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号文件”将流于形式　　

李定凯（2011.01.09）　　

据报载，去年12月上旬，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央一号文件将连续八年锁定三农；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重点将是“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治理农村水资源面源污染问题；加强大江大河、大江大河支流、湖泊和中小河流治理；水库的加固、除险”等主题。12月21日至22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专门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讨论稿)》。　　

虽然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还没有正式发表，但是可以预期，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将是其核心内容。　　

近两年全国南北东西水旱灾害频发，凸显农村水利设施基础的薄弱，造成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这是迫使出笼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直接原因。这也是在治国领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现之一　　

那么，是不是有了一号文件，假以时日，我国农村的水利基础设施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呢？只要想想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农业和水利发展史，对比一下新中国建国以来前30年和后30年农村水利基础建设的状况，就不难得出结论，如果现行的农村发展路线和方针不作根本的改变，几乎是可以肯定，新的中央一号文件将流于形式。 　　

自古以来，我们的先人与水旱灾害作了无数的抗争。大禹治水、都江堰、郑国渠、灵渠、京杭大运河都是我国古代兴修水利的佳话与瑰宝。但是，由于长期封建宗法统治和小农经济的束缚，更由于晚清、民国、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到1949年共产党领导成立新中国之前，我国农村的水利已是一片凋敝，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当中。不要说兴修水利，就连改善饮水、管理人畜粪便的条件也谈不上，以致血吸虫病区“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只是有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水利和农业才有了转机，然而大的发展还是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之后。有了农民的翻身解放，又有了农业集体化，在中国农村大规模兴修水利才成为可能。　　

毛主席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特别是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早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他就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个著名的论断；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不遗余力地亲自抓水利基础建设。全国刚解放，一切百废待兴，毛主席最先想到的国家大事之一就是兴修水利。从1950年7月20日到9月21日短短的两个月内，毛主席就四次写信给周恩来总理，部署“要根治淮河”，指示对淮河“除目前防救外，需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轰轰烈烈的治淮运动。1956年1月，毛主席在修改全国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草案的时候，细致地提出：“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危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从1956年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兴修水利事业从未间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亿万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全国兴建了8万6千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开挖了无数的引水渠，建设了许多水利枢纽工程，每年冬季所有的农村都要修塘筑坝，疏浚河道，使全国的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2.4亿亩迅速增加到1978年的7.3亿亩，从根本上改善了农业和农村的面貌。　　

总结毛主席领导时期我国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经验，那时是具备三个必要条件的：　　

第一个条件是从中央到地方，切实把“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作为发展农业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指导方针；　　

第二个条件是实行群众路线，依靠农民群众集体的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兴办农村水利事业；　　

第三个条件是坚持区域、流域一盘棋兴办水利的科学方针。　　

可是，经过过去30年我国农村颠覆性的历史大巨变，以上三个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　　

首先，中央高层为了否定毛主席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路线，曾把在农村兴修水利当作是“极左”路线加以批判，至今并没有公开纠正。上世纪80年代初，我所在的基层党组织传达中央的一个文件，我现在记不清是胡耀邦还是万里，就公开在中央的会议上说昏话，指责修那么多水利干什么，完全是劳民伤财！当时报刊电台大张旗鼓地批判“农业学大寨”，把陈永贵同志在昔阳县领导水利工程建设批得一塌糊涂。在一条错误路线的指挥棒下，从那时以来的30年里，农村新的水利工程基本停止，前三十年搞起来的水利设施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全国半数水库处于病险状态，缺少资金，荒于管理。不仅如此，甚至解放前老祖宗留下的水塘沟渠也被毁坏殆尽。一个多月前，我回安徽老家，发现村子周围从解放前直到文革后都有的至少7口水塘和四条沟渠已经荡然无存。旱地只能靠天下雨，水田则形同沼泽。我的家乡从文革时的旱涝保收又回到了靠天吃饭的窘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当前水利废弛的状况。　　

其次，眼下的农村已经失去了人力动员的能力。自从实行分田到户，人民公社接着被解散以后，农村就逐渐退回到了一盘散沙的状态。不管东西南北，只要到农村走一走，就会发现多数青壮年已常年脱离了本土，到城市打工去了。这些打工农民已经丧失了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留守在农村的多是老弱妇孺。很多良田都被抛荒了，谁还有心思在农村修水利？即使政府要修，前提是你要投入无底洞的资金回购农民的劳动力。不要说政府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即使拿得出，农民愿不愿意回去吃苦受累还是问题。“动员群众”和“集体”已经是遥远过去的概念。地方党和政府也不认为兴修水利是农民自身的事情，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市场行为。最近河南省正阳县水利局修河，与农民发生了利益冲突，施工队不顾家住河边居民的阻拦，竟然强行开着挖掘机造成一位妇女被碾轧致死。这样的恶性事件折射出了现在的水利工程与毛泽东时代群众自主创造的情景有着多大的差别。　　

再次，各地的本位主义和腐败丛生，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冲突都影响到水利工程的统一规划和整体实施。以世界著名的河南红旗渠为例，当年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林县人民在太行山里修成了 “人间天河” — 全长70多公里的引水总干渠和更长的用水支渠，中央对地方的强有力支持，各地方部门之间的互相支援和大力协同是两个极其重要的条件。总干渠从渠首开始的20多公里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后面的40多华里在河南林县境内。50年前修渠的时候，山西省委和平顺人民给了林县无私的支援，林县人民也为平顺沿渠人民留下了红旗渠带来的实惠。当年无论是在平顺还是在林县，总干渠的管理和支渠的管理都是配套成龙，连为一体，有机统一的。红旗渠建成后的灌溉面积有54万多亩，六七十年代从漳河的年引水量达4亿立方米。可是现在的情况怎样呢？我亲耳听到过年已80多岁、当年的除险队长、九死一生活下来的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老人说，现在红旗渠百分之九十都被破坏了。有调查数据表明，红旗渠的引水量一年比一年少，80年代还有3亿方，90年代减到1亿方，2006年只有6000多万方，不足原引水量的六分之一。现在红旗渠究竟还能灌溉多少土地谁也说不清，只有一些零星的数字可供窥豹。林县“西良支渠位于红旗渠红英南分干下游。从西良闸起，至东姚镇西北泉石岭，全长4000米，灌溉面积7523亩，近几年来很少用红旗渠的水源”；“目前，东姚镇30000多亩土地基本是靠天吃饭”；“因景色岭以下支渠损坏严重，辛庄支渠基本上已被废弃，7750亩土地无水灌溉”。为什么当年能做到的事现在就做不到了呢？请看：“上世纪八十年代……山西的战备渠、河北的跃丰渠、安阳的跃进渠等，为争水纷争不断。有一年平顺县石城村建电站抢水，竟在红旗渠首的拦河坝上挖开一个大缺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竟然数次发生炸毁红旗渠的恶性事件”；“包产到户代替人民公社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管理困难”；“原来红旗渠配套有360多个水库，但大多废弃不用。现行的政策及领导，并未充分利用水库、池塘蓄水”；“水务局、红（旗渠）管（理）处和灌区各乡镇互相推诿”；“各乡镇水利站只收水费不管理，对渠道能否通水不闻不问，形成急功好利，杀鸡取蛋的恶性循环”。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由国家拨款，对红旗渠某些干渠进行了维修加固，但因为偷工减料，腐败严重，成了典型的豆腐渣工程。林县亲手建起红旗渠的老人们再三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却得不到有效公正的查处。林县啊，林县！平顺啊，平顺！是你们，亲手让红旗渠诞生；还是你们，又亲手把红旗渠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