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公网10月23日报道，按照预计中的会议议程，今日即将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料将递补马建堂、王作安为中央委员，补齐因蒋洁敏、李东生落马带来的缺额。递补中央委员这一形式，其实折射了几十年来中共党的建设、反腐廉政、新老交替、干部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变迁。
马建堂 （资料图）
王作安（资料图）
按照现行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委员、候补委员组成，必须有五年以上的党龄，如果中央委员出缺，由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
中央候补委员与中央委员一样，都可以“出席”中央全会；相比之下，中央纪委常委及其他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官员，只能是“列席”。但中央候补委员出席中央全会，只有发言权，而没有中央委员所具备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中国共产党早期设置中央候补委员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中央委员因牺牲、脱党等原因而导致无法及时召开党代会的问题。建国后，这种外部环境的影响不再紧迫，中央候补委员更多的意义是作为一种资历积累的台阶或是增强干部代表性的载体，比如每届中央候补委员都要照顾到各大国有企业、重要院校和科研机构、少数民族等代表人士。
1921年，中共一大成立的中央机构是中央局。1922年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这是首次出现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概念。1927年中共五大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并沿用至今。五大修改后的党章还确定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人数今后“由大会规定”，而不再在党章中限定中央委员会的具体名额。
七届七中全会：建国后首次“递补”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建国之后召开的首次中央全会。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七大与八大期间，无论是中央委员还是候补委员，均按得票多少排序。这与现行的中央委员按姓氏笔划、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排序不同。
自1945年七届一中全会至三中全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共有4个缺额。1946年4月8日，参加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团成员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叶挺、邓发等乘飞机离开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坠机遇难。这其中，王若飞、秦邦宪二人是七届中央委员，王若飞时任中央重庆工作委员会书记、南方局代理书记；秦邦宪时任新华社社长、南方局成员，在七届中央委员中排名垫底。1946年7月，曾任八路军第120师政委、晋绥分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的关向应在延安病逝。还有一位特殊人物是陈潭秋。这位中共一大代表，1939年任中共中央及八路军驻新疆代表，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监禁，次年9月遇害。由于消息隔绝，中共七大他被缺席选举为中央委员。
因此，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增补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为中央委员”。当时，这四人在中央候补委员排名前四。廖承志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稼祥任外交部副部长、驻苏联大使，陈伯达任毛泽东秘书、中宣部副部长，黄克诚是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以后的若干岁月里，这四人都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命运际遇沉浮，各不相同。这次全会还撤销了两名候补委员黎玉、刘子久的职务，他们在33名候补委员排名分别是第6和第27位。
值得注意的是，七届三中全会对补充中央委员的程序用词是“增补”，而不是“递补”，但实际上其方式与递补没有区别。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选择在杭州休假，没有出席，这是他建国之后第一次缺席中央全会。会上，共有44人发言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次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4月举行的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决议，将二人开除党籍。1956年的七届七中全会为期三天，却分别在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举行。由于高岗、饶漱石被开除党籍，加上1950年10月病逝的任弼时，中央委员缺额三人，因此递补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为中央委员。此时的用语已经改成了“递补”，而不再是“增补”。
王首道时任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任、交通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邓颖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陈少敏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纺织工会主席。当时，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在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排名分别是第5、第7、第8，由于排明第6的黎玉之前已被撤职，陈少敏才得以递补为中央委员。陈少敏在任上发现并推广了青岛纺织女工的“郝建秀工作法”，日后郝建秀成为了纺织工业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而陈少敏最被世人称道的是，在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决议时，陈少敏是唯一拒绝举手的人。胡耀邦后来曾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陈少敏（资料图）
七届七中全会还决定八届中央委员会名额为170人，其中中央委员97人，相较于七届的44人，扩大了一倍多。
八届期间两次正常递补
1956年八大选举的中央委员，沿用七大的方法，依然按照得票多少排列。前十位依次是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云、林彪、吴玉章。七大时前十位则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位次前进最多的是邓小平，由七大的第27位上升到第4位，当时邓小平已经任中央秘书长多年，是中央的大管家，位高权重。而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七常委，排名全部位列前十，另外三位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都是著名的党内元老。作为反面教员的陈绍禹(王明)依然被选进中央委员，排名垫底。七大时王明是倒数第二，博古倒数第一。王明没有出席八大，他1956年以赴苏联治病为由滞留拒不回国，写了大量反对中共、反对毛泽东的文章、诗歌，但一直未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和开除党籍。
