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10年至今，转基因大讨论已经进行4年。大讨论暴露出我国转基因科研链、产业链的许多漏洞和问题。从基本理论、立法、发展规划、经费审批、科研内容、科研体制、安全评估、实验、审批，再到推广、监管、生物国防、善后赔偿等，均存在大量漏洞和问题。

　　第一、基本理论

　　在科学界，转基因的基本理论“一个基因只编码一个特定的蛋白质”，其实早已过时。这是50年前的理论。科学界早已取得共识，基因与蛋白质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对于基本理论是错误的转基因技术，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全面深刻的认识和反思，需要对现有的科研、实验、开发进行深刻反思。在全面反思的基础上再决定哪些实验和科研项目该做。

　　第二、立法

　　2002年7月1日施行的《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曾有规定，“ 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性和营养质量不得低于对应的原有食品”。但是在该管理办法废止后，新的法规中都将此条规定删除。

　　不仅如此，卫生部新颁布的《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还将转基因农作物、食品的的最关键权力——审批权交给农业部。有公众代表曾向卫生部举报转基因违法现象，卫生部以公文形式回复，让公众代表“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列》向相关部门提出诉求。”

　　《粮食法(草案)》中虽然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但是“不得擅自应用”这条规定，并没有强制约束力。在没有完善立法的条件下，转基因技术获得巨额拨款，全面推进，并出现许多违法违规行为。

　　另外，农业部自己也承认立法漏洞很多。在官方举办的“生物安全国际论坛第五次研讨会”上，公众代表指出转基因立法漏洞很多。农业部的一位处长也承认了这一点。当时指出了三个漏洞：

　　首先，关于常规种子审批的有关规定，并不要求对其进行转基因检测，所以根本不可能知道其是否是转基因种子。一些知名科学家就是借此蒙混过关，将转基因种子以常规种子的名义申报通过，并市场化。从2000年到2008年，通过国家合法机构审定的玉米品种就达到3150个，这些作物种子中有多少是转基因?谁也不知道。

　　其次，最近几年每年进口5000多万吨转基因大豆，却不对其草甘膦农药残留进行检测，因为没有检测标准。而进口的转基因大豆草甘膦残留是国内普通作物残留标准的20倍左右。

　　再次，由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杂交后产生的新的作物品种，相关规定中，没有要求对其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试验和审批，而是把它看做常规品种来审批。此漏洞将转基因作物合法化。

　　类似的法律问题还有很多，所以迫切需要制定一份针对转基因的大法。

　　第三、发展规划和经费问题

　　彭光谦少将曾指出，国家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支持是300亿元，是同期常规育种经费的166倍。农业部林敏回应，不知道这个数据从何而来。但是林敏并未给出准确的数据，转基因育种、常规育种到底是多少钱。

　　转基因重大专项的资金是240亿元，这个数据毫无疑问是准确的。另外，光明网还披露，围绕转基因产业化，中国已投入1200亿。一位科学家估算，如果将转基因重大专项、“973计划”、“863计划”、“支撑计划”等涉及转基因的部分，再加上各部门、各省市和生物公司的投入，应该有1200亿。

　　另一位资深专家推断，虽然找不到准确数据，但是有一点可以断定，转基因育种与常规育种经费的差距极为悬殊，几十倍、上百倍都有可能。

　　这样畸形的投资比例，导致农业技术人员不得不搞转基因。若是反对转基因，很可能就没有饭吃。

　　第四、科研内容的漏洞

　　很多专家学者认为转基因育种开发并不是什么高端技术、新技术。而转基因赖以立足的基本理论基因基础科学，还有生命科学、生物防卫技术，则是我们应该大力支持的。

　　另外，近年来我国国民的身体素质呈现下降趋势。广西在校大学男生精液过半不合格;中国不孕不育患者超5000万，类似的报道很多。还有，许多养殖户的家中地面上堆满玉米，却不见老鼠。所有这些与非法、合法的转基因有什么关系?不得而知。国家应该多做这样的大型调查和研究。

　　第五、科研体制容易为跨国公司分化瓦解

　　在转基因的基础研究领域，和许多人的推测不同，美国实行的恰恰是国家集中体制，而中国则是散兵游勇，一盘散沙。中国的转基因的研发费用，分散于各高校、科研院所及种子公司。很容易就被跨国公司分化瓦解。新闻报道中关于我国种业的危机已经讲的很多，不再赘述。

