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于中国已近尾声，但于世界，可能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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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日的趋势来看，全国范围内的疑似和确诊人数已经明显出现了向下的趋势。

可以说，如果在接下来的返工大潮中没有出现大的漏子，在未来的一到两个月内，中国基本上可以彻底解决这次的疫情的阴影。

能把一场很可能呈指数型爆发的病毒控制成线性增长，全世界估计有且只有中国这么一个国家能做到了。

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人民不管是经济还是生活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在城市里被封闭了许久的数千万武汉人民，用自己的巨大牺牲，避免了整个世界在过去的一个月内可能陷入的一场全球性的人口大衰减。

如果未来的历史由我们来书写，我们一定要把这场灾难里中国人民付出的巨大牺牲，铭刻给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后人。

当然，现在疫情还没有彻底结束，我们也远远没到庆幸的时候。

这次新型的冠状病毒，为什么在我看来远远危险于其它高致死性的病毒，就在于它针对的，可以说不完全是人体自身的防御体系，甚至可以说，它针对的，实质上是整个人类的医疗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

在疫情前期，我已经在《新型肺炎必须引起足够警惕和重视的三个案例》里表达过我最担心的事情：

最坏的情况是，在用低致死率和高传染率把我们的人力和物资全部消耗殆尽之后，病毒却突然变异成一种不再是一种低致死率的病毒。

这种病毒的可怕之处，也就是我说为什么它针对的是人类当下医疗和社会治疗体系的弱点的依据，就是它恐怖的潜伏能力和传染能力。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领衔的“中国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临床特征”对1099例（截至1月29日）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了回顾性研究已经表明：

新冠肺炎的中位潜伏期为3.0天，最长可达24天。

如你们在公开的报道中可以看到的，在过去的一个月内，用核酸检测的方法，四次，五次阴性，直到第五，第六次才确诊的，绝对不是个案。

为什么我在《暗涌之下：抗争的意义》的评论里说，封城，是这次疫情中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因为如果没有果断地封城的话，按照这个传染速度，今天整个中国的医疗体系很可能已经瘫痪了。

我们要面对的，就不是一个武汉，而是数十个，数百个武汉。

无数的疑似，轻症，会混杂着大量的确诊，重症，挤满所有的医院，我们的物资连供应一个武汉都在短期内出现了大量捉襟见肘的场景，一旦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

要知道，到今天为止确诊的4万多例，最开始不过是武汉海鲜市场的少数几个，十几个传染源。

这最初的极少数传染源，哪怕是在中国这种政府管控能力极强的国家，也造成了如此大范围的影响，如果是爆发在其它国家，你们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我就先不说印度，印尼或者非洲那些医疗设施落后，人口巨大，且根本没有合理的卫生习惯的国家。

就算是新加坡这种发达的小国，其总理李显龙最新的一则视频里，也只是将新冠肺炎类比“流感”，并没有说明相关的防护措施，只让国民勤洗手、照常生活。

跟武汉那些口罩戴反，没遮住鼻子的官员来对比的话，新加坡总理的行为，同样让人无力吐槽。

万人宴，继续进行。

去医院，不戴口罩。

按照新加坡人自己的说法：

按照李显龙夫人何晶的说法，如今全世界的医用外科口罩都很短缺，同时制作这些口罩的材料也很短缺。在新加坡，虽然还有一些库存，不过新冠肺炎的疫情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月，如果感染人数持续增加，那么口罩一定是不够用的。

为了防患于未然，口罩只能优先留给将会在这场疫情中处于最前线的医护人员，公众在日常工作中不需要戴口罩，只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才需要戴口罩。

可以说，全世界的医疗防护用品的产能，大部分都在中国，而中国自己的产能，才刚开始缓慢爬坡。

现在大家把原本应该用过即扔的一次性口罩反复使用只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如果按照理想情况每人一天换一个口罩的话，整个国家几天的产能也才能满足十几亿人一天的需求。