八大时期，首次递补中央委员是在五中全会。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种“八大二次会议”不同于“八届二中全会”，乃是由全体代表汇集北京举行的。这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举行的“二次会议”。此次大会之前，八届四中全会于当月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为大会作了准备。大会增选了25名中央候补委员，这也是中共首次增选中央候补委员，25人后来有王任重、汪锋、方毅、张劲夫、韩先楚、张爱萍、姚依林等7人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大会召开期间，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于5月20日病逝。赖若愚在1958年的整风运动中蒙冤，他也是建国后唯一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总工会主席。在此之前，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已于同年2月逝世。
杨献珍（资料图）
王恩茂（资料图）
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后的25日，八届五中全会在怀仁堂举行，距离四中全会仅过去了22天。由于赖若愚、黄敬逝世，全会递补中央候补委员前两位杨献珍、王恩茂为中央委员。杨献珍时任中央马列学院院长，不久担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王恩茂时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同年10月自治区成立后，担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协主席。
八届五中全会对后来的政局产生重要影响，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进入最高领导层。并决定创办在文革中一度呼风唤雨的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由陈伯达任总编辑。
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一次会议。此时，距离1962年十中全会已经过去了四年，这实际已经违反了党章有关中央全会举行时间的规定。这次全会也是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举行的。毛泽东当年7月18日由外地回到北京，7月24日发出通知，7月27日便开始预备会议，8月1日至12日举行了正式会议。这次会议最大的变化无疑是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政治局常委扩大到11人，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届，林彪蹿升到第2位，刘少奇滑落到第8位。
自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先后有林伯渠、陈赓、李克农、罗荣桓、柯庆施、刘亚楼等6位中央委员病逝，其中有一位元帅、一位大将、两位上将，林伯渠、、罗荣桓、柯庆施3人还是政治局委员，都是在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将中央候补委员排名次于杨献珍、王恩茂的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等6人递补为中央委员。杨得志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韦国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府主席、政协主席、广西军区第一政委；罗贵波任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张经武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谢觉哉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飞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第一政委。后来，杨得志、韦国清均官至政治局委员，叶飞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不过，由于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文革发动之后的特殊情况下举行的，会议开始时并没有按照程序先递补6名中央委员，直到会议闭幕的当天才进行递补。然而当天进行的各项人事选举，6名新中委却没有参加，没有行使选举权、表决权。并且，全会有关人事事项，包括调整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以及递补中央委员等事项，均没有写进全会公报。
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非常”增补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会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全会公报中写道：“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出席了会议。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按规定，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只能是“列席”而非“出席”。对比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写法是：“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了会议。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列席了会议。”但十二中全会的名义是“扩大的十二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因此，本来只有列席资格的中央文革成员、党政军负责人都被“扩大”进来，成了“出席”者。公报还刻意强调：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出席了会议。虽区区一字，但当时中央文革如日中天、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尽显无遗。
本来，在八大上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中，许世友、陈锡联尚属靠前，分列第14和第18位，其余都较靠后，而刘建勋、韩先楚还是八大二次会议才补选的中央候补委员，如若按照正常的递补程序，轮不到他们。但当时许多高级干部已经被打倒。比如在八届五中、十一中累计递补了8名中央委员之后，在候补委员排名第九的军委办事组组长、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本是第一顺位人。但杨成武1968年3月被作为“杨余傅集团”首脑被打倒。
黄永胜（资料图）
因此，十二中全会未用“递补”，而使用了“增补”字样。增补的10位绝大多数就是当时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头一位就是继杨成武之后担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当时他还兼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第2至第10位的任职情况是：许世友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张春桥)、江苏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辽宁省革委会主任；张达志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韩先楚任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福建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时任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沈阳军区政委兼黑龙江省军区第一政委、黑龙江省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刘建勋任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子厚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政委；吴德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与八届十一中全会一样，十二中全会也未将有关人事事项写进全会公报。
