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米检出转基因 抗虫水稻悄然上餐桌
实习记者 伍雪莹
国家主粮转基因政策正处举棋不定之际，挺转与反转舆论争夺战正酣，在这其中，消费者的知情权究竟有几何?继今年10月《消费者报道》进行豆制品转基因检测之后(详见《转基因标识乱象一：华润万家两款豆腐含转基因大豆成分但未标识》，11月，本刊再从市场上购买9款包装大米，委托国家级转基因检测实验室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进行盲样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其中一个产自湖北襄阳的“天谷汉水源香米”样品含有转基因成分，并且证实是转基因抗虫水稻Bt63。主粮转基因的“底线”正被悄然突破，而普通消费者并不知情。
一湖北米样检出转基因Bt63“现在转基因水稻还没有批准大规模种植，大规模种植转基因水稻是违法的”，华南农业大学水稻育种专家张桂权教授告诉《消费者报道》记者。理论上，市场上是不可能购买到任何转基因大米的。2009年，经过多年严格的实验研究，农业部依法向华中农业大学研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颁发了安全许可证书，获得安全证书就代表国家承认其安全性。不过，这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直没有获得商业化种植许可。然而关于转基因大米流入餐桌的流言一直不断。为了让消费者了解真实情况，《消费者报道》记者分别从武汉、广州的超市以及某网络超市中购买了9个不同品牌不同产地的包装大米样品，送往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检测。这次检测的项目包括KEFENG6、KMD1、Bt63三种转基因水稻品系，其中Bt63涵盖了当年获得农业部颁发安全证书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还包括KEFENG6(科丰6号)、KMD1(克螟稻1号)两种未获得证书的转基因品种。测试方法采用SN/T 1204-2003、ZHJS 115-2010、ZHJS 011-2009三种，其中ZHJS 115-2010、ZHJS 011-2009是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自行制定的检测标准，已通过CNAS的认可。检测报告中指出，其中一个样品中检出NOS和CryIA/nos两个基因，属于Bt63的特征基因，所以判定为含有“抗虫水稻Bt63转基因成分”。
“检验结果表明这份样品含有国内较常见的抗虫转基因大米品系—Bt63”，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检测负责人向记者说明道。被检出含有转基因成分的样品，是《消费者报道》从武汉市徐东中商平价广场购买的产自湖北襄阳的“天谷汉水源香米”。就该产品被检测出转基因，记者联系到了湖北天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天明，他表示此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国内也没有一个机构能够检测是否含有转基因大米，并表示“襄阳地区没有转基因的稻米”。
种子流入市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米生产国和消费国。农业部曾公开表示，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并且强调批准发放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安全证书并不等于就允许商业化生产。然而，今年6月《中国经营报》报道，根据欧盟食品和饲料委员会数据显示，自2006年起到今年年中，欧盟预警系统总计通报了184次中国输欧食品中被检测出非法转基因，其中大米制品和含有大米的制品175次。而且今年以来，中国输欧食品已经有18次被查出含有非法转基因成分。这18次通报中有14次为米线、米饼等大米制品。事实上，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分别在2004年和2010年也对国内市场上的大米产品进行检测。其中2004年从湖北及其周边地区采集的25分种品中，检出19份为转基因品种。2010年的报告显示，从广东、安徽、福建、湖北、湖南、浙江、江西、海南和香港等9地区中采集的43个大米样品和37个米粉样品，检出7个样品含有转基因成分。绿色和平认为违法转基因稻米已经污染湖北大米市场。而此次《消费者报道》小范围内采样结果也印证了上述情况。对此，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粮食分析师马文峰告诉记者：“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几乎跟企业没有关系，跟农民也没关系，与种子公司的关系最大”。他表示企业本身没有条件去做转基因筛查，关键还是在于国家的监管。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教授也认同该说法。他猜测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的原因要么是从试验田里流出，要么是种子公司非法销售。回顾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过程，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牵头的“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担当着主要的角色。因此包括绿色和平组织对国内转基因大米的调查，也将采样地点锁定在湖北地区。蒋高明与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部的负责人张菁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认为，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的原因很可能是监管环节出了问题，严格来说那些大米是不能上市的。据记者了解，对国内销售的大米以及进口大米目前国内并没有检测转基因含量的明确规定。“转基因成分”不在《大米》国家标准(GB 1354-2009)之列，也使常规抽检无标准可依。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政府部门释放的信息混乱，造成了转基因产品信息的不透明和不公开，在这样的背景下，消费者的知情权远远未能得到满足。
