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君能有几多愁？

    2011年08月16日新华网报道，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在上周参加的财政部会议上，看见官员们都愁眉不展。他说：“大家的感觉是，世界经济一下子变得难以预料。”（«北大教授曝财政部会议上中国官员们愁眉不展»  2011-08-16 新华网）

财政部各级官员中有大把财经、金融专业学者，更有财政科学研究所、关税政策研究中心、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中国财政学会、全国预算会计研究会、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中国农村财政研究会、中国财政杂志社、中国财经报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等一大批研究、学术性机构。说这里人才济济、精英荟萃似不为过。

经济学既是一门实证科学，也是一门逻辑科学。现代主流经济体有500年的发育演化过程，留下了丰富的实证材料；认识论、逻辑学和数学提供的分析思路与工具，远比百年前更强有力。如此众多的研究、学术性机构，如此众多的高级学者，在财政部这个位置上可以方便地获取研究所需的各种资料、数据，更不缺研究经费，理应对主流经济体有深入翔实的研究和深刻的洞见，对它的演化方向有清晰的、数字化的预见。这次美国惹出麻烦的国债问题，更是撞在财政部各研究机构的“枪口”上，理应当仁不让，事先发出警告，提出应对之策。而不是事发之后大呼“难以预料”，让各位官员“愁眉不展”。这样的研究机构，养它作甚？

是问题太难，无法分析预测吗？事实上统计数据早就显示：战后美国财政收支平衡的大趋势是持续下滑，因而积累起了庞大的财政赤字。且不说国际上，仅国内相关学报上就有不少分析讨论的文章，几乎是一致地预计美国的财政、国际收支双赤字会一直积累下去，直到爆炸。

朱锋谈到了与会者们的“感觉”和“希望”，却没有介绍这个会议做出了什么事实判断。但“难以预料”似乎暗示，官员们无法做出实事判断，而事实判断才是决策的基础。主流学者们大多是亚当.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熊彼得、凯恩斯之辈的隔代门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回避对主流经济体系根本矛盾的分析。由此自然看不到危机的必然性，当危机爆发后自然感到“难以预料”。

然而，在财政部的官员、学者中，恐怕有许多是共产党员。正是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开创了对主流经济体系根本矛盾的研究。连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斯都承认“长久以前，马克思就窥探到了资本主义的运转之道。”罗马教皇则赞扬马克思有“绝佳的分析技巧”（见《马克思重新走红欧洲背后》2008年10月29日《世界新闻报》）。你们为什么想不到请教马克思呢？

朱锋说，在财政部的会议上：“没人希望看到美国经济继续滑坡，引发一场新的金融危机。中国和美国在保持全球经济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上）“希望”是价值选择，在缺乏事实判断的状态下，只能被价值选择牵引，跟着感觉走了。而这价值选择可集中为一个弗格森创造的词汇“Chimerica”，或“美利坚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