当时，各省市党委都已经被砸烂，革委会乃是作为党政军民学一元化的领导机构，但当时仍然设立有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一般革委会主任同时就是组长，实际上相当于省委书记。从八届十二中全会增补的10名中央委员排序就可一窥当时的政治力量格局，在乱局之中解放军被倚为柱石，因此10名中央委员前五位就是五个大军区的司令员，除了张达志不担任所在的甘肃省革委会主任(由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担任)，其余四位司令员均担任所在省委的革委会主任，是地方上党政军的最高首长。后来，在1969年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排在前三位的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都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吴德则是在十大与许世友、陈锡联一起当选政治局委员。
必须说明的是，关于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合法性问题，历来备受争议。1981年3月，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征求意见稿过程中，有一种意见提出：“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不合法。”为此，胡乔木当年4月9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做了说明。经查，周恩来在1968年10月13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讲话可知，中央委员原有能到会的为40位，补选10位之后为50位，中央委员原来定额是97人，过了半数。胡乔木因而提出，“据此，尽管十二中全会开得很不正常，但由十名候补中委补上已死去的十名中央委员，补足法定人数，不能说是不合法。”“仅从法律形式说，还应承认十二中全会是合法的。”邓小平接受胡乔木的建议，在1981年5月19日专门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会上说了一下这个问题，介绍了胡乔木所查的情况。如果“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期党都没有了，这不好。”
经过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洗礼，打倒刘少奇的任务业已完成，毛泽东至尊无上的地位完全从组织上予以确立。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此时，距离1956年八大已经过去了13年之久，较之七大至八大期间的11年还长。在和平时期，如此长时间不举行党代会，是极不正常的。为什么不能按时或稍微早些召开九大?文革期间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曾做了“揭秘”。江青念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大批文革开始后被揪出打倒的高干名单，说这些人都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是在文革前召开九大，那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有的还会进入核心领导机构，这样就会大权旁落。而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现出了原形，一个个都被斗倒批臭，问题自然都解决了，再开九大，就能保证中央委员会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
从九大到十一大：连续三届未递补
中共九大从1969年4月1至24日，连续开了24天才闭幕，时间比八大足足多了一倍，比八大二次会议还长2天。会议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举行，还破天荒地将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
从九大开始，党代会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方式为之一变。一改七大、八大时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全部按得票数量排序的方式，而全部按姓氏笔划排序。但又有特例，中央委员的排名是：“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以下按姓氏笔划次序排列)丁盛、于桑……”。这又是九大另一“创新”，个人崇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九大中央委员170人，候补委员109人，中央委员数量较之八大又增加了近一倍。
九大的第三个“创新”是改变了一般在党代会闭幕次日举行一中全会的做法，九届一中全会一直到4月28日才举行。全会公报称：“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全体中央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全体候补中央委员都列席了会议。”本来有资格“出席”会议的候补委员反而又变成了“列席”者。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一百五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人”，候补委员恢复为“出席”。这种情况是当时政治生活混乱无序的缩影。而九届二中全会也是毛泽东出席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
后来又所谓“九届三中全会”是否存在的争议。有些回忆文章误将197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误为九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是准备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的。1971年8月中旬，毛泽东“提议在'十一'后召开已因庐山会议风波而推迟了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举行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同年8月16日，周恩来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时周恩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然而由于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原计划泡汤。而后，原本根据九大党章应该于1974年举行的十大，也提前到1973年举行。因此，在九届中央委员会期间，只举行过二次中央全会，是建国之后最少的一届，也未递补中央委员。
十大一反九大做法，走向另一个极端，会期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只有短短5天，是建国后时间最短的一次。中央委员会排名顺序沿用“双姓氏笔划”方法，但毛泽东仍然特置于首位，为“毛泽东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盛 丁可则……”林彪已机毁人亡，自然从第二的特殊位置消失，而毛泽东的名字之后，也不再加上“主席”的后缀，这是与九大的区别。
十大期间，一共举行了三次中央全会，分别是在1973年8月、1975年1月、1977年7月，两次在文革之后，一次在文革之后。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没有出席一中、二中全会。1977年举行的十届三中全会，最主要的任务是正式对四人帮做出组织处理，开除出党。大批四人帮余党已经被隔离审查，没有出席全会，三次全会中间陆续有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康生、董必武等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委员去世。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局势，全会没有增补或递补中央委员，而是决定提前举行十一大，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