此前媒体报道：
湖北等地转基因水稻形成规模种植 农民拒吃
来源：2010-04-01 中国新闻周刊
大米也转基因了吗？
一场没有硝烟的变革正在13亿中国人的餐桌之上进行。
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水稻、一种玉米的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虽然颁布安全证书并不等于商业化，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却实质上在湖北等地已经悄悄进行。两会期间，包括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在内的120多位教授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建议转基因主粮的是否推广，应该听取民众意见。
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中应用以来，一直存在着生态安全、食品安全、人类健康等诸多争论。多年来，争论双方都列举了大量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都无法说服对方。而在这场旷世争论中，作为主角的农业生产者和食物消费者，却一直没有发言的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试图从农民和消费者的视角审慎地看待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从农民的角度而言，转基因作物的实惠和风险各自何在?对于消费者来说，其知情权和选择权又该在这场涉及所有人食品安全的重大问题决策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以为，这样的审慎，换来的必然是更透明的决策、监管以及中国人更健康的未来。
稻田里的暗战
在湖北等地，转基因抗虫水稻早已形成规模种植
本刊记者发自武汉
湖广熟，天下足。
3月下旬的武汉，在一场暴雨后气温已经接近30度，正是春种的好时候。还有几天就是清明，要下秧的农民们都急着买稻种。江夏区土地堂镇建楼董村的村民董克江站在老水牛拉的犁耙上，在刚刚翻过的土地上打碎着大的土坷垃。
董克江在琢磨着，自己是去买抗虫的转基因稻种呢，还是去买普通稻种。
董克江犹豫的原因，是因为目前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并不合法。但董克江和他的邻居们，对这种“能抗虫的种子”或“不用打药的种子”，却一点也不陌生。
“村里种了有三年多了，总有人能买到这种种子。”董克江说。五里界镇唐涂村村头的胡姓村民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4年，五里界就开始种植(这种不用打药的种子)了。”
今年3月2日，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在就推进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应用答记者问时表示，发放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并不等同于允许商业化生产。“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首先进行严格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达到标准的才可获得品种审定证书;之后，相关种子企业还要通过严格审核才可获得转基因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方可进行种子生产经营。”也就是说，目前在市场上任何出售、种植转基因大米和种子的行为，并不合法。
2009年8月，农业部曾首次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老稻米的种子已难找到
50多岁的董克江种水稻已经有30多年。回忆起父辈们种水稻时，董克江记得都不撒农药，稻田里甚至可以养鱼。秋收的时候，掀开水稻植株，就可以看见密密麻麻的青蛙跳出来。
“那时候的米好吃，不用吃菜就能吃一碗饭。”五六十年代，董克江小的时候家里种的老品种的水稻叶片粗糙、植株高大，但是亩产大概只有三百多斤。那时候虫害少，和虫战斗的方法则只是简单的灭杀(点诱蛾灯)，“虽然庄稼被害虫吃去不少，但是当时益虫多，保护得好，大部分还是留给了我们。”
在70年代末，政府推广了一种可以高产的“农垦五八”稻种，这种水稻叶片鲜嫩，很招虫，而且植株矮小，一击就倒。在病虫害肆虐的情况下，农民们被迫使用了农药。青蛙、稻田蜘蛛等益虫繁殖能力本来就弱，在农药的毒杀下数量锐减，这样一来，原来近乎完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一去不复返。
