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损男足那样贬损领导人？

——再论南方周末的“右派幼稚病”

司马南

【或许有一幅图画，符合南方周末评论员想象的“现代政治文明”：把国家政治领导集团的头面人物唤来，象贬损中国男足一样，全然无需尊重呵而斥之。在报纸上、杂志上、互联网上，尽可以恣肆取乐，任意蹂躏，随便调侃，将其编成各种段子最妙，总之竭力令其难堪、令其出丑是为至要。在全民审丑大联欢的巨大欣快感当中，人性之恶沸天，官员之尊落地，纯种的民主政治模式因此逐渐成熟完善……如果政治领导人不愿意接受怎么办？正好斥责他们没有“批评脱敏”，不肯“政治妥协”，没有种下“现代文明珍贵的因子”。如果他们还敢不服，正可以口诛笔伐，爆其猛料，来个闷锅大起底，象“谢亚龙下课”一样，责其检讨，罚其下台。至于其人其事到底怎么样，则无需多问，因为民主是先天正义的，民意即天理；至于这种“开放言说文化”对国家前途人民利益怎么样，尤其无须多虑，传媒大亨只需发行量，只要新锐度，只关注广告额，只操作提价，国家闹不好是你领导人的责任，碍我报纸屁事……】

在事关祖国统一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南方周末评论员假意表扬书记郭金龙，故作高深行文，颐指气使扮相，小儿科一般奶声奶气任性地胡闹，他们既不去了解西藏地区实际情况，亦无兴趣检索国家关于西藏的一贯政策，却专注于替达赖喇嘛传话，恣肆张扬自以为是的“另一种思维”。

前日，笔者有《可鄙的右派幼稚病》一文，简单分析了南方周末评论员在西藏问题上的右派幼稚病症状，北大教授某君专门电贺，声言“右派幼稚病”一词用以概括南方周末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势力惟妙惟肖。对曰：这要感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同志，没有他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就没有这个“句套子”，更要感谢南方周末诸君，没有他们的顽强的精彩表演，我们就不容易找到如此生动鲜活的“右派幼稚病”现实例证。

奥运之后，南周“右派幼稚病”再度发作，症状也有些新变化，今索性再贴一文继而论之。余之一文，无非常规膏药一贴，并不触及南方周末的筋骨，但是，总不能看着他就这么病下去呀。

《开放的言说文化不应限于体育》，署名作者: 南方周末评论员邓科 。南方周末到底有多少评论员，都叫什么名字，人们往往搞不清楚，但是，南方周末评论员的文章，无论换成什么样的笔名，从哪个角度切入社会问题，均时刻保持自己以价值观立报，殊死反体制的“政治正确性”，这一点，有阅历的读者心里都很明白。

邓科文章讲的是体育，但是，核心却在呼唤“开放言说文化” ，主张“开放的言说文化不应限于体育”——“言说文化”，听着很新鲜吧？传销普世价值终于臭了一大街，近来不好意思大讲特讲了，于是评论员文章偏爱弯弯绕儿，偏爱制造新词，但是细听听，唱的依旧是“鹦鹉调调”。

所谓体育领域中的“言说文化”即“报道自由”“舆论自由”，有否必要引入中国的政治领域？

南方周末的态度十分鲜明，他们摆开一副架势，热烈“呼唤”之，据说还有几条理由。

一曰“体育领域的这种开放，使问题得以披露并逐步克服……如果没有自由的表达和公开的监督，足球问题是不是会掩盖得更久、崛起之路会更漫长？”

这个理由恐怕很难成立，因为评论员根本没有证明，在相反情况下，必不如此。

中国足球不出息，却被列为“开放言说文化”的成绩，如此论证，犯有形式逻辑错误我们就忽略不计了，因为这毕竟属于相声的幽默。

人们可以据此倒错逻辑，得出更好玩的结论：中国男足不争气，恰恰是你们胡乱谩骂的结果。

当然，谁都明白，事实上，开不开放“言说文化”，骂与不骂，中国男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扶不起来——问题的根，不在这里。南方周末能将中国男足与“开放言说文化”挂钩，“国足还有一点用”，俺信了。

二曰“最有价值的，是这个过程中体育领域形成的现代文明，比如现代政治中重要的妥协精神，比如官员对批评的“脱敏”，比如视因责下台为正常的心态。这些，中国体育都为中国播下了现代文明珍贵的因子”。

“现代文明”“政治文明”原来是可以像手搓泥巴一样任意定义的。定义完了便可以随便粘接，粘接到体育上，便有了“妥协”“脱敏”的“现代因子”。评论员说得太累、太绕，太不直接了，不就是找理由不负责任地随便骂人嘛——此刻泰国街头的现代政治乱相，正在实践“开放言说”原理，他们任意羞辱台上领导人，骂他是猪，骂他们该死，占领他的总理府，抢走枪支和政府文件……泰国民主派比“中国体总”做得好多了，“政治文明程度”也高得多。

