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中共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出炉，在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中共从严治党的诸多新部署、新思路备受关注。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会的讲话中做出“一个判断”，总结“六条经验”，提出“五项举措”，明确“八项任务”，被视为是中共十九大后中国反腐如何开局的“密钥”。

“格局和视野今非昔比。”在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看来，中共政治建设实际上是从思想上着手治本，制度上注重构建科学、严密、有效的监督体系，工作层面延续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做法，并对中共十九大报告具体细化，分阶段、分步骤、分环节提出了工作重点。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在《公报》列出的今年反腐工作“八项任务”中，第一条就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把政治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和统领，这意味着定位很高。”庄德水认为，在“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的顶层设计下，纪检部门继续保持治标的高压态势，还要做足治本的工作。

从坚决清除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的表态来看，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是不能触碰的高压线。庄德水表示，只有政治上清醒，才能严守各项纪律和规矩，也才能防止形成利益集团。

“两面人、两面派”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会议中。从中共十九大报告到1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到此次中央纪委全会，凡提及从严治党，“两面人、两面派”都会被重点点名。

“两面人”在中央纪委公布的“打虎”名单中也并不鲜见。2015年3月，中央纪委网站曾以“千万不能跟党装两面人 耍两面派”为题，刊发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案件警示录。

习近平在此次全会上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对党忠诚老实、与党中央同心同德，听党指挥、为党尽责，就是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认为，从习近平在全会讲话中不难发现，中央对高级干部，特别是“关键少数”将进行更严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全党自觉看齐、对标，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形成“头雁效应”。

抓“关键少数”，既是抓责任，也要形成示范。在庄德水看来，抓“关键少数”的另一考虑是，消除一些干部身上的特权思想。

尽管中共十八大以来，惩治特权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特权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存在。

“腐败与特权现象伴生，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必须切除特权毒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根源是特权，而特权往往透过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嬗变，最终形成利益集团。

值得关注的是，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的利益集团是今年反腐败的工作重点。

“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表述最早出现在2017年10月19日的中共十九大记者招待会上，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谈及从严治党成效时提到，“我们坚决铲除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利益集团，严肃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从‘小圈子’、‘山头主义’到现在的利益集团，意味着中共对利益集团的界定形成了共识。”任建明说，此前司法领域更多的是以“集体腐败”表述，学界也未厘清“利益集团”如何界定。

“防止党内出现利益集团，尽管上届也提过，但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由党内扩大到党外。”庄德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重点是解决利益输送，解决官商勾结问题。

监察体制改革破局

“全面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被视为党的十九大后中央纪委的开局之举。”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全面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制定出台监察法是一项政治任务。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形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制。自中共十九大作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的战略部署后，目前全国各省区市正进入转隶挂牌密集期。

在全国改革试点全速推进的同时，北京、山西、浙江作为先行试点地区，已完成试点任务，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数据显示，北京市2017年1月至12月中旬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8686人次，同比增长51.8%，追回在逃人员31名，是2016年的两倍；浙江省2017年1月至10月处置问题线索数同比上升77.1%，立案数同比上升0.9%，处分数同比上升8.8%；山西省2017年4月至10月谈话函询件次同比增长20.1%，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人数同比增长38.2%。

随着全国31个省区市所辖市区县监察委员会全部挂牌，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将构建完成。在马怀德看来，若监察法出台，意味着反腐制度化程度和规范化程度会更高，对腐败的威慑力更强，中国反腐进入制度反腐新阶段。

“所谓监督体系，就是各种监督方式相互联系、有机运转。”马怀德表示，过去党内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五大监督方式多为“单打独斗”，缺少贯通、衔接与有效结合，容易出现监督盲点，监督力量也不够强。

目前，五大监督方式已初步形成相互衔接的体系。比如，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在巡视制度中，把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结合起来，把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进行有效衔接，形成了强大的监督合力。

此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还着力构建党内监督与国家机关监督、党的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的监督体制。加强自上而下的党委监督和纪委监督；巡视实现一届任期全覆盖；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纪检组，消除了监督空白；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逐步完善党内监督制度，不断拓展监督渠道，促进党内监督不留空白、没有死角。