总结毛泽东任最高领袖的第七、八、九、十等四届中央委员会来看，八大期间举行过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和12次中央全会，数量是七大(7次)、九大(2次)、十大(3次)的总和，这一方面有八大跨越13年的时间原因，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八大期间中央高层政治博弈的激烈复杂程度。
十一届中央两次超级“增补”
1977年8月12至18日，中共十一大在北京举行，选出了330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01人，首次突破二百。排序方式完全沿用十大的办法，只不过把排在第一的“毛泽东”换成了华国锋，其余按姓氏笔划。这说明中国当时仍然未走出文革遗留的个人崇拜时期，只不过“英明领袖”取代了“伟大领袖”。这也是华国锋时代唯一一次党代会。从十一大起，全国党代会形成了五年一次的机制，逢“二”逢“七”年份举行，一直到今天。这可算是十一大的另外一个影响。
十一届中央委员会首次进行成员调整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的三中全会。全会公报中说明：“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一百六十九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二人。”有40多位中央委员没有出席。这是由于十一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中，仍然有很多是文革期间坐火箭起家的，有些甚至是打砸抢的造反派，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中央委员，尚未通过正常组织措施进行调整，但三中全会没有通知他们到会。
公报还称：“全会考虑到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生活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同志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这是因为，按照党章规定，中央全会只有权力将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或者撤销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职务，将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人选进中央委员会，只能通过党代会进行。
关于这次特殊的“增补”，在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于12月1日曾做过一次说明：“对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不止他们几个。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补选一点，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将来追认就是了。”
黄克诚（资料图）
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的9名中央委员，都是党内资历极深、在文革前就担任正部级、正大军区级以上职务的高级领导。黄克诚是在开国十大将中排名第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担任新成立的中央纪委常务书记；宋任穷在会后由第七机械工作部部长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乔木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二政委；王任重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再道是铁道兵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韩光任中央纪委常委、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第二书记；周惠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除周惠之外，其余8人后来均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与三中全会类似，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再度增补了12位中央委员。全会公报对此的说明是：“为了充分发挥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充实党中央的领导力量，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全会通过协商和无记名投票，增补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和薄一波十二位同志为中央委员，准备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请求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与三中全会的9人不同，此次增补的这12人是按照姓氏笔划排列的。这12人同样都是著名的党内老同志，除了安子文、李昌、周扬、蒋南翔外，其余8人也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王鹤寿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刘澜波任中央纪委常委、电力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他也是李鹏的政坛领路人；刘澜涛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安子文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李昌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杨尚昆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周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陆定一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任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彭真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法制委员会主任，在此次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之后，随即又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建国后唯一在一次全会上“两级跳”的人；蒋南翔时任教育部长；薄一波刚刚在当年7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在其后的十一届五中、六中、七中全会上，对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的成员多有变动，华国锋褪去了“英明领袖”的光环，胡耀邦、赵紫阳走到了历史前台。但这几次会议再未增补中央委员，未对中央委员会进行调整。回顾来看，在九大、十大、十一大三届党代会期间，从来没有进行过中央候补委员的递补。
十二届二中全会：时隔25年重启“递补”
从1982年9月的十二大开始，中央委员会的排名规则再次改变，即：中央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中央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为序。这一规则沿用至今。只不过从十五大起，对于候补委员又补充了一句“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划为序”，更为严谨和规范。十二大中央委员数量达到210人，是历史上的最高峰。