三曰“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与媒体形成一种新型关系，平等独立，监督合作，“就其勤恳和亲和来说，他们几乎可为同级别其他国家机关的表率。”查看体育总局的网站，在领导介绍中它可能是惟一一个一把手头像与其副职并列的国家机构。”

南方周末的眼光是独到的，他们发现了体育总局的网站“一把手头像与其副职并列”，进而得出结论，体总“可为同级别国家机关表率 ”。这一条倒好学，新华网、人民网，把“一把手”照片移入到“二、三、四、五、六、七把手”行列当中就完事了。可是，视此为“现代文明”岂非贻笑大方？难道西方诸国总统在政府网站上是“排队入列”的吗？退一步说，即使这个南方周末发现的细节，实属“现代政治文明”之大功大德，又怎么证明他是“开放言说的” 的结果呢？“开放言说”的这个结果，又意义何在呢？

四曰“事实证明，言论开放并未引起混乱”。南方周末问道：“中国体育难道不是一边自由讨论，一边依旧攻金夺银吗？”不错，中国体育端的如此，但是，中国体育毕竟是中国体育，不是中国经济，不是中国政治，不是中国军事，不是中国金融，不是中国全部。也就是说，这个体育固然重要，但是毕竟非要害，非整体。焉能以体育为例，进而得出结论说，中国亦当如此，中国必当如此，中国如此可也？

譬如一座城市，有些小区域，可以闹，可以乱，可以当街踩高跷、扭秧歌、拿大顶、耍把式，开化装舞会，可以行人坐在马路中间挠痒痒，汽车来了还不让你过呢——民俗风情街、步行街嘛，但是在全城禁止汽车通行，不顾市民首先要吃饭的第一要义，以娱乐代替国计民生，那就有点不靠谱了。体育界、娱乐界两条风情街道，花哨一点，有事没事呢经常秀一下，无碍大局，亦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这么秀起来，未免幼稚可笑了。

南方周末如此说，据说是有理论渊源的，依据的是哈耶克的概念“一个可以扩展的秩序”原理。“美好的秩序都是可以扩展的”.呵呵，很难理解小拇脚指头的秩序，如何扩展到心脏的二尖瓣里边去？哈耶克老头一句八竿子打不着的话，竟然被热捧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估计哈耶克知道了，自己也会莫名其妙。

主张象评论体育一样评论政治，象体育娱乐化一样政治娱乐化，这是“右派幼稚病”患者病情加重的表现。有些患者只要听到有人对他们称之为“专制”的体制有任何不满，便兴奋地不问深浅引为知己，会写字的甚至直接奉为大师。故此，他们对哈耶克病态地顶礼膜拜，对波普和曼斯菲尔德虔诚地俯首帖耳，甚至见到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开山鼻祖列奥·史特劳斯，也象粉丝撞见李宇春，荷尔蒙顿泌面色绯红，浑身打颤献吻不已。 事实上，同为西方思想家，“中国现在更加需要了解的是凯恩斯、维特根斯坦、斯金纳，这样的向西方传统观念彻底挑战的人物”（相蓝欣语）。

南方周末很关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这一点全国人民都知道，但是，他们第一不认祖宗不讲传承；第二不理会执政党的鼎力创新；第三蔑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理论和最新成果；第四不深入了解中国现代化实际进程。只是闷着头从理念出发，一味变着法地传销“西化民主”。毫无疑问，这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走向是背道而驰的。一些卓有远见的西方学者注意到了，中国正在酝酿可能出现挑战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人本政治模式，故而他们建议西方，放弃那种霸道的不惜代价敦促中国“西化”进程的幻想。

指望西人放弃幻想不再霸道，怕不那么容易，让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右派幼稚病患者，改变耽于幻想不肯正视现实的自恋、自虐，同样不易。

十分有趣，南方周末虽然口口声声“无需害怕批评”，呼唤“开放言说文化”，但是他人，包括笔者的批评文章，却没有一篇能够肯登在他们的报纸上——他们要政府呵护南报的“言论开放”，却不肯呵护反对者的“言说自由”。请问，一张报纸的销路市场，你们尚且懂得竭力维护，比南方周末不知道要大多少倍的全中国人民的大事，你们为什么会那么轻率的鼓动“开放言说”？

