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高等法院11月3日的一纸裁定让英国“脱欧”进程似乎又多了些变数，其震荡效应也日趋明显。在身处欧亚大陆这一端的人看来，瑞士是欧洲相对游离的一员，它富裕、超脱、小而灵活。然而“脱欧”带来的危机感，瑞士也未能幸免。我近期在瑞士调研的数日中，欧洲特别是西欧精英层的焦虑溢于言表。与我交流的是来自瑞士、意大利、德国、英国等多个欧洲国家的学界、金融界精英人士，他们在苏黎世工作，让人产生中国各省人云集某大城市工作的熟悉感。这正是欧洲的优势，然而这一优势正被席卷欧洲的去一体化甚至去全球化浪潮侵蚀。眼下政客无暇远虑，本该在布鲁塞尔达成的决定，如今在各国悄然进行，政客们因财政问题埋头国内，各行其路。此种情形下，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西欧对于外部世界的新动向，甚至中国等新兴国家提出的倡议显得有些“无知”。这也引起部分学者的担忧：“欧洲现在是不是显得非常短视？”

瑞士：对英国“脱欧”大吐苦水

在苏黎世期间，我应邀前往一场金融圈年会担任演讲嘉宾。年会主题并非“英国脱欧”，但该话题无处不在。尼尔·瑞考德是前英国央行经济学家、全球最大的独立货币管理机构英国瑞考德货币管理公司的创始人。我和他谈起2015年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的感受，当时恰逢英国大选，与欧洲大陆的关系几乎是英国国内唯一的涉外辩题。现在“脱欧”公投已过去5个月，瑞考德认为：“眼下英国国内关于‘脱欧’的辩论主要是能否续留欧洲单一市场。我觉得答案基本是‘不能’，否则英国就会失去对自己边界的控制。”

在金融会议的自由讨论中，瑞考德陈述了他的观点：欧盟肯定不会给英国好脸色看，即使英国失去留在欧洲共同市场的权利，从经济角度来说英国也不会受多大影响，甚至可能带来一点积极影响。原因是英国对欧盟贸易赤字庞大，倘若谁阻止或减缓英国与欧盟间的商品和服务流通，这只会改善英国跟欧盟的贸易不平衡。当瑞考德说完“承担英国‘脱欧’主要后果的不是英国人，是欧盟”后，有在座的瑞士听众跳出来抱怨：“你们一‘脱’，可把瑞士害惨了！”现场发出一片笑声。的确，这是一个眼下在瑞士被反复抛出的问题。2014年2月，瑞士举行全民公投，决定对在瑞士居住和工作的外国人数量设上限。两年来，瑞士与欧盟在移民等问题上的谈判陷入僵局。瑞士想要在限制移民自由流入的同时，保持与欧盟的自由贸易。欧盟坚决反对，认定人员自由流动是其核心资产，是一条不可触碰的底线。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眼下面临一模一样的处境：如何处理公投带来的影响，一边限制移民，一边说服欧盟让自己留在欧洲单一市场。在瑞士人看来，瑞士只是小国，也并非欧盟成员，原本可以找到出路，但英国“脱欧”，这样的谈判一下成为原则性问题。难怪会议中，有瑞士听众喊话：“从理论上说，英国出走将瑞士置于险境，欧盟的官僚们一定会想方设法让英国的日子不好过，这么一来，瑞士的谈判地位可能毁于一旦。”这几乎是我在瑞士听到的“统一口径”。

“因为不管欧盟对瑞士妥协什么，都会削弱欧盟在‘脱欧’谈判中的地位。” 苏黎世大学校董、经济学系名誉教授比特·霍兹—哈特在与我交谈中做了一个向后靠的姿势，接着说：“我们瑞士人现在就等着，看看英国人和欧盟怎么谈。英国强大得多，那让我们拭目以待他们能谈出什么，反正我们的处境一模一样。”

