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也谈如何才能有效遏制“网络谣言”
——卡普费雷的《谣言》一书给我们的启示
曾几何时，我们还在大声地抱怨“言论自由”的匮乏;转眼间，质疑一切的“网络谣言”已经成为中国舆论的“艾滋病”。一个高中生“秦火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网络公司头领“拆二立四”，再加上一小群“大V”，就能“谣翻中国”，令人实在难以想象。然而这个残酷的现实摆在所有国人面前：如果我们无法治愈这一“绝症”，中国社会就会逐渐失去思想上的免疫力，而引发种种并发症而走向社会的“脑”死亡。
我曾在《新民周刊》“观察者专栏”专门探讨过“感觉”对我们认知和评判世界的重要性。我们尽管生活在21世纪，但我们不可能去一一验证我们所获得的每一个信息。因此，我们对所获信息的“感觉”就变得非常重要，甚至是我们做出判断的依据。
我从2008年伊始，开始“感觉”到国人对自己祖国的评判日趋极端，逐渐走向负面。今年我回到国内，发现一种对中国普遍的负面印象已经席卷全国。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涉及中国大多是负面的。而出现这种局面，“网络谣言”显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我与朋友们交谈中，我经常可以感觉到，“谣言中国”往往取代了“现实中国”，成为国人思考问题的坐标系。
谣言是一个世界现象，是一个历史现象。无论何时何地何种背景何种体制，谣言都存在。包括政治谣言。即便是法国这样的所谓“民主国家”，政治谣言也从来没有间断过。
我在法国做常驻记者时就亲耳听到过诸如“密特朗总统私生女”的谣言;而有关前总统萨科齐的谣言更是频频流传(如当时萨科齐还在位时一度盛传总统又有外遇而第一夫人也同样，谣言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甚至还有细节、时间、地点，要素齐全……)。谣言并非全部都是不实信息。谣言有时是对官方信息或主流媒体的一种反抗，有时则是一种补充。我们应当以“怀疑一切”的精神来看待谣言。“谣言止于智者”，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无论中外总会有人执意要信谣、传谣，甚至要“以谣言倒逼真相”。因而谣言也就总会存在。而主导着信谣、传谣者的潜意识，则恰恰是谣言本身竭力诱导我们秉持的精神：“质疑一切”。
质疑一切与怀疑一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应该提倡的是“怀疑一切”而非“质疑一切”。怀疑一切，意味着我们对所有信息(特别是来自垄断了国际话语权的西方的信息)、包括谣言在内，都要有一个思考和过滤的过程，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不能盲目相信他人告诉我们的一切。但当思考和过滤的过程结束后，我们应该做出一个决断，即我们是相信并接受这一信息，还是反对和拒绝之。这时我们可以提出质疑，也可以接受信息。
而质疑一切则是不经过大脑的思考，为反对而反对。这是一种低智慧的表现。遗憾的是目前这种低智慧的表现却被罩上了一层“政治正确”、“道德高尚”的色彩，以至于质疑一切成为一种“表态”和“立场”，进而将真正意义上的、对社会进步有着积极作用的“怀疑一切”的精神几乎埋葬在中国舆论的废墟上。
而质疑一切的基础和武器，就是“网络谣言”。
十几年前，我曾翻译出版过一本书：法国著名谣言问题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的成名作《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卡普费雷是当时法国最早研究谣言的学者。他的书是世界上研究谣言最早的名著之一，其对谣言的剖析和解释曾盛行一时。他提出界定、定义谣言的方法，对谣言的出现、流传和最终消失的整个过程的分析等理论曾轰动一时。就是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几年前我又重新校对全书并增译了卡普费雷撰写的新版后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再版了这本书的中译本。
非常遗憾的是，卡普费雷时代还没有网络。因此，在他的书里，还没有对“网络谣言”的分析和研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其提出的谣言理论来剖析发生在中国的“网络谣言”。借他山之剑，来为我们“网络谣言”盛行这一社会“艾滋”把脉。要想有效地反对“网络谣言”，弄清其规律，滤清其发生过程，特别是找到对付“网络谣言”的武器，是至关重要的。
