑向资本主义，因为只有到这个窠臼里面，这些脑子中逐渐渗透满官僚思想的人才感到最踏实也最安全！

所以，从这个制度的不完善上讲，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悲剧人物，悲剧英雄。他们的区别仅在于，刘少奇背上了这个十字架最终没有走下来，而毛泽东则发现了这个十字架的问题，也努力想打倒打碎这个十字架，重建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却被这个十字架在他身后将他和他努力的一切强力打倒了！

可惜的是，毛泽东最终努力给中国人留下的的希望之火，杨继绳根本没有看到，本质上就不具备马克思主义头脑的他，最终把希望放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强盗所标榜吹嘘的欧式、美式“政治民主”上，对社会主义实践则起了彻底否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