在短期内，中国和所有有产能的国家，都不可能大规模对外界输出大量的制成品的。

也就是说，一旦疫情开始在其它国家爆发，等待他们的，就是在家等死。

因为他们的政府无法提供强有力的社会管理能力，他们也没有一个足够强大到能覆盖到绝大部分病人的医疗体系，更不可能获得紧缺但必须的足够医疗设备。

甚至可以说，当今的几个发达国家，其极其扭曲的社会医疗资源，极其巨大的贫富差距，会使得他们在面对同样的疫情的时候，比那些落后国家更脆弱。

虽然政治不正确，但事实就是，对于大部分落后国家来说，人命没有大部分人想象中的重要，且生活在那些国家人自己已经默认了这一前提。

听天由命也就听天由命了。

但是疫情的蔓延，对于那些把自己的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但连平时看个病都要排上几个月队的发达国家来说，很可能就是公立医疗体系的瘫痪，然后是物资的哄抢和整个社会体系的局部崩溃。

虽然目前病毒的致死率大致只有2%上下，但这是在中国政府以一国之力去控制下的结果，对于其它没有具备同样能力的国家来说并不具备太大的参考性。

而且一旦在世界范围内随着感染基数的扩大，病毒发生突变的概率随之立刻会增大，谁也不能保证这个狡猾的病毒会不会在致死性方面发生突变。

面对出现这种状况的可能性，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执政者来说，在国内疫情已经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必须从世界的范围来开始重新考虑一些事情，包括重新思考我们自身的对外策略和我们未来要在世界担任什么角色的问题了。

一旦其它国家的政府和医疗体系进入瘫痪状态，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加速我们整个人类文明作为一个共同体去抵抗这个狡猾的病毒的进程。

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能够有效对抗这个病毒，一个是中国，用巨大的牺牲和代价，获得了一整套包括重构社会和医疗体系，包括有效药品在内的治疗方案。

另外一个则是美国，据他们自己说在“误打误撞”中发现了原本用于治疗埃博拉的瑞德西韦Remdesivir原来也是治疗新型肺炎的“神药”，治愈率高得就像原本就在实验室里为这次突然爆发的疫情专门准备的，是“人民的希望”。

嗯，连“Freedom”都从来不是free的，更何况是比“Freedom”更加昂贵的“Hope”呢。

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在生存和死亡的门槛上，只有两个国家拿着钥匙。

而从这一届美国政府的表现来看，我并不觉得他们愿意从自己身上多拔出一根毛来用于帮助全世界的底层人口，甚至在他们的高级政府官员眼里，消灭了除美国本土以外的底层人口，就会给美国本土带回更多的工作岗位，让他们自身的再度伟大，繁荣。

所以，可以说，一旦其它国家的疫情开始蔓延，对于我们来说，既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一个用我们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医疗治疗体系，去帮助其它国家抵御这种全球性疾病的机会。

我们不再是过去的独踞东亚的中国，不管是社会的管理阶层，还是每一个普通的民众，我们都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的经济腹地，已经是包含了从非洲到亚欧大陆、大洋洲、南美洲的一整个全球版图。

外面广阔的世界不仅是我们国内大量企业的最终市场，更是我们支撑起我们整个社会正常运行的能源、物资等大量重要的生产性原材料的来源地。

对于一个以构建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自己未来50年外交政策主导的国家来说，我们已经无法独善其身，中国必须开始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考虑很多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调配自己在这次疫情之后相关物资的生产能力，向哪个国家供给，以什么方式去供给，他们以什么代价来获取这些供给，有偿的还是无偿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改进自己的政府执政能力，社会治理体系和医疗体系，都是有待我们去思考的。

可以说，我们中最勇敢的人已经把我们国内的危机成功抵御住了，接下来，是我们中那些最聪明的人，要去思考怎么样把那些最英勇的人留给我们的成果，去最大化它们在我们走向伟大复兴路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