怀疑一切和质疑一切仅一步之遥，一不小心就会“变真理为谬误”。这是很多国人所没有注意到的。在诸如法国这样的西方国家，谣言毕竟是局部现象，永远只是在“地下”流传。卡普费雷在他的书中曾举一个涉及法国电影明星阿佳妮的例子。阿佳妮突然“失踪”数月，结果谣言蜂起，说她“身染沉疴”甚至“已撒手人寰”……阿佳妮不胜骚扰，于是出面辟谣。事后媒体调查证明，在辟谣之前，实际上只有26%的法国人听说过这则谣言。而阿佳妮辟谣一事，却使法国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其中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就是传统媒体。也就是说，法国传统媒体卷入“传谣”的较少，而介入“辟谣”的则很普遍，因此效果也就很明显。而在中国，谣言却远比传统媒体强大得多。特别是“网络谣言”。中国五亿网民使任何纸质或视听媒体都望尘莫及，因而中国“网络谣言”的冲击力之大实在出乎世人的想象。
“谣翻中国”现象显然已经引起中国高层的关注，并开始采取措施，打击“网络谣言”。然而如何才能切中“网络谣言”的“七寸”，使之一蹶不振，却并非易事。仅仅从谣言的源头去抓是否就足以遏制“网络谣言”现象，值得探究……
因为谣言正如卡普费雷所说的那样，是“人类最古老的传媒”，是一种未经证实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无法杜绝的。甚至可以说，我们有能力取缔报刊，却无法消灭谣言。因此，如何在打击“网络谣言”和言论自由之间找到平衡点，既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又防止谣言泛滥，是需要技巧和智慧的。从这一点出发，卡普费雷的《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利器。
卡普费雷将谣言分为六大类，从谣言产生的原由，即无目的自发的和有目的诱发的;以及谣言产生的原点，即由某事件引发的还是由某个细节引发的，或根本就是纯粹想象而产生的(见图)。
按卡普费雷的分类，我们倒也可以很清晰地将近年来在中国广泛流传的各种谣言归档立案，这证明谣言在世界各国都是有共通点的。
如日本海啸导致福山核电泄漏事件之后，国内忽然盛传“碘盐防辐射”的谣言，结果造成全国抢盐的闹剧。这是典型的第一类谣言，即由一个事件(日本发生核泄漏)而自发产生(碘盐可防辐射)的谣言。第二类谣言则非常常见。卡普费雷所举的例子我们真是耳熟能详：“在法国尼姆地区1988年10月3日发生的水灾悲剧后，面对官方共五名遇难者的说法，谣言迅速地将这一数字提升至100、甚至200人死亡!根据谣言的说法，‘有人在寻求掩盖水灾的严重程度’。”在中国盛传的所谓“35人红线”(即所谓国家规定任何灾难只要死亡人数不超过35名就非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于是各地上报死亡人数就停留在35人的门槛上，多出来的就列入“失踪人口”。事实上国家规定死亡30人以上就是重大事故，根本不存在35人红线之说)就是这类谣言。正如卡普费雷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类谣言中，“我们不能排除某些人有意识地、故意地将某种假设纳入其中，以利用该事件”来达到某种目的。
第三类谣言“则不是从某个事件、而是从某个细节而引发的，一个至当时为止一直被人忽略、或被认为没有什么特殊含义的迹象。当然，要使这样一个迹象被关注到，必须是在一群人都非常有选择地注意到这一迹象，同时这一迹象也会启示某种在当时来说非常强烈的同情，因而人们孜孜以待，准备将其演变成证据。”
有关“PX致癌”的谣言就属于这一类，其结果导致这个在全球蓬勃发展的新材料项目却在中国到处遭到民众抵制。而第四类则可以举出涉及“转基因食品”的谣言为例。无论是反对转基因食品还是支持转基因食品的谣言显然都是有着明确的目的。
第五类完全无目的且凭空出现的一些谣言，在中国的“网络谣言”中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如“美国宝马牌汽车Z4型仅售2万美元”。而“美中护照上面的声明不同”则可以归到第六类，因为其目的指向非常明确：美国保护其国民而中国对海外同胞不管不问……
不过，将中国式“网络谣言”与卡普费雷书中所剖析的六大类谣言再进一步进行比较的时，却可以发现，很多“世界谣言”的规律拿到中国来却并不那么合适。这真是奇哉怪也!过去不明白为何什么事都要冠上“中国特色……”的字眼，原来还真是不假，连谣言都是“中国特色的”。
