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粮食危机的核心内因和外因

李昌平

在十几亿人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始终都是天大的事。

很多人讨论粮食安全问题，还局限在粮食够不够吃的层面，其实，未来中国的粮食危机并不在于粮食增产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

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和潜力，足够养活16亿人，甚至更多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增长了两倍多，粮食产量也增长了两倍多。未来的数十年，中国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5.5亿，但中国通过农业技术进步、土地整理、土地改良、装备农业等措施，再增加3亿人的粮食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按照16亿人，人均800斤算，8亿亩“吨粮田”就足够中国人吃饭了。

至于农民素质问题、城市化占地问题、水质和水利问题、土地板结问题、水土流失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对粮食产量的影响都是可以克服和弥补的，笔者认为下面两个问题才是未来粮食危机的最主要因素。

未来粮食危机最主要的内因：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瓦解

未来的中国要应对粮食危机，在农业制度上存在两个选项：一是继续坚持既有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扶持小农合作，发展合作农业；另一是逐步废除既有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鼓励和扶持资本下乡整合农村和农业，由资本集团主导农业现代化。选择前者，有增产20％的潜力，有利于应对粮食危机；选择后者，有减产20％的可能，不利于应对粮食危机。当下的中国，扶持资本集团主导农业现代化的主张明显占有主导地位，这才是危及未来粮食安全最主要的内因。

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看，这项基本经济制度有三大优点：一是有利于发挥村民集体优势，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二是有利于发挥家庭经营优势，增加土地单位面积产出，并且以粮食生产为主（因为家庭粮食自给份额较大）；三是有利于发展合作农业和集体农业，在不减少农产品产量的同时，把更多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最近30年，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和农村流出，而粮食等农产品产量在不断增长，充分证明了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对保障粮食等农产品安全和促进城市化、工业化都是非常有效的。未来数十年，坚持这个基本经济制度，对增加粮食等农产品产量和促进城市化、工业化依然有重要意义。例如，河北东光县古树于村，2008年3月成立了资金互助社，每户出资500元入社。互助社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集中团购农资，平均一亩地肥料便宜150元/年（两季）。互助社做的第二件事是帮助农户承包地向互助社流转，将村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互助社成立前，农户之间有零星的土地流转，350元/亩。现在流转给互助社，底价500元/亩，若年底付钱，按“500元/亩＋利息或分红”的价格结算。不到两年时间，全村165户、760亩耕地入社，在村委会的支持下，经过互助社水利重建和土地整理，耕地变成了890亩，增加了130亩。互助社购置了大型农机具，全村85％的劳动力离开土地经商办厂或外出打工。不仅粮食产量增长了25％，全村人均纯收入也由4000多元增长到了9000多元，此外，互助社两年积累40多万元。全国农村只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不变，走东光古树于村互助合作之路（不考虑其他因素），我国粮食产量在5－10年内再增长10%－20％，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村改革，总的趋势是虚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各级政府一直在鼓励资本下乡整合农村各种要素，发展资本集团主导的现代农业。资本集团兼并农民土地，主导农业现代化，不仅不会“以粮为纲”，甚至最不愿意生产的就是粮食。即使愿意生产粮食，大资本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也会大大降低——我国小农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比美国农业组织高20％以上。

未来的中国要应对粮食危机，在农业制度上存在两个选项：一是继续坚持既有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扶持小农合作，发展合作农业；另一是逐步废除既有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鼓励和扶持资本下乡整合农村和农业，由资本集团主导农业现代化。选择前者，有增产20％的潜力，有利于应对粮食危机；选择后者，有减产20％的可能，不利于应对粮食危机。当下的中国，扶持资本集团主导农业现代化的主张明显占有主导地位，这才是危及未来粮食安全最主要的内因。说句人人都能明白的大实话，如果资本主导未来农业，农业资本要想收益最大化，符合资本本性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制造粮食等农产品的安全危机。所以，对于十几亿人口、且人地矛盾高度紧张的中国而言，选择资本主导农业实际上就等于选择了粮食安全危机。

未来粮食危机最主要的外因：全球“农产品武器化趋势”

基辛格说：“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所有的人”。

《2005国家能源政策法案》将全球粮食安全危机推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此，土地、粮食（农产品）、石油、美元、汇率、农产品现货和期货市场等都高度关联了，“农产品武器化”的威力倍增，围绕“食物安全”的“战争”将成为国家之间的最常规“战争”，几乎无时不在进行中。粮食等“食物安全”问题不再仅仅是个农业问题，而是上升为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政权安全问题。

自古以来，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都是商人囤积居奇的投机品。垄断粮食等农产品，既可以牟取暴利，也可以控制人或害人。所以，基辛格说：“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所有的人”。这就是“粮食武器化”最经典的表述。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正是根据基辛格“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所有的人”的战略思想，制定了“粮食武器化战略”，在多个方面做了充分准备。