过了几年，董克江的父亲觉得撒农药麻烦，怀念起原来不需要撒农药的老品种来。董克江和他的父亲走了很远的路，才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讨回了一些当地已经失传的稻种。“可是第二年种了以后，别的田里的虫全都往这个田里跑，还是绝收了。”董克江说，如今这些老稻种已经没有了。
但是，让董克江父亲怀念的常规育种培育，在政府研发层面却一直未成为主流。“‘十二五’期间，政府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支持是300个亿，而常规育种只有1.8个亿。”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在2010年两会发言中说。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批准以后，他特别想多保存各种作物的老品种。他在山东调查时发现，种植过转基因棉花的农民，如今想种传统的棉花，种子都已经很难找到了。
不知情种下转基因水稻
农民要的是高产。董克江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田两斤肥，大概100块钱，两斤半的种子40块钱，还有大概50块钱的农药和30块浇水的钱，不算人工，每亩田成本要200多块钱。而现在政府收粮是8毛钱一斤，早稻亩产七八百斤，晚稻一千斤左右，一年下来，一亩田卖的稻谷大概平均能卖600多块钱，减去成本，只剩下400多块钱的利润。
“现在农民种田的成本上升了25%，即使使用能抗虫的种子，产出来的稻谷也只能增产8%。”五里界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技术人员魏武心里也有一本账。去年普通杂交水稻的种子一斤卖7块钱，今年已经卖到15块钱，膜从50块钱一桶，涨到了80块钱一桶，老水牛从一千多块涨到近四千块，很多都是两三家合伙买一头牛。“农民什么价格都决定不了，他自己能决定的就只有产量。”魏武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多打农药，虫子少产量就高，施大肥，稻谷产量也高。”但近年来由于农民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这种种植方式，也一直在威胁着食用者和土地的健康。
2005年前后，一种可以不用打药又高产的转基因稻种在湖北江夏、孝感、咸宁等地区出现，让当地的农民很兴奋。董克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开始他们并不知道那就是转基因的水稻种子，以为是政府推广的另一种杂交稻的新品种。
“种子公司的人说这种子可以抗虫、增产，很多人就拿来试种了一下。”董克江说。这种Bt转基因水稻，是在水稻中引入一种特殊基因后，会产生Bt蛋白，这种蛋白会让食用了这种水稻的螟虫引起肠麻痹而死亡。正是这样特殊的抗虫功能，可以使水稻的农药使用量减少，进而达到增产的目的。
“有农技站的种子公司，也有个人的种子公司，都在卖。”董克江说。这样的稻种在包装上都没有标明为转基因品种，大多只是在包装上画了一条小虫子，这是湖北出现的转基因稻种的隐晦标志。
“开始是几家种，后来逐渐扩散，大家开始抢着种。”董克江所在的土地堂镇很多村民都种上了这种抗虫水稻。住在五里界镇唐涂村村头的胡姓农民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4年，他自己也种了3亩这样的抗虫水稻，“开始都不知道种这种水稻是违法的，种子公司说是政府培育的。”胡姓农民说。
种了转基因大米的农民，对吃这种大米都抱有很谨慎的态度。唐涂村的胡姓农民告诉记者，当时他家种的3亩稻谷，全部卖给了私人米厂，或卖给粮所，邻居家的这种大米卖剩下的，都拿来喂鸡了。而胡姓农民自己吃的，都是自家种的两亩早稻，是自己留种的传统大米。
转基因大米的种子价格很贵。按照2005年江夏区的种子价格，非转基因稻种每斤5块钱左右，转基因稻种至少每斤15块钱，最高价时可以卖到40多。“价格很高，像赌博一样，当时谁也不知道能不能高产。”也有村民像董克江一样采取了观望态度。
根据“绿色和平”的调查报告显示，“湖北省的孝感、咸宁、江夏等地区都有大规模转基因水稻种植，湖北2004年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2005年，售出的种子就达4.7万～5.8万斤，种植面积23500亩～29000亩，将产转基因大米11750吨～14500吨，这些转基因稻米已经从湖北流到广州、中山、顺德、珠海等城市。”
上述转基因水稻在湖北大规模种植的结论，在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才宏伟处得到证实，“有的科学家背后就有自己的种子公司，他们把产品直接放到自己公司里去卖，盈利都是自己的。”
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国杂志《Newsweek》上，2009年Bt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获得者、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接受该杂志采访时曾说，“在进行着中国最大的转基因水稻田间试验的武汉，‘一家种子公司获得了转基因水稻的种子，并已经开始向当地的农民销售，有超过100公顷转基因水稻正在被种植。’”
当时，该杂志称张启发为“中国农业部的科学顾问”。这个高调的发言，也让国内外转基因领域的同行，都认为2006年春季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就“极为可能实现了”。
2004、2005年湖北种植转基因水稻的种子流出源头，证据都指向了华中农业大学。江夏区五里界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魏武就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证实：“刚开始种子是华农发的，今年华农没货，我们就没货。”