至少有两个特征明显的是中国“网络谣言”所独有的：
一是中国“网络谣言”中的绝大多数、特别是经过所谓大V们传播的谣言，显然都是有目的且有意制造出来的，我们甚至可以轻易地找到始作俑者(如最近被捕的秦火火所造的各种谣言。这一特质要是让普费雷来分析，那他将无疑会喜出望外：因为他认为，分析谣言最为困难的一点，就是其来无影、去无踪，不为为何而来、亦不知为何而去;特别是无法知道谣言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谁。但中国近年来流传最广的谣言几乎都有清晰的源头、有传播过程、有最终被扑灭的原因)。
二是中国“网络谣言”的矛头所指几乎都是一致的：国家和体制。这一点不需要卡普费雷费尽心机去为谣言分档归类，中国“网络谣言”——小到对个人的诽谤(如张海迪事件)、大到对热门事件造谣(如温州动车事故)——最后攻击的对象就是异常明确：国家和体制。这与法国恰恰相反。在法国，任何谣言都各有动机，绝不会有统一的所指。在政治领域，法国谣言更是与传统媒体所遵循的隐形红线一样，不会越雷池一步。这个雷池就是“政治正确”(关于“政治正确”这个概念我已经多次介绍、阐述和分析。可参见拙文《从法国媒体的“政治正确”说开去》，刊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0期)。这是题外话。
所以，中国“网络谣言”远比卡普费雷所分析的法国式谣言要容易理解得多。因为当谣言的目标明确的时候，分析谣言就等于有了“动机”。这是中国式“网络谣言”与法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谣言的真正不同之处。
应该强调的一点是，谣言并非一定是虚假的信息。正如卡普费雷所指出的那样，谣言只是一种“反官方”、“反主流媒体”的信息而已;它往往抢在官方信息公布前出现，对官方公布信息不完整之处进行补充，有的最终被证明是确实存在的。这在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只是，在中国，谣言的猖獗实际上并不在于谣言产生的本身。中国谣言的产生与全世界各国的谣言产生大致吻合，只是“蓄意造谣”(即卡普费雷所谓的“有目的诱发”的谣言)的比例大得惊人而已。目前我们与“网络谣言”斗争的方式是双管齐下。对谣言的始作俑者如秦火火一类运用法律武器进行打击;而对于通过微博扩散谣言的所谓“大V”们则签订“君子协定”：只要你遵守我的(七条)底线，我就容忍你。从这一模式来看，我们的斗争焦点放在了从源头杜绝谣言上。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反网络谣言”的一个战略性失误。
谣言在全世界都是通过口口相传来散布的，惟有中国是通过网络。在法国，任何一位网友都知道在下笔写文并放到网上时要小心翼翼。因为稍有差池、越了“政治正确”红线就会吃官司。因此法国的谣言大多是通过口口相传的，因而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均为有限。而中国谣言的一大特色，即通过微博的所谓“大V”进行放大和传播。如果说口口相传使谣言呈几何式增长的话，那么网络就是呈爆炸性的百倍甚至千倍的增长。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现象。这一事实令我想起周星驰风靡法国的一部电影《功夫》中的一个细节：擅长“狮子吼”的“小龙女”将一座巨大的吊钟作为放大器，一声大吼，终于将“终极杀人王火云邪神”打败在地。大V们“传谣”所起的作用，就类似于这座钟。
事实上，在中国网络上出现的任何一则谣言，如果没有被名人蓄意“放大”的话，是不可能流传到整个国家层面的。因此，我们在与“网络谣言”一决雌雄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谣言源头并非“网络谣言”的七寸，正如蛇头并非为蛇的“死穴”一样。因此，打击“网络谣言”的源头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切断“谣言传播链”。因为仅仅打击“网络谣言”的源头是不够的：
首先，谣言是无法杜绝的。这并非中国特有现象，而是全世界都是无法杜绝的。我们可以打击蓄意造谣者，但难以杜绝自发性谣言。事实上，卡普费雷认为，只要事件重要、引发关注并存在疑点，就很有可以诱发谣言。其次，事实已经证明，有相当一部分谣言很有可能是来自海外。在网络时代，国界已经被虚拟世界所突破。“阿拉伯之春”爆发时在国内引起“茉莉花革命”的谣言，就是直接来自美国。第三，并非所有“网络谣言”都是有针对性的，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的。相反绝大多数未经大V们传播的“网络谣言”都是自生自灭的，大多数国人甚至都不知道其存在。第四，并非所有“网络谣言”都是虚假的。新华社在一篇“对官谣也应亮剑”的文章就证明，一部分“民谣”流传到最后便成为真相，而官方的“辟谣”倒成了“官谣”。这说明，打击谣言的源头是有可能导致“误伤”的。