从瑞士最近的民意调查来看，尽管保守倾向是主流，但瑞士民意仍是分裂的。据瑞士独立创新经济智库W.I.R.E。研究员斯蒂芬·帕布斯特介绍，英国‘脱欧’在瑞士公众中引发强烈反应，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瑞士民众基本两种倾向：一种是保守倾向，他们出于怀疑主义，想要抵制来自欧洲大环境以及来自布鲁塞尔的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想让瑞士独善其身；另一种是绝不能自我孤立，主要是那些在大城市生活、在国际化公司工作的人，深知瑞士需要与外界互动。帕布斯特无奈地说：“不希望自我孤立的人在民调中占相对少数，没办法，直接民主就这样。但政治需要严肃对待整个国家的需求。”

在我对瑞士多家一流智库的拜访中，唯一持不同意见的是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烈亚斯·温格。温格有些急切地表示：“瑞士和英国的情况完全不同。谈判太复杂，瑞士人应早点自寻出路。瑞士处于欧洲中部，经济上重要，政治上不太重要。而英国的情况艰难得多。关于怎么进行‘脱欧’谈判，英国政治圈内也存在巨大不确定性。有很多人说，给他们留着门，他们可能压根不会离开欧盟呢。”

从英国和瑞士的各自盘算可以看出，欧洲一体化正在遭遇挑战。伊安—埃格博特·斯托姆是瑞士顶尖经济智库KOF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这家智库以KOF全球化指数负有盛名。斯托姆在交谈中对我说，“政治上的去一体化会对经济一体化产生影响，英国‘脱欧’就是个例子，但眼下很多跨国公司或中等规模公司心知肚明，这一政治局势可能短期内不会产生那么强烈的影响。”斯托姆认为，单看2017年，欧洲经济也许不会受那么大影响，“但欧洲人和中国人不一样，非常短视，没有多少人去想五年、十年、二十年计划。大多数人只考虑明年，但以后呢？这是个大问题！”

欧盟：危机面前各国各行其路

在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宣布“2017年3月底前启动脱欧谈判”后，英国高等法院裁定，政府在正式开启程序之前必须经过英国议会批准。瑞考德上世纪70年代曾与梅在英国央行共事，本来在他看来，英国在“脱欧”谈判中可以掌握主动。“如果我是梅，我就在明年3月现身，宣告签署《里斯本条约》第50条，然后绝尘而去。他们就会说，你等会儿，你别走。欧盟不会想要失去一大重要市场。即使英国没法留在欧洲单一市场，欧盟要么对英国出口免关税，要么关税很低。我不担心英国的处境。”

尽管大多数人对于“脱欧”谈判如何进展一头雾水，眼下无可争议的是，英国“脱欧”动摇了一项共识。长久以来的观念是，欧盟或欧元是一张单程票，你加入其中，意味着不管在理论上还是行动中，你都没法走人。这项共识一旦粉碎，难以弥补。

如今的欧盟是什么呢？欧洲一体化进程曾是战后欧洲如何发展的答案。自那以后，欧盟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随后的希腊欧元危机，以及眼下的“脱欧”危机与难民危机。在危机面前，各国各行其路。“直到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政治家们都还拥有二战记忆。他们出生于二战前后或二战期间。对他们而言，欧盟(成立)追求的是和平，而不仅是经济。现在这一点不复存在。”瑞士KOF经济研究所国际商业周期部主任海纳·米科什这样告诉我：“对现在的政治家而言，欧盟主要是个经济项目，这反而是经济一体化放缓的一大根源。这让我不大乐观。现在我们需要就一个联盟应如何组织起来重新谈判。”

英国“脱欧”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这是欧洲人切实的担忧。欧洲危机如何化解，欧洲人没有答案，尽管在瑞士期间不止一次地听到“直接把猪队友法国踢出局”的声音。可以肯定的是，眼下的一体化模式难以为继。“欧盟不能为所欲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看法，得每个国家都答应才行。”苏黎世大学的霍兹—哈特说得直截了当。瑞士联邦理工学院Nadel发展合作中心名誉教授罗尔夫·卡佩尔持相似见解，他说：“在布鲁塞尔没人知道‘脱欧’谈判会有什么进展，甚至英国人对于他们要往哪里走也一无所知。欧盟必须以不同速度跟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一体化进程。那种试图把统一的进程强加给所有欧洲国家的方式完全不奏效，尤其在移民问题上。我希望未来有更多弹性，少一点强加给各国的单方面严苛政策。”