自2009年8月17日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批准半年多以后，2010年3月2日农业部首次就农业转基因技术与生物安全等问题答记者问，并表示：“截至目前，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
“说是不打药还是要打药”
在外观上，传统杂交大米和转基因抗虫大米没有区别。董克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两种水稻的稻田则很容易分辨。前者看上去有点蔫，因为药打得再好，也会被虫子吃一些;后者则全都是绿油油、直溜溜的，“因为虫子不吃。”
“产量并不高多少，说是不打药，但还是要在秧苗秧龄期打一次药。”胡姓农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转基因水稻稻种只能抗螟虫，不能抗其他的虫子。螟虫吃谷心、谷苞，稻飞虱吃稻秆。“现在稻飞虱比螟虫狠，从底下往上吃，要分箱来打，一格子一格子的，像给非典病人隔离似的。”2007年、2008年，江夏区有很多村子一大片一大片的田，都被稻飞虱吃掉了，颗粒无收。
董克江也一直很纳闷，现在的虫子怎么比以前厉害那么多。“以前虫子比较容易死，原来早稻不需要打药，晚稻打一两次就可以了，现在早稻打两次，晚稻打五次，都很难把虫杀死。”同时，他也担心，即使是施用农药，螟虫还是螟虫，稻飞虱还是稻飞虱，“这种高科技的种子会不会让虫子更不怕药，变成我们不认识的东西。”在他朴素的思想里，这么多年，随着科技的发展，种子在发展，虫子也在发展。
董克江的担心不无道理。其实他担心的情况，已经在中国的转基因棉花种植过程中出现。2009年，江苏“棉花之乡”盐城大丰市在种植转基因抗虫棉8年之后，抗棉铃虫的基因虽还在发挥作用，但原本危害次于棉铃虫的“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刺吸式小害虫却集中大爆发，用药量不减反增。
而据英国科学与社会研究所(ISIS)2010年1月18日的报告称，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使美国农业农药施用量从1996年到2008年增加了3.83亿磅。2006年以来，已商业化的三大主要转基因作物玉米、大豆和棉花的农药需用量都持续上升、且已大大超过天然作物的农药需用量。报告转述相关科研人员的判断说：转基因作物种植初期，确实能抵御虫害和杂草之害;但自然规律的力量比人类人为的力量更大，时间长了、生态平衡使害虫害草发生了“抗体”适应性而获得更强生命力，结果，导致作物对农药需用量的持续增加、甚至更多。
“这是犯一个错误，再用技术弥补一个错误。”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
在美国，按照政府颁布的法规规定，种植Bt转基因玉米，必须同时间套种非Bt转基因玉米、且数量不得小于整个玉米种植面积的20%。该非BT转基因玉米种植称为“refuge for insects”(直译：害虫避难所)，其目的是让不吃Bt转基因玉米的害虫有些吃的机会、以免产生新一代可以吞噬Bt转基因玉米的新害虫。
其实，中国农民最想要的，就是一亩田能多收成一些大米。唐涂村的胡姓农民种了三年的转基因大米，他向记者证实，其实转基因大米并不多么高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转基因技术能够直接提高产量，一般只是通过抗虫、抗病间接增产。
“在试验田和在老百姓田里有很大差别，单产很难实现。”蒋高明则说。他认为，中国的优势是农民多，可以精耕细作。转基因的好处是规模化生产，人干的活(除草，防虫)让作物自己干，但这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和健康风险。”
蒋高明解释，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括“水、土、肥、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良)”等8个方面。转基因仅在“种”一方面上做文章，“转基因不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必要武器，它是最高端的、像核武器一样的威慑力量，提高粮食产量我们应该有常规武器。”蒋高明认为。
“转基因只是个技术手段，是现有品种的补充，可以寻求多种技术手段和途径来达到增产的目的，比如生态农业、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植物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湖北曾铲除上万亩转基因水稻
转基因水稻在湖北等地，早在2004年就曾因非法种植而备受关注。
2004年，绿色和平组织曾在湖北展开了对转基因水稻种植的四次调查，并于2005年4月13日发布了《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调查报告。该报告认为，转基因种植在湖北等地的种植已经非常广泛。该组织同时将调查报告送往农业部。
2005年4月14日，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公布了《关于“转基因水稻污染我国大米”的书面答复材料》，对绿色和平的检测结果“无法认同”，关于报告中所提转基因水稻的种植面积、允许范围、是否违规等问题，农业部将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湖北农业厅对此事的执法检查结果进行判断和处理。
2005年8月11日，湖北省政府委托省农业厅就“转基因水稻事件”首次发表申明，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汉禾盛种衣剂有限责任公司和华中农大新技术研发公司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实验过程中，“擅自扩大制种”，并责成有关单位对其进行处罚。
