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地主阶级翻案，右翼在扮演“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　　

《南方》《炎黄》不断撰文攻击土地改革，刘文彩、黄世仁早就“重新审视”，如今连中央文献社都在致力于为《半夜鸡叫》翻案，以之“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一个声势不小的否定民主革命、为地主阶级翻案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鼓噪着。　　

这是全方位的，学界也不甘寂寞。　　

据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考证，过去夸大了解放前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旧中国占人口5%的地主占有耕地不是60-70%，而是40%以下。实际发生的地租率不到50%，而是只有30%。原来，土地革命、反封建云云，不过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通过政权与学界的共谋”的结果。　　

原来如此！　　

“还乡团”“变天账”批了30年，早已成为笑柄。如今“图穷匕见”，刘文彩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还乡”了。——右翼这不是在替毛泽东给人们上阶级斗争教育课吗？不是以身说法论证什么叫复辟吗？　　

颠覆革命的阶级扮演了“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 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复活了。 　　

历史辩证法真会捉弄人！　　

广大网民鸣鼓而攻之理所当然。土地改革，乃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些不值一驳。“不争论”时代，时兴“跟着感觉走”，右翼的翻案不免是我想起了土地革命的残酷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的“减租减息”公案。　　

十年内战，几百万工农惨遭杀戮，就是因为“土地革命”——也就是说，地主阶级要用白色恐怖来捍卫自己的“产权明晰”。当贱民觉醒威胁到统治阶级的生存方式时，后者会抛开一切“仁义”“和谐”“人道”“人权”的面具，用最凶狠最残酷的手段对付试图翻天的奴隶。压迫与被压迫阶级生死决斗的残酷，一点也不比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战争的酷烈逊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湖南农民运动”要颠覆旧中国的社会基础时，整个旧世界一片喧嚣：“痞子运动糟得很！”。蒋介石掉转枪口反共时，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和平民将军冯玉祥都积极参加“清党”“分共”——这与上个世纪后半期“历史终结”时的时代情绪一样。　　

湘赣闽鄂与大别山区经过“五次围剿”，杀人盈野，白骨累累。几百万人头落地，而“匪区匪民”硬是不能斩尽杀绝——是毛泽东 “赤化”蛊惑的结果吗？老子说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正是黄世仁、周扒皮们的残酷剥削压迫使老百姓再也活不下去，这才使他们的反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不过七八十年光景，共产党尚未“改旗易帜”，为土地改革翻案，为黄世仁周扒皮涂脂抹粉，居然在主流媒体上成为潮流。卑鄙啊！　　

我有想起抗日战争时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次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共产党必须放弃“放弃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实现减租减息”！　　

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在全国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并在陕甘宁苏区停止了没收地主土地的运动。　1937年8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这就是抗战期间著名的“二五减租”：不论任何租地、任何租佃形式均照抗战前租额减低25%（在游击区及敌占点线附近，可少于二五减租，只减二成，一成五或一成），最高地租额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的37.5%。　　

这就够了：根据王先生的“研究” 旧中国“实际发生的地租率只有30%”，那么，中国两大阶级、国共两党十年血战，都是一场误会。面临民族危亡险之际双方以血的代价换取的妥协，共产党让步国民党勉强接受的底线，也只是37。5％。既然原先不过是30％，那毛泽东和蒋介石，难道都是在拿百万生命戏说搞笑！　　

还有一个有趣现象足以嘲弄右翼学者：　　

国民党统治出期，为维护起长远统治，也曾一度发布“二五减租”训令，把地租的上限设定为总收入的37.5% 。但这一纸空文只有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五省公布过，而且只有浙江试行过，最终以失败告终。结果到1931年春，浙江发布一个新的命令把法定的租率增加了一倍。　　

在右翼的话语里，周扒皮、黄世仁和刘文彩成了“仁义”“人道”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需回视历史，看看时下珠三角的血汗工厂吧。黑窑奴工、数以千百万计的“性服务”大军切勿论，即使 “最先进”的欧美企业，也是血汗工厂。　　