在欧洲，政治排外运动和怀疑主义针对的不仅是欧洲内部其他国家，也表现为反全球化倾向。一些隐性的贸易壁垒重新竖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举步维艰。卡佩尔说：“没有人知道关于TTIP发生了什么。这跟有些愚蠢的贸易谈判和贸易外交有关。我不是说你非得公开战略层面和技术层面的议程，但应该让公众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德国有少数政客获准查看一些被严格管制的文件，但不准他们带笔记出那个房间，不准复印，不准跟其他人谈起，这太荒谬了。贸易外交正在犯大错，这些错误加强了那些反全球化的立场。”

西欧：对“一带一路”反应慢了半拍

欧洲有更多人开始疾呼自己是全球化的输家，这是一个值得中国人关注的动向。瑞士KOF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弗洛里安·赫尔格是KOF全球化指数项目的实际执行者之一，在他看来：“全球化发展最迅猛的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初，这也跟中国和前苏联国家等新兴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有关。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趋势整体趋平，贸易谈判停滞不前，这是个问题。”

在欧洲，中国被看成全球化的巨大受益者，对于中国的角色和前景，欧洲人的看法复杂而分裂。“各国情况不尽相同，看重中国哪一点也不一样，不管是把中国更多看作恐惧还是机遇。的确，商界和经济界往往对中国充满激情，甚至夸大中国眼下的发展和可能性。我觉得各国外交部有时候更多是一种防御性思维。但无论在哪国，都是一幅混合图景。”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阿瑞斯说。

“对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而言，中国是机遇，也是威胁。但在瑞士，中国更多被看成是机遇。”欧洲经济学会主席、苏黎世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法布里齐奥·兹里波提这样总结。阿瑞斯、兹里波提都是欧洲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阿瑞斯所在的瑞士知名智库安全研究中心9月发布报告，向瑞士人和欧洲人普及“一带一路”概念。在瑞士，一些精英及绝大部分公众过去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发展动态并不关注。阿瑞斯举例说，中国提出和推动的“一带一路” 在希腊已有港口建设，在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有铁路项目，但西欧的反应显得慢了半拍。他认为，西欧国家应留意“这一切已经发生”，应讨论自己如何参与其中，从而尽可能从中受益，欧盟也应思考如何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作出整体回应。

对新兴国家推出的这些经济发展倡议，不少瑞士精英过去并不了解，西方难以厘清其中的经济发展目标与地缘政治意图的关系，这也是西方国家政府表现出犹疑的一大原因。但在苏黎世的那场金融圈年会期间，我感受到一些有意思变化。有多位瑞士人问起“一带一路”，想了解有没有可投资的项目。有的直言：“对瑞士很多大投资者而言，钱放着意味着贬值，他们疯狂地想寻找投资机会。”兹里波提也告诉我：“有些人一开始就对它有两种混合情绪：有兴趣，但又怀疑。我们需要观望的是那些银行间怎么合作，最终能不能成功。总体上我是乐观的。中国和欧洲之间有很多国家，如果那些国家的政治局势保持稳定，这将意味着巨大机遇。中国已证明有能力把基建系统运营得很好。”

霍兹—哈特的观点大致相同，他认为：“‘一带一路’这个倡议当然是积极的，但落实起来不容易。沿途很多国家和地区相对不稳定，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宗教问题。当然从欧洲角度来看，‘一带一路’能给这一地区带去一定稳定性，有了经济发展，整个地区都会从中受益。欧洲应该加入，跟中国政府谈，看看欧洲能为‘一带一路’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