不过，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工作，尽管北京、山西、浙江三地开展的试点为在全国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但依然面临不少挑战。

“试点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转隶后的融合，这既有人员和思想融合问题，也有机制和工作衔接问题。”马怀德表示，这就要求各级各地党委担负起主体责任，一把手负总责，联系本地区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监察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的与时俱进。

反腐延伸到金融信贷领域

《公报》指出，“要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着力解决选人用人、审批监管、资源开发、金融信贷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

这是首次将金融信贷作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的四大问题之一单列，被认为指向银行业，引发业界高度关注。

“中央纪委将金融信贷列为腐败重点领域，标志着金融领域，特别是银行业即将掀起反腐风暴。”庄德水认为，金融反腐意在为经济、金融改革保驾护航。

据庄德水观察，历经10年，金融行业方成为反腐重点领域，从官方的表述方式上可以发现其渐进逻辑。

金融反腐首次出现在2008年1月16日通过的中共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当时也只是在“严肃查办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矿产资源开发、国有企业、金融、组织人事、司法等领域的案件”一句中被提及。随后的5年间基本保持这个说法不变。

2013年1月22日发布的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要求，深入开展纠风和专项治理，重点纠正金融、电信等公共服务行业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开展市场中介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等。这是中共十八大后首次将金融腐败表述为“突出问题”。

2014年，中央纪委深化机构改革，新成立了第四纪检监察室，专门负责金融单位的反腐工作，发出将反腐拓展到金融行业的信号。

当年5月，《中国纪检监察报》题为《打赢央企反腐与金融反腐两场硬仗》的文章指出，金融腐败问题日益凸现，一批党员干部纷纷“落马”。

在庄德水看来，文章中“对腐败而言，尽管腐败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利益输送多离不开金融这一载体与纽带。因此，做好金融反腐，不仅是金融行业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反腐败这一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表述，表明官方对金融腐败更为警惕。

2015年11月，中央巡视组启动对金融监管机构“一行三会”、五大行等21家金融机构的全面巡视。2016年1月，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的吴玉良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反腐败和金融是相关的，腐败问题必然导致金融一些暗箱操作，引起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金融领域反腐败只有深入进行。现在进行巡视，全面摸底排查。”

在巡视组向五大行反馈专项巡视情况的表述中，“进一步完善信贷管理”被多次提及，“信贷”首次进入金融反腐语境。

自2015年11月起，金融领域的“大老虎”相继入笼。原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证监会副主席姚刚、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等金融官员先后被查。

随后，信贷主体银行业成为金融腐败重灾区。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至今，交通银行首席风险官杨东平、中国进出口银行北京分行原行长李昌军、恒丰银行董事长蔡国华、江苏银行原董事长王建华等多个银行业高管被查。

2017年，银监会接连迎来两位中央纪委“打虎猛将”。先是9月末，中央纪委反腐干将李欣然出任中央纪委驻银监会纪检组组长、银监会党委委员，随后的 12月，中央纪委组织部部长周亮出任银监会副主席。外界据此判断金融反腐升级。

此次中央纪委将“金融信贷”作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意味着金融反腐向纵深发展。庄德水分析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今年主要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金融监管随之频频加码。

工作重心下移

在《公报》明确的 “八项任务”中，“坚决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被单独列出。

在中国县乡基层，黑恶势力背后往往有来自党政干部的“保护伞”’，因此肆无忌惮，胡作非为，老百姓深恶痛绝。

“‘保护伞’不除，黑恶势力就不绝，打黑必须反腐。”庄德水说，铲除基层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成为基层反腐的重要着力点。

2017年12月，中央纪委决定从2018年到2020年持续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庄德水认为，未来3年，中央将加码扶贫领域反腐败工作。

在工作层面，加强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重心下移，结合巡视巡察工作不断解决“上热中温下冷”现象，把压力层层传导下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庄德水认为，解决老百姓感受最深的身边腐败问题，一方面增加老百姓的获得感，让老百姓享受到反腐红利；另一方面，反腐和打黑除恶相结合，实现和提升反腐效率。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和《监察法》的出台标志着基层反腐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马怀德认为，监察委员会对于基层腐败的制约和对基层权力运行的监督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