　　第六、安全评估和实验问题

　　国家有规定，转基因专项经费中，20%用于安全评估试验。但是这个规定却被转基因院士的一句话否决了，“很安全，不用做”。

　　另外，已经颁布了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几个作物品种的安全实验，也存在问题。

　　张启发院士获得了两个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他说转基因水稻比喝水还安全，依据是8天抗虫BT毒蛋白灌胃实验。实验中，用外界培养的BT蛋白给小白鼠灌胃，小白鼠安全，得出结论转基因水稻安全。这个实验表明他们将外界培养的BT蛋白，等同于转基因水稻中的BT蛋白。他们认为抗虫BT蛋白植入稻米的过程是物理过程。但这个过程不是物理过程，也不是化学过程，而是更为复杂、高级的生命过程。

　　打一个简单比方。一个人，若是腿上中了一枪，子弹没有取出来。若是这个人还能活下去，并且结婚生孩子，那么孩子体内绝对不会有子弹。子弹进入身体的过程是物理过程，子弹不会遗传给下一代。但是转基因育种过程却不是这样，外源基因会遗传给下一代种子。这是根本性的差别。

　　还有，进口的转基因大豆评估实验，也存在问题。90天喂养SD鼠抗农达转基因大豆 40-3-2实验，90天喂养SD鼠抗草甘膦转基因玉米NK603实验。两个实验，疾控中心没有检测样本的转基因成份，以验证其是不是转基因品种。也没有检测样本的草甘膦农药，以验证其与进口的大豆是不是同一种类型的产品。

　　转基因科学家和一些官员总是要求对公众进行科普科普科普，可是他们自己却缺乏起码的科学态度。

　　鉴于以上情况，建议农业部公布已经颁布了“安全证书”的所有转基因作物的实验报告。同时推动由国家安全、军队、环保部等部门和机构，组织跨学科专家，对实验进行严格审查。

　　另外，还需要全面评估现有的实验和评估体系。现有的90天动物喂养实验，肯定是不够的。应该做长期、全面、客观、真实的实验和评估。

　　第七、审批过程黑箱操作

　　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是颁布转基因安全证书的机构，其中多人是搞转基因的。自己申请、自己审批，自己是运动员，自己是裁判员，黑箱操作，难以保证科学性、客观性。这种审批必须改变。

　　建议在《粮食法》、《食品安全法》中写明：转基因的育种工作交给农业部门，但是转基因的安全审批、管理工作交给专门的委员会，委员会国家安全、军方、环保部等部门的专家、公众代表组成，委员会也可以吸收农业部、卫生部的代表。

　　第八，非法种植、流通，缺乏标识

　　新闻报道中关于转基因产品的非法种植流通已经有太多，还有一些知名科学家将转基因种子以常规种子名义申报通过，并大规模种植。这些行为都没有受到有力惩处。

　　第九、转基因大豆的审批问题

　　2011年顾秀林等四人曾向农业部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农业部出具批准进口孟山都转基因大豆的审批文件和实验报告。

　　根据相关法规，进口转基因产品需要三方面的科学实验文件和审批文件，包括输出国美国的实验报告、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检测机构的实验报告，以及农业部委托的第三方实验报告。

　　但是在农业部提供的文件中，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三方”科学实验报告的内容。

　　2013年6月农业部又批准进口三种转基因大豆，公众代表要求公开实验报告，农业部说是商业机密，不予公开。

　　第十、没有科学刑事犯罪的规范

　　今天我们修建个下水道、盖个楼房，还有质量安全的终身负责制度，但是涉及13亿人民的大事却无人负责。我们需要明确科学刑事犯罪新规范和量刑的新原则。强化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的风险意识、法律意识。

　　第十一、没有生物国防体系

　　吕永岩少将曾指出，美国有两部生物国防法，中国没有生物国防法。

　　美国参与生物国防行动的机构多达15个。不仅有农业部，更有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土安全部、环境保护署、卫生部等。而中国只有农业部负责转基因育种。生物国防的机构还没有建立起来。

　　美国从2003年开始，为生物国防行动拨付600亿美元。而中国对生物国防的投入却是空白。

　　第十二、没有善后赔偿机制

　　国家要求对转基因生物及产品进行标识，但尚有许多不标识的情况，当公众购买了未经标识的产品后，却不能与生产者和销售者打官司，不能得到赔偿或补救。若是出现环境损害、健康损害，也难以诉诸法律。

　　根据以上各点，建议成立“转基因安全国家调查委员会”。以国家安全、军队、环境、医学及有关部委、各方面专家、公众代表为基础，对转基因问题进行全面国家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