十二大闭幕之后，短短9个月内，先后有两位重要的高级领导人病逝。1983年1月，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二书记杨勇逝世。6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病逝。当年6月6日至21日，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进行国家领导机构换届选举。廖承志本来是国家副主席候选人，但他于会中的6月10日突然离世，于是，国家副主席候选人临时换成了乌兰夫。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十二届二中全会举行，由于杨勇、廖承志病逝，全会将中央候补委员前两位即邮电部副部长杨泰芳、云南省德宏州委书记郎大忠(傣族)递补为中央委员。此时，距离上一次“递补”即1958年的八届五中全会，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递补”这个词再度出现在中央委员会的历史上。
1985年9月18日至23日，为解决改革开放之后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推进干部年轻化，举行了全国代表会议，其性质类似于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对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等三委成员做了大规模调整，其中64人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会议增选了中央委员56人，候补中央委员35人，中央委员会成员达到343人。其中，原本是中央候补委员的胡锦涛、尉健行、钱其琛、李铁映、邹家华、周光召、叶选平、宋健等人，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了中央委员。但原本同样是候补委员的罗干、谢非、张万年等人却没有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丁关根、迟浩田、贾春旺、傅全有等人则直接增选为中央委员，没有经过候补委员这一级。在这次全国代表会议增选的35名中央候补委员中，包括了李长春、吴邦国、贺国强、吴官正、刘云山等人。从这些名单，就可以看出这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后来中国政局的深远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于1937年和1955年举行过两次全国代表会议，但没有涉及中央委员会的变动。1985年全国代表会议这种通过集体增选来调整中央委员会的方式，也是迄今唯一一次。
在1986年9月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递补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尹长民为中央委员。当年7月，中央委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病逝。而由于在此前，中央候补委员中前四位杨泰芳、郎大忠、尉健行、蒋民宽已经分别递补或增选为中央委员，故而排名第5位的尹长民获得递补资格。
1987年10月20日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了当年7月14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撤销沈图同志中央委员职务的决定”，但未进行递补。沈图曾任中国民航总局局长，1985年被免职。当年10月24日，十三大开幕前一天，大会发言人、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朱穆之在回答有关沈图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问题时说，“沈图的问题，主要是违犯外事纪律，还有以权谋私，他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自己的子女无偿索取国际航班机票，这对一个高级干部来说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 沈图1987年以后还担任了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理事长、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顾问等社会职务，1997年在北京病逝，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发了讣告。近年来网上有关沈图被美国中情局策反、叛逃美国的消息，纯属子虚乌有，以讹传讹。
十三大后确立“遇缺即补”
从1987年至1992年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期间，共计举行了九次中央全会。其中，四中、五中、八中、九中等四次全会有递补中央委员的内容，累计有7位中央候补委员得以递补，但都没有写进全会公报。不过，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开始，“遇缺即补”成为制度性、规范化的工作。
桑格吉多（资料图）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十三届四中全会举行，此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逝世，因而得以全会递补排名第一的中央候补委员、青海省果洛州州长桑格吉多为中央委员。随后全会还撤销了赵紫阳的中央委员等职务，中央委员会又缺额一人。因此，当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又递补排名第二的甘肃省省长贾志杰为中央委员。1991年7月，中央委员、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逝世，当年11月八中全会递补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玉海为中央委员。
1992年3月，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交通部部长钱永昌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同月，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王任重病逝；7月，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聂奎聚去世。当年10月的九中全会，一次性递补了4位中央委员。依次是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越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克尤木·巴吾东，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李振潜。关于钱永昌被免职的原因，1991年3月2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曾披露：“根据国务院的提议，鉴于林汉雄和钱永昌同志分别犯有违反纪律和以权谋私的错误，已不再适宜担任部长职务，会议决定，免去林汉雄的建设部部长职务，免去钱永昌的交通部部长职务。”
7位递补的中央委员中，有5位少数民族干部，包括格桑多杰、丹增(藏族)，马玉海(回族)，王越丰(黎族)，克尤木·巴吾东(维吾尔族)。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设置中央候补委员在增强民族代表性方面的作用。在而后数年的的“递补”中，这种情况屡次发生。
少数民族干部是递补常客，克尤木·巴吾东唯一两次递补
1992年至1997年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期间，共有4名中央委员逝世、1名中央委员因腐败被撤职，因而共递补了5名中央委员。1993年2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谭绍文逝世，担任政治局委员仅4个月，是文革之后任职时间最短的政治局委员。同年3年，十四届二中全会递补海南省副省长王学萍(黎族)为中央委员。1994年11月，中央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戚元靖逝世，戚元靖曾任冶金工业部部长，与时任总理李鹏、副总理邹家华都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及留苏时期的同学。
克尤木·巴吾东（资料图）