实行如此虚伪的双重标准，南方周末到底是真的幼稚，还是藏有“另一种思维”呢？

或许有一幅图画，符合南方周末评论员想象的“现代政治文明”：把国家政治领导集团的头面人物唤来，象贬损中国男足一样，全然无需尊重呵而斥之。在报纸上、杂志上、互联网上，尽可以恣肆取乐，任意蹂躏，随便调侃，将其编成各种段子最妙，总之竭力令其难堪、令其出丑是为至要。在全民审丑大联欢的巨大欣快感当中，人性之恶沸天，官员之尊落地，民主政治模式因此逐渐成熟完善……如果政治领导人不愿意接受怎么办？正好斥责他们没有“批评脱敏”，不肯“政治妥协”，没有种下“现代文明珍贵的因子”。如果他们还敢不服，正可以口诛笔伐，爆其猛料，来个闷锅大起底，象“谢亚龙下课”一样，责其检讨，罚其下台。至于其人其事到底怎么样，则无需多问，因为民主是先天正义的，民意即天理；至于这种“开放言说文化”对国家前途人民利益怎么样，尤其无须多虑，传媒大亨只需发行量，只要新锐度，只操作提价，只关注广告额，国家闹不好是你领导人的责任，碍我报纸屁事……

（20080917）

附文：开放的言说文化不应限于体育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7045

 “有人说，举国体制就是计划体制甚至是集权体制，就是不计成本、劳民伤财。对此怎么看？”这样向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提出问题，并非出自外国媒体，而是人民日报。9月6日刊登的这篇对中国体育最高行政官员的专访，问答皆切中肯綮，颇具新闻感，其风格与党中央机关报上部级高官的模式化访谈迥然相异。

这或许又一次证明了体育界为中国言论最为开放的领域，或者从另一角度说，是开放的言论空间产生了这样开放的高官访谈。

目前，体育领域内的报道自由常常为媒体同行所羡慕，披露充分，而较少信息盲区；批评自由，矛头甚至多指管理层与体制，而较少外力干预。体育领域的这种开放，使问题得以披露并逐步克服。有反驳者说，但中国足球还是那熊样，言论开放有啥用？但如果没有自由的表达和公开的监督，足球问题是不是会掩盖得更久、崛起之路会更漫长？

最有价值的，是这个过程中体育领域形成的现代文明，比如现代政治中重要的妥协精神，比如官员对批评的“脱敏”，比如视因责下台为正常的心态。这些，中国体育都为中国播下了现代文明珍贵的因子。

在此情境下，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与媒体形成一种新型关系，平等独立，监督合作，“就其勤恳和亲和来说，他们几乎可为同级别其他国家机关的表率。”查看体育总局的网站，在领导介绍中它可能是惟一一个一把手头像与其副职并列的国家机构。而人民日报对刘鹏此次风格鲜明、符合传播规律的专访，背后亦是体育领域长久形成的言说文化。事实证明，言论开放并未引起混乱，中国体育难道不是一边自由讨论，一边依旧攻金夺银吗？

很多人担心，体育无关“大政”，因此才有如许言论空间，它能延伸到其他领域吗？在其他敏感复杂的领域，会引起混乱吗？借用哈耶克的概念，这是不是一个可以扩展的秩序？

体育领域言论的开放，事实上两个元素至为重要。

一是“分散”的魔力。资源与权力不再集中于一端，利益主体亦变得多元。当一个层面的管理者出现“封杀”时，由于市场化，“每一个球员都需要媒体的报道，每一个俱乐部和每一场比赛也都需要，最终地，中国足协代表的中国足球需要媒体。”“分散”这一元素为言论的开放提供了可能，为“封杀”设置了障碍。

二是“市场化”的魔力。它是上述提到的“分散”的主要推动力。市场化下的媒体，生存与发展不仅要得到主管部门认可，亦须受众承认，变单一的“对上负责”为“上下兼顾”。在成熟国家，媒体为市场、为商业常走煽情与感官刺激的路子，因为稳态社会鲜有能拨动神经的东西。而在转型期的中国，关注公平、揭示弊端，往往比煽情更能赢得市场与受众。因此，市场化对中国媒体而言更多是正向作用，它鼓励媒体求真求善求美。体育领域仍可看到某些管理层自觉不自觉地动用行政力量应对舆论，但往往一个媒体受到钳制，更多媒体仍有言说的动力。潮潮叩岸，管理层逐渐脱敏与适应，并逐步看到其益处与价值，最终形成体育领域今日之局面。

这两个元素当然不是体育所独具。今日之中国，“分散”正在深化，利益的指向已不像计划体制下的铁板单一。中国未来的拐点和“质”的跨越，很可能不是寄望于一两个英雄式的人物来完成，而是走一条利益分化进而权力分散、彼此制约再进而民主的良性互动的道路。而市场化下的媒体表现与进取也是有目共睹。有了这些关键的因子，开放的言说文化的延伸是可能和可期的。

美好的秩序都是可以扩展的。而细细回想一下，“秩序的扩展”其实已默默发生。开放的言说文化由体育已至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近年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方面亦有端倪。虽然不够彻底不够核心，但只要坚持正确方向，就是走在“秩序可以扩展”的道路上。所以不必羡慕那样向刘鹏提问的体育记者，只要努力，你也有机会；也不必因听到“谢亚龙下课”而沮丧，它的横空出世是政治文明的骄傲。总之无须害怕批评，只要像举国体制呵护乒乓项目一样呵护言论的开放，它就必然给我们带来进步与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