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迎接“前所未有的挑战”

      作者：王小强  

　　
　　编者按：王小强先生从八十年代开始投身于中国改革的调查研究，著有《“文明冲突”的背后》、 《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改革之路》等书。其新作《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危机共振的角度对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系摘编书中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从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谈起
　　2O03年，兰德公司国防研究所完成研究项目《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对八方“灾难”展开了煞有介事的定量分析，包括(1)失业、贫困和社会动荡，(2)腐败的经济效益，(3)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4)水资源和污染，(5)能源消费和价格，(6)脆弱的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7)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下降，(8)台湾问题和其他可能发生的冲突。

　　报告中分析道，这些灾难一个都不出现的概率很小。如果灾难全部出现，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会降低7.4%～10.7%，如此，中国的整体经济效益将出现负数。尽管全部灾难都出现的概率很低，但是几个灾难同时出现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因为各个问题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旦一个灾难出现，极可能导致几个灾难成群出现。例如，一次内部金融危机会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吸引力产生急剧的负面影响。又如，台湾海峡或者亚太其他地区关系的紧张和冲突都可能使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急剧减少，使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加。

　　此外，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美国的抉择》中甚至大胆地预测，2O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必然遭遇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他说，20O8年的北京奥运，对中国的自尊太重要，不能让国际危机破坏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领导人也知道中国内部的政治及社会问题正在增加，严重的话，可能会冲击到整个制度。会演变成政治、社会不安的问题不少，最重要的有两个：年轻人上网及社会不公。年轻人上网让长期被垄断的资讯开放了。中国有35OO万网民(2OO6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患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6月3O日，中国网民人数达到了1.23亿人——补注)，这些人多半是年轻、受过教育的男性，对社会、政治有憧憬。第二个问题是，社会越来越不公的现象会冲击到政权以往的人人平等的教条。连共产党的机关报都公开承认“贫富差距开始拉升，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分配领域的矛盾日渐突出……矛盾冲突的对抗性增强”中国其他的研究也说社会不公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

　　国内的不安定因素正在聚集
　　对于中国而言，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既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又是吸收民工就业的社会稳定器，近年来，骤然面临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产品出口市场压缩，其竞争压力可想而知。与日本从研究开发到售后服务的“全纵深”产业结构相比较，中国许多“三来一补”式的“世界工厂”，不过是跨国公司价值链上劳动密集、资源密集、能耗密集、污染密集的一个环节。譬如，20O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年钢材消耗2.6亿吨，占世界的25%；煤炭消耗1 5亿吨，占世界的30%；水泥消耗8.2亿吨，占世界的50%。20O5年，中国每单位GDP消耗的原始能源，是美国的3倍，欧盟的5倍，日本的7倍。
　　“两头在外”的增长模式，原材料进口价格弹性极低，产品出口价格弹性极高，企业利润空间极薄。“大进大出”忽然间进不来，出不去，维持工厂持续开工的应对措施，势必进一步压低工资、延长工时，往干柴烈火的劳资矛盾火上浇油。有研究称，珠江三角洲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加班时间、工作强度有增无减。如今许多企业经营压力主要来自生产资料、原材料涨价。专家分析，“他们没有能力通过提价向客户转嫁成本，只好拼命压低人工成本。”

　　中国的公开和隐蔽失业达总劳动力的23%，近1.7亿人。预计近期中国失业率还会增长，主要原因是，2O世纪8O年代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及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规模缩小，如果中国遵守其加入wT0时的承诺，那么会造成更多的失业.农村贫困加深了农村和城市地区收入的不平等，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从而使城市失业率继续升高，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城镇地区，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是造成社会不安定的潜在根源。多数农民工是年轻人，他们没有存款，没有官方的援助。为了生存他们会孤注一掷，超出法律范围来寻求庇护。下岗工人可能会因为失去“铁饭碗”而觉得理想幻灭，又对微薄的失业救济感到愤怒，他们会将自己的不满对准政府，然后联合起来，制造一次社会动荡。农村地区，农民收入仍然比较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一直是一种不稳定的力量。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地方政府的某个决定，或者农产品大量进口导致的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下降，都可能对农民的生存构成威胁，从而引发农民反抗。

　　天降大任于中国共产党
　　资本全球一体自由化流动，美国和中国，一致公认是受益最多的两个大国。美国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世界第一大，因为巨大而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国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世界第二大，因为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在很多人看来，特别是核心国家中参与工会组织的产业工人看来，全球化就是“寻底竞赛”，为此，跨国公司关闭国内的厂家，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外开设新厂。为了保住饭碗，工人们被告知必须在无利可图的范围内做出让步，可是不管做了什么样的让步，老板都会说，还有不少工人愿意答应更苛刻的条件，于是工人只有被迫再次让步。

　　中国的改革开放，解放了13亿人口基础的廉价劳动力。不仅欧洲福利国家难以为继，原来流向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包括东南亚各国千方百计吸引的外资和华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越来越多跑来中国。28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2／3盈利。中国美国商会2OO4年调查，3／4在华美国公司盈利，42%的公司在华利润率超过他们在全球的利润率。高利润率从哪里来?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同等质量劳动力之廉价，应当是世界最低的全球“锅底”。

　　中国共产党应坚持社会主义，在资本运作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同时，推进国际社会流行的五天八小时工作、最低工资、最长工时、起码的劳动保护、工伤事故赔偿、医疗失业退休保障、病假事假产假休假、严禁童工、保护妇女、义务教育、贫困救济等等基本人权，就能向国际惯例逐步靠拢。

　　一般意义上强调媒体监督，不过是恳请大腕化媒体和有偿新闻发慈悲、赏恩典。众多矿难隐瞒不报、大案小报的案例说明，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有步骤地把弱势工农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从“劳工神圣”起家，这就是国内稳定压倒一切之根本。

　　如果把民工中的党、团员组织起来，与当地党、团员组织挂钩牵引，诸多问题可以通过组织突进，依据法律协商解决，不必要非得闹到忍无可忍，上街游行，威胁跳楼，或者找黑社会寻求帮助。因此，且不说工会、农会，首先值得考虑把民工中的党员、团员组织起来，以临时支部的形式联络起来，恢复组织生活，学习政治文件，深入先进性教育，反映和维护人民权益，为“大打突围”的社会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近代中国百年历史表明，有压迫必有反抗。中国人民奋起推翻三座大山，正是拜托内忧外患“共振”激发促成。“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中国共产党唱《国际歌》背水一战，生死相拼的同时，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身体力行执政为民，一定能与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汇合一道，重新确立人类社会继续进步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