在这种情况下，对蓄意造谣者进行必要的打击的同时，我们同样甚至应该用更大的力度来应对使谣言成倍放大的传谣者。因为导致谣言得以从一个小圈子向全国大规模流传的，得益于拥有千百万粉丝的“大V们”的传谣;这一将谣言成倍扩张的“放大器”才是“网络谣言”的真正的七寸所在：
首先，如果说每天自发或蓄意捏造的谣言多不胜数的话，其中却只有一小分部能够传递到全国;而其中得到传递的谣言几乎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只传矛头指向国家、体制本身的谣言。这证明传谣者的选择性都非常明确，而且这也恰恰证明传谣者才是“网络谣言”的真正操盘手。
其次，大V们对谣言的转发才是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很多没有被大V们转发的谣言都如卡普费雷所预言的那样自生自灭、波澜不惊地到尘世走了一遭。但凡被转发的则都引起了严重后果。
第三，大V有限，而造谣者和潜在造谣者无限。如一定要杜绝谣言的源头，必然会打击面过大。事实上这一现象已经出现。据报载，一名网友在报道砀山重大交通事故时将10死5伤误为16死，结果被行政拘留，这显然就是一种“误伤”(事实上砀山公安局亦知错即改，不仅撤消了行政处罚决定，并向其正式道歉)。因为任何报道者都有可能出错。如果出错就罚，言论自由就必然形同虚设。但如果有某位“大V”在明知16亡已经是错误信息，仍然转发谣言，甚至添油加醋地暗示当局“隐瞒死亡人数”、并因此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话，那才是应该全力打击的。
第四，大V们传谣实质上使谣言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用卡普费雷的话来说，有信誉的人或媒体如果介入传播谣言的话，就会使谣言的“身份”发生质的变化，谣言上升为“信息”，“纯谣言”被“戴上了信息的贵族桂冠”，变成了“准新闻”。这就使潜在的信谣者大幅增加。由此可见，在制造谣言—传播谣言—听信谣言这一谣言传递链上，最有效的应该是斩断“大V传谣”这一环节。
确定了目标之后，就是一个如何斩断谣言链的问题。当一则谣言引起严重的后果，包括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个人名誉等后果时，我们当然应该对始作俑者依法惩处。显然，打击谣言的制造者是有法可依的。但传谣者应该承担何等样的责任，则还真是一个法律难题。作为一个法治社会，一切都应以法律为准绳。传播某不实谣言并引发严重社会后果应该承担何种责任，目前中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当然，如果传谣者自愿地去触犯别的刑律如嫖娼之类的，无疑正中当局之下怀!但并非所有大V们都有此嗜好，因此如何斩断“传谣链”，须另辟蹊径。此外，投鼠忌器，如果因为打击网络谣言而导致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势头受挫，则更是得不偿失……
在法国，国家对付谣言基本上采用法律手段。法国总统萨科齐曾多次起诉记者，因为在他看来，某些记者所写的某些内容就属于“谣言”。但这类官司很少有人关注，即便打赢了对谣言本身也起不了多大的辟谣作用。更何况法国很多谣言都查无来源，不知道谁是始作俑者，因而最终往往不了了之。我常驻巴黎二十年，有一则针对华人的谣言一直在流传：据说十三区的“中国城”每年的宣布死亡的“讣告”只有两、三则，而正常情况下对于一个居住了二十万居民的区域，每年至少应该有一百名左右的人去世才是正常的比率。因而一直有这么一则谣言，称华裔将尸体运往比利时安葬，而逝者的身份证则被交给了新来的中国移民……于是，“中国城”便“不死人”。这则谣言早就被披露是不实的。但多少年来始终在流传。华人社会也只能听之任之 。只有那种针对个人的谣言，因为涉及个人名誉，因而最终很有可能对簿公堂，争个水落石出。或有足够的知名度，可以动员传统媒体来为自己辟谣。如上述阿佳妮的成功辟谣就是一个范例。