首先，是种子革命。西方利用杂交/基因等技术进行的种子革命，不仅仅是为了增加产量，更重要的是消灭他国生产者自有的种子资源，并形成对其商品种子的永久性依赖。一旦一国的种子依赖他国或被他国控制了，粮食等农产品安全、甚至食物主权就无从谈起了。这方面美国深谋远虑。我国在加入WTO以来的几年间，不仅大豆极其产业基本上美国化了、广西玉米种子正在加速美国化和转基因化，连东北玉米种子也快美国化了，棉花种子约20％左右的份额也被美国种子占领了，每年以10％的速度扩大，并且还在向水稻、小麦、土豆等品种扩大战果。这比1840年代鸦片输入中国的速度不知快多少倍，也不知危险多少倍！

其次，制定产品标准和贸易规则，侵占市场份额，控制定价权。农产品价格有暴涨暴跌的特性，只要控制了某种农产品一定量的市场份额，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定价权。某种农产品10％的份额如果被某个资本集团或国家控制了，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使该农产品市场价格暴涨50％或者暴跌50％、甚至更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农产品短缺有价格暴涨所致的安全危机，农产品过剩也会有价格暴跌所致的安全危机。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在进行“种子革命”的同时，一方面通过主导全球农产品标准和贸易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始终坚持高补贴农业政策，其战略意图非常明确，即时刻都准备着最大限度地占有并控制他国农产品（包括种子）的市场份额和产业，最大限度控制农产品定价权。我国大豆及其产业被美国资本集团全面控制的事实足以证明西方“粮食武器化战略”的成功。

第三，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已基本完成了“农产品武器化”的战略部署。2005年8月，小布什签署了《2005国家能源政策法案》，在美国政府补贴政策作用下，粮食等农产品可以用于生产汽油了。2005年的石油价格在每桶40美元左右时，很多人就此认为用粮食生产能源没有效益（石油价格每桶65－70美元时，粮食生产能源才可盈利），靠政府大额补贴的生物能源产业化是不可持续的。可在2007－2008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石油价格从40多美元涨到了147美元，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汽油变得现实且大有可为。

一部汽车一天要吃掉一个人半年的口粮。随着生物能源产业化时代的到来，不仅粮食，几乎所有主要农产品都存在危机（因为土地是有限的）。不仅粮食可以“武器化”，几乎所有主要农产品都可以“武器化”。《2005国家能源政策法案》将全球粮食安全危机推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此，土地、粮食（农产品）、石油、美元、汇率、农产品现货和期货市场等都高度关联了，“农产品武器化”的威力倍增，围绕“食物安全”的“战争”将成为国家之间的最常规“战争”，几乎无时不在进行中。粮食等“食物安全”问题不再仅仅是个农业问题，而是上升为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政权安全问题。

要高度重视食物主权安全和农产品武器化的战略研究和应用

今天的中国，要高度重视食物主权安全和农产品武器化战略的研究和应用。没有战略眼光，就是井底之蛙；没有战略规划和实施，就只会埋头开车。

在内，一定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大力发展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农民合作农业和村民新集体农业；对外，一定要吸取大豆及其产业全面沦陷的惨痛教训，对西方国家主导的WTO框架下的农业谈判，要从维护国民食物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大局出发，绝不能让步，切不可过度开放，甚至糊里糊涂地开放。

中国人很善良和光明磊落，不仅不重视食物主权安全的战略研究和应用，更不重视“农产品武器化”的战略研究和应用，甚至对“全球农产品武器化趋势”视而不见或嗤之以鼻。在讨论粮食危机和制定粮食安全战略上，数十年趴在低层次、低水平上老生常谈。正因为如此，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才悄无声息地瓦解，种子美国化、大豆及其产业美国化才毫无抵抗地被侵入。甚至很多主流精英分子以破坏保障粮食安全和国家转型安全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为改革，以“引狼入室”为开放。

今天的中国，要高度重视食物主权安全和农产品武器化战略的研究和应用。没有战略眼光，就是井底之蛙；没有战略规划和实施，就只会埋头开车。在当下，以战略视角全面检讨国内农业基本经济制度、农产品经营和产业化制度、农资生产经营制度、农产品战略储备制度和国际（WTO框架下的）主要农产品标准（包括种子）、贸易规则、资本准入政策等，显得尤其紧迫。在内，一定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大力发展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农民合作农业和村民新集体农业；对外，一定要吸取大豆及其产业全面沦陷的惨痛教训，对西方国家主导的WTO框架下的农业谈判，要从维护国民食物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大局出发，绝不能让步，切不可过度开放，甚至糊里糊涂地开放。已经糊里糊涂开放了的，要坚决回收（如转基因种子准入）。千万不能再出现第二个大豆了。如果再出现第二个大豆，中国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甚至政权安全也将受到严重威胁，势必会陷入被他人牵住鼻子改革的困境。

为了中华民族的食物主权安全和中国国家安全，建议尽快成立相关战略研究机构和战略决策部门。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