富士康事件人们快忘却了吧：　　

　6月14日　，据英国《星期日邮报》报道称，苹果电脑的ipod播放器主要是由中国女工生产的，而这些女工每月的收入仅为50美元。这些设在中国的工厂归富士康(Foxconn)公司所有。 此报道在搜狐网上发表以后，引起了媒体同仁的关注。　6月15日　，多家媒体跟进调查报道。生产线上的工人大多每天要连续站12个小时，而且不得说话。在这个工厂里，经常有工人因为疲劳过度或者睡眠不足而倒下。在富士康深圳基地，23岁的陈峰（化名）正在琢磨，怎样逃离这家他刚工作不到一年的全球500强企业。这段时间，他亲眼看到三个年轻女工因为经常加班，晕倒在了生产线上。他自身的亲身经历更让他觉得这不是一个适合工作的地方。在这些工厂里，一线的操作工缺乏基本的工作保障，有的甚至缺少人身自由。加班费可低至0.8元/小时，而一旦违反某些厂规，惩罚手段可按月工资扣。亲友探望类似探监，公司只开一个小门，稍谈片刻即喊结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富士康员工如此形容他们的生活：“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  　　

“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虽然是“全球化”“和平发展”“第三次浪潮”的“特色”年代了，血汗劳动的状况，比高玉宝时代，也不过彼此彼此。　　

美国微软在中国的工厂，中国媒体有的只是一片“先进”的颂扬，反而是美国媒体有人曝光。　　

美国劳工委员会表示，这家位于广东东莞，该工厂为微软、戴尔和惠普等美国电脑公司生产键盘和其它零部件。该委员会说，这里的工人在“令人痛苦”的工作环境下工作。工人们每天要在硬板凳上坐1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工作时间已超出中国法律的规定。工厂方面要求每名工人每秒钟安装一个按键，按此计算，工人每个月要重复此动作高达100万次。但他们每人获得的基本工资是仅仅是每小时61美分(约合人民币4.1元)。除了高强度的工作外，工厂方面还禁止工人外出。如果他们想在周末外出休息，就要被扣掉两天半的工资。报道说，与关心为它制造产品的中国工人的工作环境相比，微软更加关心它在中国的版权和盗版问题。　　

说明一下，出于竞争，而不是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美国的劳联产联之类，经常曝光中国的血汗劳动，以之作为老板抗议在华企业“恶意竞争”打贸易官司的根据。即此可见，中国血汗劳动举世罕见，亦为周扒皮传统源远流长之一证也。　　

右翼买办文人，卑鄙啊！　　

下面附上两段材料，以供年轻网友一阅。　　

一为抗战期间地主为维护“30％”地租剥削率，对抗37。5％上限的资料：　　

“地主阶级用种种办法对抗减租减息政策的执行。有些地主进入“三三制”政权后，不是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利益出发，而是利用这一政权为自己谋私利。其对抗减租的主要手段有：假佃假卖，倒换佃户；改变租佃形式，将定租改为活租，将租种改为伙种；丈量土地，提高租额；将粗粮租子改为细粮租子，大斗收租；收买干部和佃户；借打官司拖农民下水，迫使农民不敢减租；直接或间接地把持乡村政权，以各种隐蔽方式抗拒破坏党的政策的实行。由于地主阶级的反抗，以及我们没有认真发动群众与其进行有效的斗争，使群众的利益受到侵犯，造成一些地区发生减租不彻底或者明减暗不减的现象。“　　

一为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屠杀“匪区”农民的史料：　　

《国民党对红军根据地屠杀史料考证》　　

国民党在占领红军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而这一活动主要由国民党内仿照意大利黑衫党与纳粹冲锋队形式建立的蓝衣社来负责。 　　

一、蓝衣社别动队的初步行动（1934年—1937年）　　

，建立“无人区”和“标准战略村”、　　实行野蛮的保甲制度。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红军。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灭门，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也要灭门。一家犯事，除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 　　

“蒋委员长”曾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工作。 　　

3、“新江西模式”。 　　

　约3年时间里，别动队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在无人区、收复区和 “标准战略村”，在每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国民党的数字是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 　　

二、别动队在大别山（1933年—1935年）　　

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 　　

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　　

蒋介石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　　

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　　

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　　

“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是6个星期，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 　　

“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08．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