要打击中国“网络谣言”，关键在传谣的“大V们”;那么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大V们要故意传播谣言?所谓“谣言倒逼真相”、“围观就是力量”的说法，其潜台词是“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所以才要以谣言的方式来“倒逼真相”。那么我们如何来解释在新闻“自由”的法国也同样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呢?事实上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传谣的籍口而已，其政治目的是很明确的。因此，如果说卡普费雷分析的法国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话，中国“网络谣言”却绝对属于政治的范畴，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正是因为这个政治属性，国际上反华势力往往支持中国的“网络谣言”的存在和传播。如法国“记者无疆界组织”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面为因造谣、传谣而在中国遭到法律惩处的“记者”撑腰。
据说在秦火火之流被拘留后，很多曾经传播、转发过秦火火谣言的“大V们”纷纷删除其传谣微博。这很遗憾。如果“大V们”有勇气将其转发的谣言和辟谣声明同时发表在自己的微博上，至少可以证明他们并非“有目的地”传播谣言，至少可以赢得人们对他们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的喝彩。在法国，一个知识分子的诚信比其才华还要重要。
我经常参加法国电视节目辩论。在辩论中，攻击对方最为严重的一句话，就是“你撒谎”。因为在基督教文明国家，社会对诚信的要求异乎寻常的高。一个人一旦诚信遭到质疑的话，他的职业生涯就将很有可能面临终结。法国前政府部长卡于扎克被媒体揭露在瑞士有一个银行帐户，他矢口否认;这就是撒谎。结果谎言被揭穿，他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辞职;本来辞职部长如果是在进入政府前就是国会议员的话，是可以重新参选恢复议席的，但正因为他辞职的原因是撒了谎，结果他连议员的席位也丢掉了。可以说，他的政治生涯已岌岌可危。这一点，无论是对政治家、知识分子或是企业家都是一样的。我曾将中国“大V们”传谣的现象与法国社会学专家们一起探讨过。这种现象在法国是无法想象的。任何一个稍有地位和名声的法国名流，如果他传过一次谣，这一谣言就将成为绑在他脚上的锁链而永远跟随着他。
我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法国电视五台一名著名的晚间新闻节目明星主持人吉约姆•杜朗在一次新闻节目轻率地传播了一则谣言：失踪数日的电影演员宝丽娜•拉芳(曾应邀在中国影片《京都球侠》中扮演女主角)活着，她实际上是自愿出走，目前正在隐居处静思。然而事实上拉芳是在森林中远足时失足摔下悬崖身亡。杜朗正是因为传播了这则谣言而引起轩然大波，倍受舆论和媒体同行的指责。最终他离开了晚间新闻主播的宝座，从此一蹶不振……
鉴于此，我以为要想遏止大V们传谣，也许要求传谣者永远保持所有原帖比司法惩处更有效。当然，前提是这位大V有一定的自尊，并勇于承担责任。因为一个传播了谣言的大V，如果不让其简单地删除传谣的微博，而将辟谣声明与其传播的谣言共存，这样，读到谣言的读者能够同时读到辟谣，这样就能起到遏制谣言传播的作用。因为一方面读者将明白他所读的作者曾是一个虚假消息的转发者，因而在读其微博时将会倍加警惕;同时另一方面这样做也必将会对传谣者产生威慑作用：一旦在其微博上这样共存的谣言和辟谣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传谣的可信度必然下降，最终将会影响到其诚信度。而如果简单地将谣言一删了之，所起的作用往往是相反的。因为人们既不知道被删信息究竟是因为失实被删，还是政治性被删;而且简单删除的做法更容易给传谣者戴上“反抗者”的桂冠……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在言论自由和传播谣言之间划出一道鸿沟，使任何人无法再以言论自由的名义传播谣言，在遏制谣言的同时也保障网络言论的自由流通。
卡普费雷还告诉我们，谣言也不尽产生绝对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能够深入研究和分析谣言，我们就可以通过谣言来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社会。因为谣言往往反映了某种社会需求，是对我们的一种预先警告，反映了某种社会集体焦虑，并对我们提出了某种潜在的诉求……如果说，大V们有选择的转发某些谣言是反映了一种政治诸求的话，其他谣言，特别是自发产生的谣言，则更多的反映了某种社会心理需求。对此，我们应该重视并及时做出反应。