1995年9月17日，原沈阳军区政委宋克达逝世。8天之后召开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递补四川省军区政委耿全礼、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马启智(回族)为中央委员。这次全会随后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职务，并决定继续调查。次年10月六中全会，递补山西省省长孙文盛为中央委员，补足陈希同余下的空缺。1997年7月，原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逝世，9月的七中全会递补克尤木·巴吾东为中央委员。克尤木也成为历史上唯一曾经两次递补的中央候补委员。而十四届期间5名递补中央委员中，也有3人是少数民族。
1997年至2002年的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期间，共递补了5位中央委员。而5个空缺全部是由于中央委员逝世造成的，十五届也是十三大以来唯一没有撤销中央委员职务的一届。1998年9月，贵州省省长吴亦侠病逝；1999年10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谢非在国庆期间生病后猝逝；2000年6月，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去世，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云布龙在考察工作期间遭遇车祸去世；同年12月，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全国妇联党组书记黄启璪病逝。
与之相对应，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递补四川省副省长欧泽高(藏族)为中央委员。2000年10月五中全会递补东海舰队政委岳海岩，江西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黄智权，贵州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正福(苗族)为中央委员。2001年9月六中全会递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汤洪高为中央委员。
2002年至2007年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期间，有4名中央委员病逝、2名中央委员被撤职，集中在2004年和2007年两个年份。2004年5月，首任商务部部长吕福源逝世。商务部是刚刚于2003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统一了内贸、外贸而设立的大部，吕福源担任了不到一年之后，就因患病于2004年2月提出辞职，随后中央调辽宁省省长薄熙来进京继任。在这个位置上，薄熙来代表中国在国际上频繁抛头露面。设若不是吕福源的病逝，中国政治可能是另一番局面。同年9月，国土资源部部长、原黑龙江省省长田凤山严重违纪被撤职。当年黑龙江官场地震规模之大，也仅次于如今的山西、四川、江西政坛了。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递补新疆政协主席艾斯海提·克里木拜(哈萨克族)，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王正伟(回族)为中央委员。从十三大至十六大，中央候补委员的头名全部是少数民族干部。而自十二届恢复“递补”至十六届，连续五届的递补名单中，都有少数民族，并且从十二届到十五届，递补委员中少数民族还都占半数及以上。
2007年四位重量级中委的离去
2007年中央委员会的变动对于中国政坛也具有重要影响。4月，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李至伦逝世；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务副总理黄菊逝世；7月，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撤职；9月，原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病逝。四人之中，黄菊是陈良宇在上海的老上级；宋德福是李至伦在团中央时的老上级。
文革之后，从第十一届至第十六届，每一届中央委员会都有一位政治局委员在任上病逝，分别是十一届苏振华，十二届廖承志，十三届胡耀邦，十四届谭绍文，十五届谢非和十六届黄菊，而只有黄菊在逝世时担任政治局常委。2002年他“入常”之后，继任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正是陈良宇。陈良宇2001年12月由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出任代市长，成为正部级；2002年2月当选市长，10月再升市委书记，11月就“入局”，在正部级这一台阶上只待了11个月，升迁之速，在近30年来的政治局委员中，无人能及。陈良宇之前的四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黄菊，以及之后的习近平(韩正中间曾代理书记)，全部晋升政治局常委，其中包括二位总书记、一位总理、一位人大委员长、一位常务副总理。唯陈良宇如今深陷秦城囹圄，18年刑期刚刚服满三分之一。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宋德福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期间，李至伦历任中央团校党委书记、中国青年报社社长。许多人曾假设，如果吕福源、李至伦、宋德福健康状况良好，按照他们的政治资历及职务岗位的重要性，跻身中央领导机构几无悬念。惜乎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
2007年10月9日至12日，十六届七中全会递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朱祖良、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杜学芳、国家民委党组书记杨传堂、新疆军区司令员邱衍汉4人为中央委员。15日，十七大开幕，除了杨传堂继续当选为十七届中央委员之外，其余三人的中央委员履历不足一星期。
十七届四位减员中委全部属违纪被撤
十七大产生的中央委员共有204人。自从十二大时中央委员达到210人的历史峰值之后，十三届缩减为175人，是文革之后的最低点，甚至少于十届时的195人，其后又逐届递增，十四届189人，十五届193人，十六届198人，十七届重返“2”时代，十八届又微调增至205人。
与十五届中央委员减员的5人全部是逝世截然相反，十七届时减员的4名中央委员全部是被撤销职务。包括2008年10月三中全会原文化部党组书记于幼军，2010年10月五中全会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康日新，2012年10月七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与其他三人被撤销中央委员、开除党籍不同，于幼军被保留党籍，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后来复出担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但降职为副部级。依次递补的4人则是三中全会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王新宪，五中全会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焉荣竹，七中全会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家信访局局长王学军、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建平。这也是文革后历次“递补”中唯一没有少数民族官员一届中央委员会。
梳理自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重启“递补”中央委员以来至今的30多年间，按照党章规定、依照得票次序正常进行递补的中央全会共有18次，总计30人次、29人(克尤木·巴吾东递补了两次)。在这29人中，递补之后在下一次党代会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有杨泰芳、贾志杰、马启智、孙文盛、黄智权、艾斯海提·克里木拜、王正伟、杨传堂、王新宪、王学军、王建平等11人，跻身国家领导人的目前只有王正伟1人。加上此次的马建堂、王作安递补人数增加到31人。
与十一届三中、四中超常规“增选”中央委员和1985年全国代表会议大规模“增选”中央委员相比，这些对中央委员的正常递补，没有像“增选”那样肩负重新启用革命元老、选拔年轻干部、新老交替等特殊意义，但这是对党内民族、党内法规、依法治党的一种制度上的尊重。相比较文革期间及文革之前那种中央全会举行时间、人事调整的无序局面，“递补”机制的坚持，至少说明中共政治生活的日趋规范化、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