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主有太多幻觉，很多知识分子也把民主当成最高理想，却不能认识民主的限制条件。民主的含义比较直白地说就是，有事大家商量，不要个别人决定。这个原则说起来是好的，但是，大家商量的前提是，大家都懂。不懂，商量什么？于是，油盐酱醋大家一般都懂；娱乐八卦，大家也容易懂，政治家长得帅还是丑，大家也好懂；它们常常成为民主的具体内容。美国学者早就说，外交等国家大事民众不懂。事实上，每天吃饭的粮价、肉价民众可能懂，全国性的粮食安全、物价控制，民众也未必懂。所以，“民主”只能退后一大步，成为代议制。代议制说白了就是“代人做主”。
    假如有人生病了怎么办？当然要看医生。为什么治病这件事不能民主？全村人开个会，商量一下如何治病，可以吗？一般来说不会。常见的是家里亲人开个会，这也是指大病。所以，与已无关的事情不需要民主，生病很多是个人的事。但也有例外，全村开会决定如何对待病人的情况也有，比方说流行病。麻风病以前没法治，以前得了麻风病，村子里常常要开会，决定把麻风病人送到人迹罕至的地方。这种情况国内外都有。说实话，这就有点像“多数人暴政”。时间一长，但凡出了麻风病人，都照此办理，也不用开会了，“多数人暴政”就成了独裁。这种独裁，很长时间人们也没意见。
    生病看病这件事，涉及到很专业的知识。当今社会即便是流行病这样与所有人都有关的事，也无法讲民主，只能听专家的，这就是“民主”的局限之一。在现实生活中，民主类似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多了。这件事说到底，连“代议制”都没办法。总不能大家临时选一个人当医生。即便要选一个医生，那也是因为医生早就存在，并且经过多年的专业训练。面对疾病，不管是不是流行病，以前也会出现有限的民主。比方说多名医生会诊。我们今天常说的“专家会诊”是一个中国的传统。中国古代有钱人家生病时，常常会找多个医生看病。有时候是多个医生同堂会诊，有时候是分先后。西方很少出现这种情况。这说明中国比西方民主，而享受这个民主，需要富裕，穷人不行。
    不管是专家会诊还是医生独自出诊，看病这件事，都涉及到民主的一个关键，即话语权。某些与百姓民生息息相关、生死攸关的事情，百姓自己不懂，只能听专家的，在这里就是医生。医生具有的权威性，等于是医生掌握了巨大的话语权，如果医生滥用这个话语权怎么办？一群傻乎乎的、将民主奉为至上法则的人说，每个人都是小人，所以，用制度制衡就可以了。放在看病这件事上，如果用小人原则来设计制度制衡，病人也许会惨死。如果我们推行人人都是真小人，医生要为己牟利就成为第一原则。于是，来了一堆医生——外科医生说：动手术！有的说小手术，有的说大手术，有的说换器官；与药商勾连的医生说：吃药！有的说吃他自制的独家秘方，有的说吃进口药，有的说要吃《红楼梦》里那种古怪的药；有的还跟病人有宿怨，便说：没救了！动手术也是完蛋，吃药也是完蛋。……民主了吧？病人听谁的？所以，把民主建立在所有人都是“小人”的基础上，其民主的结果很糟糕。所以，别听易中天那种“真小人”的说教，一群小人讲民主，民主的结果就是恶。
    当看病这件事只有一个医生独断的时候，病人只能寄希望于医生的专业水平和道德。这就是中国人历来注重道德、道德为先的充分合理性与必要性。医生如果没有一切为了病人的道德要求，那就非常可怕。这个道理同当官、身为社会管理者一样。但是，仅仅有道德也是不够的。所以我才说，中国比西方先进得多。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多个医生会诊的传统，这就是在道德基础上的民主。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是严重缺乏的。但必须指出，专家会诊的民主，不是全体民众“一人一票”，而是医生范围内有限的民主，人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这种有限的民主，是因为大家对医生有道德和医术上的信任。
    然而，具体事情都是复杂的，即便是医生民主的会诊，也会遇到疑难杂症，多位医生也未必有统一意见。在这种状况下，一般会有两种情况。一是，医生把多个解决方案提供病人及其家属，由他们自己决定。在这里，专家的民主难题，又交还给了大众。这就好比前一阵冰岛破产的时候，让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该还别人钱。还有一种情况是，某医生医术高明，诊断正确，力排众议，开方抓药，终于妙手回春。这种情况就好比民主彻底无效，一个英雄出现，终于解决问题，皆大欢喜。
    道理其实很简单，西方民主“德先生”并非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对于各种问题，需要独裁的专业知识，这就是所谓科学赛先生。在赛先生的基础上，“西方德先生”民主只是有限地能发挥作用，它还需要中国真正的德先生，或者叫“道德先生”发挥极为强大的作用。专家掌握着极大的话语权，如果这个话语权不归“中国德先生”掌握，专家的话语权就可能产生极大的危害。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由于话语权都掌握在资本手里，因此，几乎每一个话语权都在为资本服务，远离“中国德先生”的话语权，往往便背离了民主。所以，真正的民主除了认识到民主的局限性外，弥补民主局限性的话语权，必须摆脱资本的控制，要掌握在“中国德先生”，即“道德”之下。
    中国古人说，医人如同医社会，因此，医生一切为了病人的道德要求，其实就是为官者必须“为人民服务”。没有这样的道德前提，一切民主都是虚伪。“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前提，加上知识赋予的高超手段，加上制度的制约，民主才能真正产生大家受益的结果。简单描述：中国德先生+赛先生+西方德先生=和谐社会。而且，前面三个，次序不能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