湖北省农业厅随即对已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进行铲除，并对农民进行每亩约四五百块钱的补助。
随后，农业部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加强转基因安全监管工作。
上述三个企业中，华中农大新技术研发公司是华中农业大学下属企业，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则于2001年2月成立，由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出任首席执行官。资料显示，该公司曾公开招引“转基因抗病、虫水稻及品质改良”专案的投资，投资额为1 亿元。2005年，该公司注销。
但是，一直以来，因为抗虫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具有省事(少打农药)、增产等的功能，其商业化却从未在民间消失，私底下一直在售卖并进行种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转基因专家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不只是湖北、湖南，在福建和江西都有转基因水稻的规模种植。”
作为唯一一家获得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单位，华中农业大学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也被认为是转基因水稻种子流出的源头。但是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进一步调查，市场上有更多不同品种名称和包装的转基因水稻种子都在销售，而且涉及多家种业公司，显示可能有更多的公司参与到转基因水稻种子的生产和销售之中。
“每一年都有卖的，躲着卖。”董克江说。唐涂村的村民赵女士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买这种种子甚至只有种子站的亲戚走后门才能买得到，“像贩毒一样，要保密，种了也不许说是抗虫的。”如果两个挨着的田，一个种一个不种，虫还是多少会跑到种了抗虫稻种的田里，“所以要大面积种，买了这种稻种的人也会拉着隔壁的田一块种。”
抗虫的转基因稻种其实并不难买到。今年3月中旬，《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江夏区的纸坊镇古驿道种子一条街的种子店，就买到了46元一包的、被店主称做“抗虫汕优63”的稻种。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开始询问是否可以出售这种种子时，该店店主非常谨慎，在很多人面前宣称：“我这没有，卖这个是违法的。”连着去了两次，店主考察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买种子的诚心之后，才让其妹妹从后院拿来两包，卖给了记者。
稻种包装上写的是“川风二号”，生产公司是四川绵阳龙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用农作物转基因快速检测法(英文名QuickStix，用来区分转基因谷物和非转基因谷物)对这包种子进行了检测。《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先将稻米磨成末，再加入专用试剂，检测结果表明，这种稻种是Bt转基因品种。随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网络上查询该公司的信息几乎没有。《中国新闻周刊》发函至绵阳市工商局，查询绵阳龙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相关资料，至今未有回复。
该店主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有一种普通水稻就叫“汕优63”，卖26块钱一包，在柜台上卖;另外一种则是记者买到的“抗虫汕优63”，卖46块钱一包。在该“种子一条街”的每一家店中，都能买到这种种子。但这种稻种并不摆在柜台上卖，农民也都知道这种稻种，只要开口要，老板就会到后台拿出来。
“这种抗虫的种子各种包装都有，还有不带包装散卖的。”湖北省农科院下属企业一位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很多家科研机构和企业在制这种种子，“鸿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卖这种种子。”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开发区工商局查询的资料显示：鸿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04年成立，2008年由武汉绿力丰科技有限公司更名为湖北鸿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被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占比65%收购。而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则是以研究、生产和供应转基因抗虫杂交棉和杂交玉米为主的一家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业务网点遍及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湖南、河南、浙江等地。
随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南湖湖畔的高农大厦19和20层的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诺大的两层办公室空空荡荡，只有三五个人。两层都没有鸿福农业有限公司的字样。
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用非当地口音询问是否有抗虫的稻种卖时，该公司办公室主任非常谨慎，表示他们公司只有棉花和玉米的种子，不卖水稻的种子。得知记者要大量购买，在河北、山东试种时，他把《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给一位销售经理。
该销售经理递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份产品宣传单，上面是鸿福农业四个字。两张彩页上面有四种玉米品种，三种棉花品种，一种水稻品种“粤优99”(专家示范种)。彩页中间还夹着一张单独的黑纸白字的宣传页《新一代绿色超级杂交稻：福中王》：“种福稻，福就到!不种不知道，种了才知妙!省钱、省工、增收。”品种简介说这种稻种的优势是可以抗各种螟虫，亩产可达1400斤。
该销售经理明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福中王就是抗虫的转基因水稻。市面上的转基因稻种，很多都叫“绿色稻”“超级稻”。“抗螟虫的，前期防一下蚜虫，后期防一下稻飞虱，螟虫全不用管，中间就天天在家待着就行了。”他表示，秋天收得好的话，还会给代理的公司返利。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未来做转基因水稻是一个发财的机会。“20块钱给你，零售价你可以卖五六十块钱，是比普通稻种贵，但是只要农民认可，他会承受的。”有时候该公司也卖散种子，装在塑料袋子里，一百块钱一袋。该经理在开始有些谨慎，说只能卖少量的，只有几千斤，但是，后来表示要多拿可以和他们老总再谈。
“很多科研机构都在做，我们公司和华中农业大学有合作，已经做了五六年了，要储备(转基因水稻)这个资源。”目前，该公司主要是在湖北、安徽、湖南等地做示范推广，“每个县市都安排一点，先铺开(市场)。”该销售经理还告诉记者，在湖北，像鸿福农业有限公司这样的种子公司有很多。而在全国各地，与有转基因水稻研究项目的农科所、大学、企业有合作的种子公司更难以计数。
转基因利益诱因
转基因水稻在湖北等地的规模种植，诱因是多方面的。其中，240多亿的转基因研究专项，和巨大的转基因种子市场价值，无疑搅动了各方的利益神经。
2006年，转基因专项和大飞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等项目一样，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和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被列为16个重大专项之一。这一总预算超过240亿元的专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投资额最大的单项农业科研项目。
“200多亿的资金，搁在哪个部门，哪个部门至少解决了未来十年的吃饭问题。而且，转基因是‘金种子’，一旦市场化落地生根，对生物公司来说，简直就是滚滚财源。”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首席研究员薛达元直言。
“中国搞转基因是匆忙上马的，现在与转基因沾点边的就能拿到项目，连市一级的农科所和种子公司都能拿到项目，全国的专家都被刺激起来搞转基因。”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植物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这种现象是“转基因的群众运动”。“没有理智、没有秩序地做转基因研究，容易有偏差。”他认为，转基因专项资金要严格管理，避免技术分散、资金分散、人员分散所带来的一系列可能弊端。
据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100多种转基因稻种在各大实验室的试管中待命，等待批准。最著名的除了这次批准的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外，还有7个品种的转基因水稻也正在申请安全证书。这7个品种包括：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发的CpTI转基因水稻;福建农业科学院牵头，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复旦大学等合作完成的转基因CpTI/Bt水稻;另外还有转基因抗白叶枯病水稻(Xa21);改良淀粉品质的转基因水稻;转铁蛋白基因水稻(蜡纸基因反义片断);增产转因水稻(PEPC)及增产抗除草剂转基因水稻。
数据显示，中国的种子市场价值已经从2001年200亿元增长到目前的500亿元左右，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种业市场。作为全球第一大水稻生产和消费国、第二大玉米消费国，中国转基因作物市场犹如一座等待开掘的金矿，各个研究机构和公司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跑马圈地”。
清明节一过就要下秧了，董克江今年打算种两亩自留种的早稻，两亩西瓜，五亩杂交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几年他一直没有种转基因抗虫水稻是因为“产出来的大米目前还不收”，很多村民都只能把它掺杂在普通大米中“偷偷摸摸地卖出去”。“只要国家一推广，认可了，这种稻米种子肯定会很俏。” ★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学院杨庆伟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